发展科学的第一次复兴

苏格拉底式的方法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复兴。这一复兴发生在世界两处偏僻的角落，一处是安静、沉闷、繁荣且和平的日内瓦，另一处则是充斥着战火和饥荒的莫斯科。让·皮亚杰（Jean Piaget）是一位早慧的杰出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他年仅10岁就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一只白化病麻雀》（On an albino sparrow）。20岁时，他已经发表了几十篇生物学论文，主要是关于软体动物的。而那时他已经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了。皮亚杰未满30岁便被任命为日内瓦大学卢梭学院院长，之后在那里度过了长寿的一生。

皮亚杰想要解释知识之问这一经典的哲学问题，但是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他寻求的是一个与生物学相关联的解释。在世纪之交，随着生物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的心智一定是以某种方式具象地体现在大脑之中的，人类知识本身必定是一个自然的生物现象。皮亚杰想要在康德和软体动物之间、在认识论和生物学之间找到联系。他有一个了不起的见解，认为研究人类儿童的发展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方法。

同苏格拉底一样，皮亚杰夫妇观察到，很小的孩子便已经对这个世界有了很多认知，远超所有人的想象。然而两者的工作对当代儿童观的伟大、独特贡献却十分不同。在《美诺篇》里，苏格拉底在不断评估孩子是否可以用与成人相同的方式理解几何学。苏格拉底对面的孩子一直在说：“是的，苏格拉底先生。”皮亚杰也在询问孩子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否与成人相同，但是他的孩子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不，皮亚杰先生。”

皮亚杰表明，婴儿的世界观与成人同等复杂、同样高度结构化，孩子也在不停地探索周遭世界的真实面目。但是他也主张，婴儿对世界的认识与成人的世界观有着深刻的质的区别。与成人一样，婴儿对于他人、世界和语言也有一套系统的认识，但是他们的观点与我们的大不相同，而且通常十分古怪。举个例子，婴儿似乎认为，当一个物体被藏起来的时候，这个物体便消失了；婴儿还认为，他们自己和别人之间是没有边界的。

皮亚杰得出的结论是，孩子并非一出生便具备成年人的知识，无论这种知识是来自前世记忆还是来自DNA。与此相反，皮亚杰认为孩子拥有十分强大的学习机制，让他们得以建构起关于这个世界的新图景，这些图景或许与成人的差别很大。我们在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比如做科学研究时，不会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找到正确答案，而是需要不断地纠正错误、拓展理论、修正错误概念，经过一个漫长而循序渐进的过程才慢慢接近真理。这就是皮亚杰观察自己孩子走过婴儿期时得到的结论。

然而皮亚杰也认为，学习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生物本能之中，就像天赋观念被编写进遗传密码一样。

皮亚杰通常会用消化来打比方：婴儿的心智吸收信息的方式与他们的身体吸收母乳的方式是一样的，对他们来说，学习就像吃饭一样自然。这一观点是新兴发展科学的第二个要素。

当代观点第三个要素的贡献者同这位瑞士的甲壳动物专家和他的妻子一样，让人始料未及。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医生兼肺痨患者。与皮亚杰一样，他想要在心理学和生物学之间建立联系，但是他对语言和思维的兴趣也与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有很大关联。作为一个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想知道社会如何塑造社会中人的心智。

伟大的苏联神经学家亚历山大·卢里亚（Alexander Luria）是维果茨基的学生。维果茨基认为文学素养也许对认知和知觉有深远的影响，于是派卢里亚前往苏联的远东地区去检验不识字的塔塔尔人是否拥有某种知觉错觉（perceptual illusion）。调查的结果让卢里亚狂喜不已，他等不及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列车赶回去就迫不及待地给维果茨基发电报说：“塔塔尔人没有错觉。”

维果茨基38岁时便英年早逝了。和皮亚杰一样，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实验室研究，但那时他自己和他的学生都知道，他已经时日无多了。在近10年的时间里，维果茨基异常高产，留下了大量完成一半的实验和未能出版的手稿，后期的手稿因为他已经太过虚弱无法握笔，是通过口述完成的。

维果茨基看到，成年人在孩子的认知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对于大多数全情投入到具体养育工作中的人来讲，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决定孩子生活的最主要因素似乎不言自明，就是我们所施加的或好或坏的影响。我们全神贯注于自己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关心这些取舍会如何影响孩子，这一点无可厚非。

但是，亲子关系会让我们看待孩子的观念变得局限和不准确，这就好比过于强烈的爱情会让人盲目，从而无法看清爱人的真实品格和爱情的本来面目。爱情是为人父母最好的类比。在阅读皮亚杰的日记时，竟然看不到充满慈爱的父母的强大自我，这足以让人惊奇，甚至感觉有些诡异。事实上，恰恰由于这一点，才使得皮亚杰的工作如此出众。他将自己置身于整个画面之外，于是比前人更清晰地看到了儿童的心智。但是成人，尤其是父母，是孩子生活中不可否认的一部分，因为对这一点的淡化，皮亚杰也忽视了一些重要的事实。

维果茨基认为，成人，尤其是父母，其实是孩子用来解决知识之问的一个工具，完全与我们作为父母的狂妄自大相反。当然，这种自大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必要的。比如维果茨基注意到，大人会有意无意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把孩子解决问题所需的最重要的信息提供给他们。孩子会利用大人发现文化和社会的各种细节。

维果茨基也认为，成人对儿童心智的影响本质上具有生物性，属于基本的人类天性。他还强调了语言的作用。语言是人类天然、独特的生物特性，也是传播文化产物的媒介。如同皮亚杰认为学习是天性一样，维果茨基认为，文化也是天性。

尽管维果茨基与皮亚杰在理论方法和性格上有着天壤之别，但这位饱受折磨、气息奄奄、研究文学出身的苏联人，与那位安详、身为一家之长、从事博物学研究的瑞士人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两人都设计了在自然环境下对婴幼儿进行长期近距离细致观察的方法。他们的研究结论与这些观察结果紧密相连。其实他们的理论最终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理论是建立在扎实的经验性研究之上的。第二，他们的成果在接下来的30年间几乎完全被人们忽视了。

真正主导心理学界的理论是弗洛伊德主义和斯金纳（B. F. Skinner）等心理学家倡导的行为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都对婴幼儿有很多探讨，但是和亚里士多德解决牙齿数量问题时一样，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斯金纳，都没有通过系统性的实验去研究孩子。弗洛伊德主要依靠对神经质成年人的行为进行推断，而斯金纳依赖于对神经质程度稍逊一些的老鼠的行为进行推断。与哲学家们一样，弗洛伊德和斯金纳关于发展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弗洛伊德将孩子看作激情的典范，由于受到欲望和饥饿的强烈驱使，他们对世界最基本的看法不过是极度扭曲的幻想。斯金纳则认为孩子是终极的白板，被动地等待着强化程序的雕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