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保守主义：一种现代性话语

过去两个世纪中，保守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并列的三大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潮流之一。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登上思想史舞台，对此，学术界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定论。许多有关保守主义历史的研究著作会用一种比较肯定的语气断言：保守主义是欧洲思想界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积极回应。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仅仅把保守主义的发生追溯到法国大革命那里，是很成问题的，或者说会把思想史上许多重要的问题给遮蔽掉。因为，他们经过认真的历史追溯，发现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欧洲不同语境下就已经萌发甚至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保守主义思想。

不过，有关保守主义的理论定性似乎比明确其历史发生要来得简单一些。西方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保守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有关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但是，正如现代性概念自身一样，作为现代性话语的保守主义，在欧洲语境下也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始终充满着紧张和矛盾，在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下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当然也就发挥着殊为不同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功能。比如在德国，作为欧洲范围内有着自身独特现代化道路，并且始终必须面对自身独特问题的国家，德国可以说为保守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环境、社会空间以及政治氛围，这就使得保守主义在德国成了有着强烈的社会同情心和政治影响力的思想潮流，在特定时期内甚至演化成为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

一句话，保守主义贯穿在了德国现代历史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成为德国现代思想的一条主线。那么，在德国语境下，这样一种有着悠久而连续历史的保守主义传统，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正式发生的呢？作为一种思想潮流，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德国保守主义的自我理解到底又是怎样的呢？在德国当下又形成了怎样的历史效果？本文将选取德语世界中研究保守主义的几位著名学者卡尔·曼海姆（1893—1947）、马丁·格莱芬哈根（1929—2004）和库尔特·伦克（1929—）的研究成果作为重点考察对象，一方面对有关保守主义的不同定义进行阐述，揭示出德国保守主义发生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对德国保守主义的思想结构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发掘其背后隐藏的思想关联、社会关联，特别是政治关联，揭示出德国保守主义的内外之独特意义；最后，还将努力从宏观上勾画出德国保守主义的发展脉络，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入理解和研究德国保守主义提供一个历史框架和基本视角。

1．传统主义与保守主义

通常情况下，人们一说到保守主义，就会简单地把它与一种坚持传统、捍卫现状、反对剧烈变动的思想形态或者说一般的“守旧思想形态”等同起来，这种一般的“守旧思想形态”，就是德国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所概括的“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us）。也正因为如此，曼海姆认为，要想搞清楚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发生及其早期发展历史，首先就需要对保守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差别进行深入的揭示，以纠正人们对于保守主义的普遍误解，还保守主义以思想的历史相关性和普遍有效性。

曼海姆运用其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把概念阐述与历史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围绕着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发生原因、思维方式、与时代的关联性、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和互补等诸多方面，阐明了其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发展，在研究保守主义方面推出了筚路蓝缕也颇遭质疑的成果，因此他本人被公认是研究德国保守主义乃至一般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曼海姆的主要思想成就尽管并不在于保守主义研究，而在于阐明了一种以“作为科学的政治学的研究法”为核心内涵的知识社会学体系；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没有保守主义研究，曼海姆很难在经验研究与哲学反思之间取得均衡，正是对于德国保守主义发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追溯和理论反思，让曼海姆尝试并成功地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历史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区分开来，实现了自身研究的经验转向。

曼海姆在其《保守主义》一书中开宗明义，明确指出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阐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早在19世纪的前半期，德国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做“早期保守主义”的思想潮流，为特定社会阶层所代表和呈现，也反映了特定社会阶层的旨趣，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思想潮流的历史动因和内在结构：

一种明确的保守主义思想风格的出现，是德国19世纪上半叶精神生活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知识社会学在研究这么一种思想的方向时面临着一系列的任务：确定这种思想风格的特殊形态学；重建它的历史和社会根基；在与负载体的社会命运的关系中考察这种思想风格的形式的变化；展示它迄今为止在德国整个精神生活中的流布和影响范围。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曼海姆的研究抱负和理论框架是非常宏大的。不过，也必须遗憾地指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保守主义》一书，与其如此宏大的理论抱负与历史追求之间，显然是存在着相当距离的，因为曼海姆的研究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局限性”。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彻底否定曼海姆在有关德国保守主义的历史形成与特殊形态方面所作出的重要阐述。

曼海姆首先试图在概念上给予保守主义一个明确的界定。他有意识地回避了从纯粹思辨的角度出发，而是采取了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来阐明他对于保守主义的理解。为此，曼海姆把带有历史色彩的保守主义概念与人类学和心理学所主张的传统主义概念区分了开来。

传统主义行为由于其形式上明显的半反应性而没有历史，至少可以说没有明确的有迹可寻的历史。相反，“保守主义”指的是一种可以从历史上和社会学上加以把握的连续性，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状态下产生，并在与生活史的直接联系中发展。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是不同的现象，保守主义首先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态之中，这种事实已经由语言这种最为可靠的历史线索表现出来。谁也不能否认“保守主义”这个词是在发展的最近阶段才首先开始使用的。

所谓传统主义，按照曼海姆的理解，指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属性，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倾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一种心理倾向，而且，在任何一个认识阶段都会发生。其表征在于固守陈旧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捍卫过去与现有的一切，拒绝接受一切新的事物。保守主义则不然，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准确地说，是现代社会固有的一种现象，与现代社会结构和历史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换言之，保守主义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才会发生。所以说，传统主义是没有价值取向的，而保守主义则带有很强的价值取向，这是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

就对概念的定义而言，曼海姆强调保守主义是一种现代性的思潮，是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流派。他指出，只有在现代语境下，保守主义才会真正成为一种有关政治和精神的话语体系；同样，也只有在现代语境下，我们才能说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保守主义思想类型。但如果仅限于指出保守主义的现代属性，显然会流于浮泛，而无法让我们对保守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区别有更加清楚的辨识，因为曼海姆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主义不但应该被看做保守主义的雏形，甚至还应该被看做保守主义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结构源泉。

那么，传统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保守主义的先声，与保守主义之间势必还会存在着一种更加带有本质特征的差异性，否则，区分它们也就既无必要，更无意义了。按照曼海姆的看法，传统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这一本质差异在于反思性和历史性。保守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还是作为一种思想流派，都具有鲜明的历史取向和反思特征，相反，传统主义却只能是一种纯粹属于偶然的反应。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思潮，保守主义发生的历史动因，或者说，保守主义的历史根基究竟是什么呢？曼海姆认为，保守主义思想形成的直接动因来自法国大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促使人们对现有的传统主义的立场和心性结构进行深入的反思。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人们根本就不会意识到现有的社会秩序到底是好还是坏，或者说，人们对于自身的社会处境和历史处境是不会有清醒意识的。法国大革命所发挥的，就是促使人们检讨和反思现存社会秩序的关键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大革命不但成了保守主义发生的标志，更成了欧洲历史，特别是德国思想历史的分水岭。

曼海姆认为，法国大革命之前其实是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如果说有什么保守主义思想的话，那就是所谓的“自然保守主义”，或者说是“传统主义”，它所意味的，不过是对传统社会结构和宗教信念不加辨别的顽固坚持而已。但是，一旦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观念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对这种传统主义的心性结构构成挑战甚至威胁的话，那么，传统主义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形态就会发生转型，逐步形成所谓的保守主义思想。换句话说，一旦人们意识到传统主义的思想形态根本不足以抵抗法国大革命的威胁，不足以抵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人们就不得不作出进一步的自我反思，认真思考现实社会秩序中哪些是值得坚持的，哪些是不值得坚持而必须坚决予以革除或抛弃的，这样就势必会促使传统主义升华为保守主义。因此，法国大革命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发挥的是一种催化剂的作用，把原本就已经孕育着的“自然保守主义”转化为“现代保守主义”，或者说，把原来的“非反思性保守主义”转换为现代的“反思性保守主义”。

德国历史学者耶尔恩·加尔伯曾经犀利地指出，曼海姆有关传统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分虽然早就被作为一种定论而广泛采用，但其所引发的问题比所解决的问题显然要多得多。德国专治保守主义思想史的重要人物格莱芬哈根同样也认为，曼海姆有关传统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分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样做等于是从方法论上消除了人类学—结构主义与历史学之间的根本差异。更何况，仅仅就曼海姆本人的具体论述而言，其中也有着明显的自相矛盾。比如说，一方面，曼海姆把尤斯图斯·默泽尔作为德国早期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其著作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志，推动了从具有形式心理特征的传统主义向具有历史反思特征的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功过渡。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曼海姆又明确指出，欧洲保守主义只有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才具有了明确的反思特征，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现代保守主义才完成从传统主义中的脱胎换骨。可是，一个众所皆知的事实是，默泽尔根本就没有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

为了解决这样一种显著的自相矛盾，曼海姆耍了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小花招。他表示承认，默泽尔的确没有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而仅仅是在坚持批判普鲁士的绝对主义意识形态；不过，这不妨碍默泽尔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完成了推动传统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变的历史使命，因为，默泽尔所阐述的是一种独特的保守主义思想范畴，是一种“元保守主义”（Urkonservatismus）。

称他的保守主义为“元保守主义”颇为引人动心，如果这个术语可以用来指传统主义向与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功能性关系的保守主义第一次转变的话。这里既没有浪漫保守主义的深深绝望，也没有深刻内省。法国大革命对代代流传的传统生活态度尚未展开正面攻击。从默泽尔的反思中，表现出来的主调首先是对“过去的美好时光”赞不绝口。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自己完全包裹在启蒙运动的氛围之中。

虽然赋予了默泽尔的保守主义思想以一种特殊的形态，但曼海姆还是必须正面阐明一个问题：默泽尔的保守主义思想究竟是不是具有反思性。很显然，曼海姆在《保守主义》一书中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他一方面认为，默泽尔的保守主义思想已经进入了反思阶段，另一方面却又指出：

默泽尔的冷静……不是一种对抽象因素的思辨的计算，而是一种权衡。它起源于小心谨慎和视野狭隘，对变动不居的动态因素视而不见。这种冷静、这种理性主义拒绝跃过任何眼前事实，抵制任何外面世界因素的入侵。它害怕失去使周围世界得以维持的传统道德关系。它是一种不会尝试超越自身界限的保守主义，这种元保守主义之所以在默泽尔那里成为反思性的，并不是因为发生了任何突变，而是因为来自法国的新的时髦观念和生活态度的逐渐渗入。这样即使是这种元保守主义也成为反思性的。

格莱芬哈根看到了曼海姆思想中的矛盾所在，但对于曼海姆出现自相矛盾的原因的解释似乎有些牵强，不太到位。格莱芬哈根认为，曼海姆在默泽尔这个个案上之所以会给出自相矛盾的答案，从而集中暴露出其有关保守主义论述中的紧张甚至不足，主要一点在于曼海姆想把反思性的保守主义置于非反思性的元保守主义之上，这样也就使得他无法澄清人们对于保守主义概念理解上的困惑。其实，格莱芬哈根忽略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曼海姆由于过度强调德国保守主义发生的历史依赖性，过于关注法国大革命对于现代德国思想发生的冲击，过于强调德国保守主义作为法国大革命之反应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导致他根本无法解释清楚默泽尔在德国语境下的特殊意义，无法解释清楚德国自身内部究竟为保守主义的发生提供了哪些有利而独特的历史条件。

其实，曼海姆选择默泽尔作为个案分析，应该说是很有历史眼光的，因为默泽尔身上集中反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德国保守主义的发生，决非曼海姆所认为的那样简单明了，而是充满了紧张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内部语境与外部语境之间的紧张。换言之，德国保守主义所应对的，不仅仅是来自法国大革命的外在挑战，更主要的是为了解释德国本土由于现代性的发生而导致的社会变迁和思想变迁。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德国保守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如此复杂的内在关联与外在关联，才为格莱芬哈根本人的开拓性研究提供了可能。

2．德国保守主义的紧张

从某种意义上说，曼海姆停步的地方，恰恰是格莱芬哈根起步的地方。因此，格莱芬哈根的研究可以看做对曼海姆研究的一种修正与完善，当然是一种带有拓展和延伸性质的修正与完善。否则，格莱芬哈根也就无法在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研究史上赢得广泛的声誉和产生深远的影响。毕竟，单就自身的思想原创性和学术影响力来说，格莱芬哈根似乎还无法与曼海姆相提并论。

格莱芬哈根探讨德国保守主义，首要一点也是尝试着从定义上揭示出德国保守主义自我理解的两难以及有关德国保守主义研究所面临的重重困境。格莱芬哈根认为，保守主义从发生之日起一直到现在，始终都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难以定义，甚至是无从定义。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自身，还是作为保守主义者对立面的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都试图对保守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然而最终都不得不抱憾地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格莱芬哈根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有关保守主义的定义虽然都算不上成功，甚或是彻底失败的，但通过对各种有关保守主义的定义进行认真梳理和修正阐释，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一个有效的途径，从一个新的角度把握住保守主义的自我理解，尝试着重新给出一个能够得到学界广泛接受的定义。

和曼海姆一样，格莱芬哈根的入手点也是讨论一种有关保守主义的二元对立观念。他认为，归纳起来，有关保守主义的界定主要是通过把进步与顽固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对立起来。进步与顽固，可以说从本体论的角度构成了一切人类历史的基本法则，也决定了保守主义的自我理解和人们对于保守主义的理解与研究，决定了人们要把保守主义看做一种反抗进步和合理性的对等力量，更决定了人们要把保守主义看做对自由主义原则一统天下的一种“反动”（Reaktion）。当然，格莱芬哈根也承认，这里所说的“反动”，我们不能单纯从贬义上来加以理解，而要充分注意到其中所蕴涵的辩证意义，因为其目的是要把从18世纪向19世纪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对立调和起来。

格莱芬哈根认为，在把进步与顽固对立起来理解保守主义方面，德国专门从事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比较研究的著名学者格奥尔格·克瓦伯（Georg Quabbe）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克瓦伯坚持德国浪漫派的观念，把人的禀赋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进步的，一种是消极迟缓的：

人的保守禀赋与进步禀赋确保了斗争永远不会结束，认识的空间永远都不会最终封闭起来。因此，从人的这两种禀赋之中，我看到了自然最出神入化的手段，问题一旦发生就无法彻底解决，要想把这两种禀赋彻底均衡起来，既不可能，也违背了生命的意愿。

于是，克瓦伯把关于保守主义的界定转换成了对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确认，认为保守主义的自我理解只有通过他者（比如自由主义原则），才能得到具体的呈现和历史的定位：自由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是一种攻击性的立场，而保守主义则是一种防守性的立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追求的都是要彻底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保守主义则要么捍卫过去，要么捍卫现状，反对彻底改变传统的精神结构、宗教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

格莱芬哈根认为，有关保守主义的理解与研究基本上都未能走出上述二元对立的阐释窠臼，因此，仅仅停留在范畴层面上，是很难对保守主义作出新的批判性理解的。要想走出这样一种困境，把有关保守主义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地，就必须进入历史发生的视角，换言之，就必须把保守主义重新放回到德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通过追溯保守主义的历史起源来探询保守主义的本质规定性。

就保守主义的历史发生而言，格莱芬哈根指出，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观点，分别为普遍历史的观点、西方基督教的观点、启蒙批判的观点以及革命批判的观点。

普遍历史的观点主要是一些文化历史学家和文化社会学家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保守主义不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概念，而是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比如著名的新自由主义者亚历山大·吕斯托（Alexander Rüstow）在其《当下的定位》一书中，就从普遍文化历史批判的角度把保守主义看做一种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引发保守主义的动因在于阶级冲突，因为，一旦统治者意识到下层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就会形成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只要有不同阶层的存在，就会形成保守主义。从这个意义上，吕斯托认为，保守主义并非现代所特有的思想形态，而是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比如，品达就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保守主义者。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把柏拉图看做保守主义哲学家，把西塞罗称为保守主义政治家。

不同于上述普遍历史的观点，从基督教视角出发对保守主义的解释则把目光集中到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时间层面上那就是中世纪，认为保守主义其实应该说是中世纪的一种特殊思想产物。相对而言，这一观点在保守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正如格莱芬哈根所指出的，谁如果把保守主义的发生定位在中世纪，事实上他所关注的就不再是中世纪的问题，而是现代问题了。因为，他其实已经涉及了“古今之争”的问题。当然，格莱芬哈根可能没有注意到，从基督教出发考察保守主义的，一般都是宗教哲学家，比如他引以为例的阿洛伊斯·邓普夫，就是德国著名的天主教哲学家。

邓普夫在其代表作《中世纪和政治复兴时期的历史哲学与国家哲学》中列专题讨论了保守主义问题，而且主要是以但丁和彼特拉克作为个案。在邓普夫看来，但丁和彼特拉克都是保守主义者，但丁捍卫的是中世纪的教会和帝国，彼特拉克的保守主义则属于另外一种类型，所针对的不是作为社会现实源头的教会，而是历史上早就消失的罗马共和国及其德行。因此，现代保守主义的源头其实就在于中世纪，现代保守主义与中世纪的神学保守主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就是神学保守主义的直接后裔。

如果说前面两种观点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保守主义的话，那么，后面两种观点在格莱芬哈根的心目中应该说有了具体的语境意识，也就是说，后面两种观点主要针对的是德国保守主义。第三种观点认为保守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一种回应。对于所有保守主义者来说，启蒙运动都是一个关键因素，直接引发了保守主义思想。在这一点上，格莱芬哈根没有作太多的正面阐释，而是借助于美国著名的思想史家克劳斯·易卜斯坦因的观点，强调现代保守主义思想，特别是德国保守主义思想不过是对启蒙哲学的一种回应和反思，早在17世纪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到了18世纪中后期已经蔚然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风气。

上文在讨论曼海姆的时候说过，把保守主义看做对启蒙运动的一种回应，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研究视角，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外在的研究视角，也是格莱芬哈根所概括的第四种解释方法，其要义在于把保守主义看做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回应。1790年，柏克出版了《法国革命论》，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保守主义发生的标志。从此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对法国大革命观念的反抗是现代保守主义的促发动机。现代保守主义是对1789年之后西方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中所发生的革命转折的一种回应。换言之，保守主义既是对革命的一种抵抗，更是对革命的一种反思和修正。因此，夏多布里昂于1818年创办《保守主义》杂志，从而使这个概念渐渐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也就合乎历史逻辑了。

如果说格莱芬哈根对于前两种观点的阐述既富有新意，又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理解保守主义的视角的话，那么，他对于后两种观点（启蒙批判的观点以及革命批判的观点）的阐述，则是在有意识地向深层次方向发展，试图加深人们对于德国保守主义的理解。很显然，格莱芬哈根的本意并不在于单纯拓宽人们理解保守主义的视野，而更多的还是在于试图深化人们对于德国保守主义的批判性理解。因此，我们很快会看到，在后面的论述中，格莱芬哈根基本上放弃了对前两种观点的继续发挥，而是努力通过对后两种观点加以综合来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这样就与他对曼海姆的批判形成了有机的对接。

所谓综合后两种思路，说起来其实一点儿也不复杂，就是要把作为启蒙运动的反应的保守主义与作为反革命思想的保守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一并加以考察。格莱芬哈根自己也承认，这种做法并非史无前例，而是早已有之，比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瓦尔雅维奇就反对仅仅把保守主义看做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回应：

最初的保守主义运动早在1780年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们主要针对的是激进的启蒙运动和秘密的团体。也就是说，它们最初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关系。直到1789年之后，它们才既具有政治色彩，又具有反革命意义。

易卜斯坦因也曾指出，自1770年以来，德国就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保守主义运动。这种保守主义主要回应的是德国本土的启蒙运动，进而言之，主要批判的是由于启蒙运动而被唤起的对各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宗教关系的颠覆。格莱芬哈根觉得，瓦尔雅维奇和易卜斯坦因这两个人的观点非常独特，其优势就在于让我们充分注意到，保守主义既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神学的立场，也可以被看做一种哲学的立场，当然也允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经济的立场，这样就可以避免仅仅把保守主义看做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反革命立场，避免把保守主义单面化。

3．德国保守主义的思想结构

上面我们梳理和分析的是德语世界中有关保守主义的两种相关而又充满分歧的权威观点。其实，在德国语境下，对于保守主义之研究，犹如德国保守主义自身，从来都是纷繁复杂，形形色色，始终没有形成定论。德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伦克经过仔细的剖析，把迄今为止有关德国保守主义的研究路径归纳为三种，分别为：历史的研究路径、普遍主义—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以及紧密结合当下现实的语境主义的研究路径。伦克的这一概括，应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基本反映了德国保守主义的研究状况。不过，伦克和曼海姆以及格莱芬哈根不同，他所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要对这些不同的研究路径作进一步的比较阐释，而是想直接进入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内部，分析德国保守主义的思想结构，由此来开辟自己的研究进路。这样，伦克没有就其分类的依据与意义再作深入细致的阐明，也就是很好理解的事情了。

就思想结构而言，伦克主要分析的是德国保守主义的内在连续性和制度理性这两个范畴。他认为，和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相比较而言，德国保守主义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具体表现为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于是乎，在德国语境（乃至整个欧洲语境）下，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保守主义概念，互为限制，甚至互为抵牾。不同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也都各自为战，自诩为真，纷纷攻击对方是“伪保守主义”。从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表面现象当中，伦克看到了德国保守主义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德国保守主义到底是否具有一种稳固的思想动机，或者说，是否具有一种内在的连续性。

伦克指出，德国保守主义两百多年曲折的发展历史已经用事实告诉我们，它不但具有牢靠的思想动机，而且还形成了一种鲜明且具有形式特征的内在思想逻辑，值得我们作历史追溯和理论分析。按照伦克的理解，德国保守主义的这种内在思想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基本的理论假设之中，当然，这些假设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着现实针对性。

第一种假设是政治层面上的。保守主义认为，一切世俗的政治统治，要想持久而稳固，就必须获得一种超越的或先在的正当性。换言之，一切世俗的政治统治，最终都必须立足于一种超越的或先验的力量。世俗统治者只不过是被赋予了这种力量而担当了其载体而已，这和西方所谓“君权神授”的观念是非常契合的，反映的是保守主义为了应对现代性发生的挑战而在政治层面上作出的不懈努力。保守主义由此还进一步指出，任何一种世俗的政治权威，都只能从上面来加以确认，而不能从下面直接产生。不难看出，保守主义在政治层面上的假设，针对的主要是启蒙主义者所主张的人民主权和大众民主等观念。

第二种假设是在一般意义上提出来的。保守主义认为，人的条件，或者说，人的本质，既是永恒不变的，也是充满缺陷的。正是由于人性中充满了缺陷，所以才需要对它们进一步加以引导、规范和完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所显示出来的本质特征是脆弱、不完善以及容易受到诱惑等。如何才能克服人性中的这些弱点呢？保守主义把希望寄托在了制度身上，认为如果没有稳定的制度，人也就根本不能成其为人。人在现代条件下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由于他们盲目而无止境地追求自由，把制度的约束抛到了脑后。很显然，在这个层面上，保守主义针对的主要是启蒙主义者所主张的个体自由观念。

第三种假设是实践层面上的。保守主义认为，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现身说法，证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等不同层面上的不平等是人在社会中由于追求自由和自我展示而必然导致的结果，而且是不可更改的结果。无论是何种社会等级秩序，阶级秩序也好，阶层秩序也罢，或者是特权秩序，说到底都是人天生不平等的一种具体而有力的表现。这就意味着，社会不平等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先天就预定下来的。社会不平等作为一种先定的东西，奠定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基础。在保守主义看来，有三种先天的力量决定了人们的社会不平等，一个是上帝，一个是自然，还有一个是文化传统。不用说，在实践层面上，保守主义所反对的主要是启蒙主义者的平等观念。

伦克通过对德国保守主义基本假设的概括，潜在地告诉了我们他对于德国保守主义历史发生的理解。在他看来，德国保守主义与其说是对法国大革命或启蒙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不如说是对作为这些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一些形而上学观念（诸如人民主权、平等、自由等）的反动。这样，伦克就把德国保守主义的历史发生难题巧妙地搁置了起来，为他集中精力分析德国保守主义的内在思想结构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我们还是回到伦克有关德国保守主义内在思想结构的分析上面。伦克认为，有了上述三个基本假设，德国保守主义（其实整个欧洲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大抵也是如此）逐步形成了一些核心范畴，相互之间不断凝聚，最终结晶成为三个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成为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内在连续性的集中体现。

第一个价值判断在于主张超越个体主义，以总体性和有机性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保守主义认为，个体只有以总体为取向，才能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个体必须被整合到一种巨大的集体语境之中，诸如国家、传统、等级、民族、人民和共同体等。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强调集体在价值层面上之于个体的优先性，以及个体在存在论意义上对集体的依赖性，也就是对启蒙理性和法国大革命所主张的个体主义的一种反动。

第二个价值判断在于其自由观念。保守主义认为，个体可以获得自由，但不能摆脱整体而获得自由，因此，个体的自由是一种派生的自由，一种消极的自由。个体所获得的，只是服务于集体的自由。与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不同，保守主义的自由概念不主张个体从集体的要求中摆脱出来，而是应当以集体为出发点，强调个体对于集体应该承担起义务，而且，这种义务远远优先于个体自身所应获得的权利。可见，保守主义反对积极自由，而主张一种消极自由。

第三个价值判断在于主张用集体和整体来限制个体的自主要求。这就涉及自主性问题。康德把人的自主分为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自由主义者强调私人自主优先于公共自主，而保守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个体的私人自主受制于公共自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有价值的集体和整体自身获得一种个体性。因此，在保守主义看来，国家也好，民族也好，所有这些总称并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而是一种独特的总体性，它们构成了一种大写的主体（Übersubjekt）。保守主义所说的集体性或总体性，不但意味着时间上的在先，而且意味着价值上的优先。

无论是保守主义的三个假设，还是由此建立起来的三种价值判断，都指向了一个基本的二元对立，那就是个体与集体（总体）。在伦克看来，保守主义反对的是原子论的个人主义理性观念，主张建立一种集体主义或总体主义的理性观念，伦克称之为“制度理性”。按照这样一种理性观念，人所依赖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法律秩序等，不过是一些制度的产物，这些制度的现实形态包括家庭、社会、国家等。只有稳固的制度才能确保人类的和平和各种秩序的安全，因此，人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捍卫现有的一切制度：

这里所阐述的可以说是一种目的论的制度论证方法：只有在制度当中，也只有通过制度，人的第二本质才能获得实现；对于人的具体存在而言，制度是必要的设施，也是人的理性行为能力的必要基础。

从制度主义的理性概念出发，伦克把保守主义思想所主张的政治世界理解为一种由不同制度构成的等级秩序，只要这些制度还能保持稳定，还在发挥作用，它们对于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就具有一种强制的功能。人的个性之所以能够得到张扬，并非由于人的个性自身的力量，而是更多地得益于制度的力量，比如传统、教育、语言、文化设施、家庭以及传统的习俗和宗教等。

如果伦克仅仅停留在对德国保守主义的思想结构作制度主义概括的话，那么，他的研究也就不会有太多的创造性了，因为早在他之前，已经有过许多研究者提及这一点。当然，伦克肯定不会仅仅满足于此，他势必还会就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结构的认识论基础作进一步的挖掘。按照伦克的理解，德国保守主义在认识论层面上所主张的核心观点在于用“承认”（Anerkennen）取代“认知”（Erkennen）。伦克指出，德国保守主义颠覆了黑格尔所说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经典命题，要求消除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联系，主张我们必须承认有可能存在着前理性的现实性，或者说必须承认现实性有可能先于一切合理性。当然，这种现实性或许是一种宗教启示，或许是一种神话故事，或许是一种其他形式的高级智慧。不管怎样，不同的保守主义思想，在对待世界的态度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承认存在着一个超越一切个体理性把握范围的权威，诸如上帝、君主、贵族、人民、国家、民族精神等。

因此，保守主义思想反对建立在人类个体理性基础上的“纯粹”认知，主张用一种“承认”取而代之。那么，保守主义思想所主张的“承认”究竟又是什么呢？伦克认为，要想理解保守主义所说的“承认”，就还是必须从理性概念入手。按照保守主义的理解，

人类理性不能被当做一种理解现实性本质的工具。人类周围的现实以及人类自身的现实性在时间上是先定的，早在人类感知到它的存在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这种现实性通常都被明确为不可认知的、无从把握的以及非理性的。果真如此，人类理性的功能仅仅在于对现实性加以分类，并根据一定的标准加以归位。

这就决定了保守主义所理解的“承认”带来的会是一种带有权威色彩的“具体论”（Konkretismus）。伦克用“具体论”一词，显得有些费解，其实，假如知道了它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我们就会豁然开朗。“具体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自我如何面对世界？或者说，个体与世界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于是，人对内在他者和外在他者的认识，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合理性，也就不再是现实性，而是社会性，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比如家庭、血亲、语言、习俗、人民等。主观理性的解释范畴根本无法运用到这样一些社会关系所建构起来的制度当中，它们的内在本质不是什么合理性，而是一种先定性。面对这样一种自主的现实性，个体无法也无须凭借自身的力量去获得准确认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承认”。

必须指出，“承认”一词并非伦克所独创或首创，而是早在黑格尔那里就已经成为一个核心范畴，眼下在西方思想界更有走红的趋势。那么，保守主义意义上的“承认”概念与黑格尔意义上的“承认”概念有着怎样的区别呢？正如阿克塞尔·霍耐特所指出的，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就已经提出了一种“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归纳起来则在于黑格尔坚持认为，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形成了社会的内在动力，有助于建立一种保障自由的政治制度，有助于推动现代社会的发生与前进。可见，在黑格尔意义上，所谓“承认”，所指的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虽然还没有走出主体哲学的园囿，却是建立在主体之间平等关系上的，具有了开导出交往理性的巨大潜能。

而保守主义意义上的“承认”概念则不然，它的前提不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而是一种等级性的权威关系，是一种先在的权威结构。所追求的不是相互承认，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屈从，主要是人作为个体对于先在的神圣秩序和世俗秩序的屈从以及人作为个体对于共同体的屈从。由此建立起来的，自然也就不会是一种自由的政治制度，而只能是一种等级秩序。这样，通过保守主义所理解的“承认”概念，或许还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保守主义在政治实践层面上的远大追求：以颠覆理性主义为根本前提，借助于机缘论，建立一种“政治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不过，这就超出这里的论述范围了。

4．德国保守主义的发展脉络

回顾一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曼海姆，还是格莱芬哈根，基本都是在作保守主义形态学分析。曼海姆自己说得很清楚，他的目的不是要对德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作深入的探讨，而是想通过对德国早期保守主义的具体研究来揭示德国保守主义的形态特征，以便于对整个德国保守主义作类型学分析。格莱芬哈根说得就更加明确了，他的研究遵守的虽然是德国精神历史的写作传统，但主要的意图则是要勾画出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形态特征，因此，他关注的重点不是对德国保守主义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而是对于德国保守主义模式的建构，试图探讨的是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基本结构。一句话，无论是伦克的研究，还是格莱芬哈根的研究，都是非历史的。

伦克通过对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结构的揭示，阐明了德国保守主义的内在连续性，这样就使得他的研究成果在曼海姆和格莱芬哈根的基础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主要表现为他放弃了从历史发生视角出发对保守主义的结构性探讨，转而从历史连续性视角出发，着重探讨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内在连续性与历史连续性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伦克这样做，其实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既然证明了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具有一种内在的连续性，他就必定要从历史的层面上来验证这种连续性，必定要对德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历史作总体上的把握。换言之，如果说曼海姆和格莱芬哈根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德国保守主义历史发生动因上的话，那么，伦克则有意识地开始关注和探讨德国保守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伦克这样做，说到底还是为他追寻德国保守主义的内在展开逻辑提供方便。

在具体分析伦克有关德国保守主义历史进程的论述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西方学术界对于欧洲保守主义一般历史过程的界定。毕竟，德国保守主义从发生之日起，虽然有着自身内部的强大动力，但终究无法割断与欧洲范围内的历史变迁之间的复杂联系。比如说，我们还是以默泽尔为例，表面上看，他的保守主义思想主要是在德国自身语境下发展起来的，似乎与外界的冲击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不然，如果离开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如果离开英国对以汉诺威为中心的周围地区的广泛而持久的文化冲击与政治影响，默泽尔的保守主义思想恐怕就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了。

威廉·里布赫格通过对欧洲范围内保守主义历史的批判考察，把保守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典保守主义阶段（der klassische Konservatismus）、资产阶级—民族保守主义阶段（der bürgerlich-nationale Konservatismus）以及现代保守主义阶段（der moderne Konservatismus）。

里布赫格指出，经典保守主义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1848年革命的爆发为结束的标志。之所以称之为经典保守主义，是因为一批经典作家都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发表了他们讨论法国大革命的代表作，诸如英国的柏克、德国的根茨、法国的迈斯特（de Maistre）以及瑞士的哈勒（Ludwig von Haller）等。对于经典保守主义而言，封建贵族和教会以及与教会和封建等级密切相关的各个社会阶层构成了中流砥柱。而在政治层面上，经典保守主义极力捍卫的，则是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以及封建等级的社会秩序、信仰秩序和法律秩序等。当然，里布赫格也承认，经典保守主义由于处于发生之初，因而还不太成熟，甚至还比较软弱，其最核心的一点是为了反对以未来为取向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而不得不把目光转向过去，试图从过去寻找到捍卫现实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在经典保守主义那里，捍卫过去与捍卫现实被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历史与非历史因素融合在一起的复杂的意识形态。

经典保守主义的终点构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保守主义的起点。里布赫格认为，在这个阶段，保守主义的中坚力量不再是封建贵族，而是变成了新起的资产阶级。在政治层面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也不再是绝对主义国家，而是新兴的民族国家。里布赫格强调指出，如果说在经典保守主义阶段，自由主义是保守主义的强敌的话，那么，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保守主义阶段，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表面上虽然还处于对立的状态，但私下里早已化敌为友，形成了共谋的关系。资产阶级—民族保守主义的捍卫对象也不再是过去所谓的黄金岁月，不再借助于过去来捍卫现实，而就是着眼于当下，实实在在的当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保守主义在建构民族国家视野的同时，还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限制，展现出了一种国际主义的新维度。不难看出，这个阶段的保守主义在时间和空间层面上都具有转型特征。

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产阶级—民族保守主义也就暴露出了其在解决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矛盾上的无能，于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资产阶级—民族保守主义也就宣告寿终正寝。接下来，现代保守主义拉开了帷幕，粉墨登场了。里布赫格指出，此时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众消费社会取代了市民社会，新的权贵阶层成了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在经济层面上，工业资本主义是主角，它的表征是大众消费与大众生产的有机缝合。于是，无论是保守主义的捍卫对象，还是保守主义的批判对象，都出现了变化，一个显著的标志在于对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批判空前高涨。

从里布赫格所给出的保守主义不同阶段发生和结束的年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内容。从严格意义上说，里布赫格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者，因为他对于保守主义不同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就是说，里布赫格基本上都是把革命或战争作为划分保守主义思想发展历史的标志。里布赫格这样做，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显然过于粗放，也过于强调思想变革对于政治变迁的依赖性，有把思想史当成政治史注脚的不良倾向，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思想自身的历史联系以及思想自身变迁的固有节奏。

5．德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思路

即便在讨论历史分期问题上，伦克也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研究聚焦到德国语境当中，根据德国历史和德国思想自身的发展逻辑，对德国保守主义的发展脉络作了勾画和描述。按照伦克的看法，德国保守主义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应地也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流派（“古典保守主义”、“保守主义革命”以及“新保守主义”）。当然，这些流派相互之间并非毫无瓜葛，而是有着紧密的历史关联和思想关联，甚至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历史总体性和思想总体性。

（1）按照伦克的理解，古典保守主义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早期保守主义，另一个是政治浪漫派。前者以默泽尔为代表，还包括布莱姆（Georg Nilas Brem）、普费尔（J. G. B. Pfeil）等，后者则主要包括德国浪漫派中以政治为取向的一批思想家，此外还有历史法学派的成员。德国早期保守主义的核心范畴主要在于对土地的礼赞、对平等的批判以及对革命的阐释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早期保守主义这里，革命尚未构成一个真正意义的批判对象，而只是一个观照和阐释的对象。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变调，特别是随着柏克的著作被翻译引进德国，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浪漫派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在19世纪上半叶，政治浪漫派一直都是德国保守主义的主流，其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主要是非历史的自然法学说及其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政治浪漫派主张发展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和历史意识来捍卫德国的等级社会。伦克把政治浪漫派的理论立场扼要概括为：以权威反抗自主，捍卫自然和历史，建立一种有机的形而上学和国学学说。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伦克注意到了政治浪漫派的两个不同维度，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法律的，因而其视野比施米特等人单纯限于从政治的角度理解德国政治浪漫派要来得更加宏阔一些。

（2）保守主义革命是20世纪初形成的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保守主义思潮，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达到了高潮。由于派别众多而显得有些杂陈，但其中有一个派别十分突出，这就是所谓的“青年保守派”，也被公认是保守主义革命的主流，代表人物包括容格、斯宾格勒、凡·登·布鲁克以及我们已经提及过的施米特等。

饶有意味的是，由于促发保守主义革命的动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失败以及战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所暴露出来的政治软弱，因此，保守主义革命在政治层面上所拒绝的不再是未来，而是现状；所展望的也不再是未来，而是一种充满等级秩序的过去。保守主义革命试图在保守的激进与革命的激进之间建立某种微妙的联系，通过在民族主义与德意志社会主义之间进行综合，建立一种新的具有政治取向的民族社会主义，于是与第三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有了亲和性。伦克指出，保守主义革命的理论诉求在于要用行动主义和行动信仰取代纯粹的理论，用单方面的行动取代双方面的协商，用权威和纪律取代软弱和萎缩，用英雄的信念取代重商主义的信念。

（3）第三个阶段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形成的所谓“新保守主义思潮”。和保守主义革命一样，新保守主义也呈现出不同的派别，比如“传统保守主义”，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国家学说的代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反动传统，反对一切民主的解放运动；还有就是1960年代以来形成的“技术保守主义”以及“改革保守主义”、“生态保守主义”等。伦克统称它们为现代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既有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享有盛名的弗莱尔（Hans Freyer）、盖伦（Arnold Gehlen）、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等，也包括战后迅速成长起来的马夸尔德（Odo Marquard）、吕伯（Hermann Lübbe）和施佩曼（Robert Spämann）等。其核心观点在于面对工业化过程和社会转型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挑战所作出的各种反应立场。伦克特别指出，无论如何，通过从古典保守主义到现代保守主义发展的追溯，我们应当看到，资本主义、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等，始终都构成了保守主义的宏观背景。

伦克对于新保守主义理解的一个新的拓展在于注意到了“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的重要意义。这场争论开始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争论的焦点是德国的民族认同问题。因为当时有一批思想家和政治家认为德国人应该努力从希特勒的阴影下摆脱出来，重新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问题，认为德国人之所以选择了这场战争，主要是为了应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挑战，应对欧洲文明的挑战。这种把战争罪行相对化的做法，实际上涉及了德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问题，遭到了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的批判，也激发了德国人的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如果我们结合随后不久就爆发的世界范围的政治运动，这场争论的重大历史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伦克在划分德国保守主义不同历史阶段时，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个比较讨巧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对于德国古典保守主义的理解上，他把曼海姆有关德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思路综合了起来，不再强调德国早期保守主义与德国浪漫派之间的差异性，而是突出他们之间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就他所理解的古典保守主义而言，伦克认为，其发生的动因严格说来还不止两个，而是有三个，即德国自身内部对于启蒙理性的批判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挑战和柏克的理论启发。而在这三者之中，柏克思想的影响更加关键。伦克把德国对柏克思想的接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793年，以根茨翻译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为标志，到维也纳会议期间达到高潮。第二个阶段以斯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的《法哲学》出版为开端，到1854年宣告结束。这样，伦克就在德国自身语境和法国语境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英国语境，大大拓宽了理解德国保守主义的历史背景。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伦克这样认为，并非纯粹出于策略，更多地还是为了能够贯彻他有关德国保守主义是一个有机历史整体的理论主张。此外，伦克关于德国保守主义的历史分期，从总体上看也代表了当前德国学术界的基本观点。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伦克虽然勾勒了德国保守主义的历史脉络，但他的本意并非在于研究德国保守主义的宏观历史格局。其实，认真考察起来，我们会发现，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德语学术界，还是非德语学术界，都未能提供出一部专门研究德国保守主义发展历史的著作，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也绝对是一个大好的契机。由此，我们可以从跨文化的角度，进一步细化和修正伦克有关德国保守主义发展脉络的划分，深化我们对于德国保守主义历史效果的理解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