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1957年春，特纳·卡特利奇去了苏联。这是一次既能拿到独家新闻，又能名正言顺离开办公室的旅行。他事先根本没有想到尼古拉·赫鲁晓夫会给他一次专访机会。苏联正在发动它所谓的和平攻势，最近打出的一个标题是“莫斯科的晚会是党的新路线”。所以卡特利奇本能地做出反应，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给朱可夫、莫洛托夫、葛罗米柯等人发了海底电报，并在4月28日晚从纽约乘坐飞机去哥本哈根，然后转乘一架苏联飞机，第二天降落在莫斯科。他在机场受到了《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威廉·乔登的迎接。乔登告诉他，今天有一个盛大的接待活动，是日本大使为庆祝天皇生日而安排的，在莫斯科的一个宾馆里举行。所以他们就去了，在那里卡特利奇见到了赫鲁晓夫。

在一个大而拥挤的房间里，卡特利奇看见了赫鲁晓夫。他是一个善良快活、笑容可掬、胖得像猪似的人，被日本外交官和记者团团围着。卡特利奇还注意到在房间的另一端有个粗壮的人物，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他站在长桌旁，桌子上是脏盘子、空的和翻倒的瓶子、用过的杯子以及在宴会上被弄皱的桌布。布尔加宁也被一些人围着，但人群比赫鲁晓夫的小一些。布尔加宁微笑着，向日本人鞠躬。卡特利奇认为，他的举止和一个在肯塔基德比赛马会后举行的聚会上的肯塔基上校没有什么不同。分社社长乔登，会说俄语和一点儿日语，领着他走向布尔加宁的圈子，并做了介绍。布尔加宁鞠个躬，伸出手，欢迎卡特利奇来到苏联。说了一番幽默轻松的话后，布尔加宁提议祝酒，他转身取了一个瓶子，但酒已经喝光了，一位助手又拿着一瓶伏特加跑过来，布尔加宁和卡特利奇举起杯子互祝幸福和健康。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出现了，步子轻快，脸色红润，布尔加宁把他介绍给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又祝了一次酒。此时他没有提出采访的请求，但这是一个好兆头，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就更好了。在一次聚会上，一位苏联官员向卡特利奇敬酒说：“祝《纽约时报》一切都好，”并且说：“当然，我认为对《纽约时报》最好的事情和你认为对《纽约时报》最好的事情是很不相同的。但这就是差别。”

在观看了五一节游行和到基辅和列宁格勒做了走马观花的旅行之后，卡特利奇得到通知，他的采访要求已经被赫鲁晓夫接受。赫鲁晓夫要卡特利奇在5月10日星期五下午去克里姆林宫。采访前的夜里卡特利奇早早就上床了。他已经有了一个问题清单，这是他在纽约的索尔兹伯里、丹尼尔和莫斯科的乔登的帮助下准备好的。第二天，在苏联外交部一位新闻官的陪同下，卡特利奇在指定的时间和乔登一起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当他们被领进赫鲁晓夫的办公室时，赫鲁晓夫从他的桌子后面跳了起来，伸出他短粗的小手，引导卡特利奇走到一张长木桌旁，请卡特利奇坐在一张挨着他的椅子上。

卡特利奇通过一个坐在桌头的翻译说，他来苏联不是要争议什么事情，而是要了解赫鲁晓夫的观点，然后把它们传达给《纽约时报》的读者。卡特利奇解释说，他负责《纽约时报》的“事实的”方面，和“编辑的”方面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区别是赫鲁晓夫不能理解的，他多少暗示这对于经营一家报纸来说无异于发疯。他对卡特利奇提出按问题进行采访。这次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采访过程中洋溢着对美国友好的口气，和平共处的希望，并且提到了苏联的力量。这次采访再次证明了赫鲁晓夫已经表明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卡特利奇通过《纽约时报》直接把反斯大林主义的信息传递给华尔街的资本家和华盛顿的政治家。

随着采访继续下去，赫鲁晓夫似乎兴奋了起来，自由地做手势，滔滔不绝地回答问题。卡特利奇在等着翻译时，陷入了深思：卡特利奇极力提醒自己注意这个场合的重要性，让自己记住，他现在坐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面前是这架机器的总工程师，一个能对维护和平或毁灭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小个子。在理智上卡特利奇能使自己相信这一点。他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但他根本感觉不到它。也许是因为距离的缺失。这个与共产主义一号人物面对面的会面没有给想象的自由发挥、新闻阐释、电视幻觉——那一系列能够制造恐怖游戏的信息装置和策略留下任何空间，而这些装置和策略确实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岁月造成了举国上下的猜疑；确实在核弹危机时将乐观主义者全部赶进了防核尘掩体，将他人赶出了城市；确实在伊斯特兰听证会时撼动了《纽约时报》自身的平衡。在克里姆林宫，卡特利奇能听得见赫鲁晓夫的呼吸，看得见他的蓝眼睛、红脸庞和粗脖子以及劳动者的双手，并且知道，如果换上合适的打扮，将那个周六下午的场景安插在某个密西西比小镇的法院广场，赫鲁晓夫也并不会显得离奇——在这里，卡特利奇一直听说的共产主义威胁的险恶的幽灵并没有使他感到警觉，卡特利奇没有以任何方式被吸引住，感到平静或被打动。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他已经碰到了情感的死亡地。几个月后，他还在极力分析这种反应缺失的现象。

采访结束后，赫鲁晓夫站起来，又和卡特利奇握手，表示祝愿。赫鲁晓夫说，他喜欢继续采访，但现在他不得不出去会见蒙古代表团。他提到了访问美国的可能性，但又笑着说，作为一个旅游者他不印下指纹就不能去美国，他不喜欢这样。卡特利奇迅速抽出他的国防部认证卡，展示卡背面他的指纹，解释说在美国没有人会对为这些文件印上指纹而生气。

“那么你一定是个罪犯了。”赫鲁晓夫笑着说。然后赫鲁晓夫和卡特利奇、乔登以及苏联新闻助手一起穿过外办公室进入走廊，在那里赫鲁晓夫与他们道别，摘掉他的小帽子示意，摇摇晃晃地走了，说：“去见蒙古人。”

卡特利奇在回纽约的路上访问了《纽约时报》的其他分社，他很快和他自己政权的现实重新合为一体。《纽约时报》的记者，一个老朋友，提醒卡特利奇兑现他许诺过的大幅度地涨薪一事。卡特利奇说他没有忘记这事。但这位记者也许怀疑要等很长时间他才会再得到主编的全方位重视，所以迫切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在和卡特利奇喝了一阵子酒后，谈话开始直接涉及个人问题。这位记者指责老朋友卡特利奇使他非常失望，抛弃了他。接着一件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也许是由卡特利奇的旅途疲劳或者酒精或者其他难以解释的因素促成的，卡特利奇的眼里流出了眼泪，突然释放出掺杂着诚实和敌意的公开的情感，承认他在纽约感觉到的挫折。卡特利奇说，提高工资没有兑现的理由是预算被业主办公室冻结了。看起来这既不是苏兹贝格的决定，也不是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决定。德赖富斯44岁，已经成了纽约时报公司的总裁。苏兹贝格仍然是业主，但他在这一年感觉不很好，出现一些反复性中风的征兆。在65岁时，他决定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他的女婿和继承人。

《纽约时报》仍然每年都营利——实际上自奥克斯买下它以来，公司每年都有赢余。但报纸生产日益攀升的成本和1957年的经济衰退，已经减少了《纽约时报》的利润。自苏兹贝格家族遵循奥克斯的政策——把大部分利润重新投入经营以来，利润从来都不像外人普遍认为的那样多。在报社内部有一个关于经营的笑话，说所挣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来自出版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而是来自奥克斯于1926年在加拿大买下的一家造纸厂42%的红利——生产没有字的纸张比有字的报纸更赚钱。多伦多的云杉瀑布电力和纸张有限公司供应着《纽约时报》的三分之二的纸张，在最近几年已经占了《纽约时报》公司总利润的53%。公司的其他收入主要来自广告，但在1957年这种收入减少了，主要是因为经济衰退，衰退使得来自招聘广告的收入损失了24%。1956年和1957年间，利润减少了62.4245万美元，这意味着《纽约时报》的税后纯收入只有146.281万美元——《纽约时报》的海外记者们认为这个数字不是不涨工资的理由，但卡特利奇对此无权做任何事情。

尽管卡特利奇和德赖富斯的关系是热情友好的，但这种关系同赖斯顿或《纽约时报》副总裁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和德赖富斯的友谊是无法比的。布拉德福德是一个瘦削的、过分细长的新英格兰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公理会牧师，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前情报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男人，娶了卡罗尔·沃伯格·罗斯柴尔德为妻。当布拉德福德给14层的其他管理者讲话时，他似乎知道在大楼里正发生的一切，似乎手里握有最微不足道的事实，德赖富斯很高兴他的职员里有这样的人。

卡特利奇的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被叫作“庞奇”——关系很好，但庞奇·苏兹贝格没有什么权力，即便他有能力、有前景的话，他目前来说把它严实地掩盖了起来。他在办公室里有花花公子的名声，德赖富斯经常抱怨说，庞奇甚至根本不读《纽约时报》。31岁时，庞奇有了财务助理的头衔，但新闻编辑部里谁也不清楚他做什么。他们只知道他在上学时表现不好，加入过海军陆战队，结过婚，又离婚了。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经常在开完新闻会议后的傍晚躲在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里，那时卡特利奇正在为他的《纽约时报》的一些心腹好友调酒。

但卡特利奇本人现在似乎不知做什么才好，他频繁地离开办公室，以致许多职员猜测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这个部门——但这种猜测在1957年稍后就需要调整了，当时卡特利奇把克利夫顿·丹尼尔提拔到主编助理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丹尼尔能够仔细观察伯恩斯坦的日常工作和职权。

卡特利奇从苏联回来后，又到洛杉矶参加了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大会。这是一次幸运的旅行。大会上，一个编辑把卡特利奇介绍给一位来自新奥尔良面貌姣好的黑发女人，她对卡特利奇很有吸引力。他回到纽约后看起来容光焕发，又像很久以前那样有信心了。

他的工作计划上的一项内容是雇用一个新的美食编辑。占据这个位置多年的女人刚刚辞职，因她丈夫的生意需要迁出了纽约。一天卡特利奇见到了申请她的职位的人，竟是一个男人——一个有点羞涩的爱脸红的人，有着一个圆圆的笑眯眯的脸庞，粉红色的面颊。他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后介绍自己是克雷格·克莱本。

卡特利奇从没有过让一个男人任美食编辑的念头，因为除了要转转餐馆并且非常熟悉写作餐馆的事情之外，重要的是，《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还得善于烹调，收集食谱，并且要在和九层的女性新闻部的女记者们共同工作时感到舒服。

“你在哪里上过学，孩子？”克莱本坐下后，卡特利奇开始间。

“密西西比州，先生。”克莱本说。

卡特利奇赞许地点点头，接着问道：“你在那儿的什么地方生活？”

“波列凯特巷。”克莱本说，并且提到了校园里的几排破败的学生住处。

卡特利奇笑了。

“我也在那里住过。”

当卡特利奇问克莱本是否觉得自己能够胜任《纽约时报》的这个工作时，克莱本说他能。他说自己离开密西西比州后，在密苏里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学位；1953年，他从海军退役后，又到洛桑的瑞士酒店协会进修，这是美食家们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烹饪学校——尽管克莱本的确承认《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工作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这不是哪个烹饪学校能使他完全适应的工作。他还说，他听说马克尔先生已经想过让别的人承担这项工作。

卡特利奇气得脸色发青。

“在这里是我来决定雇用谁，孩子。”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平静下来，卡特利奇要克莱本多谈谈自己。克雷格·克莱本随着卡特利奇的放松而放松下来，开始讲了他个人生活的一些事情，但不是很多，因为有些事情使他不那么轻松，甚至不自在，但他通常能把这些情感掩饰在他笑容可掬的面孔背后。

克莱本的母亲在密西西比州的城镇印第安诺拉经营着一家供给膳食的寄宿宿舍，她是一个出色的厨师，几年前在《自由》（Liberty）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她的烹饪技术的文章。甚至在克莱本从洛桑的学校回家后，他仍旧使用母亲曾给他手抄下来的烹饪书。克莱本的母亲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叫玛丽·凯瑟琳·克雷格，年轻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南方美女。尽管她的家庭兴旺，但在她的亲属中，在他们的一些朋友中总是存在着近似于酗酒的问题。所以，她决不允许她的家里有威士忌，除非是在圣诞节，那时她会做一些掺有波旁威士忌的浓厚的蛋奶酒，但她从来不会把波旁威士忌浇到水果蛋糕上。克雷格·克莱本记得，为了得到波旁威士忌，她的母亲会把钱交给一位寄宿者，让他从酿私酒者那里弄来一瓶。像许多善良的密西西比人一样，她宽恕酿私酒的行为，但厌恶威士忌。

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5岁的人，她总是称他为克莱本先生。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个贸易会计师，如果做牧师的话或许会更好。他从未错过星期天上午的循道宗教会事务，或者星期三晚上的祈祷会。在少年时代，他和克莱本家族的其他虔诚的信教成员一起跨过田纳西的边界去参加帐篷会议，他就是在田纳西的边界上出生的。他有一个姐姐在中国做传教士，并且认识童年时的亨利·鲁斯。直到她去世的日子，她一直以为鲁斯是《麦考尔》的创办者和主编。

克莱本先生赚钱无方，这是他庞大的布局零乱的白色房子最终不得不变成寄宿宿舍的主要原因。但他似乎注意不到寄宿者，而且他也没有被他们的习惯所分心或影响。他读他的《圣经》，每天早晨挤牛奶、喂鸡、种植供餐桌上用的蔬菜。他从来不喝比可口可乐更刺激的饮品，他把可口可乐叫作“药剂”。人们只有一次听到他说过“该死”，那是在他开的轻便小货车同另一辆汽车相碰撞之时。尽管寄宿者经常极力引诱他在星期天下午玩牌，但他总是微微一笑，摇摇头。后来一个星期天，有人打开门到他楼上的卧室，发现他在那里玩单人纸牌。

年轻的克雷格·克莱本所有的性知识都是从黑人护士那里学来的。他的母亲在不做饭或不清理房间时，通常是玩桥牌。在印第安诺拉高级中学，他羞涩而且不活跃，足球教练——也是数学教师——当着全班的面叫他“娘娘腔”，直至现在克雷格·克莱本也算不好算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海军，后来在朝鲜战争期间又再次入伍，他在这种漂泊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种绝妙的方法，来逃避他在被母亲统治的家里所感受到的窒息感。他有时尊敬母亲，有时又鄙视母亲，他最终会和母亲对抗，并且超越母亲。

他能确切地记得他开始爱好烹饪的那个时刻。那是在1949年，当时他是在海上，是法兰西之岛号的乘客，准备第一次去巴黎。吃饭时，他看到了浇上白葡萄酒和蘑菇汁的肉排。正如他后来对一个朋友描述的，这有点像有了宗教信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味觉的萌动。

以前他也经常自己做饭，但现在他把烹饪神圣化为一种艺术。他开始考虑干一种能多少把烹饪和写作结合起来的职业，并以此谋生。正是带着这种想法，1953年他去了洛桑，毕业时他在一个60人的班里排名第八。定居在纽约后，他试图在《美食家》（Gourmet）杂志找一份工作。起初那里没有什么机会，他干了一份当酒吧间招待的临时工作，同时继续向《美食家》求职，直到有了一个当接待员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个工作，最终上升到编辑岗位。这时他碰到了一个在《纽约时报》当美食编辑的女人，在从洛桑回来后不久的一天他给她打电话，提议她写一篇关于他的报道：“你想不想采访一个年轻的密西西比人，他刚从世界上最好的烹饪学校毕业？”她写了这篇报道，两人成了朋友，因此他提前知道了她在1957年辞职的计划。在她的建议下，他到《纽约时报》求职了。一天早晨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去了特纳·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对克莱本来说，这正是申请的极好时机。卡特利奇很长时间没有做过容易单纯的决定了，一个来自密西西比的年轻人的出现，想成为美食编辑，满足了卡特利奇的想象。当克莱本提到马克尔想让别人干这个工作时，就胜券在握了——“在这里是我来决定雇用谁，孩子”——克莱本被雇用了。

卡特利奇不后悔这个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克雷格·克莱本成了报社最知名的编辑，也可能是纽约餐馆最害怕的顾客。他前任的报道眼光，更多地反映的是逛市场的人和家庭主妇的观点，而不是批评家的观点。和他的前任不同，克莱本强调的是对餐馆的评论。他开始一天三餐均在外食，包括早餐，并开始在《纽约时报》上公布餐馆评分制度——四星级代表优秀，没有星级代表反胃。很快，几十家餐馆的领班都防备着他的来访。一些人从秘密的渠道得到了他的小照片，把它摆在收款机后或厨房里。但即使有一张照片，也不容易把克莱本从人群中挑选出来，因为他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面部特征，既不高也不矮，既不胖也不瘦。他也从不用他自己的名字订座，要么是不期而至，要么是用他客人的名字。他喜欢和至少另外一个人，有时是两三个人一起吃饭，这使得他能够品尝广泛多样的菜。他经常安排他桌子上的每一个人点一种不同的菜，他每一盘都尝一点儿。他从不吃完一整盘，目的是保持理想体重。每天早晨在离开他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或他在东汉普敦的家之前，他会称称体重，通常准确标出是150磅，每天晚上160磅。在一天里，他根据他吃的东西能说出他在某一时刻的体重是多少。他还能指出，这些食物将对他的肤色（有时在他执行任务时会长出皮疹）和消化系统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很少消化不良，但他总是在他的口袋里，在一个黑色的小搪瓷盒里装上几粒消化药。迄今为止，他从没有中过毒。

如果他第一次光顾的餐馆的饭菜特别好或特别差，在写评论之前，他很可能再回头吃一次，以便确定餐馆老板上一次是不是侥幸过关或不幸失误。在考察食物时，克莱本也很注意餐馆的装饰，餐桌的安排和音响（他讨厌氛围音乐），侍者的效率，他们清理盘碟的速度和他们的形象。有些餐馆把克莱本看作是灾星：只要他一出现，就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空调会不灵了，或者盘子会掉在地板上摔碎，或者喝醉的顾客和粗鲁的侍者会因为餐馆拒收信用卡而突然发生争吵。克莱本本人就曾被面包圈砸在头上和肩上，手上的银餐具被撞掉过，身上被溅上过冰水和热汤。他顺从且幽默地接受这一切——同时该餐馆的星级会下降。甚至在他强咽下一口难以咽下的菜时，他也极力压抑住自己的反应，但生气的样子偶尔使他的面色显得难看，正如他对他的客人温和地抱怨说：“这荷兰酸辣酱里掺进了人造黄油。”

他喜爱的餐馆（四星级）是两家法国餐馆——青蛙和快帆船，那里的价格没有因为他不菲的开销而受到他的批评。然而，即使当他对一家餐馆不高兴时，他也不像《纽约时报》的戏剧和电影批评家那样对其进行伤害。克莱本惩罚一个在其他方面值得称赞的纽约餐馆，至多是说“餐桌太密集而不舒服，最近的一瓶酒口感太不好，餐馆的通风还有待改进”（一星级）；或者在评论华盛顿特区他去过的一家餐馆的情况时，他赞美老板“热情洋溢的微笑”，然后写道：“装饰是笨拙的、现代的，有着流星般的树枝形的装饰灯架和稀疏覆盖的墙壁，烹调的质量不均衡，羔羊肉烤得非常好，但龙须菜却因烹调过头而没有味道了，事先准备的橘皮鸭很普通”（无星级）。除了写他的评论和特写报道，克莱本还编辑菜谱，并且在办公室里和报社的一个家政学家和候补餐馆批评家对食物进行检验，这个家政学家自认是“不景气领域里的克雷格·克莱本”。克莱本还找时间编了一些烹饪书，其中一本《〈纽约时报〉烹饪大全》（The New York Times Cookbook）销售了20万册。但他对于自己的成就极其谦虚，把大部分功劳归功于自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并且很少碰到其他行家的竞争——他评论自己的名气时说：“不是说我在我的职业上是最厉害的，但也许可以说我是唯一一个。”

特纳·卡特利奇想把《纽约时报》编辑得更紧凑，成为一种比电视报道得更充分、解释得更清晰并能快速阅读的报纸。他的这一愿望如果离开了西奥多·伯恩斯坦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如果卡特利奇允许伯恩斯坦为达到所希望的这些目标而拥有必要的自由的话，伯恩斯坦早晚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个习惯于不受挑战地工作的，且仍然独立的负责人——星期天版主任莱斯特·马克尔——的不愉快。

在卡特利奇任命伯恩斯坦担任主编助理后不久，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伯恩斯坦开始在他的内部期刊《胜利者与罪恶者》上不仅评价日常版人员的工作，也评价马克尔的星期天版的事务。马克尔并不欣赏这种做法。如果要对星期天版做出评判的话，马克尔会自已来。

在马克尔那里，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个法权问题，尽管这也是一个因素。马克尔对办公大楼三层的整个新的思维倾向感到不舒服了：提倡解释性的报道（这早就是马克尔的“一周评论”栏目的专利了）；引入日常的“背景”特写，如“新闻人”侧面、新闻分析、深度文章（这是星期天《时报杂志》和“评论”的职能）。伯恩斯坦对于写作和文字编辑有各种各样的严谨而细心的规则，这些规则也许适用于平日版的人员，但却不适合马克尔想管理的星期天版部。伯恩斯坦一个受到马克尔怀疑的原则是，为了清晰和便于理解起见，《纽约时报》上的一个句子一般只应包含一个意思。当这个建议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提出后，马克尔口授了一个备忘录：

伯恩斯坦先生：

我抱着很大兴趣读了你关于短句子的这期特刊——

或者按你的要求，最好说——我已经读了你的这一期《胜利者与罪恶者》。它是一期特刊。我对它感兴趣。没有句号。”

马克尔当时用一个叫作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的温文有礼而又严格的作家负责他的《时报杂志》的工作。米尔斯坦令人目眩的风格明显是同伯恩斯坦的几乎所有原则都相矛盾。伯恩斯坦喜欢短短的导语，而米尔斯坦偏写长长的导语；伯恩斯坦强调简练性，而米尔斯坦却体现了复杂性；伯恩斯坦想要一句话表达一个意思，米尔斯坦却给一句话塞进了多重意思。差不多每一周，莱斯特·马克尔都会在《时报杂志》或戏剧栏目发表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的一篇文章，不仅强调作者的个性，而且也强调星期天版不同的编辑标准。米尔斯坦的一个典型的导语是这样开头的：

现代工业的原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是：2500年前，剧院大约要用一个世纪树立剧作家的形象，使他有的地方纯化，有的地方暗淡，使他像一大块斯提尔顿干酪那样默默地成熟起来，而现在电视却废除了所有这些浪费的动作，在十年里轻快地包装了戏剧家的比赛，甚至赋予他们很容易鉴别出来的等级标志。

或者：

发展最完备、最令人满足的追踪文化潮流的形式之一（在身份阶梯上提高位置，在接受度上降低底线，就像他们对庸俗之辈所喊叫的一样）是参加一场艺术表演的首场演出或出售画作的展出，这与其原有的功能大相径庭，就像阑尾一样，几乎是退化的。

莱斯特·马克尔自认为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编辑之一；或者说，既然《纽约客》的哈罗德·罗斯已经去世了，他也许是唯一伟大的编辑。马克尔是在《纽约时报》加速增长的高峰期之前加入《纽约时报》的，随着报纸的扩张，他也扩大了他的星期天版，这两种力量都乘上了增长着的美国经济的东风。美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产生一个更大的、更有教养的、更热心的、更辉煌的、更贪婪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来读报的话，会发现《纽约时报》特别是星期天版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对星期天版的偏爱归因于几个因素，其中一些和马克尔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例如，门罗·格林领导下的咄咄逼人的广告人大军带来的巨大的广告量，使人们读起广告来就像读新闻一样有兴趣：汽车、貂皮大衣、摩托艇、供购买的住房、供出租的公寓、供雇用的秘书、邦威的服装、伯格道夫的服装、金贝尔的服装等广告。不管世界处于什么状况，不管有多少士兵遭到了伏击，不管是谁刚刚被谋杀，也不管谁在骚乱或饿得要死，每年每月的每个星期天，漂亮的服装总是挨着《纽约时报》灰色的新闻栏目跳起舞来。

星期天版之所以兴旺，也是因为报社的发行队伍把它投放到全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里，因为促销人员在广告牌上、小册子里展示它，把它喂给未来的富裕社会；星期天版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在办公大楼三层卡特利奇的保护下，星期天版的要闻提供的新闻，比其他竞争对手的报纸更多——有更多的足球比分，更多的婚约公告，来自世界更多城市的更多来稿。

但真正使星期天版显出独特性的是那些完全由莱斯特·马克尔控制的部分——星期天的《时报杂志》、“一周评论”、“书评”、戏剧栏目、旅游栏目；艺术、电视、音乐、舞蹈的版面；园艺版面、DIY版面，各种各样的关于时尚或家具或儿童书籍或高保真录音机的版面。马克尔为这些栏目提供许多观念，写标题，审查照片编排，阅读他的人员或撰稿人写的每一句话；在付排之前编辑每一行字。马克尔是一个不屈不挠、精力充沛的人，使他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感到可怕。然而，如果一个人以前没有见过他，或者没有意识到他的名声的话，马克尔看起来是一个不引人注目、平淡无奇的人。他有一个棱角分明的脸盘，显示不出任何特别的活力，波浪式的灰发从高高的前额整齐地向后梳理下来，钢边眼镜背后是柔和的、胆怯探询的眼神。他的声音不很有力，实际上他通常说话时，声音是尖细的、有波动的、恳求似的。但由于马克尔在办公室里很少正常地说话，一个陌生人在剧院的走廊里或在鸡尾酒会上听到的马克尔的声音，就不是《纽约时报》星期天版部的雇员所熟悉的声音了。对雇员们来说，马克尔经常是气得尖叫起来。由于他从来不停下来，他总是围着办公室不断走动，不停地督促某件事或某个人，或者对他听到的一段话皱眉头，或者不满意刚刚读过的一篇文章或刚得到的回答——由于马克尔的身体是被他的情绪所支配的，所以他的职员并不很了解他的样子，而是更清楚他的感受，以及他让他们感受到的感觉。《纽约时报》的许多人都说，星期天版部的气氛非常紧张，以致他们在乘电梯经过八层时都能感觉到。当然，除了在八层工作的人之外，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说法有点夸张。

乘电梯上八层，就进入了星期天版部。先是碰到一个接待员，这是一个快乐的红脸庞的绅士。他的左边有一个门通向星期天“书评”组；右边是一个昏暗的过道，先是经过马克尔办公室的门，然后是两个高级编辑的门——其中一个高级编辑是丹尼尔·施瓦茨，一个总是面带笑容的高个子，另一个是刘易斯·伯格曼，一个内心混乱、敏感的人。在走道的尽头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像整个大楼那样长，有六七十张桌子靠右边排成排，桌子边坐着马克尔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有的是无所事事，有的是专心致志——打字、阅读、谈话或发呆、写作、改写、编辑、修改。由于《时报杂志》的最晚发稿时间是星期一，“书评”是星期三，戏剧栏目是星期四。“一周评论”是星期六，因此在星期天版部平时的压力是不平衡的：《时报杂志》的人在争分夺秒地发疯似的修改文章或版面，而“一周评论”的人却在房间的另一边无所事事地读报纸，因为他们离最晚发稿时间还早着呢。但马克尔总是处在最晚发稿时间压力之下，要检查每一件事情。当他走进房间时，会很快使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紧张感。他不过是走进来，站在通道上，向四周望一望，就像是一个火热的太阳把毛毛虫们都晒卷起来，人们的大腿都缩进去了，身体也弯曲下来——正如吉尔伯特·米尔斯顿所写道的，就像是一种烈火的考验，一种进地狱的体验。

星期天版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有强大的分析能力，正是他们的情感投入，他们对自身和自己的工作的强烈意识，他们同莱斯持·马克尔的爱憎关系，把星期天版部的工作人员同三层新闻编辑部的更多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工作人员区别开来。“马克尔，”一位星期天版部的雇员说，“像我们犹太父亲般的人，我们都是他的儿子，而他总是能够说服我们，让我们觉得没达到他的标准。”同时，星期天版的雇员与三层的雇员在外表上也不一样。

报社的几乎所有记者和文字编辑都衣着随便，穿平庸无奇的纽扣领衬衫、套装和领带，而星期天版部的雇员似乎在衣服上也与众不同——他们穿令人沮丧的深色毛衣和无折边的黑裤子，色彩鲜艳的衬衫，打黑领结，穿宽松的肘部有补丁的斜纹软呢夹克，从乡村有创造性的鞋匠那里买来的便鞋。所有这一切多少以自己的方式暗示出艺人、思想反叛者、演员、作家的标新立异的气氛，也就是星期天版部人员所采访、关心的整个文化界的气氛。他们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界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写过剧本（哈维·布赖特）、诗歌（哈维·夏皮罗）和小说（赫伯特·米特冈）。有两个已经退出了马克尔队伍的人，曾以马克尔为人物原型写了两本小说。这两本小说不是奉承他的，而且其中一本的确是出于恶意而写的。它的作者是位编辑，因为马克尔解雇了他的男朋友而辞了职。

星期天版部的女人不漂亮，但她们的确比大楼三层的女性更擅长阅读，更有修养，在性格方面更有趣而神经质，并且彼此都不相同。马克尔职员中有一位女人非常独断，据说她对马克尔有点“意思”，因此他很少对她叫嚷。另一个有着樱桃小嘴和剪短发的神秘类型的女人，整天都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阅读——非常安静，非常平静，非常超然——来自20年代的艺术家在咖啡馆的一种拍照姿势。

大楼八层人员的一致意见是，除了个别例外，大楼三层的新闻记者都是缺乏艺术修养的作者，他们缺乏为《时报杂志》写文章的组织能力和报道深度。其结果，《时报杂志》相当多的定期撰稿人都是外部人，是自由作家和作者，或者是和马克尔有同样见解的、他正在培养友谊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尽管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经常需要星期天版部的人员来帮助写作，但他们的文章还是得以发表。而三层的为《时报杂志》写文章的记者却根本得不到这样的帮助或重视，这些人难以按马克尔希望的方式来写作，或者说他们不会接受他关于某一主题的观点或方式，要么开始愤恨他，要么干脆拒绝接受他后来指派的任务。

1957年，马克尔为《时报杂志》的一篇长篇文章仅支付300美元，这点钱不值得去忍受他的批评或他再三修改的要求。迈耶·伯格多年来一直拒绝为马克尔写稿。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也是这样。一个叫罗伯特·普拉姆的记者曾接受了一项任务，稿子却五次被退回来进行重写。最终，他也放弃了。他拿一把剪刀把他的文章剪成碎片，装进一个信封里，上面写上“罗伯特·普拉姆的DIY工具包”，送回了马克尔。

马克尔的要求碰到了这样的反应，他感到很失望。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作者会反对改稿。他认为，毕竟这既是为《时报杂志》好，也是为作者本人好。他认为自己的角色是监工，他们都应符合他的标准。在他们开始写文章之前他给他们规定了思路，这个思路确定了主题和包括的要点，如果他们按这个思路去写，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他觉得，他们经常是随心所欲地去写，不理睬他的思路，于是就指责他太严格，太有条理了。他承认，他是讲究系统的，但他认为这是必要的，他不仅在办公室里对他的制版编辑是这样要求的，而且在家里对他的园丁也是这样要求的。对马克尔来说，看到播种不成行是不可容忍的。他经常会因为面包烤得过焦、备忘录放的地方不对、出租车司机开得慢、想打电话而电话占线而生气。他要求他在百老汇开幕式上的座位要排在前面，拒绝排队等着看一部新电影，因此只会去看预演。当玛丽莲·梦露的《让我们相爱吧》（Let's Make Love）的预演没有给任何人预留座位时，20世纪福克斯公司就指派办公室的两个小伙子到派拉蒙影院的前排为他占了两个座位，从下午5点钟一直等到马克尔计划到达的时间晚8点30分。

莱斯特·马克尔的父亲是下东区的一个叫雅各布·马克尔的银行家，是一个习惯于在他所熟悉的世界里被人巴结的、热衷于系统的人。雅各布·马克尔的父亲是一位德国银行家。雅各布在曼哈顿中心的第九十三运河大街建立了马克尔兄弟银行。银行墙上悬挂着他本人的画像，他后仰着坐在那里，考虑那些为贷款而来找他的人的请求。这些人中有许多曾是中欧的犹太人店主和小贩，他们曾打算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大学，或者购买船票把他们的家庭带到美国。

莱斯特·马克尔是雅各布的三个儿子中的长子，出生在第九十五大街上麦迪逊大道的一幢住宅里，但后来雅各布觉得小孩子应该送出城市到“乡下”——也就是布朗克斯——生活。布朗克斯这个自治市在1906年还有许多农场和农民的林地。马克尔一家搬到了那里的莫里斯尼亚区的第一百六十五大街。但布朗克斯当时还处在地产繁荣的早期阶段，正在兴起进城大运动，犹太人也正进入那些曾主要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地区。12岁时，正是在这里，马克尔开始深深体验到其他孩子的反犹主义污辱，有时他们会追赶他，往他身上扔石头。雅各布·马克尔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搬走。他似乎对他儿子的麻烦不敏感，整天都待在他在城里的银行中远离这一切，他也许是把这种状况看作是一个犹太人的孩子应受教育的一部分。

莱斯特长大后，不懂得幽默而且羞涩。他上了唐森德·哈里斯高中，非常勤奋，后来上了城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8岁时他开始为布朗克斯的一些小报写文章，他发现记者职业适合他的气质——好奇但又羞怯，他有了接近陌生人并寻找他的问题的答案的借口。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认识了伊菲吉妮·奥克斯，但在1914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想在《纽约时报》社找一份工作。他只有19岁，还需要积累经验。他先从布朗克斯的《家庭新闻》（Home News）开始干起，后来转到《晚间邮报》（Evening Post），最终在《纽约论坛报》得到了一个记者工作，在那里干了九年。在《纽约论坛报》他碰到了加雷特·加勒特，一个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过的编辑，并且熟悉奥克斯。马克尔还结识了富兰克林·P.亚当斯、马克·康奈利、罗伯特·本奇利、乔治·S.考夫曼和许多会继续有发展的人。当亚当斯转到《世界日报》时，他促使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雇用马克尔。马克尔已经在《纽约论坛报》做了各种事情——报道、改写、文字编辑；他干过城市版主任、夜班主任，在27岁时当了主编助理。斯沃普对此印象很深，他给马克尔去信，似乎急于雇用他，后来他问马克尔：“你挣多少钱？”

“一万美元。”马克尔说。

“钱多了一点儿。”斯沃普摇摇头说——就此马克尔反问道：“可你又挣多少钱呢？”

两年后，1923年，阿道夫·奥克斯知道了马克尔，邀请他到大西洋城度周末，这位业主正在那里和他的妻子、女儿还有苏兹贝格休息娱乐。在马克尔来到后不久，奥克斯领着他在木板路上乘坐了两小时的轮椅。他向这个年轻人提了些问题，并且对他做出了评价。他赞赏马克尔关于改进《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许多想法，但奥克斯也多少担心马克尔关于办一个解释一周新闻的专门副刊的计划。奥克斯认为，这会使报纸过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还会重复已经发表过的东西。直到1935年，奥克斯去世前的几个月，马克尔和苏兹贝格才创办了“一周评论”栏目，后来赢得了普利策奖的一个特别奖。

据说马克尔靠创办“评论”栏目实现了他作为一个编辑的全部跨越，这个栏目最终为他提供了新闻解释的合适样式：平日的《纽约时报》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马克尔的评论则告诉读者为什么发生。《时报杂志》也和新闻保持同步，没有新闻依据就不发表文章：如果要发表一篇关于某位百老汇戏剧明星的文章，这个明星就必须在表演中亮相，而且该剧要么正准备公演，要么有别的新闻；如果准备发表一篇关于某个政治家或城市或乡村的文章，他们也必须进入新闻中。如果说马克尔的体系有一个公式的话，那就是新闻得到解释，新闻得到说明，有新闻价值的个性得到展示。在马克尔1923年加入《纽约时报》时，星期天版的发行量是546497份，平日版是337427份；当1948年马克尔在《纽约时报》干了25年，并且把他的队伍从5人扩大到55人后，星期天版的发行量是1106153份，平日版是539158份。

为了庆祝他在《纽约时报》工作25年，在办公大楼八层举行了一次晚会，他的一些员工送给他一个他致力于一生的“评论”的嘲笑版。其报道是非常详细的，也许太详细了：它展示了马克尔的怪癖，他日常的轨迹，他的“体系”——说他早晨6点钟起床，读早报，包括《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然后做十分钟的日光灯治疗，同时在他的肠胃休息时听轻便收音机的广播。在沐浴时，他把本子和笔挂在身边一个特殊的挂钩上，有了一种想法就把它记下来，他还在床边放了一个本子，只要铅笔一被拿出，就会被照亮，这样他就能在半夜写下自己的想法。这幅肖像的基调是说，莱斯待·马克尔是一架不停顿的机器，他在周末“紧张地放松”，不停地在他的电视机上换台，直到他找到了一幅完美的面画，然后转换到另一个频道。

在这幅肖像中马克尔并没有多少幽默感，他后来得知有几种嘲弄“评论”的版本在整个大楼里传播开来，很不高兴。有一份复印件在《纽约时报》三楼资料室他的个人文件夹里，但是这份复印件上还附了一张马克尔主管“一周回顾”的编辑写的备忘录：

通知——通知——通知

这张证明文件不可用于公共传播，仅限于小范围内的传播。此文件并非研究材料。它不可被任何想要寻找有关马克尔先生信息的外部人士浏览，除非经马克尔特别允许。而且如果有人得到了许可，那么每一条特殊的信息在被使用之前需要被重新核对。

J.德斯蒙德

星期天版部

马克尔一出现，星期天版部的全体人员都会感觉到压力，但星期天“书评”的编辑弗朗西斯·布朗感觉到的压力或许比星期天版部的其他编辑少一些。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因为马克尔自认为是一个报人，而不是一个文学家，除非他对某一本书有特殊的兴趣时，他平时并不极力去影响“书评”。“书评”相对幸运的另一个原因是弗朗西斯·布朗本人——他知道如何对付马克尔，能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对待他，既神气十足地对待他又不会走得太远。他经常带着亲切的微笑嗔怒地对他说：“噢，真的，莱斯特，不是说真的吧！”

弗朗西斯·布朗喜欢穿斜纹软呢服装，是一个灰头发的矮胖子，有一张给人印象深刻的狮子般的脸，做事不紧不慢，有略带优越感的学者的举止。他本人就是一个学者，曾执教于达特默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有哲学博士学位。他是奥维尔·德赖富斯的朋友，德赖富斯也是达特默斯的校友。布朗是1930年在阿道夫·奥克斯的弟弟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亲自邀请下来《纽约时报》工作的。奥克斯—奥凯斯当时68岁，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博士学位的课程。他认识布朗时，布朗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书。这两个人成了朋友。布朗后来接受了他的请求，成了《当代历史》杂志的助理编辑，这个杂志是由奥克斯—奥凯斯在时报大楼十层编辑的一个辅助性月刊。

1936年，奥克斯—奥凯斯去世五年和奥克斯去世一年后，苏兹贝格出售了《当代历史》，弗朗西斯进了星期天版部，成了马克尔新组建的“一周评论”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在1945年，布朗辞职，接受了《时代》周刊的一个诱人的职位。马克尔后悔让布朗离去。后来几个“书评”编辑因不能容忍马克尔而离职了，马克尔为弗朗西斯·布朗提供了“书评”主任的职位，布朗在1949年接受了。马克尔不想再一次失去布朗，于是就形成了他们之间的互相妥协。

布朗的队伍由大约20个下属人员组成，他们帮助他计划和编辑“书评”。由于出版商每年给《纽约时报》提供的7500本书中只有2500本能得到评论，所以一开始就有一个严格挑选的过程。当然，“有名气的”作者的书是会得到评论，一些在自己的书出版之前已经多少引起注意的新作者也会得到评论。这些新作者之所以引起注意，要么是通过杂志上的连载，要么是通过其他文学家的推荐，要么是通过出版商和作者的拔高处理。只要出版商或作者不被看作是纯粹的文字贩子或者雇用文人，没有在《纽约时报》有影响的人那里树敌的话，新作者的书是会得到评论的。在《纽约时报》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影响”不一定是高层编辑的特权。有时在繁忙的日子里，一个职员就有决定权，决定收到的一个邮件——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新闻特写，一张照片，一份新闻稿，或者是每天潮水般发来的上百件东西中的任何一件——是不是可以单独挑出来，送给某个编辑，被予以注意，或者是扣压到很晚才处理。（有些非常着急的精明的出版商，为了保证某些新闻稿不被《纽约时报》忽视，有时会直接给苏兹贝格寄上一份。他们知道苏兹贝格是不会亲自看的，但他们希望苏兹贝格的秘书在把新闻稿分配给合适的编辑时，可以附上有着苏兹贝格姓名缩写的“供参考”的条子。一个编辑收到了带有苏兹贝格首字母标签的新闻稿，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一旦一本书选出来供评论，下一步就是指定一个评论者。全国有几百个男士和女士——作者、教育家、政治家、编辑和记者、杂志和季刊的批评家——愿意为《纽约时报》写书评，既因为这是一种特权，也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希望作为《纽约时报》的固定评论者也可以得到像《纽约时报》人那样的礼遇。每当《纽约时报》有人出版一本书，报纸总会予以评论的。《纽约时报》自己人写的书很少会受到严厉批评，差不多总会在平日版或星期天的“书评”中得到即使不是广泛的但也是慷慨的对待。这不一定是哪个人施压的结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多少是一个传统——就像另一种由来已久的做法一样，每当《纽约时报》有人去世，他在报纸上得到的讣闻总比没有为《纽约时报》工作过的人更长。阿道夫·奥克斯坚持要为《纽约时报》的人奉上优美的讣闻。奥克斯重视壮观的葬礼。《纽约时报》的员工去世后，奥克斯要求他的管理者全体出席死者的葬礼，然后用成队的灵车护送遗体经过时报大楼。奥克斯还希望看到《纽约时报》全体工人站在路边脱帽致哀。由于奥克斯不欣赏在他的报纸上出现尖锐的批评，所以他也不希望看到《纽约时报》的人在文学上的创造受到谴责。奥克斯的这一期望成了传统，而且它还扩大到奥克斯的朋友，《纽约时报》的朋友那里。（在奥维尔·德赖富斯被提名为达特默斯学院的托管人后，《纽约时报》上又出现了一个副刊，达特默斯的校长约翰·斯隆·迪克尔的“人物评论”。为此詹姆斯·赖斯顿曾向苏兹贝格抱怨说，似乎《纽约时报》是在“巴结”一位朋友。苏兹贝格赞同赖斯顿的观点，他后悔让关于德赖富斯的托管人地位的报道和迪克尔的形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但它就那么出现了。）

《纽约时报》那些定期为星期天“书评”写文章的朋友是一些高度称赞这家报纸的评论家。他们坚持报纸的立场，赞成报纸对既定秩序的传统式的敬重和牢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虽然他们把约翰·奥哈拉视为一个幼稚的作家，经常轻视他的作品，而且对海明威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他们一般都在每一篇评论中力图找到点值得称道的东西来说。如果他们写得评论有太多贬低的东西的话，那么就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一些书不值得上报，因此评论也就可以不发表——除非是评论涉及像奥哈拉那样的作为中产阶级诽谤者的作家。（作为对《纽约时报》的批评的某种报复，据说奥拉哈确立了他自己的传统：他坚持要求他的出版商兰登书屋安排他的书在感恩节那一天出版，这个时间读者除了读报纸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做，而这一天《纽约时报》假正经的书籍批评家奥维尔·普雷斯科特的评论是不发表的。）

阿道夫·奥克斯想把书表现为“新闻”，在《纽约时报》上像对待其他新闻一样来对待书。他不想让他的评论成为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们做作的文学论坛。这些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心想展示他们的激情或高明，却不告诉读者谈的是什么书。尽管在奥克斯去世后他的一些思想被改变了，但它们是慢慢地改变的，而且随着弗朗西斯·布朗当了“书评”的负责人，它们就保持不变了。大多数星期天版的评论者都是按奥克斯所希望的那样写作的——他们很少是热情奔放的或严厉的，他们的语言是平静的和谨慎的。他们显然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受尊敬的成员：有来自普林斯顿和史密斯学院的教授，韦斯特切斯特的女小说家，来自南方的信奉自由主义的编辑，西北的可敬的退休学者；他们是关于日本艺术、国内战争的专家，人类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总统的传记作家；他们是《纽约时报》的朋友。马克尔把他编辑的一本选集放在弗朗西斯·布朗的桌子上后，布朗就挑选一个评论者——评论写成后，总是令人满意的或非常满意的。《纽约时报》和它的评论者之间的这种内部体谅持续了多年，布朗似乎是报社的一个轻松的管理者。尽管雇用了一些具有适度激进思想的年轻编辑，但“书评”仍然是把图书当作“新闻”来报道——尽管它容忍偶尔的偏差，但如果评论走得太远的话，评论者都会感觉到马克尔无形的手在本能地呼应着奥克斯的幽灵，这就是一个叫作约翰·西蒙的年轻评论者的体验。西蒙曾为《新领袖》（The New Leader）当过电影批评家，为《哈得孙评论》（The Hadson Review）当过戏剧批评家，以明快和严厉而知名。弗朗西斯·布朗的一个下属编辑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去找他，要他评论一下两本关于戏剧的书，一本是约翰·梅森·布朗写的，另一本是沃尔特·克尔写的。

西蒙非常高兴，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在《纽约时报》上露面的机会，几周后他的评论就写完送来了。西蒙对这两本书大加批判，在概括《先驱论坛报》批评家沃尔特·克尔的那本书的缺陷时，约翰·西蒙说：

如果克尔先生不是今天最优秀的日报评论家的话，这一切就不会那么令人不安了：实际上只有他选出来的文章能够读下去，他的日常评论能提供某种指导。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独眼国王吗？

莱斯特·马克尔读到这段话时，决定要么重写，要么删除。马克尔不允许西蒙对《先驱论坛报》沃尔特·克尔的这种言不由衷的恭维，也不允许他以这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来搪塞《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家。这使得那些陷入其中的人——弗朗西斯·布朗和弗里蒙特—史密斯——感到很为难。他们私下里都觉得按照西蒙的原文来发表这篇评论没什么不可以，但马克尔固执己见，坚持必须修改。当西蒙得知后，他拒绝改动一个词。即使告诉他删除这段话不会破坏评论的效力，而且两人还暗示正考虑把西蒙的评论放在星期天“书评”的显著位置，或者在栏目的前头，西蒙也不愿修改。

约翰·西蒙不满足，回答说，如果这篇评论不按他写的那样付印，他宁愿退稿，把它卖给别的地方。西蒙的沮丧会被他或《纽约时报》外其他年轻的新批评家视为书报审查制度的一个例子——这种状况是弗朗西斯·布朗想避免的。

几周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西蒙和《纽约时报》“书评”之间的电话和便条并没有使双方产生愉快的妥协。最终《纽约时报》刊登了西蒙的整个评论，但排在了“书评”的后面，被安排得尽可能不起眼。后来，当西蒙自己的书《严峻的考验》（Acid Test）出版时，《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没有给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