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二周，我与纽约那双重的年龄关系就飞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我第一次逛街时的英语知识仅相当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那么一周后已经上升到八岁小孩的水平了。每天早晨，我都捧着英语语法书坐在旅馆红丝绒沙发上研读几个小时，下午则利用一切机会结结巴巴地与别人交谈。我知道，在钱花完之前必须学会与他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这样才能赚点儿钱用。这是在与有限的时间进行赛跑。我的英语曾先后带有法国、德国、波兰和犹太人的口音，现在，如果我能肯定遇到的女佣或收拾房间的女仆是真正的美国女人时，就会用带布鲁克林口音的英语与她们交谈。

“你应该找个女老师当女朋友。”莫伊科夫说，如今我们已经熟得不以敬称相称了。

“找个布鲁克林的？”

“找个波士顿的。据说那儿的人说的英语最标准。这个旅馆里方言满天飞，就像伤寒杆菌。可惜你的耳朵好像只对异乎寻常的东西很敏感，对正常的东西却缺乏感受力。或许感情因素在这方面能帮上点儿忙。”

“弗拉基米尔，”我说，“没有这些我也已经在飞速变化了。每过几天，那个讲英语的我就长大一岁。遗憾的是，我渐渐地也不再对那个自我所处的世界感到着迷。我懂得越多，秘密消失得也越多。杂货店中那些令人捉摸不透的外国人渐渐变成了平庸的卖香肠的。再过几个星期，我那两个自我就势均力敌了。那时候大概幻想就会破灭。纽约将不再是北京、巴格达、亚特兰蒂斯[31]和雅典，而就是纽约。要想领略南太平洋的风光，我得去哈莱姆区[32]或唐人街。因此请给我留出充足的时间！也别过早纠正我的口音。我不想过快失去自己的第二次童年！”

我很快便熟悉了第二和第三大道上的那些古玩店。我现在护照曾经的主人路德维希·佐默曾是古董商。我在他那里学过徒，他是个行家里手。

纽约的这个区有上百家古玩店。我最喜欢傍晚时分的古玩店，此时的夕阳从街的另一侧斜照过来，像棱镜一样透过玻璃窗把店内的尘埃照得色彩缤纷，好似一位能穿越玻璃如静水的魔术师。挂在墙上的古老镜子也像是接受了秘密指令般突然苏醒过来，转眼间开始用银色和空间来充实自己。刚才还污迹斑斑的镜面，现在就变成了进入无限的窗户，映照出对面绘画作品的彩色阴影。像变魔术一样，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那些布满尘埃的收藏品——一堆破烂和不值钱的玩意儿——获得了活力。时光在它们身上通常以一种辛酸的方式停滞了，在喧闹的大道上它们作为静物被剔除出去，从它们身旁呼啸而过的车水马龙与它们毫不相干。它们像已经熄灭的古老小火炉，不再发热，却令人产生一种对其以前热量的幻觉。它们以一种既不痛苦也不悲哀的方式死去，就像不再悲惨的残余物一样，剩下的仅仅是回忆，不再痛苦的回忆，也许从来就没痛苦过。在古玩店玻璃窗后，店主像奇特的望远镜鱼一般懒散地移动着，他们常常从中国官服和哥白林[33]挂毯中鲤鱼般探出戴着厚镜片的脑袋，或是蹲在上漆的西藏魔怪中间读侦探小说或报纸。

当傍晚夕阳的斜照魔幻般地将大道右侧浸染成蜂蜜色时，位于另一侧阴影中的橱窗则已经被夜晚的蛛网笼罩，这一切就要发生变化。在这一瞬间中，是柔和的光线赋予了各店虚假的表面活力，凭借这种借来的光线，苏醒的各店获得了一种镜像存在。就像某家光学仪器店上方画出的钟表一样，当画出的时间与现实中的时间一致时，每天的那一时刻，钟表才获得瞬间的生命。

我面前那家古玩店的门突然打开，一位瘦小的男子悄无声息走了出来，他长着鹰钩鼻子，穿一条细方格裤子。他肯定已经观察我一阵子了。“美好的傍晚，是吧？”他说。

我点了点头。他从旁打量着我问：“橱窗里有什么让您喜欢的东西吗？”我指了指一个中国青铜器瓶，它被置于一个假威尼斯风格的支架上。

“这是什么？”

“一个中国青铜器瓶，很便宜。您进来瞧瞧嘛。”

我跟着他走进店内。他把青铜器瓶从橱窗中取了出来。“什么年代的？”

“不是很古老，”他瞅了我一眼说，“这是根据古物仿制的。我估计是明朝的。”

“什么价？”我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的大街。我反方向从店内辨认着玻璃上的店名：亚历山大·西尔弗公司。

“花五十美元就可以得到它，”亚历山大·西尔弗说，“还送您一个柚木的底座，手工雕刻的。”

我举起这件青铜器，手感很好。尽管轮廓清晰，看上去却不显得新，绿锈没有被抛光掉，所以不像大博物馆中的同类展品那么亮丽。我闭着眼，长久而缓慢地抚摸着这个青铜器瓶，它也没有孔雀石那层翠绿的壳。在布鲁塞尔，我常常在夜间抚摸青铜器，那家博物馆收藏着丰富的周代青铜器，其中也有一件和这件类似，起初人们也以为是唐代或是明代的仿制品。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人从汉代起——基督诞生前后——就开始伪造商周青铜器了，他们把赝品埋入地下，以便它们能快速长出真的老铜锈。这些知识是佐默传授给我的，剩下的是我在布鲁塞尔学到的。

西尔弗在观察我。“您完全肯定这是明代的仿制品吗？”我问。

“我不能肯定，”他回复道，“但这是桩诚实的买卖。我看得出您懂行。”他把一只脚放到一张荷兰矮凳上，我看到他配细方格裤子穿着漆皮鞋和淡紫色长袜。他的脚很小。“这玩意儿我是当作十八世纪的仿制品买下来的，”他说，“其实我想它可能不是那时候的产品，但也不会早于十六世纪。当然是纪元后了。”

我把这件青铜器放回那个假威尼斯风格的支架。这东西很便宜，我很想把它买下来，可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找到下家。我那少得可怜的钱只能进行短线投资，而且在买之前必须还要有十足的把握。

“我可以把这玩意儿带走一天吗？”我问。

“花五十美元，您可以一辈子带着它。”

“试买，就一天！”

“好先生，”亚历山大·西尔弗说，“我根本不认识您。上回我把两个非常漂亮的迈森[34]瓷人——十八世纪的——给了一位看上去特别值得信任的女士，也是试买。”

“结果呢？她再不露面了？”

“她又露面了，手捧着碎瓷来的。在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上，一位背着工具箱的男人把她手中的瓷人碰掉了。她哭得就跟自己的孩子死了似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她没钱，想去桥牌俱乐部麻烦女友们，向她们举债。我们只好权当损坏的瓷人给丢了。”

“青铜器不这么易碎，尤其是仿制品。”

西尔弗目光犀利地盯着我。“我甚至愿意告诉您我在哪儿买的这件青铜器，那是一家州立博物馆淘汰掉的赝品。没有比我更诚实的人了吧？”

我不置可否。西尔弗摇了摇头。“好吧，”他说，“您很有韧劲儿，我喜欢。我再给您提个建议：您付五十美元，可以拿走这件青铜器。一周后您可以把它还给我，我把您的钱退给您，或是您留下它。这办法如何？”

我迅速盘算。我不知道能否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中国青铜器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也不知道西尔弗的诺言是真是假。但我必须冒些风险，而这笔买卖是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我在美国不能试着从洗盘子干起，那需要劳动许可，而我没有。即便警察没有逮住我，工会的人也会告发我。

“可以。”我边说边掏出自己那瘪瘪的钱包。

我曾藏身的那家布鲁塞尔博物馆，青铜器藏品非常丰富。晚上闭馆后，馆长允许我夜间走出斗室。不许我开灯，也不能出现在窗前，但我可以去厕所或是摸黑在馆内转悠。早晨清洁女工到来之前，我又得把自己关回斗室。这种暗中进行的艺术教育是一种奇特而充满孤独和恐惧的过程。起初，我躲在窗帘后面凝视大街，就像我在埃利斯岛呆望纽约那样。当我在士兵和平民中发现了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后，就再也不敢往街上看了。为了尽量忘掉自己的处境，我开始在夜间研究起身边的绘画与艺术藏品。战前，我在巴黎为路德维希·佐默打过杂，那段时间使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我本人在德国的大学里学过两个学期的艺术史，后来曾想做记者。流亡后当记者是没门了，我哪门语言都没有好到可以用它来写作。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我强迫自己在万籁俱寂、漆黑恐怖的夜间，在博物馆空旷而充满回声的走廊中尽量对艺术产生浓烈的兴趣。我知道继续呆望大街自己就毁了，我得有所作为。首先吸引我的，是中国青铜器，我试着在明亮的月夜研究它们。它们像玉石或浅绿、浅蓝的丝绸般散发着一种幽光，上面的铜锈也因光线不同而发生变化。在那几个月中，我学会了必须长时间审视这些物件，直到它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历史。我在绝望中学习和了解它们，只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恐惧。很长一段时间，我这样做都不外乎是一种人为的自我逃避，直到某天夜里——是夜，半月洒下青光，春季风暴强劲吹拂——我突然发现自己首次把逃亡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并且一时间竟与眼前的青铜器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和它们分开了。在那短短的瞬间，一切其他东西都不复存在了，只有那不平静的夜、那静默的青铜器以及那赋予它们生命的月光，再就是它们面前的那个实体，他在呼吸并同样默不作声，他活着并倾听着，以致忘记了自我。从那时候起，我常常可以逃离自我，达到一种忘我境界。几个星期以后，馆长给了我一个手电筒，供我夜间在斗室中使用。他知道我可以信赖，我不会拿着手电去博物馆展厅，而是只会在我的斗室中用。我觉得是他使我重新获得了视觉与阅读能力。他允许我把图书馆的书籍拿进我的斗室夜间研读，他早晨再把书从我这儿拿走。当他发现我对青铜器感兴趣时，还不时允许我把某件展品带入斗室观赏，他第二天早晨给我送黄油面包时我再还给他。除了他之外，只有他女儿西比勒知道我藏在博物馆。有一次他病了，不能来博物馆，只好将此事告诉了女儿。后来，她到博物馆替他取邮件时，常给我带来裹在羊皮纸中的黄油面包，那是她藏在双乳间带进来的。有时，面包还带着她肌肤的余温，那包装纸也散发着丁香的淡淡清香。我很爱西比勒，但这几乎是一种超然的爱，她本人很少能感觉到这份爱。在她身上，我爱的是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自由、无忧、希冀以及甜蜜的青春骚动。我也无法想象，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生活在一起。她代表了我所丧失的一切，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象征，温暖、近在咫尺却又可望而不可即的象征。我的青春在父亲临死的呐喊中彻底崩溃，他叫喊了一整天，我知道是谁派人杀害了他。

“你懂这玩意儿吗？”莫伊科夫问。“五十美元可是一大笔钱。”

“懂得不多，略知皮毛。再说我也没有别的出路，我得干点儿什么。”

“你在哪儿学的？”

“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一家博物馆。”

“当雇员？”莫伊科夫惊讶地问。

“在那儿藏身。”

“躲德国人？”

“躲占领了布鲁塞尔的德国人。”

“你在那儿还干了些什么？”

“学法语，”我说，“我有本语法书，就跟在这儿啃英语一样。夏天闭馆后，天还没有完全黑。后来我就打着手电学。”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博物馆没人看守吗？”

“防谁？防德国人？反正他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莫伊科夫笑了。“这样获得艺术修养倒是不同寻常。我逃往芬兰时身边恰巧带着一副袖珍象棋，为了分散注意力，我东躲西藏时不断下棋。就这样我成了优秀棋手，后来在德国靠教下棋混饭吃。这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你一直做艺术品生意吗？”

“情况与你这位棋手差不多。”

“我猜也是这么回事。”

我无法向他透露任何有关佐默以及我的假护照的事。然而护照中职业一栏注明的是古董商，在埃利斯岛一位核审员曾考过我相关知识，我也通过了考核，看来我在佐默那儿和布鲁塞尔学到了足够的东西。当时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我对中国青铜器的了解，奇怪的是那位核审员对此也略知一二。虔信的基督徒会把这当作神的怜悯与眷顾。

我听到外面响起了拉赫曼那典型的脚步声。莫伊科夫去接电话了。拉赫曼一瘸一拐地走进摆着丝绒沙发的沙龙。他一眼就看见了这件青铜器。“买的？”他问。

“既是又不是。”

“犯错了，”他解释说，“你是新手，应该从小买卖做起。人人需要的便宜东西：长筒袜、肥皂、领带什么的。”

“像你这个犹太人那样卖念珠和圣像？”我回敬道。

他摆了摆手。“那是另一回事！干那个需要天赋，而你没有。你现在是生活所迫！可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他用飘忽不定的眼神望着我。“一切都是白费力，路德维希。她把东西都拿走了，还说晚上要用圣人遗物为我祷告！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呢！这主儿的屁股仪态万方像个女王似的！一切都是白费！现在她又想要约旦河的水了，约旦河里的水啊！上哪儿去弄？她疯了！你知道从哪儿能弄得到约旦河的水吗？”

“从自来水管子。”

“什么？”

“把水装进一个旧瓶子，再掺点儿尘土，用软木塞密封就行了。波尔多有个由一帮小无赖搞的公司就是这么贩卖卢尔德圣水的。[35]每瓶五法郎，就是这么整出来的，自来水。我当时是在报纸上读到的。这些人根本没有受到惩罚，人们一笑了之。”

拉赫曼陷入沉思。“这难道不算渎圣吗？”

“我认为不算，只是简单的欺骗而已。”

拉赫曼搔了搔脑瓜顶。“奇怪的是，自从我出售圣徒纪念章和念珠以来，我对上帝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情。我现在差不多就像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犹太天主教徒。难道这不算是渎圣吗？不是亵渎神明吗？你说呢？”

我摇了摇头。“我认为上帝的幽默感是大大出乎我们预料的。而他的怜悯则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拉赫曼站了起来，他已经被我说服了。“我也没打算卖这种水，所以算不上是卑鄙的生意。我只是赠送而已，而这肯定是允许的。”苦笑中他突然露出了锈迹斑斑的牙齿。“这是为了爱呀。而上帝就是爱的化身！好！我最后再尝试一次！你觉得该用什么样的瓶子呢？”

“反正不能用莫伊科夫装伏特加的瓶子，那种瓶子她肯定能认出来。”

“当然不会用那种瓶子！得用一种简单的、没有标志的瓶子。就像那种海员们扔进大海传递消息用的瓶子。密封的！就用它！我会向莫伊科夫要些密封火漆，他常用那种东西密封他的伏特加。也许他还有古老的西里尔钱币，我可以用来对瓶盖进行密封。这么一来，瓶子看上去就会像是来自约旦河畔的某修道院。你认为这会打动她吗？”

“不会。我认为你应该几个星期不要理她，这或许会更有帮助。”

拉赫曼转过身，他的脸上突然充满绝望的神情。浅蓝色的眼睛犹如一条死黑线鳕的眼球那样向外突出。“等待！我怎么能等待！”他喊道。“我在与时间搏斗！我都五十多岁了！再过几年我就阳痿了！然后怎么办？那时候剩下的就仅仅是令人疯狂的欲望和遗憾，更谈不上满足了！活地狱！难道你不理解这点吗？我这辈子都得到过什么呀？恐惧、贫困与逃亡！唯一的一点儿乐趣也就剩这事了！”他拿出一块手绢。“这乐子也已经没了四分之三了！”他小声说。

“别哭！”我马上说。“哭无济于事，你大概应该多次领教过了嘛。”

“我没哭，”他恼火地回复，“我只想擤鼻涕！感情在我这里都往鼻子上走，不往眼睛上去。我要是会哭，大概在女人那儿能有更多成就。可谁愿意要一个动情时像把大号一样瓮声流鼻涕的罗密欧呢？一流鼻涕我就喘不过气来。”他接连擤了几下鼻涕，然后跛着脚向莫伊科夫的接待台走去。

我拿着那件青铜器回了自己房间。我把它放到窗台上，在越来越弱的光线下观赏它。现在的时辰与在布鲁塞尔博物馆夏天闭馆后，我可以离开自己斗室的时间差不多。

我慢慢转动青铜器，从不同角度审视它。我几乎阅读过这个领域不算丰富的所有文献资料，熟悉许多相关图片。我知道，可以从装饰花纹上的细小缺陷来发现赝品。如果在一件周朝风格的青铜器上出现了汉朝甚至是唐朝或明朝才有的装饰，那么该青铜器的制作年代就要大打折扣。可在这件青铜器上，我没有发现这类缺陷，看来它是出自周朝中期，大约在公元前五六百年。

我躺到床上，把青铜器放到旁边的桌子上。除了垃圾桶的碰撞声，院子里还传来厨房帮工铿锵有力的喊声以及倒垃圾黑人那柔和的男低音嗓音。

我不想睡觉，却依然进入了梦乡。醒来时已是深夜了，过了一会儿我才弄明白自己身处何方。我又看了一眼那件青铜器，瞬间我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博物馆那间斗室。我坐了起来，呼吸平稳。现在我知道自己做梦了，模模糊糊还能忆起梦见了什么，但我不愿回忆。我站起来，走到大敞着的窗户前。外面是院子，那里摆放着黑黢黢的垃圾桶。我自由了，我对着黑暗说，我小声并执着地重复了几遍，就像我在逃亡中经常做的那样。我感到自己平静了许多，就又端详起面前的青铜器，城市夜色里最后一缕微红色的光映照着它。我突然感到它是有生命的。那铜绿既不是死的，也不像是贴上去的，更不是人为用酸在粗糙的表面上促成的；它是经过千百年时光逐渐生成的。这件青铜器曾被浸在水中，铜绿是水作用的结果，还有融入泥土中的矿物质。从它底部那条清晰的蓝色带状纹路来看，大概还接触过磷化合物，后者可能来自它附近一具千年以上的尸体。这铜绿也像博物馆里那些没经过抛光的周朝青铜器上的铜绿一样有一层微光，这是由其渗透性造成的。这种渗透性不像人工处理过的器物那样吸光，而是令它更滑软，不是平滑，而是更像粗糙的生丝，摸上去也没有凉的感觉。

我把青铜器放到一边，重新坐到床上发愣。我知道自己捉摸所有这些事不外乎是为了避免回忆。我不愿想起在布鲁塞尔最后那个早晨的情景，当时西比勒打开我斗室的门冲了进来，她对我耳语道，她父亲被人抓去审问了，我必须马上逃走，因为不知她父亲会不会受酷刑，也不知他会不会彻底崩溃并供出我。她催着我出门，又把我叫回来，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把钱。“走吧，装成参观者的样子，慢慢走，别跑！”她小声说。“上帝保佑你！”她丝毫没有责备我给她父亲，大概还有她自己带来了不幸，而是说：“走吧！上帝保佑你！”当我急着问谁出卖了她父亲时，她只是小声说：“这已经无关紧要了！趁他们还没有来搜查博物馆，现在马上走！”她匆匆与我吻别并将我推出门外，还在身后小声嘱咐我：“我来收拾房间！快逃！别写信，千万别写！他们会对一切进行监控的。上帝保佑你！”

我慢悠悠地走下楼梯，为的是不引起注意。展厅内没有几个人，根本没人理会我。我穿过马路，回头望了一眼。觉得看到了窗后一张苍白的脸。

我站起来再次走到窗户前，旅馆对面现在已笼罩在黑暗中。只有一扇窗内还亮着灯，窗帘没有拉上，一位男子穿短裤站在一面有镀金镜框的镜子前，他在往自己脸上扑粉。然后他脱掉短裤，赤身裸体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他的胸部有文身，但没有胸毛。他穿上一条黑色丝绸花边裤，戴上一个黑色乳罩，然后开始充满爱意地往乳罩里塞卫生纸。我茫然地望着对面，并不清楚那里在发生什么事。我转过身打开顶灯，拉窗帘时我发现对面那间亮着灯的窗户也拉上了窗帘，窗帘是红绸的，而旅馆的窗帘则是棉布的，咖啡色。

我下楼去找莫伊科夫，却找不到，他大概出去了。我坐进那间有丝绒沙发的沙龙，在那儿等他。过了片刻，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哭，哭声不大，起初我没有注意到，但后来哭声还是刺激了我的神经。我走到沙龙后部，看到蜷缩在沙发上的玛丽亚·菲奥拉，沙发旁的花架上摆着一盆观叶植物。

我本想转身走开，因为现在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位咄咄逼人的主儿了。但她已经看到我了。她大睁着眼哭，尽管泪眼婆娑，却没什么能逃得过她的眼睛。“我能够帮助您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像一只想怒叫的母猫那样望着我。

“心情不好？”我问。

“是的，”她说，“心情不好。”

厌世，我想。这种情调属于另一个浪漫的世纪，不属于这个充满大屠杀、酷刑和全面战争的血腥时代。她大概失恋了。“您也许要找莫伊科夫吧？”我说。

她点点头。“他在哪儿？”

“不知道，我也在找他。他八成到各处去送他制作的伏特加了吧。”

“当然。人们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在。”

“严重失职，”我说，“可惜这种事屡见不鲜。您想与他喝伏特加？”

“我想和他聊聊。他饱经世故！伏特加有什么用？这儿的伏特加在哪儿？”

“也许接待台那儿有一瓶。”

玛丽亚·菲奥拉摇了摇头。“那柜子锁着呢。我已经试过了。”

“他本不该锁柜子的，作为俄国人他应该知道绝望时刻是什么滋味。可那么一来，他那位助手爱尔兰人菲利克斯·奥布赖恩会早就烂醉如泥，会把所有的钥匙都搞混。”

这姑娘站起身，我吃惊地凝视着她。她头上包着一块松软的绸巾，里面的金属卷发夹像左轮手枪的枪筒般支棱着。

“怎么了？”她不解地问。“我看上去像个大怪物吗？”

“这倒不是，但看上去挺危险的，像头上插着武器。”

她一把扯下缠在头上的绸巾，她发间的卷发器是由金属和金属丝制成的，看着就像是小型德国手榴弹。“你是指这个吗？”她问。“我的发型？待会儿别人会给我拍照，所以做了头发。”

“您看上去好像要从所有的管子里向外开火似的。”我说。

她突然笑了。“我希望自己有这种本事。”

“我房间里还有一瓶伏特加，”我说，“我可以去取，杯子这里应有尽有。”

“这是个好主意！您刚才怎么没马上想到呢？”

我那瓶酒还剩了半瓶，是莫伊科夫以成本价卖给我的。我不是孤独的饮酒者，我知道，一个人喝闷酒会越喝越愁。我对那位头上插满“枪管”的姑娘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期望，但我知道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情况会更糟。我顺手把桌上的那件青铜器放进了柜子里。

我回来时，玛丽亚·菲奥拉已经判若两人。眼泪看不见了，脸擦了粉，收拾得清清爽爽。头发上的卷发夹也摘掉了，披下的头发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波浪起伏，而是直的，仅仅在颈后有一道波浪。并且头发也没像我起初想象得那样染过，如干草般枯竭，而是天然褐色，带着桃花心木的光泽。

“您怎么喝起伏特加的呢？”她问。“在您的祖国，人们一般不喝这种酒。”

“我知道。在德国，人们平常喝啤酒和烧酒。可我把祖国忘了，我既不喝啤酒，也不喝烧酒。我也不是嗜伏特加酒如命的主儿。可您为什么喝这种酒呢？在意大利，人们一般也不喝这玩意儿。”

“我母亲是俄国人。而且伏特加是唯一一种喝后身上不散发酒精味的饮料。”

“这也是个理由。”我说。

“这对女人来说很重要。您一般喝什么酒呢？”

这是何等愚蠢的聊天啊，我暗想。“有什么喝什么，”我说，“我在法国若有葡萄酒，就喝葡萄酒。”

“法国！”姑娘说。“德国人把法国糟蹋成什么样了！”

“我可没参与。那段时间我正被关在法国一所拘留营里。”

“当然！作为敌人！”

“作为逃避德国人的难民。”我笑道。“您好像忘了，意大利和德国是盟国，他们一起进攻法国。”

“那是墨索里尼干的！我恨他。”

“我也恨！”我说。

“我还恨希特勒！”

“我也恨。”我说，“这么说来我们几乎就是否定派同盟者了。”

姑娘心存疑窦地望着我。“这也不失为看问题的一种方法。”然后她说。

“有时是看问题的唯一方法。不久前莫伊科夫甚至也属于否定派同盟者。德国人占领了他出生的那个村子，把村民全部变成了条顿人。现在这又成了历史。俄国人把村子又夺回去了，他又成了俄国人。用您的话说就是变成了敌人。”

玛丽亚·菲奥拉乐了。“您看问题的方法挺怪的！那实际上我们到底是什么呢？”

“人，”我说，“但大多数人早把这一点忘了。是早晚得死的人，这一点大多数人也忘了。人们最不相信的就是自己的死亡了。再来一杯伏特加？”

“不啦，谢谢！”她站起身边与我握手边说：“我得走了。去干活。”

我目送她离开旅馆。人们听不到她的脚步声，她不是小步疾走，而更像是从丑陋的家具间滑过，丝毫没有碰到任何东西似的。我想，这大概是她当时装模特的职业习惯。现在她又把头巾缠在头上，突然间看上去显得婀娜多姿，但一点儿也不脆弱，可以说带有一种强硬、几乎是危险的优雅。

我放回酒瓶，走上了大街。替补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站在外面，浑身酒气，就像一间下等酒吧散发出的味道。“过得怎么样，菲利克斯？”我问。

他耸了耸肩。“起床，吃饭，干活，睡觉。能有什么区别呢？千篇一律。有时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这么继续活着。”

“是的，”我说，“可人还是继续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