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选民”抑或“帝国子民”?

——犹太教与罗马帝国两难抉择之间的史家约瑟福斯

吕厚量

摘要：约瑟福斯被公认为是在希腊罗马文化语境下记载犹太民族历史最重要的史家。现代学者们往往会忽略他对犹太人在罗马帝国中地位的独具一格、有时模棱两可的看法，但这一点实际上是值得关注的。在约瑟福斯的作品中，犹太人时而被描述成罗马帝国温和顺从的臣民，时而又被塑造为犹太教观念中注定将超越并统治万邦的上帝选民。本文试图分析约瑟福斯现存著作中在这一方面表现出的矛盾性，进而探讨约瑟福斯作为一名史家的创作动机及弗拉维王朝时期犹太问题的复杂性。

关键词：约瑟福斯 犹太教 弗拉维王朝

导言

在古希腊语世界涌现出的诸多史家中，犹太裔学者约瑟福斯（Flavius Josephus）无疑是最特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约瑟福斯出身犹太贵族世家，于公元68年爆发的犹太起义中兵败投降了罗马，后随平定起义的提图斯（Titus）前往罗马定居。此后，他专心于历史著述，用希腊文创作了《犹太战争》、《犹太古事记》、《反阿皮翁》、《自传》等关于犹太民族的历史作品，成为古代世界少有的几位多产史家之一。

约瑟福斯的作品具有无可争议的史料价值。对希腊罗马史而言，《犹太战争》是现存关于该主题最详细完整的古代书面记载；对犹太史来说，《犹太古事记》的后半部分是关于第二圣殿时期中后段的唯一文字史料；在基督教史研究中，约瑟福斯对基督教脱胎的母体——公元1世纪犹太教的介绍同样极其宝贵。然而，史学界对约瑟福斯本人的关注却十分有限，而在这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又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希腊罗马史学者往往只关心他在犹太战争中的表现，对作为史学家的约瑟福斯不感兴趣；基督教学者对《犹太古事记》的文本进行了细致严密的考证，但其研究却仅限于宗教层面，很少讨论文本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和作者个性；犹太史学者更是对约瑟福斯讳莫如深，因为在很多犹太人眼中，此人背叛了他的祖国、人民与信仰，是一个品行恶劣而为人不齿的民族败类。在1976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犹太民族史》中，记载第二圣殿时期的学者斯特恩尽管大量引用了约瑟福斯的材料，却仅仅四次提到他的名字，并且还是直呼其投降前的本名马塔西阿斯之子约瑟夫（Joseph ben Mattathias），笔法之下暗含着无声的谴责意味。不过，随着古典学研究的深入和开放，欧美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后掀起了约瑟福斯研究的热潮。马森（Steve Mason）通过若干篇论文对约瑟福斯被俘后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细腻且富有见地的研究；拉雅克（Tessa Rajak）发表了研究约瑟福斯个人生平的专著，填补了古典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空白；特别是费尔德曼（Louis H. Feldman）为了钻研《犹太古事记》这部“最早阐释《圣经》的系统作品”，凭借其深厚的古典知识、犹太文化功底和开阔的史学视野，突破了约瑟福斯研究中的传统文本分析模式，取得了令人叹服的卓越成就。此外，我国学界对作为史家的约瑟福斯也有所关注。吴晓群的《约瑟福斯的历史叙述》运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约瑟福斯内心深处的文化冲突；宋立宏在《谁是犹太人——关于“Ioudaios”的札记》和《犹太战争与巴勒斯坦罗马化之两难》两篇论文中针对约瑟福斯的史作提出了若干很有价值的观点；陆路的硕士学位论文《约瑟福斯的双面人生——帝国早期罗马—犹太文化交流研究》对约瑟福斯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相当扎实的梳理，并从文化互动的角度对约瑟福斯的史学成就进行了探索。这些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然而，面对约瑟福斯这样一位具有犹太、罗马双重文化背景的作家，很少有人去关注他对犹太人同罗马人之间民族关系的看法。多数学者只是蜻蜓点水式地略加提及，专门的分析论述还十分罕见。笔者认为，约瑟福斯的民族观具有极富时代性的独特之处，是理解他的史学作品及弗拉维王朝民族关系状况的重要线索，理应得到古典学者的特别重视。本文试图以约瑟福斯本人的作品和近年来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弗拉维王朝时期的政治背景，揭示约瑟福斯民族观的实质及其背后蕴蓄的历史内涵。

一、约瑟福斯民族观的两面性

公元70年9月26日，罗马军队攻陷了犹太民族的圣城耶路撒冷，基本平定了犹太人发动的起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约瑟福斯作品中的民族观就集中体现为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犹太民族是应当继续保持本民族信仰、风俗和语言上的特异性，用武力或和平的途径抵制自身的罗马化；还是应该努力改变自己以融入罗马社会，成为分享这个世界帝国公民权利的一分子？简言之，犹太人必须在上帝选民和帝国子民的两条道路中做出选择，这是约瑟福斯及同时代的全体犹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约瑟福斯确实用自己的作品和行动给出了答案，不过，从逻辑角度看，这个回答是远远不能让人满意的。

（一）伟大属于罗马——世界帝国的颂歌

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中指出，罗马和犹太的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犹太人无法摆脱接受罗马统治的命运，试图反抗的犹太人只能给自己和全民族制造苦难。如果单从字面上看，书中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当然，作为罗马军队的阶下囚，约瑟福斯的作品中显然存在着不少违心之言。不过，在很多地方，他的言论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体现了约瑟福斯劝告同胞归顺帝国的真实意图。

约瑟福斯对双方的军事力量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对比，指出犹太人空有勇气而缺乏必要的军事素养，是以一群乌合之众去挑战装备精良的职业军队，这注定了他们的抵抗必然失败。在约瑟福斯看来，非但犹太人的失利在所难免，其他民族同样不具备抗衡罗马军队的实力。罗马人的武器十分精良，更可怕的是他们训练有素，作战经验丰富，并能随时补救自己犯下的错误。他借书中人物之口评价说，犹太人从前的伟大国王尚无法抵挡一小支罗马军队，现在的这些散兵游勇自然更无法对抗整个罗马帝国。犹太人从前曾有过争取自由的机会，但这个条件如今已失去了。他认为，既然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已臣服于罗马，犹太人的反抗也必然是徒劳无功的。约瑟福斯进一步指出，犹太人不仅在反对罗马人，也是在反对上帝的意志。他说，在圣殿毁灭之前，子夜的天空呈现出宝剑的星象，祭坛周围射出耀眼的光芒，圣殿里生出怪物，锁好的大门自动开启。约瑟福斯认为，在犹太战争的三个最重要战役中，上帝都站在了罗马人一边。特别在围攻犹太人最后拼死坚守的马萨达要塞（Masada）时，罗马人使用火攻策略，但当时刮的是北风，烧不到犹太人；是上帝吹起南风，帮助罗马人取得了最终胜利。耶路撒冷圣殿被焚的情况同样出于天意。约瑟福斯的这些看法基本是从犹太人立场出发，运用犹太式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它们显然不是罗马人强迫他宣传的口号，而是他自己深入思索民族命运的结果。

比言辞更可靠的证据是约瑟福斯的亲身实践。从公元69年被俘直至公元100年左右写成《自传》时为止，约瑟福斯一直努力学习希腊文化，力图使自己融入希腊知识精英的世界中。他的学习绝不只是浅尝辄止，而是对希腊作家们的知识、理论和风格进行了全面借鉴。他甚至将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读到了烂熟的地步。根据后世学者们对他著作的分析来看，约瑟福斯熟谙修昔底德、希罗多德、色诺芬、德谟斯提尼、荷马、索福克勒斯以及拉丁文作家维吉尔等人的作品，并在自己的写作中进行了大量引用和模仿。这些事实足以说明，约瑟福斯充分承认希腊罗马文化的优越性，并努力使自己融入其中。

（二）为犹太人民声辩——犹太民族的“顺民”天性

约瑟福斯认为，犹太人要想在专制的弗拉维王朝统治下求得生存，必须赢得罗马统治阶级的好感和希腊知识界的理解。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约瑟福斯在晚年的《犹太古事记》一书中煞费苦心，在不违背《圣经》基本教义的前提下为犹太人进行了许多正面宣传，以证明他们具备融入罗马社会的资格。

重视音乐是希腊罗马社会的悠久传统，约瑟福斯在书中专门收录了摩西的歌曲，证明犹太人与希腊人拥有相同的爱好。罗马人普遍相信犹太人善于在经济活动中盘剥钻营，约瑟福斯努力说服他们改变这种观念，他笔下的约瑟向法老指出，他的兄弟们都是牧人，而放牧是埃及人不得从事的职业，所以犹太人的存在对埃及有益无害。罗马人认为，犹太人对外邦人怀有天然敌意，是不可能融入罗马社会的。约瑟福斯却发挥了《圣经》中犹太君主雅霍莎法特（Jehoshaphat）的例子，证明犹太人完全能同邻邦和睦相处，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罗马人担心犹太人会在帝国内制造“国中之国”，约瑟福斯却指出让犹太人散布于世界各地乃是上帝的旨意。为了消除大起义带给罗马人的“叛贼”印象，约瑟福斯多次改动《圣经》原文以说明犹太人对主人的忠贞不贰，如托勒密王国君主曾将其王国托付给犹太人保管，而约瑟在飞黄腾达之后仍甘愿做法老的奴仆。约瑟福斯意识到，弥赛亚的传说极易激起罗马人的反感，便在转述圣经时全部删去了相关章节。罗马人还普遍忌惮犹太人逼迫其他民族改宗的做法，贺拉斯曾调侃说：“我们要像犹太人那样，强迫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为了避免这种指责，约瑟福斯有意略去了外邦人鲁特（Ruth）皈依犹太教的细节，以消除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怀疑。

在此基础上，约瑟福斯多次在作品中提出吁请，恳求罗马人和元首能对犹太民族多一些宽容，帮助他们确立自身作为帝国忠诚子民的地位。他在书中记载了雅特罗（Jathro）和巴拉姆（Balaam）两人赞美犹太人的例子，说明犹太人并非没有自己的朋友。他在《犹太古事记》里明确表示，本书的目的不只是翻译，还要向外邦人阐释圣经，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犹太民族。他耐心地解释说，犹太人现有的生存权利是罗马元首早就以敕令形式授予他们的，外邦人没有理由对他们怀恨在心。他对罗马元首寄予了更高的期望，认为犹太人应对韦伯芗（Vespasian）和提图斯两位元首心怀感激。很明显，晚年的约瑟福斯仍未放弃使犹太人同罗马实现和解的努力，并认为接受罗马保护和善待犹太人是于双方都最有利的双赢选择。

如果仅根据上述材料来看，约瑟福斯信奉的无疑是一种融合、调解的民族观。他肯定拉丁民族的强大与统治的合法性，主张犹太应积极融入罗马这个民族众多的世界性帝国。然而，另外一些令人疑惑甚至震惊的例子表明，这个问题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三）新巴比伦之囚——异族暴政的邪恶

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的开篇便指出，在罗马治下的万民中，犹太人的命运最为不幸，他们蒙受的苦难远过于其他一切民族的总和。约瑟福斯并未接着说明这种苦难产生的根源，但他多次暗示，除犹太人本身的宗教和世俗罪孽外，罗马专制当局及其代理人的暴政是犹太人遭受不幸的重要原因，罗马的桎梏对犹太民族来说不啻为第二次巴比伦之囚。

在约瑟福斯心目中，犹太与罗马的相遇以不幸开始，又以不幸终结。当第一个短暂征服犹太的罗马将领庞培来到耶路撒冷时，他便率众进入圣殿，亵渎了犹太人的风俗。步庞培后尘而来的克拉苏贪敛无度、背信弃义，取走了圣殿内的全部黄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罗马没有同犹太发生过直接交往，而委托其代理人希律王（Herod）代行统治。希律王扩建了耶路撒冷圣殿，为犹太臣民办过不少好事，但约瑟福斯出于成见却对他全无好感。他指责希律王任用私党、压迫民众，他扩建圣殿也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约瑟福斯甚至宣称，希律王临死前曾打算将全体犹太精英置于死地。公元6年之后，罗马开始通过行省总督对犹太地区进行直接管辖。约瑟福斯说，在几个犹太总督中，彼拉多（Pilate）专横残暴，屡犯犹太人民禁忌；库马努斯（Cumanus）未能制止动乱，导致大批犹太人命丧黄泉；阿尔比努斯（Albinus）生性邪恶，但若与继任的弗洛鲁斯（Florus）相比的话，他简直可被称作正人君子；因为后者使整个犹太都变成了悲惨之土，并成了灾难性的犹太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总之，在约瑟福斯眼里，罗马派来的总督没有几个是可以容忍的，而且总体上每况愈下。马森指出，约瑟福斯甚至在个别地方大胆抗议说，元首制本身就意味着暴政，这种对异族专制的厌恶构成了他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约瑟福斯动情地说，自创世以来还没有哪座城市像耶路撒冷遭受过这样的苦难。从他的言外之意看，这种苦难的根源显然不只在于犹太，罗马的压迫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此相一致的是，约瑟福斯在许多地方似乎暗示，犹太人的反罗马起义若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起码也是面对压迫的正当抗争。他并未否定同胞发动起义的合理性。他在分析起义原因时特别指出了凯撒里亚（Caesarea）的叙利亚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使得各座城市中老弱妇孺尸体横陈，全省陷入无以名状的恐慌。在描写围攻耶路撒冷时，约瑟福斯也记录了罗马洗劫财物、滥施屠杀的暴行，以及他们杀害老弱俘虏的不人道做法。

在描述罗马举行的盛大凯旋式中，约瑟福斯再次暗示了这场战争的压迫性质。他用诗歌笔触描述了罗马掠夺来的不可胜数的金银财宝，又看似轻描淡写地指出，提图斯取走了圣殿里的金桌、圣书等物。罗马人可能会忽略这句记述，但所有信奉犹太教的人都会明白这意味着对他们的信仰何等严重的侮辱。尤为令人惊异的是，在记述最后的马萨达保卫战时，约瑟福斯几乎肆无忌惮地将誓死抵抗罗马的埃利扎尔（Eleazar）描写成伟大的民族英雄，并借他的口宣称，这些人并非不爱惜生命，而是受到上帝的召唤才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赴死。借着如实直书的幌子，约瑟福斯实际上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情结和对罗马统治的不满情绪。

（四）上帝选民的孤傲—— 仇外的民族思想

约瑟福斯对异族的抵触情绪不仅仅反映在对罗马的态度上，而且体现在其民族意识深处的选民优越感中。在《犹太战争》中，他借提图斯之口说，犹太人做事富于远见，彼此讲求诚信，并因虔诚而得到上帝的偏爱，实为罗马人的劲敌。他用浓重笔墨渲染了犹太先辈们在庞培侵略时严守安息日，宁可引颈受戮也不肯违反上帝规定的虔诚精神。约瑟福斯指出，托勒密进入埃及时之所以带走大量犹太人，就是因为欣赏他们的诚实与虔诚。约瑟福斯终身都为其犹太教祭司身分感到无比自豪。他认为，犹太教要比希腊神话优越得多。犹太人高级祭司的名单从古到今一直流传下来，在两千年内延绵不绝。约瑟福斯同样高度评价了犹太人的律法，声称摩西是世上最早的立法者，犹太人在恪守律法方面超越万民。他认为，全世界的人民都从犹太律法中吸取了优点，证明它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同样，犹太人在科学文化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埃及、希腊的天文学都来自亚伯拉罕的传授；犹太史上曾涌现出无数才德出众的伟人，大卫的一生近乎完美无瑕，所罗门的智慧远胜过埃及那些所谓的智者。约瑟福斯的这些极端言论充分揭示了他内心深处的民族优越意识。

另一方面，约瑟福斯的作品中也不时折射出对其他民族的强烈仇恨情绪。在《犹太古事记》中，约瑟福斯大量删减了巴比伦之囚后记载犹太史的材料，尤其是其中看似违反常理的部分，却唯独保留了王后以斯帖帮助犹太人屠戮敌人的传奇故事，把犹太人13天内杀害75000亚述遗民的事情当作光荣业绩加以宣扬，体现了他思想深层的仇外情绪。他在批驳埃及、希腊学者的《反阿皮翁》这篇文章中尽展生平才华，使之成为自己最严密、最优美和最富激情的作品和希腊语论战文章的典范。他将主要论敌，埃及裔的亚历山大里亚公民阿皮翁贬称为埃及佬（Αἰγύπτιος），并用犹太、希腊和罗马长期以来对埃及形成的种种歧视看法犀利、尖刻甚至是恶毒地对他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抨击。他公开宣称，全体埃及人和推罗人无一例外都是犹太民族不共戴天的死敌。埃及人向来只会对犹太人的形象加以歪曲和诬蔑。他刻薄地嘲笑埃及人是唯一一个没能在罗马帝国境内取得公民权的民族，他们即便在本族君主统治下也不过是一群卑微奴才。他举例说，埃及末代女皇克莉奥佩特拉（Cleopatra）谋害手足，玷污圣灵，背叛恩主并出卖情夫，实为十恶不赦的人间魔鬼。约瑟福斯甚至认为，崇拜食人野兽的埃及居民根本不配称之为人，如果全世界都信奉了埃及宗教，那么地球上的人口早就被猛兽吃光了。约瑟福斯的这些富于民族歧视色彩的侮辱性言辞同其先前提出的民族和解思想构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约瑟福斯的民族观中包含着深刻矛盾。一方面，他肯定罗马在政治、文化上的优越性，主张犹太人同各民族实现和解，尽快融入这个世界性大帝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罗马的统治损害了犹太人的利益，犹太人本是高于万民的上帝选民。这种强烈的反差无疑是值得人们去深入思考的。

二、约瑟福斯民族观矛盾的历史根源

（一）良史之才与私家之作——两种误解的排除

上述分析表明，约瑟福斯的民族观中包含着十分严重的矛盾。对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源提出合理解释，乃是史学研究理应解决的一项课题。对于古人著作而言，产生矛盾最常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作者本人的逻辑修养不够；二是作品本为政治宣传而写，于是大量歪曲了历史真相。然而，这两个原因对于约瑟福斯并不适用。

的确有许多学者指责约瑟福斯是犯了逻辑不清晰的毛病，很多人认为，充满矛盾的《犹太战争》第七卷无疑是古典史学中的败笔；《不列颠百科全书》相关条目著者认为，约瑟福斯本身有文风浮夸虚妄的弊病；拉雅克推测说，约瑟福斯对埃利扎尔等人的赞美是因为“忘记”了从前对他们的憎恨。如果一个作家竟会在几十页的篇幅里就忘记了自己对书中人物的态度，那么他逻辑思维的混乱程度大概是相当严重的。然而，约瑟福斯从小受过良好的文字教育，对犹太教各宗的主要教义间哪怕是细微的差别也烂熟于胸。同时，他又是犹太战争的当事人和犹太教祭司，对其写作对象恐怕不至于理解混乱到胡言乱语的程度。事实上，他完全符合波利比阿提出的良史之才的标准。约瑟福斯本人宣称，他自己是用希腊文撰写犹太史的最佳人选，他的自许也得到了其作品本身的验证。抛开与民族观相联系的段落不论，约瑟福斯的代表作《反阿皮翁》和《犹太战争》结构严谨，思路清晰，一气呵成，并无明显逻辑混乱的缺陷。他的写作能力得到了古今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圣哲罗姆称之为“希腊语世界的李维”；中世纪教会史家尊称他为“忠于真理者”；琼斯（Christopher P. Jones）评价说，约瑟福斯的写作水平足可与琉善（Lucian）媲美；《剑桥古典文明辞书》将约瑟福斯同波利比阿和普鲁塔克列为同一档次的作家；近年来大量的考古材料同样说明，约瑟福斯凭借记忆力对凯撒里亚和马萨达的描述惊人地准确。这些美誉或成就显然都不是一个思维不健全的人能取得的，对约瑟福斯缺乏逻辑性的猜测显然不足为凭。

另一些学者（特别是犹太史学家）把约瑟福斯的作品视为弗拉维王朝官方的政治宣传品，这种看法同样只是貌似合理。首先，约瑟福斯的《犹太战争》完全不符合政治宣传的标准。《犹太战争》长达七卷，篇幅远远超出了宣传的需要。其中仅后三卷集中描写罗马军队的战功（如果忽略其中显然存在的反面观点的话），前面接近三分之二的内容都在讲述犹太的地理状况、犹太教内部各宗派的观点分歧以及他本人和约翰（John of Gischala）之间冗长乏味的勾心斗角与私人恩怨，按政治宣传的标准看实在是离题万里。诚然，《犹太战争》中的确存在一些曲笔，但曲笔跟赤裸裸的政治宣传并不相同，而前者充其量只能说明某部作品和外部史料证据间的不一致，是无法解释作品内部大量存在且集中于民族观这个方面上的矛盾之处的。此外，如果约瑟福斯的作品有蓄意歪曲事实的毛病，他就不会在全书卷首批评希腊作家的同主题作品不够客观，更不会在《反阿皮翁》中将自己的这部书举出来当作如实直书的典范，否则只会给自己惹来更严厉的回击。当代学者们的研究还表明，约瑟福斯记录的许多内容与罗马官方的宣传出入很大，如关于提图斯对圣殿的态度便是个明显例子。在罗马帝国文人相轻的风气下，明显歪曲史实的作家很难逃避竞争对手的诟病。但从处于中立立场的攸西比乌斯对约瑟福斯的介绍看，这部作品的可信性并未受到罗马文人的强烈质疑。

至于约瑟福斯的其他作品，它们具有政治宣传色彩的可能更是微乎其微。弗拉维王朝三代君主都以军功立名，对文史作品的宣传作用并不看重，图密善（Domitian）尤其如此，几乎从不关心历史和诗歌。公元89年挫败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叛乱后，图密善的文化专制更是变本加厉。他残酷地惩罚讽刺诗人，把哲学家们全体逐出意大利。在他的观念里并无笼络文人学者来巩固自己统治的必要。此外，征服犹太本是他的兄长提图斯的军功，而图密善与提图斯间的不睦早已路人皆知。图密善的死党巴苏斯（Bassus）对元首提图斯十分畏惧，图密善自己也一度打算逃到军队里煽动反叛。狄奥·卡西乌斯认为提图斯是被图密善冻死的，普鲁塔克则说他是在浴室里被后者暗害的。即位后，图密善多次贬损提图斯，声称他的父亲和哥哥的政权早就该归自己。更微妙的是，图密善即位前曾违心地写过关于犹太战争的颂诗，在社会上流传颇广，这显然是他失势时蒙受的一次难忘的羞辱。可想而知，约瑟福斯即使打算讨好元首，也绝不会用撰写犹太史这样一种拙劣且危险的方式。其实，在出版《犹太古事记》和《反阿皮翁》这样的作品时，约瑟福斯都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无论他是赞美提图斯的赫赫战功还是替当时遭受迫害的犹太民族说话，都有可能引起元首的震怒。如果他真是一个贪功冒赏之徒，那么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甚至放弃写作。

那么，约瑟福斯民族观的矛盾色彩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存在于弗拉维王朝时期地中海民族关系的大背景中。

（二）东西文化大交融的历史背景——约瑟福斯阐发民族观的前提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约瑟福斯使用希腊语公开表达自己的民族观念，这本身便是希腊化与罗马帝国时期长期存在的东西文化交融活动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从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开始，罗马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在二百余年内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世界性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征服的罗马人和被征服的希腊、东方民族的眼界都得到了极大拓展。奥古斯都时代的旅行家斯特拉波的足迹已遍布亚美尼亚至提勒尼亚、黑海至埃塞俄比亚间的广大区域。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帝国知识精英阶层的地理、民族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98年发现的一幅弗拉维王朝时期画作上，罗马被画成一座没有居民的空城，似乎表明它已不再专属一个民族所有，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之都”。小塞涅卡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罗马已被怀有各种目的、属于各个等级和民族的外来人口占满了。由于罗马实行相对宽容的文化政策，帝国东方各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大量涌入罗马城，成为罗马外来人口客居他乡的精神寄托。

与此同时，一大批向罗马宣传东方传统的文化使者应运而生。叙利亚人尼科拉奥斯（Nicolaus）成为希律王时代犹太人在罗马的代言者，埃及人曼内托（Manetho）的《埃及史》和贝鲁苏斯（Berosus）论东方天文学和哲学的希腊文著作在罗马流传甚广。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则直接为约瑟福斯树立了写作榜样。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相对封闭的犹太社会也开始同外界有了更多交往，逐渐被卷入希腊化与罗马化的浪潮。早在公元前226年，犹太人的名字已出现在埃及法庭诉讼的记录簿上。但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城迅速成为犹太境外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这些犹太人大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希腊文化。在目前发现的595块帝国早期罗马周边的犹太人墓志铭中，467块用希腊文书写，127块使用拉丁文，仅一块沿用犹太当地通用的亚兰文。犹太人的存在也引发了斯特拉波、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等人的兴趣。在这种状况下，罗马世界中的犹太知识精英们大力向罗马人宣传犹太的民族文化传统，以便为本民族在这个世界帝国中争得生存的一席之地。斐洛率先向罗马世界系统阐述了《圣经》的主要思想，并力求将其同希腊哲学调和起来。犹太战争前夕，伪斐洛的《圣经古事记》也得以问世。约瑟福斯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他试图通过向希腊罗马世界介绍犹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钦佩甚至接受犹太思想，从而扭转他所忠于的犹太教和犹太民族在罗马世界中看似行将覆灭的命运。笔者认为，这正是约瑟福斯尽半生之力，用自己尚不纯熟的希腊文创作如此卷帙浩繁的历史文化作品的真实用意所在。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约瑟福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犹太民族的未来归属这个重要问题。约瑟福斯无疑对此进行过深入思考，但他最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三）犹太民族的内部失和—— 弥赛亚救赎之梦的破灭

作为一名犹太教信徒和起义军的重要将领，约瑟福斯无疑和他的同胞一样，一度对民族自由充满了向往。诚然，如他所说，犹太人的军事实力远在罗马之下。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放弃争取自由的合理借口。日耳曼将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就曾在一次次失败中掌握了罗马军队的战术，从而挫败了罗马人的入侵。约瑟福斯本人的著作告诉我们，他对自由前途的心灰意冷其实另有隐情，因为犹太民族的内部分裂此时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约瑟福斯看来，犹太民族在第二圣殿时期最接近自由的时刻是在犹大·马加比取得阿达尔日大捷之际，此后，犹太民族便由于内部分裂而开始走下坡路了。约瑟福斯认为，犹太人自由的沦丧肇端于阿瑞斯托波鲁斯（Aristobulus）和希卡努斯（Hyrcanus）的祸起萧墙，结果使庞培有机会夺取圣城。犹太人内部很早便分裂为法利赛、撒都因和艾赛尼三个宗教派别，彼此争斗不休；这种宗教派别和阶级关系有着密切联系，法利赛人代表广大民众，而撒都因人代表有产者。到了起义发动这一事关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耶路撒冷内部却分裂为埃利扎尔、约翰和西蒙（Simon）三派，彼此大打出手，他们斗争的规模很大，连远在罗马的塔西佗都有所耳闻。约瑟福斯痛心地声称，如果没有这次内讧，耶路撒冷是不可能那么快就沦陷的。更糟的是，埃多姆人（Idumeans）及犹太境内的奋锐党徒趁乱大杀仇人，无恶不作，致使犹太人在罗马总攻之前就已元气大伤。

面对激烈的党派斗争，身居要职的约瑟福斯也无法置身局外。事实上，约瑟福斯指挥的加利利战区正是全犹太内乱的一个缩影。约瑟福斯到任不久便同约翰为争权发生了激烈冲突，约翰多次阴谋杀害约瑟福斯，并通过明目张胆的行贿赢得了耶路撒冷方面的支持；约拿单（Jonathan of Tiberias）同样对约瑟福斯表示不满。面对失控的局面，约瑟福斯费尽气力才用暴力手段平定了局势，但一盘散沙的加利利地区显然已丧失了整合力量抵挡罗马大军的宝贵时间，其失败的命运早在开战前就已经注定了。

可见，在约瑟福斯心目中，犹太民族真正战败的原因在于内部的四分五裂。无休止的血腥内乱不仅耗尽了犹太的国力，而且引起了上帝的震怒与降祸。从《犹太战争》、《反阿皮翁》等作品中的激越情绪看，约瑟福斯其实保留着高傲的选民心态和对故土的深深眷恋。约瑟福斯之所以奉劝犹太人选择罗马化的道路，是因为他对犹太政权的前途已彻底绝望，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无奈之举。

（四）官方意识形态的反犹色彩—— 帝国礼赞的虚幻与迷茫

然而，约瑟福斯选择的罗马化道路很快便遇到了同样沉重的打击。作为战场上的征服者，弗拉维王朝并未给试图融入罗马社会的犹太人创造条件。这一现象看似与罗马长期奉行的民族政策相悖，实际上却是罗马内部政治权力运作危机期间出现的特定结果。

正如梅勒（Ronald Mellor）所言，公元68年朱利安-克劳狄王朝的终结引起了帝国境内严重的思想混乱。在公元69年的血腥内乱中，伽尔巴（Galba）、奥托（Otto）、维特利乌斯（Vitellius）和韦伯芗四位元首如走马灯般轮流上台。在罗马人心目中，朱利安-克劳狄家族是新共和制的缔造者，是维纳斯和埃涅阿斯的后裔。尼禄死后，一些人用鲜花装饰他的坟墓，为他树立塑像，放在醒目的公共场所，并不时制造伪尼禄的骗局，在帝国东部引起巨大恐慌。关于尼禄死后出现的种种异象的谣言层出不穷。相形之下，即使门第显赫的伽尔巴也无法以其名望慑服人心，在遇弑后受到无数侮辱，其尸体长期无人过问。而在69年前后角逐至高权力的四人中，最后胜出者韦伯芗出身最为低微，如摩根（Gwyn Morgan）所说，他的最大特点是毫无特点。韦伯芗的父亲当过税吏，他本人是在萨宾地区的一个小镇里长大的，妻子多密提拉通过法庭裁决才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因此，初登帝位的韦伯芗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在很多人眼中，他不过是又一个短命草头王而已。

弗拉维王朝统治初年，军队放纵不羁，诉讼积压严重，奢靡之风盛行。韦伯芗帐下的老部下恃功自大，根本不把元首放在眼里。亚历山大里亚人甚至戏称他为“咸鱼商（Cybiosactes）”。韦伯芗当政期间遇到过多次篡权的阴谋。可见，早期弗拉维政权实际上处于风雨飘摇般的危机之中，统治阶层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树立自己的声望和权威。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种极富民族压迫色彩的政治宣传品，“征服犹太”的神话迅速被确立为弗拉维王朝最重要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一。

事实上，犹太战争虽然规模巨大，破坏严重，却不过是罗马边疆的一场毫无悬念的简单平叛。这次骚乱甚至难以称为全犹太民族的大起义，因为除亚历山大里亚外，大批流散至帝国各地的犹太人似乎根本没有响应这场暴动。整场战争的主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罗马一边，韦伯芗本可速战速决，却为了腾出精力角逐帝位而暂时对犹太围而不打；而当提图斯急于返回罗马巩固新政权时，罗马人仅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干净利落地攻克了耶路撒冷。然而，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下，这场边境平叛却被无限夸大为西方对东方、文明对野蛮的最后胜利，成为为罗马帝国赢得永久和平的关键“一战”。

提图斯回到罗马后，韦伯芗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凯旋式，当众将犹太人的圣书和圣物送往帝国皇宫。随后，韦伯芗下令关闭雅努斯神庙的大门，表明罗马帝国从此将永享和平昌盛。弗拉维王室的逢场作戏并未到此为止，帝国政府很快制作了一系列宣传征服东方、征服犹太的文化符号，企图将弗拉维王室作为犹太征服者的形象在罗马臣民心中牢固树立起来。

从弗拉维王朝奠基之日起，直至图密善时代，帝国境内大量发行了“征服犹太”类型的硬币。这种钱币上的典型图案是一个被俘的犹太女子坐在一堆战利品的右下方（或背靠一棵棕榈树），一膝蜷起，头伏在膝盖上啜泣，旁边刻着“被征服（战败）的犹太（IUDAEA CAPTA或IUDAEA DEVICTA）”的字样。这样，在官方宣传中，犹太人被贬低成和高卢、埃及一样的化外蛮族。公元75年，提图斯拱门在罗马落成，上面的铭文写道：“他（提图斯）征服了犹太民族，摧毁了耶路撒冷，完成了从前的一切将领、君王和民族都没能或根本不曾试图去完成的功业。”为了感谢神恩，韦伯芗下令修建一座“和平之殿”，将从耶路撒冷掳掠来的大量战利品存放在里面，神殿的规模曾得到老普林尼等人的称颂。不难想象，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居住在罗马城内的犹太人必定要承受无以名状的精神痛苦。

在现实政策上，弗拉维王朝同样对犹太人进行沉重剥削甚至残酷迫害。起义失败后，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每年要向卡皮托林山缴纳2德拉克玛的人头税，以代替从前向耶路撒冷圣殿的贡金。图密善统治晚期，元首曾借口一批罗马贵族追随犹太人生活方式而将他们处决，并把大批人关入监狱。总之，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看，弗拉维王朝对犹太教实行的都是一种灭绝政策。

随着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对世界了解的不断深入，希腊罗马知识分子民族观中的歧视色彩有了明显减弱，更多的学者开始愿意用平等、开放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然而，弗拉维王朝及稍后的希腊罗马知识界同样没有站在犹太人一边。公元前1世纪作家狄奥多鲁斯早就宣称，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是封闭和不宽容的。在弗拉维王朝官方意识形态和反东方文化传统的共同影响下，很多罗马作家对犹太人形成了强烈的偏见。罗马的传统思维极为重视民族祖先的荣誉，但犹太人的古老历史却受到严重质疑。一些人认为，整个犹太就是一个乞丐之邦；塔西佗指出，社会上关于犹太人起源的说法极为混乱。约瑟福斯则抱怨说，世人只相信希腊学者的作品，对犹太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的历史根本不屑一顾。重视史料真实性的塔西佗却在犹太人问题上最好地体现了图密善时期学者们的民族偏见。他说，同犹太人相邻的各个民族都对他们无比憎恨，犹太人自古以来就是东方帝国中最下贱的臣民；塔西佗写道：“我们认为是神圣的一切，在犹太人看来都是渎神的；另一方面，我们憎恶的一切，在他们又都是允许的。”他接着指出，犹太人的风俗卑劣可憎，只有最坏的恶棍才跟他们搅在一起。埃及作家阿皮翁则幸灾乐祸地宣称，耶路撒冷正是因其邪恶律法才遭致了悲惨的不幸。总之，在对犹太民族态度这个问题上，希腊罗马知识界表现出了同反波斯思想相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强烈歧视观念。

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约瑟福斯能否凭借其特殊身分独善其身呢？根据他自己的记载，他曾准确预言过韦伯芗将成为元首，苏埃托尼乌斯和狄奥·卡西乌斯也承认这个说法。约瑟福斯还说，韦伯芗元首对他宠命优渥，授予他罗马公民权和一笔年金，图密善又免除了他的土地税。因此，不少现代学者认为，约瑟福斯在罗马享有很高的地位。史密斯（Morton Smith）甚至猜想，约瑟福斯是法利赛人在罗马的代言人。不过，很多细节表明，约瑟福斯在罗马的生活还有他不愿提及的另一面。

事实上，对于迁居罗马的异族居民来说，适应新环境本身就是极为困难的。阿米安、盖伦和卢西安都表达过对罗马生活方式的强烈抱怨。对于俘虏身分的约瑟福斯来说，他面对的麻烦还要更多。根据他自己的说法，韦伯芗曾命令他跟一个犹太女俘结婚；但根据犹太律法，祭司是不能跟当过俘虏的女子结婚的。约瑟福斯在获得自由后立刻休弃了妻子。遭到威胁的并非只有约瑟福斯的生活方式，还有他的身家性命。战争结束后，约拿单向韦伯芗元首控告约瑟福斯曾给过他武器和资金以对抗罗马人，结果反被元首处死。此后，仍有不少犹太人和廷臣向元首控告约瑟福斯，不断威胁他的安全。优斯图斯（Justus of Tiberias）发表了一篇关于犹太战争的作品，指责约瑟福斯是挑动犹太人起义的罪魁祸首，逼迫他为自己进行辩护。可见，约瑟福斯投降后的日子并不是风平浪静的。

此外，约瑟福斯并未成功地融入罗马知识阶层。许多罗马作家知道他的名字，但并无证据表明，他跟其中的任何一个有过来往。他一直没有熟练掌握希腊语口语，在侨居罗马二十年后仍对它的发音感到头疼；这似乎暗示他跟整个罗马上流社会的交往是十分有限的。他的最后三部作品献给了一位叫作埃帕法罗狄图斯（Epaphroditus）的文人；根据学者们对该姓名的考证，此人几乎可以肯定是个释奴和地位不高的人。这些信息似乎表明，约瑟福斯在罗马过的是一种提心吊胆和寂寞孤独的生活。

这种孤独和与世隔绝其实是非常自然的结果。犹太同胞对变节的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罗马人对他并不信任，经常对他的立场表示怀疑；希腊知识阶层视他为代表劣等民族的洪水猛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罗马反而出现了一座纪念约瑟福斯的雕像——因为狂热的基督徒们在他的书中发现了耶稣基督的证据而欣喜若狂。不过，这种尊敬同两百多年前那个在喧嚣浮华的罗马城中离群索居、在绝望苦闷的心境中提笔撰写犹太民族历史的那个败军叛将并无干系。

综上可知，对于约瑟福斯和整个犹太民族而言，罗马化同样成了一条不通的死路。其原因表面看来在于弗拉维王朝的现行政策，根本上却是希腊罗马文明在数百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反东方文化传统的延伸结果。

三、结语：约瑟福斯的史观中矛盾的现实根源

如果上述分析不谬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说明约瑟福斯民族观中看似费解的矛盾了。作为一名将军，约瑟福斯背叛了任命他的耶路撒冷政权；但作为一名犹太教徒，约瑟福斯却从未也无法背叛自己的信仰和民族。在他的心目中，弥赛亚救赎的道路无疑是最佳选择，但犹太社会内部的分崩离析迫使他放弃幻想，转向罗马化去为自己和犹太民族寻求新的生存出路。但弗拉维王朝冷酷无情的专制政策向他确切无疑地表明，无论罗马帝国的繁荣与和平多么美好，它都和“野蛮凶顽”的“犹太贱民”没有关系。约瑟福斯文本中的矛盾并非他不够小心或蓄意歪曲的结果，而是来源于现实的民族关系中难以调和的深刻矛盾，而这后一个矛盾本来就是处于弱势地位和分裂状态的犹太民族无法解决的。

可以说，约瑟福斯和同时代的犹太人民都是犹太社会内部问题和罗马帝国反犹政策共同作用下的牺牲品。他们当时已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后世引发了更加不可收拾的民族仇恨。在拉比犹太教时代，希腊文一度在犹太人团体内部受到抵制，迟至公元3世纪，奥列金仍指出，犹太人中没有几个懂得希腊语。在拉比犹太教经典中，提图斯被妖魔化成一个四处制造毁灭，死后永坠地狱忍受酷刑的魔鬼。在公元1世纪末犹太裔基督徒中流传的《启示录》中，若望预言代表罗马的恶兽将被活活扔进硫磺火池，罗马统治者们将日夜受苦，直至无穷的岁月。公元115至117年，罗马元首图拉真（Trajan）残酷镇压了兴起于埃及的犹太流民骚乱；131年的犹太大起义再度被哈德良（Hadrian）以武力平定，罗马人有意在耶路撒冷的旧址上建立了殖民据点以示惩戒。波桑尼阿斯在与现实政治几乎毫不相关的怀古游记里也以强烈的反犹心态对哈德良征服犹太的“伟业”进行了吹捧。总之，帝国早期的犹太问题最终陷入了无解的死局，这给罗马和犹太人民都带来了动乱和苦难，也为后人提供了处理民族矛盾的深刻教训。

作为犹太战争中的败军之将，罗马帝国社会中的边缘人物，约瑟福斯用史学创作完成了他在物质世界中没能做到的事情——尽可能捍卫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利益。面对可能争取的罗马友人，他用心良苦地对他们耐心解释；面对不怀好意的讽刺挖苦者，满腔怨怒的他用尖刻的语言对敌人加以猛烈回击。在这种看似左右逢源的立场中，约瑟福斯为他的民族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他的《犹太战争》、《犹太古事记》、《反阿皮翁》和另一部失传的、或许从未完成的论犹太教哲学著作，都是他为保存犹太文化火种而作出不懈努力的证明。

（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