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你把股票经纪人的一辆马车当作幸福，”爱弥尔听他说完后对他说道，“算了吧，你不久就会讨厌财富的，当你发现它夺去使你成为高尚人物的机会的时候。艺术家难道在富裕的贫困和贫困的富裕之间曾经动摇过吗？对我们来说，难道我们不是经常需要有斗争吗？因此，准备好你的胃口吧，你看！”他边说边做了个豪迈的手势，指给他看一看享福的资本家的餐厅中所呈现的那派威严、神圣和安详的景象。“这个人，”他接着说，“他拼命赚钱难道不就是为了我们吗？他难道不是被自然科学家忘记列进珊瑚虫类里的一种海绵吗？要紧的是，把他交给他的继承人之前，先巧妙地榨出他的油水。难道你没注意到装饰墙壁的浮雕那种气派吗？还有许多大吊式烛台和油画，不用说，这是多么豪华啊！如果听信那些妒忌的人和自认为知道生活奥秘的人的话，这个人[82]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杀过一个德国人和别的几个人，有人说其中一个是他最好的朋友和这个朋友的母亲。你能给这位头发斑白，令人肃然起敬的泰伊番加以杀人犯的罪名吗？他外貌多么像一个老好人啊。你看他的银器多么光彩夺目，你会相信银器闪耀的每一道光芒都是他挥动匕首的一次闪光吗？……算了吧，与其相信这些，倒不如去相信穆罕默德[83]。如果公众意见是对的话，请看，这儿有三十来位有良心有才能的人，正在准备饱餐和痛饮一个家庭的脏腑和鲜血；而我们两人都是满脑子天真和狂热的青年人，我们将要成为罪大恶极的同谋者。我真想问问我们的资本家，看他是不是一位清白的人……”
“不，现在不要去问！”拉法埃尔嚷着说，“等他醉得不省人事时再问。那时候，我们早吃过酒席了。”
两位朋友笑嘻嘻地坐下来了。每个客人首先用比说话还迅速的眼光向长方形的餐桌瞟了一眼，对着豪华的筵席不禁表示惊叹，桌布像新降的白雪那么洁白，桌上整齐对称地排列着餐具，每份餐具旁边堆着金黄色的小面包。水晶杯不断反射出彩虹般的星光，银烛高烧，烛光交相辉映。盛在银盘里，用圆盖罩住的各色佳肴，既刺激食欲，又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座上宾客很少交谈。邻座食客彼此凝视。侍者按顺序给客人斟上马达尔[84]的名酒。接着第一道菜在它应得的一切荣耀中出现了。它准会给已故的甘巴色列斯[85]增光，而布里雅·萨瓦兰[86]也会予以赞赏。波尔多的白葡萄酒、蒲高涅[87]的红葡萄酒，大量倾注，完全是王宫里的气派。这宴会的第一部分，就任何方面说，都可以和舞台上演出的一出古典悲剧的场面相媲美。第二幕戏就变得有点谈笑风生了。
参加宴会的每个宾客都随着自己的兴趣有分寸地轮流饮用各著名产地的葡萄美酒，等到人们把这第一道豪华佳肴的残余撤走的时候，暴风雨般的争论就开始了；有些人苍白的前额变红了，某些人的鼻子尖也开始发赤，人人容光焕发，眼睛闪亮，在这个微醺的阶段，大家的谈论还没有越出礼仪的界限；但是，谐谑和警句逐渐从各人的嘴里脱口而出；随后诽谤就轻轻地抬起了它那毒蛇的小脑袋，用笛子般委婉的声音开始说话了。这里，那里，几个阴险的人在留神倾听，希望能够保持他们的理性。第二道菜端上来的时候，宾客们的精神都是十分兴奋，大家都边吃边谈话，边谈话边吃，每人都满杯的大饮大喝，毫不在意酒浆的流溢，尤其是酒那么清洌，那么香醇，一个人带头喝，别人就更受传染。泰伊番自夸能使他的宾客们活跃起来，于是叫人拿来罗纳省的烈酒、匈牙利的黄酒和醉人的鲁西雍省陈酿。喝过这些酒之后，大家又不耐烦地等待香槟上席，酒到之后，就喝得更多了。受到香槟酒劲的鞭策，他们的思想就像驾驿车的驿马断了辔头似的奔向漫无边际的空谈里，但谁也不爱听，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没有听众，重复无数遍的询问更无人回答，各人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唯有纵酒狂饮在发出巨大的吼声，这声音由无数混乱的叫嚣构成，就像罗西尼[88]的渐强乐曲，越奏越响。随后便是用诡计诱骗别人干杯，大吹牛皮，向别人挑战。大家都放弃用智慧彼此炫耀，而争着以酒量来称雄。每人似乎都有两种声音。有时候，宾客们抢着同时说话，侍者们便都在会心地微笑。但是，这场舌战是由各种光怪陆离的谬论、貌似滑稽的真理，在大叫大嚷中交锋的，至于各种中间判决，权威的判断和愚蠢的言谈，就像一场战斗里，炮弹、枪弹和榴霰弹在呼啸声中横飞，这场热闹，无疑会使某些哲学家因为发现其中有些思想奇特而感到有趣，或者使得某个政治家觉得有些主张古怪而大为吃惊。这一切既是一本书，也是一幅画。各派哲学、各种宗教、各种道德，从这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千差万别，还有各种政体，总之，人类智慧的一切伟大行为，终将倒在像时间老人手中那把大镰刀那么长的镰刀之下，你也许会觉得难于判断挥舞这把镰刀的，到底是醺醉的智慧，还是变得明智了的醺醉。
这些才子像被某种风暴吹卷起来的波涛，愤怒地冲击着海里的岩石，他们想要动摇作为各种文明的基础的一切法则，这样就无意中满足了上帝的愿望，原来上帝给大自然布置了善和恶，而给自己保留使善恶之间永远斗争的秘密。这场辩论既狂热又滑稽，在某种意义上像是一次才子们的安息日会[89]。这些革命的儿子们，在一家报馆创立之初所说的一些悲伤的笑话和快活的酒徒们在卡冈都亚[90]诞生的时刻所发表的议论之间，隔着整整一条把十九世纪和十六世纪分隔开来的鸿沟。十六世纪在嬉笑中搞了一场大破坏，我们的十九世纪却站在废墟上面开玩笑。
“那边的那位青年人，你管他叫什么名字？”公证人指着拉法埃尔说，“我似乎听见人家叫他瓦仑丹。”
“你乱嚷些什么，只说个没头没尾的瓦仑丹？”爱弥尔笑着说，“拉法埃尔·德·瓦仑丹[91]，请你这样称呼他！我们的家徽是黑色底子，上面一只金鹰，顶戴银冠，鹰嘴和鹰爪深红色，配上一句拉丁文的好格言：‘精神不死’！我们不是路上捡到的弃儿，我们是瓦仑斯族人的始祖，西班牙和法兰西的瓦仑斯城的创建人——瓦仑斯皇帝，东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的后裔。如果我们让穆罕默德[92]在君士坦丁堡登上宝座，那纯粹是出自我们的好意和因为我们无钱或者没有士兵。”
爱弥尔用他的叉子在拉法埃尔的头顶上描绘了一个皇冠。公证人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立即又喝起酒来，无意中做了个表示真诚的姿势，按这个姿势，他似乎承认自己要把瓦仑斯、君士坦丁堡等城市，穆罕慕德、瓦仑斯皇帝和瓦仑斯家族同他的主顾联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像巴比伦、提尔、迦太基或威尼斯这样的蚂蚁窠，常给过路的巨人一脚踩坏，这难道不是爱嘲弄人的造化给人类的警告吗？”格劳特·维浓说道。维浓这家伙是被收买来写只值十个铜子一行的博须埃[93]式文章的奴隶。
“摩西、西拿、路易十一、黎塞留、罗伯斯庇尔[94]和拿破仑，也许是在各个不同文化期；重新出现的同一人物，就像彗星出现在天上一样。”一个巴朗什[95]分子回答说。
“为什么要去推测上帝的意旨呢？”歌谣体诗歌作者卡那利斯说。
“算了吧，看你竟扯到上帝去了！”批评家嚷着说，打断了他的话头，“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富灵活性。”
“可是，先生，路易十四为了开凿曼特农水渠所牺牲的人命比国民公会为了公平征税，统一法令，使法国国家化，以及平均分配遗产所牺牲的人命还要多。”一个因为没有贵族头衔而成为共和党人的青年马索尔说。
“先生，你这把人血当酒喝的人，这回你可愿意刀下留人吗？”奥阿斯省的殷实地主莫罗回答他说。
“那又何必呢，先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难道不值得来点牺牲吗？”
“见鬼！吓！那共和党什么的，他主张把这个地主的脑袋拿来当牺牲！”一个青年人对他的邻座说。
“人物和事件都算不了什么，”共和党人一面打嗝，一面继续发表他的理论，“在政治和哲学上，原则和概念高于一切。”
“这理论多么可怕呵！你只因为朋友们说了一声假如就毫不悲伤地杀掉他们吗？……”
“嘿！先生，一个人有内疚，才真正是个坏蛋，因为他心里还有道德观念；而彼得大帝[96]、阿尔培公爵[97]，只知有制度，海盗蒙巴[98]心中只有一个组织。”
“可是，社会就不能摈弃你们的制度和你们的组织吗？”卡那利斯说。
“噢！这我同意。”共和党人嚷道。
“嘿！你们的愚蠢的共和国可真使我恶心！我们竟不能够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切一只阉鸡而不致触到它的土地法。”
“你的原则都很杰出，我的小布鲁图斯[99]，你满肚珍馐，你可真像我的听差；那可笑的家伙，真是爱洁成癖，要是我让他顺着他的癖好来刷我的衣服，我可真要光着身子走路了。”
“你们真是一帮粗野的家伙！你们想要用牙签来清洗一个国家，照你们的说法，司法倒比强盗更危险了。”共和政体的拥护者答辩说。
“哎！哎！”诉讼代理人特洛希嚷道。
“他们也和他们的政治一样讨厌！”公证人加陶说，“快别再谈啦。没有什么学问或品德抵得上一滴血。如果我们要清算真理，也许我们会发现它业已破产。”
“啊！让我们在罪恶中逗乐，一定要比在善良里争吵来得省心。因此，我愿意把我四十年来在讲坛上的讲话换取一条白鲈鱼，一篇贝洛[100]的童话，一幅查勒[101]的素描。”
“你说得很对！……请把芦笋递给我……因为，说到底还是自由产生混乱，混乱引来了专制，然后从专制再带回自由。牺牲千百万人的性命都没能让这些制度中的任何一种取得胜利。人类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永远在循环法里打转吗？当人类自以为已经改善了什么，其实只不过是把事物掉了一个位置而已。”
“噢！噢！”杂剧作家居斯嚷道，“先生们，这么说来，我愿为自由之父查理十世[102]干杯！”
“为什么不可以？”爱弥尔说，“当专制合法的时候，自由就躲在习俗里；反转来，当自由合法的时候，专制也是如此。”
“那么，让我们来为授予我们大权去统治愚人的那种权力的愚蠢性而干杯吧。”一位银行家说。
“嘿！我亲爱的朋友，拿破仑至少给我们留下了光荣！”一位从未离开过布勒斯特军港的海军军官嚷道。
“啊！光荣，这是种可悲的商品，代价高，又保不住。难道能说它不是大人物的利己主义，就像幸福是傻瓜的利己主义那样吗？”
“先生，你真是幸运……”
“第一个发明堑壕的人，一定是个弱者，因为社会只对孱弱的人有好处。处在精神世界的两个极端的野蛮人和思想家，对于私有权同样感到厌恶。”
“说得漂亮！”加陶嚷道，“要是没有私有权，我们怎样来签订契约？”
“这些豌豆的味道真是妙不可言！”
“于是，第二天早上，神父被发现死在床上……”
“谁在谈论死？……别开玩笑！我有一位叔叔哩。”
“你无疑会听任他死掉。”
“这不成问题。”
“诸位先生，请听我说！……搞死他叔叔的方法。嘘！别作声，（听着！听着！）首先要有一位又胖又肥的叔叔，至少要有七十来岁，这种叔叔最好。（大家都兴奋起来。）无论用什么借口，务必设法让他饱餐一顿鹅肝酱。”
“哎！我的叔叔却是又高又瘦，既吝啬又能节制。”
“啊！这类叔叔都是些老而不死的怪物。”
“那么，当他正在消化食物的时候，”那位谈论叔叔的人继续说，“告诉他，他存款的银行已经倒闭。”
“要是他经受得住呢？”
“给他一位漂亮姑娘！”
“如果他是……？”另外一个人说，同时做出一个表示无能为力的手势。
“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叔叔……叔叔总是风流的。”
“玛利布兰[103]的歌声中唱漏了两个音符。”
“不，先生。”
“是的，先生。”
“噢！噢！是和不是，这难道不就是所有宗教、政治和文学论著的历史吗？人类是一个在悬崖上跳舞的丑角。”
“照你的意思，我倒是个傻瓜了？”
“恰恰相反，这是因为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教育，简直是可笑的儿戏！海因费特马哈先生曾经估计我们出版的书超过十亿册，可是，一个人一生中只能看十五万册。那么，请你解释解释教育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有些人来说，教育意味着认识亚历山大大帝的马的名字、贝列西罗[104]的狗的名字和‘阿戈特的贵人’[105]是谁的笔名，而不必懂得替我们发明木筏或瓷器的人的名字。对另一些人来说，受教育就是懂得焚毁遗嘱，做一个体面的人，为人所爱，受人敬重，而不是去做一个屡犯的偷表贼，受到法律对五种情状的加重处罚，解赴格雷伏刑场处死，受人憎恨和名誉扫地。”
“拿当将会留名后世吗？”
“啊！先生，他的同事都是些非常聪明的人物！”
“那么，卡那利斯[106]呢？”
“他是一位大人物，我们别再谈这些啦。”
“你们都喝醉了！”
“宪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智慧的糟蹋。艺术、科学和古代遗迹，这一切都被可怕的自私心吞噬了，自私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弊病。你们的三百名坐在议会席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一心只想种植白杨树。
专制违法地做了许多大事，自由却连合法的小事也懒得去做。”
“你们的互助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些满身铜臭的人，”一个专制政体的拥护者打断他的话说，“在用普及教育使得人人平等的民族里，将会丧失个性。”
“可是，社会的目标难道不是为每个人造福吗？”一个圣西门派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