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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利夫顿·丹尼尔完成了口授之后，里夫小姐站起来，扭着漂亮的臀部，离开了房间。丹尼尔坐回到椅子上，揉揉眼睛，把他的有角质框的眼镜塞进了他像皇冠一样的长头发里。他会在4点钟的新闻会议开始之前先抽出十分钟，处理一下里夫小姐留在他办公桌上的一些纸条，有些是来自海外分社的电报，有些是这座大楼里送来的备忘录。《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有一篇称赞他关于猪湾讲演的社论的参阅件，还有一些爱挑剔的读者的来信，其中一封来自小阿瑟·施莱辛格，还有一封信来自差不多40年前就认识丹尼尔的沃思堡的一位女士。当时丹尼尔正在他父亲在北卡罗来纳州泽比伦的药品杂货店干活。他也记得她，她叫黑兹尔·珀金斯。20年代她是泽比伦的美女之一。他一直认为，泽比伦这么小的城镇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其中有梅尔巴·钱布利，一个蓝眼睛、红头发的女人。他在高中时曾和她约会，并且在他上了教堂山大学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和她约会。还有萨迪·鲁特，她是后来的，当时她遭遇了一次车祸，失去了一只眼睛。还有贝齐·安德森，他认为她是她们中最漂亮的，他经常惦念她过得怎么样。她和黑兹尔·珀金斯习惯坐在路边的桌子旁，由他为她们提供服务。这是丹尼尔在药品杂货店的工作中最愉快的一件事——来回地走，跟人们打招呼，跟聚集在丹尼尔药品杂货店的姑娘们谈话。这个药品杂货店不同于现在，当时是泽比伦社会生活的中心。副县长和警长也经常在这里闲荡，像农民一样谈论烟草和棉花的价格，来访的政治家们也会停下来跟人们握握手。药品杂货店的前面有一架钢琴，一个黑人塔德·查维斯在不干活或不去送货时，通常在钢琴上弹奏拉格泰姆音乐，但他有时要和一台离钢琴不远的爱迪生留声机相竞争，这台留声机发出的大音量拼凑成了《在一个西班牙小镇》的曲子。当时药品杂货店里没有收音机，所以年轻的克利夫顿·丹尼尔会偶尔地溜过大街到饲料库后面去听广播新闻中的棒球比分，也正是在那里，他记得听到了林白跨越大西洋飞行的新闻。然而，他从来不敢在那里待太长时间，因为药品杂货店很忙，如果他不在桌子边伺候，他就要在里面接听求医的电话，或者听副县长叙述一些地方吵架的事情。一天晚上，丹尼尔看到一个人进了药品杂货店，他的喉咙被人割了个大口子。丹尼尔叫了医生，也叫了《泽比伦记事》（Zebulon Record）的记者。

在他上高中的暑假里，他给《泽比伦记事》送去了几条新闻，一周挣了五美元。药品杂货店是一个干净的大房子，在那里能听到一些地方的传闻和新闻，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记者的地方。他过完暑假回到高中上学后，继续为《泽比伦记事》写稿，报道学生活动和体育活动，虽然他本人从来不是运动员。从12岁时起，他的左耳开始有点聋。他纤细的身材并没有因在浴室里做体操而有所改变。一天早晨，他做体操时滑倒了，在浴盆上磕掉了一颗门牙，这导致一段时期内他不再从事体育文化项目。他企图通过描述别人的活动，使他的报道发表，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来满足自我。有时，在写作关于一些地方新闻条目汇集的报道时，他会用一个带有他的姓名首字母——ECD：代表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小计谋把每一条新闻分开，泽比伦的一些人认为这样做有点过分了。

他们说，年轻的丹尼尔有某种做作的和不切实际的东西，在这个不拘礼节的城镇里能被他的礼貌所打动的人是很少的。他们很早就看出他形成了一种自我表现和一种似乎略微傲慢的举止。但他认识的漂亮姑娘却非常喜欢他，不仅喜欢他衣着干净和彬彬有礼，而且也喜欢他对老年人特别是对他父母的尊重。她们认为他是年级里最帅的小伙子，并在1929年韦克隆高中的年鉴里把他选为“最英俊者”。但这些姑娘觉得她们没有机会和他在一起，从他那里她们一无所获。他的确没有和她们搅在一起。他似乎在遥远的地方有个大计划——一个圆滑的乡村小伙子想出人头地。许多年后，他开始在《纽约时报》腾达起来并娶了玛格丽特·杜鲁门，一些泽比伦的人笑了，点头称道。

玛格丽特·杜鲁门也是一个小镇姑娘，她和丹尼尔在出身和举止上要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更相像。像丹尼尔一样，玛格丽特也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两个人都得到了他们父母的过分关爱和指导，相信社会的价值观，很少自我怀疑。他们是在一个固定的社会里有点古板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家庭比他们的大多数邻居更优越。他们的父亲都是小商店老板，对于生活和黑人问题有许多地方的观念。老丹尼尔一度积极从事政治，两次担任泽比伦的市长，在20年代初使这个城市有了自来水，后来又用电灯取代了煤油灯。哈里·杜鲁门有一次对他说：“哎，你做的就像我做的——你只是待在你的小城镇里帮助穷人，我起来了，和那些有钱的杂种们混在一起。”

玛格丽特11岁时，她的父亲、一个密苏里的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开始每年的上半年都带他的家人去华盛顿。但这种体验，像她在白宫最后的几年和她的演艺生涯一样，并没有使她清除掉她的地方品味。随着她的年龄增长，她的观点逐渐定型，她对故乡的忠诚更加公开。她虽然搬到了纽约，却不为纽约所打动。她像一个长期的旅行者一样居住在纽约。她很快看出了纽约的粗俗和纽约人的笨拙。她对东部人服装上镶着的复杂的闪闪发光的装饰物没有什么好印象。在她结婚和她的孩子们出生后，她很少邀请社交人士到她家里，而她丈夫却一直认为这些人很有趣。一些人对此怀有怨恨，他们散布不友好的故事，如玛格丽特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家里主要是丹尼尔做饭，但玛格丽特继续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并且以礼貌的方式保护她的隐私。她有点儿犹豫地去参加卡波特的化装舞会；毫不犹豫地去参加纽约欢迎英国公主玛格丽特的晚餐舞会，但遗憾的是没有参加贝内特·瑟夫为弗兰克·辛纳屈举行的晚会，要不然丹尼尔夫妇就会一起出现在这个重要场合了。尽管玛格丽特·杜鲁门有成套的设计的非常好的服装，但她以简朴的方式处理了它们。像她的父亲一样，她是直率的和固执己见的；与丈夫不同的是，她又是开放的和随便的。但在最近几年，在她的影响下，加上丹尼尔自己的成就，导致丹尼尔显得更随意一些。

然而，丹尼尔仍然是一个拘泥于礼节的人，仍然着迷于那些有特权和富有的人——《纽约时报》现在对社会新闻无所不包的报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他也更自在地对待他本人和他的过去。偶尔在情绪高涨时，他甚至称自己是一个“乡村小伙子”。实际上他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乡村小伙子。如果不是他的父亲，一个自傲的人清理了从卡罗来纳州的乡村烟草通向远方更茂盛的土地的道路，我们很难说他会成为什么样子。

老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现在80岁了。他的面部特征，特别是他的眼睛和他的儿子极其相像，但他灰色的波浪式的头发和他的衣着却不怎么保守。他有时出现在他的药品杂货店，下身穿一条传统的灰条纹的睡裤，上身穿一件棕色的双排纽扣的夹克，里面是蓝条纹的衬衫和白色的圆点花纹的蝴蝶领结，还戴着一顶棕色帽子，穿着黑皮鞋，拿着一根棕色的拐杖。所有这一切，在他身上看起来很和谐。他被看作这个城镇最杰出的活着的里程碑。他是泽比伦第一个有电话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为此感到自豪，但也有一些人，很少人，发现他有点傲慢，他也许把这个特点传给了他的儿子。除了他在政治上的冒险之外，他还曾短期投资并持有瓦库电影院。他一度推销带有他自己商标的肝药丸和一种止泻药。在他大约18岁时，由于阑尾炎的发作，他躲开了他的父亲的、他的祖父的以及丹尼尔家族所有其他人艰难的农场生活——他们是上一个世纪从英格兰乘船迁移来的，定居在了南方地区。他的病使他碰到了一个来自罗利的年轻医生，这个医生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又鼓励他从事卖药生意。1905年，他从祖父扎卡赖亚·G.丹尼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但勤奋的烟草农场主，有时赶着他的马车到弗吉尼亚州兜售他的产品——那里借了一些钱，从一位医生朋友那里得到出售医药“许可证”，老克利夫顿·丹尼尔投资建了他的第一个药品杂货店。他在医生朋友的允许下研制他的配药，直到1911年，他完成了在格林斯堡学校的培训。有一天在药品杂货店，他看到埃尔娃·琼斯小姐和其他姑娘坐在柜台边喝着苏打水。她是一个烟草货栈主的女儿，曾在罗利的初级大学上学，非常漂亮。他很快向她求爱，在当年12月，在邻县她祖母的房子里，他们结了婚，到里士满和巴尔的摩度了蜜月，在第二年9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这就是《纽约时报》未来的主编小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

小丹尼尔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他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妥当的。他在九个月后长出了他的第一颗牙，一岁学会了走路，小心翼翼的，显示了他一直具有的谨慎性格。他对肮脏有天生的厌恶，他身上没有一点农场主的东西。他的平静像他母亲。他的服装整洁、干净而得体。后来他老缠着母亲，待在屋里不出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小地毯上拼命读书，他的父亲开始为他担心。但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非常出色，在家里温顺，放学后在药店帮助干活，还在城里卖《磐石》（Grit）和其他杂志，攒零花钱。1929年底他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但家里没有充足的资金，《泽比伦记事》为他提供了资助。

他在学院生活中想要的大部分东西，都得到了；他没有得到的东西，也没有错过。他加入了学生联谊会，为《焦油脚人日报》（Daily Tar Heel）撰稿。他一直想当《焦油脚人日报》的编辑，但在进入该报后不久，他因为蔑视一位高级编辑而被解雇。到他重新恢复职员身份之时，他又与这位编辑的工作发生了矛盾。他曾经是校园文学杂志《卡罗来纳》（The Carolina）的编辑，依靠兄弟会的政治机器，并战胜了一位独立候选人的吵吵嚷嚷的异议，他当选为学生会的副主席。这位候选人曾对每一个人说：“我不介意你是不是投我的票，但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投克利夫顿·丹尼尔的票！”

丹尼尔其实可以得到主席候选人的提名，但他谢绝了，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观念——他后来承认“有点儿自以为是”——他是一个报人，他认为新闻界人士应该坚持客观立场，站在政党政治之外，决不能不可救药地奉献于任何一种事业或任何一个人。这种立场是几乎所有记者都具有的，但要付出代价——这种超然态度使他们失去了通过介入其中产生的更深刻的体验，而他们有时仅仅变成了见多识广却无动于衷的隐秘探子。他们像看待码头工人罢工一样漠然地看待死亡和灾难。他们认为他们公布别人弱点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从没有亲自提供证据。当然，如果记者和一种事业或一个伟大人物一致起来，他们可以成为卫道士或宣传家、名人的走狗。克利夫顿·丹尼尔知道有些记者会是这样的，但他决不会这样。他一直是过于小心谨慎，对他想要的东西过于自信，他或许得益于一种自然的冷漠态度，甚至也许缺乏激情。如果他在职业或个人生活上做出妥协的话，也没有多少人会知道的，不会有任何丑闻，他会很好地掩盖他的足迹。

丹尼尔1933年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后，先是为城里的一家小报工作了一年，后来加入了《罗利新闻与观察家》（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1934年到1937年间，他采访过政治和犯罪方面的事务，承担过各种各样的任务，会见了许多有趣的人，其中有凯瑟琳·康奈尔，这是他采访的第一个著名女演员，还有托马斯·沃尔夫，他的小说《天使望故乡》几年前刚刚出版。1941年，丹尼尔离开了《罗利》，开始为美联社工作。他曾经在1937年来到纽约找工作，但几乎遭到了所有日报的拒绝，包括《纽约时报》。有家报纸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就是《世界电讯》（Telegram），由于提供的薪水只有每周35美元，比他在《罗利》

的工作还少十美元，他没有接受。

他在《纽约时报》大楼里的求职会面是短暂的。他拜访了新闻编辑部，但没有进去看看他有一天会占据的主编办公室，他也没有见到埃德温·詹姆斯本人。他见到了詹姆斯的一个下属，一个叫作布鲁斯·雷的城市夜班编辑，一个有自制力的小个子。雷在20年代曾是第一流的犯罪问题方面的记者，现在渴望成为詹姆斯的接班人，不管詹姆斯是否嫌恶他。确切的理由并不清楚，但容易理解，因为詹姆斯是一个骄傲自大的小个子男人，他最不希望身边也有一个骄傲自大的小个子男人。雷本来有可能得到副主编的高位，但后来，由于卡特利奇进入总部成为詹姆斯的助手，雷便被派到关岛去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太平洋前线的报道。当丹尼尔接任卡特利奇当主编时，雷仍在《纽约时报》一个更低的编辑位置上，随着时间而变得老成。即便他还记得1937年没有雇用丹尼尔的话，他也不愿意提它，丹尼尔也不愿意，但丹尼尔的确记得。那只是一次例行常规的会见，是通常的机构里的过场，是礼貌和无确定承诺的适度混合，这使得丹尼尔在遭拒绝时并不真的感到失望。作为卡罗来纳州的一个记者，丹尼尔对《纽约时报》非常在意，但没有被它吓倒。他父亲在泽比伦的药品杂货店不销售《纽约时报》，而且现在也没有。丹尼尔承认被《纽约时报》雇用是件荣耀和重要的事情，但他并没有把它看成是他特别想工作的地方。当时他知道最优秀的记者，要么是在晚报工作，要么是为《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工作，比如H.艾伦·史密斯和约瑟夫·米切尔，后者是北卡罗来纳大学1929年的毕业生，是《纽约客》的大记者。《纽约时报》一直有许多优秀的记者，但几乎没有什么优秀的作家。唯一例外的是迈耶·伯格。伯格1932年对芝加哥的阿尔·卡彭逃税案审判的报道很快确立了他的名气。伯格在1937年退出了《纽约时报》，去了《纽约客》，但他一年后又回来了。他发现自己在面临持久的压力和紧迫的发稿截止期限时，反而能把工作做得最好。

当克利夫顿·丹尼尔1937年向《纽约时报》求职时，它是一家正在缓慢转变的报纸。阿道夫·奥克斯去世两年了，尽管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引入了变革因素，但一切都在渐进地平静地进行，希望避免给人以印象认为《纽约时报》正在改变奥克斯为它制定的路线。1937年的平日版一份销售两美分，准备再涨一美分，它的发行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50万份以上，星期天版几乎到了77万份。这一时期这家报纸的形象，它的头版构成和设计，同27年后丹尼尔成为它的主编时的情况没有根本的不同，第一版图片仍然是很少的。奥克斯喜欢它的这种样子，只有当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事件需要有当事者的照片时他才会发慈悲地配照片。如林白在他1927年飞行后的头版两栏照片，罗斯福在1932年赢得总统选举胜利后的两栏照片，纽约新当选州长赫伯特·H.莱曼的一栏照片，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1934年去世时的两栏照片，但他的继承者阿道夫·希特勒没有照片。阿道夫·奥克斯1935年去世时有四栏照片。

正如后来的报纸版面所显示的，苏兹贝格喜欢照片，但他利用了微妙的时机引入自己的口味，以致很少有读者会注意到这种从奥克斯时代向苏兹贝格时代的转变。苏兹贝格1937年做了一项惊人之举，奥克斯如果活着无疑会反对：苏兹贝格任命了一位叫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的女人负责国际专栏。也许在奥克斯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比在《纽约时报》任命一位女专栏主任更大了。麦考密克夫人自1921年以来以欧洲自由作家的身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她的报道之清晰，见解之深刻，不仅给苏兹贝格，而且也给当时领导《纽约时报》的三位主编范安达、伯査尔和詹姆斯留下了很好印象。他们都意识到，她是欧洲第一个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兴起的记者，并报道过它年轻的代言人——尔后《时报》称之为“墨索里尼教授”。所以，苏兹贝格绝对无法拒绝他的顾问或他的妻子伊菲吉妮的要求，伊菲吉妮曾礼貌地悲叹她父亲关于女性权威的许多维多利亚式的保守观点。苏兹贝格于1937年任命了麦考密克在欧洲的重要职位——因为《纽约时报》要为似乎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建立驻外记者队伍。

这是1937年的大新闻——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不同于国家的多数报纸，《纽约时报》正在为之做准备。汉森·鲍德温当时开始了他作为报社军事记者的生涯，于1937年被派到欧洲，了解他所能了解的关于欧洲军事状况的一切。赫伯特·马修斯1937年报道了西班牙的内战，并在《纽约时报》和一本书中写道，西班牙内战是后来一个更大冲突的预演。在一篇发自西班牙的评论中，他警告说：“你们这些沿着百老汇大道散步的人，自鸣得意地以为战争离和平的美国是多么遥远。某一天你们也将感觉到战争拍到了你们的肩上，你们将会听到号召……战争是一只长长的臂膀，它将伸向我们每一个人。”

马修斯写这段话的时候36岁。他个头高高的，很瘦，很严肃，是个学者式的人物。他是但丁的研究者，有一副瘦削的苦行僧的面孔和一双悲哀的黑眼睛。他对于世界和他在世界上的位置持一种浪漫的、宿命论式的态度。他既十分迷恋战争英雄，也非常关心战争的牺牲品，这种兴趣，连同他的历史感和伪善，使他的报道有了一种引人入胜的和令人难忘的层面和棱角。他不是一个记者式的记者，而是一个作家式的记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从保皇派方面来报道它，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文学左派及其他人的很高评价，因为他们都鄙视佛朗哥。马修斯的一位朋友——海明威，称他是“最直率、最有能力和最勇敢的记者，一个憔悴的真诚的灯塔”。但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前线，马修斯同时又被叫作共产主义者。一年前，1936年，马修斯是埃塞俄比亚战役期间始终站在意大利这边的唯一一个记者，《纽约时报》的许多读者都把他称为法西斯主义者。在赫伯特·马修斯的神秘变化过程中有某种东西能够激活读者，引起他们过分地称赞或蔑视。不像许多记者，马修斯没有用官方版本安全地处理事情，也许只有《纽约时报》能把这个长期以来总引起争议的人物吸收到它的队伍里。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克利夫顿作为主编期间，在马修斯关于卡斯特罗的古巴的报道再一次激起全国的关注之后，就出现了《纽约时报》能够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的等级结构会开除马修斯，他太重要了，而且还有其他的办法。在1937年，赫伯特·马修斯是《纽约时报》令人激动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如果说这对他的上级是一种考验的话，那么对他的下级则是一种激励。他发自西班牙的报道是戏剧性的，他对它的后果的见解是有预见性的。

在这些日子里，前任主编弗雷德里克·T.伯查尔尽管65岁了，还在欧洲进行报道，就像他五年前取代埃德温·詹姆斯作为首席记者那样精力充沛地一次又一次穿越欧洲。在这一过程中，伯查尔熟悉克拉科夫就像熟悉巴黎一样，熟悉都柏林就像熟悉日内瓦或柏林一样，他从这些地方传来一些报道，如德国的海关官员在机场扣留了他，迫使他脱掉衣服检查他们认为他极力偷运出该国的但并不存在的剩余货币。有时伯査尔的报道抓住了战争即将降临的欧洲相当不安的时刻。在一篇发自伦敦的报道中，伯查尔描述了一天下午在公园散步时他突然意识到的该城市的一种奇怪的新变化，如把沙袋堆成坑状，还有轮式履带，掩体战壕。于是他写道，在他散步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在整个公园里，以前在这个时候挤满了在玩球的快乐的孩子，互相追逐，以各种方式尽情欢乐，现在却看不到一个儿童。想一下吧，”他继续说，“也可以肯定，这一周人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个16岁以下的小伙子或姑娘。这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城市。”

弗雷德里克·伯查尔在30年代的报道，特别是来自巴黎的报道，经常贬低德国人，以致《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一个编辑预见到伯查尔会遭到德国当局的伤害，而做了一件《纽约时报》的人绝对不能去做的事情：这位编辑伪造了新闻电讯的电头。他在伯查尔报道的上端、在日期之前划掉了“巴黎”，写上了“伦敦”，因而违犯了苏兹贝格也许最为强调的规矩。苏兹贝格经常说，《纽约时报》一篇报道上的电头是神圣的，并且说读者永远有权利确切地知道电讯是从哪里和何时发出的。如果苏兹贝格知道了这位编辑的行为，这位编辑就会受到惩戒甚至被解雇，以前其他违反这个规矩的人都曾被这样处理过。幸运的是，苏兹贝格并不知道这件事。这位编辑是个大块头的、做事果敢的人，叫尼尔·麦克尼尔，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同事。这是可能的，因为在30年代麦克尼尔是个高级编辑，负责领导新闻编辑部的其他人，而且他干的是夜班工作，下午6点钟才来到新闻编辑室。恰恰这时埃德温·詹姆斯准备离开，詹姆斯急于下班，很高兴有像麦克尼尔这样有经验的下属在夜里处理日常事务。

麦克尼尔工作在新闻编辑室中一个没有任何明显道理就被叫作“牛栏”的部门。这个部门由三四张桌子组成，在新闻编辑部的东南角形成一个直角，这些桌子是高级编辑们用的，他们在消息到来时在这里进行阅读，然后决定刊登多少和刊登在报纸的哪个位置上。在业务上，牛栏的编辑们受主编领导，但在埃德温·詹姆斯的时代，他们自行裁断是不成问题的。直到特纳·卡特利奇1951年接替詹姆斯担任主编并建立了主编办公室的日常新闻会议制度时，牛栏编辑们才失去了他们作为新闻接收者和评价者的独有权力。到这时，尼尔·麦克尼尔已经在《纽约时报》干了33年，他要求退休，于是就退休了。

但在30年代，《纽约时报》在夜里是被这些牛栏编辑支配的，这些人在这些年里缓慢地耐心地以自己的方式应付着新闻编辑部里或许最令人讨厌的和得不到喝彩的工作——文字编辑。文字编辑是新闻界里的特殊工种。他们是屋里的生物，循规蹈矩者，无名的人。许多人从美国各地来到纽约，想有更大的作为，在这种理想还没有得到实现时，他们就在周而复始的古怪环境里埋头在《纽约时报》的案牍上了。有教养的人，阅历广泛的人，干这种工作最理想，但很少人承认这一点。他们不曾打算成为文字编辑。没有人会打算这样做。他们经常谈论辞职或得到一个外缺去做记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小城市里一度就是记者，但他们大多数仍然常年伏案工作。私下里他们也喜欢这种修道院式的斟词酌句、履行常规、报酬丰厚的案牍生活。在《纽约时报》的这种工作氛围中，他们有了安全感，摆脱了不稳定性。他们在夜里读稿件，编辑关于世界最新的灾难和混乱、威胁和失败的报道，他们同现实的唯一联系是笔尖。他们似乎并不介意工作得很晚，这是报纸业务最不幸的时段，错过了剧院和晚餐舞会，在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准备离开时他们来到新闻编辑部，在清洁女工来上班时他们才离去。时报广场上的清洁女工和妓女通常是和他们碰面的仅有的女性，但他们也不介意这一点。他们似乎非常满足于在办公室的男性圈子里，远离妻子和孩子。在工作之后，文字编辑们一起到时报广场或百老汇周围的小酒馆里喝酒，在这个时候品尝一下和纽约的特殊亲密关系。他们和小酒吧周围的有趣的人群混在一起，演员和音乐家，无赖，骗子和线人。这些人把碰到《纽约时报》的人视为一种特权，因此文字编辑们觉得自己是纽约下流夜景的一部分，但他们是隔着一定距离来感觉它的。他们仍然是文字编辑，是好内省的人，认真的人，是只做梦不行动的人。这不是贬低他们。他们对于报纸比大多数记者都有价值，他们一开始就挣得更多。许多文字编辑是学者，几乎都拥有丰富的信息和法律知识，帮助报纸避免错误和诽谤。文字编辑不会走得太远。如果很勤奋，他在十年间可以从开始他职业生涯曲线编辑桌的一端，走到桌子的中间，成为一个负责新闻文字编辑的副主编，使得他能够把送来的报道分配给其他的文字编辑进行编辑和加标题。如果很勤奋又幸运，某一天他会被提拔为组长，并且拥有一个头衔。如果非常勤奋又幸运，他最终会在某天晚上不再坐在牛栏里。这就是尼尔·麦克尼尔所碰到的事情。可以理解，一旦他努力地走完迷宫并在30年代达到顶端，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坚定、自豪和自信的人。

麦克尼尔出生于新斯科舍，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大个子，不像很多文字编辑那样落下了不良姿势的坏习惯和苍白的面孔。他的声音是深沉的、指挥式的。在牛栏里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小铃铛，当他想要找送稿生时，他就用他的粗手指摇响它。送稿生们都尊敬他的地位，很快做出回应。因为他有绅士风度，不用当时一些地位不高的编辑经常使用的高傲口气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喜欢他，极力使他高兴。当他偶尔派他们半夜去第八大道上的一家食品店为他买一小袋苹果时，他们也不生气。

如同30年代新闻编辑部里许多编辑的情况一样，麦克尼尔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在这些年里经常有人说《纽约时报》是一家“被犹太人拥有，并由天主教徒为新教徒编辑的”报纸。在办公室里牛栏被轻率地叫作“天主教的牛栏”。据说尼尔·麦克尼尔、雷蒙特·H.麦考（牛栏高级编辑）等人在评价新闻时反映出一种天主教的观点，这导致了一系列结果，包括压制关于控制出生率的报道和夸大对关于警惕共产主义的报道。如果《纽约时报》的某个记者被传闻说是倾向于左派的，那么他的报道就会被牛栏编辑们警惕地再三审阅。他们审慎地对待赫伯特·马修斯发自西班牙的有争议的电文，也会同样审慎地对待像A.H.拉斯金这样的年轻人发自纽约的不怎么引人注意的报道。拉斯金30年代在研究生期间当过《纽约时报》在纽约城市大学、伯克利大学的校园记者，后来加入了《纽约时报》队伍。

从马修斯的情况来看，他对美国国内存在的大量亲佛朗哥的天主教徒读者感到不满，这在《纽约时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很多有组织的活动和声明攻击马修斯的这种态度，有一次天主教新闻协会向《纽约时报》的业主发起了一次正式抗议。抗议中说道，天主教新闻协会从忠实信徒的角度对于马修斯的报道“不抱任何信心”，同时除了其他方面，它尤其不满于马修斯在报道当中频频暗示意大利法西斯，甚至是德国法西斯秘密大力支持佛朗哥。《纽约时报》佛朗哥方面的记者威廉·P.卡尼否认了这一点，并且有一天晚上马修斯收到了来自新闻编辑室的信息：“你为什么继续说意大利人在西班牙战斗，而卡尼声称西班牙没有意大利人？”马修斯接下来的报道重复了他原来的观点——“这些军人完完全全地来自意大利”——但这句话出现在《纽约时报》上面时被改成了：“这些军人完完全全的是叛乱者。”

A.H.拉斯金曾是城市大学的一个爱惹是生非的校园记者，当他1934年被选拔进《纽约时报》队伍时，大学的一位官员问尼尔·麦克尼尔，为什么《纽约时报》会容忍像拉斯金这样的政治危险分子。麦克尼尔说他一点儿也不觉得拉斯金是个危险分子。此后几年麦克尼尔非常认真地审查了拉斯金的报道，发现没有任何道理说他是危险人物。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阿贝·拉斯金反正是用了很长时间才在《纽约时报》上有了署名权，而且是靠这一时期缓慢的编辑进阶程序才得到的。

1936年的一天，拉斯金在《纽约时报》上有了五篇头版的报道，其中没有一篇署有他的名字。1939年，拉斯金有一篇报道深受牛栏的雷蒙特·麦考欣赏，麦考走到城市组问这是谁写的。

有人回答说：“阿贝·拉斯金。”

“写上作者名字，”麦考说，接着考虑了一下又问，“阿贝中间名的首字母是什么？”

“H。”

“好吧，”麦考说，“就署上A.H.拉斯金。”

麦考说的是“署上A.H.拉斯金”，不是“署上亚伯拉罕·拉斯金”或者“亚伯拉罕·H.拉斯金”，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不会在《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引起争议的问题。30年代在一些犹太记者中都有一种感觉，也就是说奥克斯和苏兹贝格是敏感的人，不想让《纽约时报》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太犹太化”，于是编辑们就倾向以首字母来署名报道，取代亚伯拉罕这样的全称。尽管记者们并不赞成这一点，但他们愿意遵循。如果有记者向编辑提出这个问题，这个记者就像是忘恩负义的妄想狂，完全无视了《纽约时报》反对任何歧视的政策，而且回避了也有基督教记者使用首字母署名的事实，这种情况在这些日子里是习以为常的。此外，提出这种无关紧要的犹太人的问题，也会使一个记者与一些怪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成了同类。因为有些怪人曾无休止地为难《纽约时报》，怀疑它的纯洁性。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从30年代到60年代不停地指责《纽约时报》是华尔街的工具，是亲英国的，亲德国的，反劳工的，亲共产党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卫道士，不一而足。

事实上，有一个例子能用来对《纽约时报》进行这样的指责，但这是一个脆弱的例子，因为也能很容易地——但不是永远地——用相反的证据来抵消它。《纽约时报》在新闻报道方面原则上力图客观，但现实中它不可能永远是客观的。它是由人，是由有缺陷的人来管理的，这些人以他们能够看到的或者有时是愿意看到的那样来看待事物。他们根据当时受到的压力来诠释原则，希望能够平衡这两者。这就是所有故事中最古老的故事。在理想情况下，《纽约时报》在它的新闻栏目里不打算表达任何意见，把意见限制在社论版上。现实地看，这是不可能的。编辑的意见和口味每一天都在新闻里表现出来——是他们决定某篇报道的篇幅，给某篇报道安排位置或者准备标题，甚至不发表这种报道，或者只印一次，或者加重口气，或者压制几天，然后在厚厚的星期天版的后面印出来，放在烧烤架广告和巴克拉克刚刚登场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之间。记者的自我也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因素——他写他擅长写的东西，他写他理解的东西，来反映他一生的经验，及其自豪和偏见的影子。他写作有时是为了取悦于编辑，有时是让人注意他自己的风格，还有时是希望他能在《纽约时报》上署名，证明他这一天还活着，这一天活在《纽约时报》，以及其所有以后的缩微胶卷上。

《纽约时报》是人的组织，庞大而脆弱。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它也是庞大而脆弱的。每一个工作日在时报大楼里都要做出几百个决定。每一个决定，如果挑出来的话，都能导致误解——误解也是新闻报道本身内在的问题。但同样真实的是，《纽约时报》永远力图做到公正，有时没有理由或设计，事情就在《纽约时报》上发生了。在这些行动背后没有什么恶棍似的编辑，没有任何虚夸的行为。事情恰恰就发生了。或者发生的是一个人的非官方行动的结果，例如尼尔·麦克尼尔把新闻电头从巴黎改为伦敦的事。或者它也许是雷蒙特·麦考没有进一步的思考就说“署上A.H.拉斯金”，就像几年后《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会把一个电影批评家阿贝·韦勒的名字署为“A.H.韦勒”一样，把一个驻外记者的名字阿贝·罗森塔尔署为“A.M.罗森塔尔”一样。自奥克斯的报纸成为美国社会秩序的《圣经》以来，没有一个犹太人被提拔到主编的位置，即使这家报纸的犹太人编辑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这也许纯粹是巧合。《纽约时报》的一些人把这些事情解释为纯粹的巧合，但拿不出任何例证。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证明的。有的只是《纽约时报》内部在许多事情上明显缺乏政策，从而导致关于这家报纸的不真实的假定，使得它的一些人服从并不存在的规矩，导致它的其他较少受约束的人，自行其是。尽管有表面的几百条、几千条的规矩要遵守，但在这个机构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纽约时报》的每一代人都要服从上层人士对规则和价值变化的解释。30年代的《纽约时报》是一家转变中的报纸，有一种暧昧的气氛。

有时似乎是奥克斯从他的坟墓里管理着这家报纸，也有时报纸似乎是被阿瑟·海斯·苏兹贝格还有他的妻子伊菲吉妮所操纵。伟大的范安达1937年就退休了，开始致力于天文学和宇宙起源学研究。他生活在曼哈顿或乡下，夜里用他的望远镜观察天空，思忖“行星的来源”。但他的影响在新闻编辑部里仍然是强大的，他的两个来自文字编辑组的信徒现在已经升进了牛栏，这就是麦考和麦克尼尔。报社的工作人员迅速扩大，有了更多的助理编辑、专家、批评家。1928年作为记者加入《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曾在过于拥挤的新闻编辑室里和汉森·鲍德温共用一个办公桌，后来在1937年搬进了电影部。来自新英格兰的穿着漂亮的绅士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是一位学者和鸟类爱好者，他有一辆柠檬色的跑车，周末时就开得飞快，他现在是戏剧批评家。看起来郁郁寡欢的奥林·唐斯，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打字者，是音乐批评家。宗教新闻编辑是一位清教徒的女人，名字叫作蕾切尔·麦克道尔，在办公室里被叫作“女主教”。科学部的一位记者是威廉·L.劳伦斯，一个温和的头发粗厚而蓬松的小个子，他是该报关于原子能的专家，并且是新闻界里唯一目睹长崎毁灭的人。《纽约时报》的船运新闻编辑是一位英国老海轮船长，沃尔特·“船长”·威廉斯，一位律师的儿子。他没有子承父业，而是跑到海上，在尼罗河上当了一名船员，又当了奥里诺科河上的一个赏金猎手，后来当了中美洲的一个避雷针安装工，又成了挖掘巴拿马运河时期的一位工头，最后是为赫斯特集团工作的记者。1905年经一位认识奥克斯的英国名人的介绍，威廉斯进入《纽约时报》，稳定下来，但偶尔地他又因他的想象力而走入歧途。他报道了毛里塔尼亚号上有人在舰桥看到加勒比海上有一条巨大的海蛇。这个故事很快受到了几家报纸的怀疑，但威廉斯先生坚信它是真实的，是从该船的航海日志里摘录下来的，并由该船的大副为这个怪物画了像。

这些日子里《纽约时报》的体育记者像“船长”威廉斯一样，是一个爱漂泊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今天在《纽约时报》报社里很少见到，但在当时并不少见。他的名字叫伯纳德·威廉·圣丹尼斯·汤姆森，是一个英俊的人，身上经常适度地散发出一种香水味。他在办公室里被叫作汤姆森“上校”，但他在军队里从未得到比上尉更高的军衔，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当驮畜队长时得到的。他出生于加拿大，后来热衷于赌博，他在蒙特卡洛破产了两次。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最终落脚于新闻界，在他担任《纽约时报》体育记者的21年当中，他把他的职员队伍从六个人发展到50人。他听从奥克斯的话，坚持认为《纽约时报》应该比其他报纸刊登更多的比赛分数。如果他的职员偶尔忽略南方黑人小学院之间的比赛分数，他便感到恼火。他大大扩展了一些对时髦的小项目的新闻报道，如网球、航海和划船，特别是划船。他喜爱这种运动，这是他唯一掌握娴熟的运动，因此《纽约时报》对波基普西市和泰晤士河划船比赛和其他划船事件给予了认真对待，形成了直到现在汤姆森“上校”去世几十年后仍坚持的政策。

1937年《纽约时报》更为有主见的编辑当中当然包括星期天版部的莱斯特·马克尔，以及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以及克罗克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手下，特纳·卡特利奇。詹姆斯·赖斯顿1937年仍然在美联社伦敦分社工作，报道夏天的体育活动，冬天外交部的活动，在那一年汤姆·威克还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最近和父母、姐姐一起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哈姆莱特乘坐一辆夜班火车第一次来到华盛顿，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经历，很多年之后当他接替了赖斯顿之后他还清晰地记得。他记得在耀眼的阳光之中从联合车站走向国会大厦的那段路，记得国会大厦的穹顶在天空当中划出的轮廓，这是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色，记得他和家人住的那间拥挤的房子，从门前经过的电车，他的母亲当时是怎样在林肯纪念像之前哭泣，以及联邦铸币局的印刷机印刷钞票时所呈现的不可思议的景象，还有海军乐队在罗斯福宣誓成为总统的地点演奏的乐曲；威克还记得一天晚上他在西方餐厅吃晚餐的情景，人们说这是一家华盛顿的知名人士经常光顾的饭店，很多年后，当威克自己成了名人，他有时会在西方餐厅吃饭，这家餐厅在60年代就像它在30年代一样拥挤和吵闹，而他会好奇第一次来这里的那一晚他和姐姐、父母坐在哪张桌子前——“那两个睁大了眼睛的孩子，我的父亲，母亲，当时为了这次旅行的完整，花了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钱在这里吃饭。如果我认为我们坐在一个糟糕的、偏远的餐位，我就再也不会来了。”

克利夫顿·丹尼尔1937年到《纽约时报》求职未果，穿城而过去了美联社。他有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在那里工作，当加工改写员。丹尼尔在美联社受到的接待比其他地方更热诚，在他这天下午离开之前，美联社给他提供了一个每周50美元的工作。他马上接受了，回到北卡罗来纳整理完行装，他卖掉了汽车，然后回到纽约。他在格拉梅西公园和另一位记者租了一间公寓，并且在美联社的办公桌上一直工作到半夜。工作之余，他考察了这个城市，去了大多数年轻人在初到纽约的日子里都会光顾的地方，但后来没有再去，试图以当时微薄的工资和日后不再有的旺盛精力做更多的事情。他经常参加社交聚会。他约会的姑娘主要是和报界或北卡罗来纳州有联系的人。在这些日子里他熟悉的人之一是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丹尼尔几个人有时会和沃尔夫一起到曼哈顿中城的小酒馆里通宵达旦地喝酒，然后沿着百老汇大道散步，听听这位高高在上的小说家就上千个主题侃侃而谈。丹尼尔总是认真去倾听，他知道托马斯·沃尔夫是在谈论他写的东西。尽管算不上一个亲密朋友，但丹尼尔认为他在这段时间非常了解沃尔夫。可是后来有天晚上在一家餐馆里，和沃尔夫坐在一张桌子上，丹尼尔从谈话的口气上得知，沃尔夫根本回忆不起他以前见过丹尼尔。沃尔夫当时喝醉了，那年晚些时候就去世了。

1939年，丹尼尔调到了美联社的华盛顿分社，碰到了他后来会经常碰到的记者，包括特纳·卡特利奇。1940年11月，在28岁时，克利夫顿·丹尼尔波浪式的黑头发已经开始变成灰色了。一次他乘船去瑞士，船上的乘客中有位杰西夫人，一个非常漂亮的蓝眼睛的金发女郎。她已经嫁给了泽西的厄尔，在此之前还嫁给过芝加哥的一位律师和加里·格兰特。她后来在战后又改嫁给皇家空军的一位波兰人飞行员，但在伦敦战争期间——在轮船上碰到丹尼尔大约一年后——她和丹尼尔交往过密，以致他们的朋友都认为他们在某一天会结婚。他们低估了丹尼尔的抵抗力。他迷恋着她，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也对当时整个富有诱惑力的环境所着迷。他第一次承担驻外任务是很激动的，战争的报道，陌生土地上的新形势，在1940年冬天的这个日子里所有这一切都顺利地开始了。杰西夫人是伊利诺伊州卡西奇的一个母姓弗吉尼亚·彻里尔的已婚女人，一度曾是查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的首席女演员。丹尼尔和杰西夫人在码头罢工期间乘坐一艘轮船从纽约出发了，垃圾沿着码头堆得高高的，香槟酒流在甲板上，微笑的人群高喊着再见；疲倦的移民乘坐另一条船从欧洲来到美国，为登上美国土地，摆脱了纳粹分子而感到欣喜；间谍和走私者沿着码头在人群中走动，其中某个人甚至会找个理由和丹尼尔接近一下。

在丹尼尔到达瑞士并在伯尔尼的美联社分社定居下来后不久，他开始收到杰西夫人的信件，九个月后他调到了伦敦，又见到了她。他先和沃尔特·克朗凯特，然后和合众社的人飞到布里斯托尔，最后来到了伦敦。在伦敦机场丹尼尔惊奇地看到一位快乐的伦敦小姑娘拦住他，强夺过他的行李，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位女搬运工。天色已暗，他在穿越这座城市时实际上只看到了海德公园的拱门。他穿过几道门进入了萨沃伊饭店，后来又在附近一个安静的餐馆吃了一顿他再未吃过的丰盛的晚餐。

当时，一名美国记者，又是个单身汉，在伦敦是最受欢迎的外来者。一个英俊的、有魅力的美国记者通过他在美国大使馆里的关系很容易地进入伦敦的社交界，这里麇集着迷人的女人，但缺少单身的男人。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是很微妙的，战争正在使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全国各地的暴发户企业家突然成了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人物，许多老牌的贵族子弟都进了英国的陆军或海军。伦敦社会充满了一种自由社交的气氛，有着某种非常痛快的轻率。但丹尼尔在交友上一直是小心谨慎的，他和杰西夫人尽量得体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当时她为红十字会工作很努力，在晚上她在家里以不铺张招摇的方式举办沙龙，召来一群活跃的人，有新闻界人士、演员、皇家空军飞行员，不过他们只是谈话、喝酒或者品茶。杰西夫人非常聪明，消息灵通，衣服适度考究，有光滑的金发和一种德莱斯顿瓷偶般的面孔，长着丘比特小弓似的小嘴和完美的身材，不乏卓越的机智，不时发出轻快有节奏的、音乐般的笑声。她当时是伦敦的一位非常理想的女人，丹尼尔曾多次由她作陪。但显然他没有因此而忘了他的首要目的，他的工作。丹尼尔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比他表面看来有更大的野心。他知道，如果他想在美联社的伦敦分社出人头地，他就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因为美联社有许多有才能的年轻人。其中有德鲁·米德尔顿、格拉德温·希尔和威廉·怀特，这些人都走上了詹姆斯·赖斯顿的道路，他们将被《纽约时报》挖走。赖斯顿当时已经退出美联社去了《纽约时报》。克利夫顿为美联社努力工作。到1944年，他也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这年冬天他接受了《纽约时报》为他提供的职位。

丹尼尔是在《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社长雷蒙特·丹尼尔的推荐下被雇用的，但他和雷蒙特·丹尼尔没有任何个人关系。雷蒙特·丹尼尔自1928年以来就是《纽约时报》杰出的记者，报道过斯科茨伯勒男孩案、休伊·朗掌权、阿肯色州收益分成的佃农的争论和肯塔基州的煤矿动乱。1939年他被派到墨西哥城，但随着欧洲战争的扩大，他很快又被派遣到伦敦。1940年，他在伦敦林肯旅社的住处被炸弹炸毁，于是他和他的同事把《纽约时报》分社搬到了他们曾住过的萨沃伊饭店。由于伦敦时间比纽约时间提前五个小时，工作人员通常要在该城市遭空袭期间写作到黎明；他们在整个下午不管有没有空袭都要睡觉，然后在习惯性地喝了一阵马提尼后，回去工作，写写所谓的“被空袭中”和“去空袭”——“被空袭”是德国对英国空袭，“去空袭”是皇家空军对德国的报复。

当雷蒙特·丹尼尔第一次注意到美联社的这个与自己同姓的记者时，并不特别喜欢他，特别是他的外表。他有点太圆滑和文绉绉。对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这种第一印象是其他记者通过观察也注意到的：他看起来桀骛不驯，他在办公室从不脱掉他的夹克，他是他们认识的唯一胸前有翻领的美国报人——他们对他的衣着和头发提出了许多问题，甚至在1956年竟认为克利夫顿·丹尼尔拥有的服装比哈里·杜鲁门卖出的衣服都多。但雷蒙特·丹尼尔深刻地发掘了这个人的才能。他知道克利夫顿·丹尼尔不仅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作家，而且在最繁忙的时刻还经常负责管理美联社的伦敦分社，总能平静和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丹尼尔因其对美联社分社社长的忠诚而知名，他决不是那种会越出自己职权范围或一心想接班的人。

所以，雷蒙特·丹尼尔为克利夫顿·丹尼尔提供了一个职位，克利夫顿·丹尼尔接受了。但他在纽约干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差一点把他在《纽约时报》的职位葬送掉。丹尼尔曾应邀在AA制倶乐部的午餐聚会上发表了一次简短的关于战时伦敦的讲演。他注意到听众中有军人，他以为美国军人一定会欣赏奇闻轶事。于是，他生动地描述了一位美国上校在灯火管制时掉进了一个喷泉里。他还告诉军人们，如果他们去伦敦，不必担心找不到女人。丹尼尔说，大街上有许多姑娘，很容易搭上。

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将军在听众中坐着，愤愤不平，他的怒火差一点迸发出来。他是《纽约时报》经营方面的高级执行官，阿道夫·奥克斯的侄子。阿德勒将军后来在《纽约时报》办公室声称，这个傲慢无礼的报人不是在《纽约时报》工作的材料。《纽约时报》里更宽容的人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才使阿德勒将军收回反对意见，给了丹尼尔一次机会。

丹尼尔在伦敦干得很出色。他一夜接一夜地和《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坐在萨沃伊饭店或到战场，撰写第二天会在头版上署有他名字的报道。11月的一天，克利夫顿·丹尼尔开着吉普车跟在向前挺进的第一军后，访问了三个国家，并且从每一个地方都发了新闻报道——比利时的奥伊彭，德国的亚琛，荷兰的瓦尔斯。接着在1945年3月，丹尼尔在巴黎进行采访。他写道：“庞大肮脏的绿色卡车沿着拉法耶特大道行进，它们厚实的轮胎在铺路圆石上歌唱，它们的车篷在冬风中噼啪作响。坐在卡车上的人经过11个小时旅途，疲惫不堪，精疲力竭，连说俏皮话的劲都没有了。其中一个人向外看，看到了街上的地名，说：‘拉法耶特，我们到了。’卡车的轰隆声停了下来……这些人下车，先是有点儿僵硬，伸伸腰，点燃香烟，开始四处观看。他们端详着歌剧院的飞檐，观看围着老佛爷百货旋转的人群，眼睛盯住来来往往的姑娘——永远是姑娘。”

到了春天，丹尼尔回到伦敦，描写这个已解除了灯火管制的城市，但他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灯光和平静，就去了北非，回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后来他从埃及去了伊朗，和其他两名记者一起比伊朗军队提前几个小时到达大不里士市。伊朗军队当时正准备从苏联控制下的阿塞拜疆夺回这座城市。当丹尼尔和另外两人冲进该城时，他们受到了站在街边的数千名村民的欢迎，为了向他们表示敬意宰杀了几只羊：在旅行者到来时在路的一边将一只羊的头砍掉，把羊头放到路的另一边，让旅行者从羊的身躯和头中间走过去。

奇异的景观和声音，从中东到英国写作重要新闻和获取战利品——这就是丹尼尔此后几年的世界。尽管现在只是到了1966年，除非是像丹尼尔那样的亲临现场者，所有这些事件和面孔即使不被忘记，也很少被人记得了。丹尼尔20年前在宰赫兰看到，人们把肥肥的年幼骆驼的驼峰烘烤好摆在伊本·沙特国王面前；在耶路撒冷的饭店里，他半夜听到下面的持枪军队开步走过郇山广场附近的倾斜的大街；在开罗的牧羊人餐馆，他和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跳舞进餐，法鲁克国王来到后，请丹尼尔和这位姑娘一起喝酒，讨论一些现在看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后来丹尼尔回到伦敦，见到了“一位年长的长着胖乎乎孩子脸的人，叼着一支雪茄，大的就像台球杆的粗大头”——这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少有的能产生重大新闻并引起一时疯狂的名字之一；还有其他很快死掉或消失的人，如纳吉布、摩萨台、克劳斯·富克斯。像丹尼尔这样的人，尽管有时担心自己的工作并非永久性的，不知道这种工作将把他们引到哪里去，但总是要去见见新名字，去去新地方。

丹尼尔原本有望成为《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社长，但德鲁·米德尔顿得到了这个职位，纽约总部的一些编辑怀疑这是他和苏兹贝格私下联系的结果。丹尼尔被派到德国接替米德尔顿。作为一名亲英派人士，丹尼尔几乎不能容忍德国人。他的报道是单调乏味的，有时明显是鄙视性的：“柏林——在昨夜大雪留下的冰冷的肮脏的雪泥中，今天几千名柏林群众站在波茨坦大街旁，观看德国命运的看管人乘着一队豪华轿车驶过。他们是典型的柏林人，没精打采，玩世不恭，经常说着俚语。”

此时已是1954年，在纽约总部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人事问题，要找人到苏联接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一个高个头的冷漠的个人主义者，自1949年以来就是《纽约时报》在莫斯科的人。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他一直很努力工作。特纳·卡特利奇手头没有别的符合资格的《纽约时报》人愿意到莫斯科。于是克利夫顿·丹尼尔自愿报名了。

卡特利奇对此感到很高兴。他开始接受关于丹尼尔的许多事情。事实上，卡特利奇两年前就考虑让克利夫顿·丹尼尔当未来的管理者。卡特利奇对丹尼尔在伦敦分社不论是作为管理者还是作为记者的表现都有深刻印象，而且对丹尼尔接受波恩任务的态度也很满意。丹尼尔比卡特利奇年轻11岁，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人，能在《纽约时报》公司内部发挥作用。而且他也是一个南方人。脱掉所有花哨的英国服装，剪去长长的波浪式的头发，收敛一下优雅举止，丹尼尔活脱脱地就是卡特利奇的样子——一个对他的上司说“是的，先生”的乡下小伙子。

所以，克利夫顿·丹尼尔回到了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俄语。在课后他到萨迪餐厅吃午餐，把他的俄语识字课本托付给衣帽间里的白肤金发女人。他还到泽比伦旅行了一次，去看望他的父母和朋友。在泽比伦的邮局他碰到了一个叫惠特利·钱布利的职员，钱布利俯身向前低声说：“我听说你要到苏联去？”

在得到丹尼尔证实后，惠特利·钱布利问道，“我想请你到那里后给我买一个布谷鸟自鸣钟，不知行不行？”

“惠特利，我认为苏联不制造布谷鸟自鸣钟，”丹尼尔说，“那是在德国和瑞士造的。好吧，如果我找到的话，我把它寄给你。”

一年后，克利夫顿·丹尼尔到日内瓦参加四巨头会议。他从莫斯科飞到那里加入报道四巨头会议新闻的《纽约时报》团队。在那里他买了个布谷鸟自鸣钟，寄给了泽比伦邮局的那个人。

克利夫顿·丹尼尔在1954年晚秋到达莫斯科。这是苏联新闻的一个收获期——赫鲁晓夫带着党的新路线登场了，这条路线包括克里姆林宫里的祝酒和接待。丹尼尔向《纽约时报》的读者报道说：“我坐的离马林科夫先生很近，就像你在读报时离你眼前的报纸一样近。”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不仅抓住了政治的议论，而且也把握了人民的情绪——从莫斯科大剧院的听众和哈尔科夫的理发师，到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和身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服装的模特，在这片土地上“乳房仍然是乳房，腰围仍然是腰围，嘴唇仍然是嘴唇，对于它们是什么和它们适合出现在哪里是没有疑问的”。他还描述了尽管政府反对，“黑暗的资本主义的残留”依旧是现实的必要组成，以及冬天的到来。

这是苏联圣诞节的早晨，凛冽的夹着雪花的寒风直接掀开了苏联历史和文学的前几页，从屋顶上呼啸而过，穿过莫斯科冰冻的大街。半夜，城市北部的耶洛柯夫斯卡娅大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叮当响个不停。俄国东正教的信徒——女人用披肩紧裹着，男人穿着毛皮大衣和帽子——匆匆走过教会院子，躲避冰冷寒风的撕咬。

由于丹尼尔当时是在苏联首都的西方、非共产党报纸的唯一常驻记者，他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主题，把它们写下来，不必理会纽约编辑部的事后劝告，因为在莫斯科，敌对报纸的人士集中注意的是无休止地发表声明的政府发言人。丹尼尔没有同伴，必须比以前工作更努力。他得了胃溃疡，掉了三四十磅肉。1955年11月，特纳·卡特利奇执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命令——苏兹贝格此时已经收到了《纽约时报》一些人的信件，知道了丹尼尔在日内瓦的四巨头会议的身体状况——责成丹尼尔立即回国。

丹尼尔回来了，身体非常消瘦，但没过多长时间就恢复了，不久又在纽约总部工作了。他被任命为国际新闻主任的助理，但在城市部里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包括这位国际新闻主任。从丹尼尔围着房间转的方式和房间围着他转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不会在国际新闻主任助理的位置上停留多长时间。丹尼尔办公桌的位置，一般会给人提供一个线索：它是在一个难以形容的地点，是在新闻编辑部的南边，是所有高级编辑坐的地方，但它又被一个柱子遮住了一点。它还是在离两位女秘书的上方不远的地方，同国际新闻主任和牛栏形成等距离。他很少一直坐在那里。通常他慢慢地围着大房间转，他的眼镜有时夹在他的银发上。有时他停下来，坐下来，同科学版、体育版、教育版、金融版或社会版的记者、编辑聊聊天。偶尔他也会到哪一个部门待上一周或两周，坐在各个地方，以非常随便的和足以消除敌意的方式谈谈《纽约时报》，偶尔问问在那里工作觉得怎么样，喜欢不喜欢。他当时住在阿尔冈昆饭店，在夜里看完戏剧后也泡在萨迪餐厅里。有一次在剧院里有人看见他和一位高个子的迷人的黑头发浅黑肤色的女人在一起。

在他们至少去看了两次戏后，他们在沃尔特·温切尔的专栏里成了“一对”。这位女士颇感心烦，部分地是因为她觉得丹尼尔作为一位编辑被《纽约时报》杂谈栏目所议论，也许感到为难了，特别是当他们的关系非常清白之时。他们喝酒，吃饭，看戏，也许再喝酒，然后直接回家。在当着门卫的面愉快地说声晚安，就是这些。

她是在他去莫斯科之前在纽约的一次晚会上碰到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后来收到过他的一张明信片，现在又见到他，的确很高兴。她希望他不会因温切尔的文章而生气，因此往《纽约时报》给丹尼尔打了电话。

他的心情很好。当他得知温切尔写了他的事情时，只是笑笑，看起来对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不高兴——她不得不承认，这使她感到惊奇。此后不久，1956年3月，她在报纸上读到了玛格丽特·杜鲁门和克利夫顿·丹尼尔订婚的消息。她给丹尼尔写了一个祝贺便条，也收到了一个便条，丹尼尔感谢她“为自己和玛格丽特做了如此好的掩饰”。

这位黑头发浅黑肤色的女士被这个便条压垮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既不谈论也不见克利夫顿·丹尼尔。现在回过头来看，她承认她也许不该做出这样的反应。她想，也许这就是他轻率或幽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