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球般的太阳下，酷热的暑气从天而降，肆意地在我们的原野上横冲直撞。万物在热浪中静悄悄的，但一块无声巨石在我身边长久地低吼，那是鲁伯隆山，它空旷、伟岸。我一直仔细地聆听，好像感觉到自己回到了很久以前，那些看不见的亲友从很远的地方飞奔向我，他们呼喊着我的名字，令我又惊又喜。此时，它谜一样再次出现，包含着幸福，在它的帮助下，我领悟这一切。
世间的怪诞离奇在哪里呢？是这光彩夺目的阳光吗？光和影消散，那只是我们对它的回忆？数不清的春日暖阳在我的回忆里，我怎么确定它们都是假的呢？我周围的人都感到非常诧异，我也经常有这种感觉。他们的疑问，我本来能回答，回答他们就是在回答我自己。可以这么说，事实上是太阳的刺激使我处在这么亢奋的状态；也可以这么说，是太阳遍布各处的阳光，在无边漆黑中，显现出世间万物的形影。也可以换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我更喜欢把流逝的光阴当真理一样对待，在它面前，我简洁明确地表达我了解的荒谬，我太了解荒谬了，当别人滔滔不绝地讲荒谬，说辞却差不多的时候，我甚至会感到非常的讨厌。总之，如果要讨论这个话题，太阳是我们终将回归的地方。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没有人能自己准确地说清楚。但他不是什么样的人，通常是能说清的。每个人都是急于求成的，荒谬地以为已经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其实还在追求的路上。数不清的声音在跟他讲，他找到的是什么宝贝，但只有他自己清楚，自己什么也没得到。他当然应该不去理会别人说什么，继续寻找自己想要的。在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他也一定要替自己做些解释。我追求的是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在怎么给它取名这件事情上，我非常小心，也频繁地在各个反面自我重复、自我否定，因此，有时候我在进步，有时候也会后退。我非常反对就这样定一个条目，以后就不费力气的做法，即使很多人都觉得我该这么做。我想说的是，一旦给一件事物定下它的特征，那它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
如果我要信我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朋友，他是本身的那个人，也是他妻子以为的那个人。假设社会是他的妻子，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一个别样的说法在作家的看来，只是用来表达整个情况内的情感，但因为人们对其的评论，他被孤立了，而且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说的事已经不相干了，在作者面前，也要再说一遍。说什么就会表现出什么，“这孩子的爸爸是您么？”“是的。”“那您的儿子就是他了。”“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肯定！”于是，在一个冷清的夜晚，奈瓦尔两次上吊自杀，为他自己的痛苦死了一次，为这段自言自语又死了一次。现在，一些人在他这段自言自语的帮助下，得以接着生活。什么是真实的不幸？关于幸福，什么是它真实的瞬间？没有人能写出来，我也不愿意在这里这样做。但我可以描绘这一段自言自语，等一会儿，或许我们就能给出答案。
有一些人说自己不是为了让别人读才写文章的，但我们一定不能信，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作家就是为了被人读才写作的。于是，他越来越严重，他在法国写东西也是为别人赞他作品多而写，最后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对他的肯定，使人们不再阅读他的作品。事实上，想要扬名立万很简单，只要找些销路很好的出版商，专门给他们提供些稿子就可以了。不过，那些人想要的只是他的名字，再看些别人为他写的传记，根本不去读他写的东西。从这点看来，他短时间的出名或被人们遗忘都跟他自己没有关系。记者匆忙间把他描写成了什么样，在人们眼里他就什么样了。因此，要想在文学界有个好名声，只需要让晚报写上一笔，让人们觉得已经成功完成了一部杰出的作品，剩下光阴里，就可以安享美名了。
这种名声，或大或小，无疑都是在骗人骗己。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让我们想想这种骗人骗己的好处。从医的人知道，有人得了某些病反而是件好事，如果没有这些病调节着病人某些紊乱的人体机能，它们可能表现出一种更加严重的病患。所以说，患便秘或者患关节病的人都可能是幸运的。那些夸大的言辞，及太早下的定论，现在已经把群众活动淹没在海里，那海是浩大的肤浅的。但它至少教会了法国作家一些品行，那就是要谦逊沉稳，这些在一个国家中是缺少不了的。当某人的名字出现在两三份大家熟知的报纸上时，必然会在精神上被赋予特殊权利，这其实是个严苛的考验。
这样的话于我们说说也就罢了。说一下就好，随便别人怎么样。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得知自己的肖像挂在牙科的候诊室，或是理发厅的大厅里，即使觉得那种行为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性。这使我想起一位作家，他很时尚，每天晚上，他都去鱼龙混杂的夜总会主持，那里有赤裸的漂亮女人，她们长发及腰，画着浓烈的彩甲。可是他的作品多得可以放满书架的好几个格子，人们感到很困惑，他从哪儿找的时间写这些书呢？实际上，他与同行并无差别，他晚上睡觉，是为了白天多几个小时的写作，为了给肝脏减压，他只喝矿泉水。每个人都知道法国的中产阶级洁身自爱，而一些作家却整日灯红酒绿，不知节制——这样的人很多，让那些中产者很是不满。我自己有个诀窍，实用又简单，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有分寸的好名声，可以提供给大家。事实上，我也有这样一个拖累我的美称，它让我脸红，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它，朋友们经常拿它取笑我。举个例子，某报的一位名声不好的编辑邀请你一起参加晚宴，而你要做的只是拒绝他，这样就可以了。这时人人都会认为，你拒绝这位编辑是因为不想与名声不好的人为伍，更有可能是因为你是怕招致大家的厌弃。而事实上，那种过于正式的巴黎晚宴才是最招人烦的。
所以，遵从对人们来讲，是一定要有的。但多次以后，你可以尝试着换个角度，重复宣称自己不可能一直都是一个荒谬的画家，人们不可能相信一个不抱任何希望的文学家。当然，你写过一篇文章，来定义荒谬，又或者你很可能会写。你可以写写乱伦，但不用真的对可怜的妹妹做什么，这是完全可以的。现在，我读着的这个故事，就是索福克罗斯写的乱伦——杀了父亲娶了母亲。浪漫主义遗留给我们一种想法，认为无论哪个作家肯定都在描写自己，或在书中映射自己的影子，这其实是十分幼稚的。实际上，情况正好与之相反，一个作家应该好奇和关心那些大家都知道的神秘事件，或是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别的时代的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比如，他需要在作品中明确表达自己，这时才会让自己在文章中出现。一个人的作品，常常反映的是作者对往事的追忆，或对欲望的感想，特别是表明写的是自传体小说时，基本上是没有他们自己的故事的。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描写出来，没人敢于这样做。
如果可能的话，我挺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客观型的作家。在我看来，客观型的作家从不把自己划在主题之列。可是，把作者作品中的人物，当成作者本身的一种折射，这已然成了当代的风气，那么，上文所言的有限的自由就被全部掠夺。他就这样成了荒谬的先行者。在现在这个时代，听到街头巷尾的消息让我产生一些想法，除了思考这些想法，我没有什么能做的。这观念我用了一生的力气去滋润养育它，有一部分现在还是，现在连句再见都没有，它就这样自己走掉了。我只有把它放到远的地方，这样我的注意力才能集中到它上面，用它的逻辑思考，从而得出结论。通过我写的所有东西，已经足够把它解释清楚了，创造一条警醒世人的永恒语录与发现一条细小的差异相比，前者容易多了。“但我依然是荒谬的”是他们选择的警言。
荒谬只能被当作非主流的，无论是在我很感兴趣的经验中，还是在我曾经的言论里。在我前进的途中，我一直有它的记忆和感受相伴，即便如此，再次说明这点没什么意义。人们不能强迫自己，一定去相信所有的事物都是虚无的，我们也不一定非得让自己处在绝望中。在还没找到某一事物的源头时，至少我们可以说没有完全的唯物主义，因为通过世界的创造，跟世间物质不一样的东西已被我们知晓。同样，也没有完全的虚无主义。“所有的事物都是虚无的”，这话本身就是在表达一种意义。否定世间所有的意义，就等于抛弃了一切最有价值的判断。举个例子，决断自我也表现在生活和进食上，你要活下去，那你就不能让自己饿死，所以，至少通过这个你可以认识到，生存自有它的价值，尽管是相对的。事实上，真正的绝望是寂静无声的，“绝望的文学”还有什么可表达的。但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你就能发现沉默的意义。对死亡的恐惧，冰冷的坟墓，无底的深渊，这些都是绝望。但是假如他说话、思考，并将这些诉诸文字，用不了多久，他的兄弟会帮助他，让他知道如何评判树木，爱便由此悄然而生。绝望与文学，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我与我的同龄人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轰鸣中成长起来的，战争过后，我们的世界残杀不断，正义陨落，暴力事件频发。我自然并不惯于使用乐观的态度。事实上，还有比暴力和卑鄙更腐蚀人的，那就是纯粹的悲观主义。对于这种可耻的行为，我个人从未停止过斗争。我憎恨残暴，且只憎恨残暴。当虚无主义盛行时，身处其中的我不断寻求的只是如何超越它。在这里我有必要多说一句，我寻找的不是美好的品行，不是高尚的精神，而是光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沐浴在这光明中，即使饥寒交迫，仍学会了歌颂生命。我诞生于其中，忠于它，寻找它。埃斯库罗斯总是被无望的情绪笼罩，可是，他又总是能发光发热，给别人带来温暖。我们发现宇宙间万事万物核心是一个谜语，准确地说，那是一种很难被解开的意义，并不是什么没头脑的虚无，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辉煌，才可以灿烂。同样地，希腊那些没什么出息的后继者们，在这贫乏的时代中，似乎难以承受历史的热度，但他们硬是受住了，因为他们忠于祖先，愿意去了解。在文学作品的中心处，骄阳穿透黑暗，放射出永世的万丈光芒，直到今天仍在呐喊，这声音穿越山川湖海，响彻大地。
然后，就会燃烧起金黄灿烂的火焰。我们现在、曾经各是什么，它们消耗着我们的精力，已经让我们的生活足够充实。谁还会在意，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还能拥有什么？巴黎是一个洞穴，包罗万象。在洞穴里居住的人们，看到自己的影子映在墙壁上，就把它当作真实的，而且当成仅有的真实。在他们眼里，这城市像往常一样，每天拘泥于旧的守则，不敢违反，他们觉得这是件好事。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有一束光在我们身后打亮，它来自巴黎以外的遥远地方。在我们以后的人生里，要绞尽脑汁为这束光确立名字，所以，我们解放自己，向后转过身，与那光相对而站。有一点是肯定的，任意一个艺术家都在追求他自己以为的真理。如果他这个艺术家是伟大的话，那么他的每一个创作使他更靠近中心一丈，或者至少一尺，那么终有一天，那看不见的红日让他感到热浪滔天。而如果，他只是个平常庸俗的艺术家，他创作的每一部作品，相反地，都会带他远离中心目标，而且离得越来越远，他会混乱地以为一些错误的东西是那太阳，太阳的光也就越来越暗淡了。能在艺术家坚持不断追求的过程中给予帮助的，是那些爱他的人，那些他爱的人，那些创作的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激情里找到所有激情的方式，而且每一种方式他们都知道怎样去描述。
是的，嘈杂喧闹到处都是，什么时候平静祥和才能充满人间，并且能够在宁静里创造些东西呢？我们一定要学会耐着性子守护等待，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为这太阳严肃得说不出话来。
1950年
邂逅安德烈·纪德[1]
我十六岁那年，第一次读安德烈·纪德的书。那时候，我的一部分教育费用是一位卖肉的叔叔负责支付的，有时候他还送我书。那位叔叔生意还不错，不过，他喜欢读书和就读的书发表一些见解，这才是他真正快乐的来源。上午，他在肉铺照顾生意，剩下的时间就用在了图书馆、报纸以及当地咖啡馆，在咖啡馆里参与没完没了的文学讨论。
有一天，他给了我一本羊皮纸样封面的小书，认真地说我一定会对它感兴趣。在那段时间，我读书很随意，没有什么方向。我读这本《人间食粮》时，或许已经读完《女士书信》或者《帕吕德》。那本书中的祷告、咒符特别难懂，而且我也对其中赞扬大自然赐予的诗文很反感。这些东西在十六岁的我——这个阿尔及尔的少年心中已经多到饱和了。我迫切希望接触新的东西，这是肯定的。后来我又读到“我的小玫瑰——卜利达”，唉，我对卜利达也是非常熟悉的。我告诉那位叔叔，《人间食粮》很有趣，把书还给了他。之后，我回归了自己生活的轨道，艰辛的生活、无聊的学习、漫无目的的阅读，也回到海滩上。这次我并没有真正认识纪德。
次年，我与让·格勒尼埃相识，他送我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件是一本叫《痛苦》的小说，它的作者是安德烈·德·里什欧。这本书是那么让人赞叹，我虽然不认识它的作者，但从未忘记过这本书。一位母亲、穷困、夜晚璀璨的天空，第一次它跟我讲述了这些我熟悉的事情。就此，我不再遭受莫名的捆绑，我身上那个模糊不清的疙瘩也被它解开了。我像往常一样用一晚上读完了它，第二天早上，我感觉自己脱胎换骨了，身心无比的轻松自在，充满新鲜感，前方有一片非常陌生的领域，我迟疑不定地走了进去。此时，我才恍然大悟，书籍不仅仅帮助你忘记忧愁，让你打发时间。我忽然明白，所有这些——我执拗地默不作声，那说不清却感受深刻的痛苦，我身边这个神秘世界，亲人的自以为是，他人的悲苦，我的不为人知的秘事，都是可以诉诸文字的。在这里，你可以宣泄，可以探寻真理，可以认识到贫穷的本质，这些东西说不清什么原因，我曾半信半疑，也曾心怀敬畏。在《痛苦》这本书中，我与安德烈·纪德再次邂逅了。他引导我看到了这个创造的世界，虽然只有短短一瞬。
在这之后，我才开始把阅读当成一件很严肃的事。很不幸，我生了一场病，离开了海滩和悠闲的日子。我已经有了一种全新的阅读观念，虽然我读的书依旧很混杂。那个我只看过一眼的世界，我一直想再次找到它，看起来我像是那个世界的人。我渐渐开启了生命的另一扇大门，从独自一人到联合一群朋友，从书上到想象。这种学生样的惊奇，经过很多年以后我仍旧记得。一天清晨，我在纪德的书里徜徉，我用两天就熟悉了他的《爱情的尝试》。《浪子回头》这本书，美得无法比喻，我永远也没办法恰到好处地谈论它。我只是把它改成戏剧，和朋友们一起让它在舞台上展现出来。与此同时，纪德的所有作品我都读完了，我曲折的经历，正好呼应了《人间食粮》中的描写。首次与作者接触时，我还是个没有觉醒的小屁孩儿，再读纪德时，这些我都理解了。作者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表现了那种震撼的坚定性，纪德自己赞同这种解释。但早在此之前，我已经尝试去读《人间食粮》，也把它当成自己需要的信仰，用来经历个人磨练。
我在那之后的整个青年时期，都是靠纪德来支撑的。那些曾经令我敬仰的，并且让我醍醐灌顶，使我的精神境界达到巅峰的人，我怎么不心怀感恩！不过，我从他那里收获的东西是其他方面的，除去这些，在写作上，或在思想上，我从来不觉得曾受到他的指导。基于之前提到的这些原因，对我而言，纪德更像典型的艺术家、王子、守卫者，我想居住在他守卫着的花园里。我们所在的时代与他的观点背向而行，且距离越来越远了，尽管如此，我几乎赞同他所有与艺术有关的叙述、观点。人们愿意相信一个改革的作家，认为他才是伟大的。假设如此，只有革命爆发才能证明历史，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切就都停滞了。除此之外，没有办法确定说纪德脱离了他的时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他的时代并不想靠近。问题在于，他会成功吗？或者，这个问题的实现只能由毁灭完成？我们时代的一些人看待纪德有些偏颇，他们仍然觉得，我们想被当作知识分子，所以才把我们的毫无希望到处跟人诉说。这借口很烂，所以讨论起来也并不复杂。
但纪德这个典范，我一定要忘记。我要趁早离开这个世界，尽管它被创造得那样纯真。我也要远离我的故土，这个生养我的地方。我们这代人，身上都被强迫背负着历史自身的重量。长长的队伍排列在这个黑暗年代的门前，我不得不找到自己的位置站好。我们向着目的地前进，但还没有抵达。在那之后，我变了。但至少，我还记得，在丰盈和光明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我也没有让它承担什么负荷。关于纪德，我仍旧持肯定的态度。
我与纪德的第三次邂逅，实际上是在这暗黑的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那时我人在巴黎，寄宿于他的公寓中。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工作室，有阳台，还有一点非常独特，就是有一架秋千悬挂于房间中间。经常会有来访的文化人看到我在荡秋千，每当这件事发生时，我都想着要把这秋千拆了，我受够了。我在这间工作室里住着，安安稳稳过了几个月，一直到在北非的纪德回来。
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却一见如故。我没有受到过纪德的热情招待，但我知道，他害怕我们的友谊招来过多的流言蜚语。不过，他跟我打招呼时，微笑得那么质朴，快乐。不仅如此，我们相处向来都非常单纯。此外，我们之间相差四十岁，我们都害怕让彼此感到不自在。这是我们很少见面的原因，我们做了好几个星期的邻居，但几乎没怎么碰见过。隔断隔开的工作室和书房之间有扇双开门，非常偶然地，他会敲一下。在他的房间，有一只叫莎拉的小猫经常从屋顶偷偷溜进去，趴在他的臂弯里。有次，他被钢琴声吸引了，走过来。还有一次，广播里播放休战协议，他在我旁边听着。那一刻，我明白了于大部分人而言，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他们的孤独也结束了，但对于我俩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孤独，也是唯一的孤独。在那段坐在收音机旁的短暂时光里，让我们第一次有了一种感觉：这共同的时代责任，我与他正在分享着。在除此之外的日子里，他的脚步声，沙沙的声音，还有他静默思考的细小的声响，这些就是他给我的全部信息了。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他就在我的隔壁，他守卫着他的隐秘花园，用他最高的尊严，那花园是我曾经做梦都想到达的地方，也是我向往的地方，在反抗呐喊中依然向往。
如今，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但这个老朋友是无可替代的，他守卫着王国的大门，照料着这个花园，一直等待着我们回去。他兢兢业业地守卫着，至死方休，我们应该永远感激这位真正的导师，他完全有资格接受。他离世后，有某些讨人厌的喧闹和故意的刁难，但这些一定改变不了他理当受人尊敬的事实。当然，即便是死，那些擅长污蔑的人也照样能絮絮叨叨地拿来说事儿。人们非议他得到的殊荣，好像公平正义就是把特殊的荣誉随便给人，充满了酸溜溜的嫉妒气味儿。他去世了，走得如此安详，这也能让人们感到愤懑，为此争吵不停。他每天都收到这种“敬意”，其中夹带着憎恨，还有那些实际上来自市井小民的傲慢，他们却自诩那傲慢来自红衣主教。
在这张小铁床四周，人们围绕着，得怎样才能让他们的思想协调。死亡对一些人来说是很恐怖的，但对于我来讲，因为有了创作，它倒变得欢快了。假如我是个信仰什么的教徒，就该从纪德的死中得到某种安慰。但是，如果真的是有信仰的，那么他们信仰的对象是谁呢？值得大方对待的人，只有那些失去了恩典的人。但是，教徒是得到恩惠的人，或者，至少他们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他们什么都有。而我们呢？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两只手，但这手是富有的。这点肯定是萨特跟纪德分歧颇多，但还非常尊敬他的原因，这份敬意足够让我们敬仰学习。因此，那些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发现了这知足、庄重的安详，这就是安详的秘密。于纪德而言，这秘密就是，即使生而有迷惑的时候，但是作为人从没有丧失尊严。这种境遇的一部分，就是接近死亡，他履行这种责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假如他在濒临死亡之时心惊胆战，那么，即使他一生都被荣誉的花环围绕，那只能说明他那些荣誉的时光是偷来的。可是，他没有，他像对待生命那样对待死亡，对着神秘的死亡自然微笑。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生命走到终点，最后一次赴约，他准时出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