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抄报价领悟投资真谛

受家计所迫，初中刚毕业，我就外出打工了。几经辗转之后，我终于在一家股票经纪行的营业部找到了一份尚能胜任的工作——往黑板上抄写股票行情。

我向来对数字敏感，不敢说精通，但还是比较擅长的，而且，尤其擅长心算。上学时，我还有过用一年的时间学完三年数学课程的光辉历史。作为行情抄写员的我，就是每天在营业厅的大黑板上抄写一系列的行情数据。那时候，一位客户一般会坐在报价机旁边，他负责大声报出最新的价格。不管他读得有多快，我都不会漏掉一个数字——我总能将所有的数字都牢牢记住，从没出过什么纰漏。

同在营业部工作的有很多人，一来二去，我便跟他们成为了朋友。只不过，我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只要一开市，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我就像陀螺一样一刻也停不下来，所以，跟他们聊天的机会很少。当然，我不在意开市的时候自己有多忙、多累。

在开市的时间里，虽然不能停下来跟朋友们聊天，然而，我的大脑却有机会认真琢磨所抄写的这些数字。其实，这些数字在我眼里并不意味着股票的价格，或者一股多少美元……它们仅仅是单纯的数字。当然，即便是数字也非常有意思，因为它们一直都是变幻莫测的，恰恰是这种变化引起了我的兴趣。

那时，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数字发生变化，我也不关心这个。我只是个旁观者，看着它们不停地变来变去。而我操心的就是，周一至周五每天五个小时，以及周六的两个小时，它们是怎样变化的。

也正是由于这段机缘，我开始对价格变动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我可以牢牢地记住这些数字。如果它们今天上涨或者下跌了，我便可以清晰地回忆起前一天的价格是怎样变化的。我的心算特长使我在处理这些数字时很是得心应手。

我观察到，当行情上涨或者下跌的时候，股票价格通常会表现出特定的“习惯”——假若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看到，一些类似的现象无止尽地重复着，以至于可以从中总结出规律，作为未来的行情的指引。当时的我虽然年仅十四岁，但心中已然有了成百上千的行情实例积累。在这个基础上，我逐渐开始有意地检验它们是否准确，以及准确性有多大。随即，我开始将股票当日的走势与其他交易日的走势进行对比。

没过多久，我便开始预测它们下一步的价格变动了，而它们的历史表现，就是我唯一的向导。我的大脑中，仿佛有一份“股价变动预测表”在随时更新着。我希望股票价格能够按照一定的顺序或形态变化，并力图把握价格发生变化的时机。我想，我的意思你们能够了解。

举个例子吧，你能够看出，在哪个价格买进比卖出更加有利一些。要知道，股市亦如战场，行情报价机纸带就是你名副其实的望远镜。而我这套方法，十回有七八回能中。

早年的经历还让我认识到，华尔街没有什么新鲜事可言——投机是人类的天性，就如山岳一般古老，华尔街上要想有什么新鲜事物是不可能的。不管股票市场上今天发生了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必定有前车之鉴。这一点，我一直都铭记在心。

我想，自己的看家本事实际上就是试图牢记股市行情过去曾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发生变化而已。其实，我牢记股市如何变化，正是得益于我自己的市场经历，进而将之转化为获得投资收益的方法。

之后，我对自己的这套做法越来越痴迷，忍不住要在所有活跃的股票上小试身手。我急着想对其上涨还是下跌进行预测，所以，我每天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将自己的观察记在上面。本子上记录的并非模拟交易，不少人采用纸上模拟交易来训练自己的投资技巧，因为即使获利千万也不会让你一夜暴富（当然，你也不会因此而骄傲自大），即使亏损千万也不会使你变得一文不名。

而我的本子有些与众不同，上面记录的是我预期的正确与错误的情况，就是我对最可能出现的价格变化所做的预期判断和实际发生情况的比较。之所以这样安排，主要是为了确认我的判断是否足够精准；也就是说，验证自己当初预测的正确性。

假设，我已经对某只活跃股票当日变化的所有细节做了仔细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当下的表现一如既往，符合它一向在即将向下突破8至10个点[1]之前的表现，所以，这是个前兆。假设今天是周一，我便在本子上将股票名称和它在周一的价位简要地记录下来。同时，凭借我对它的类似历史表现的回忆，再把它预计在周二、周三应有的价格表现记下来。等周二周三过后，我再去查看行情纸带，将之与其真实交易过程进行核对。

这就是我对行情纸带上的信息产生兴趣的起源。行情波动首先会与我脑海中对上升或者下降前兆的记忆联系起来。当然，是某种原因导致的价格波动，不过，行情纸带从不关心这个，也不去做任何解释。十四岁的时候，我不从纸带上找原因，如今，我四十岁了，仍然不会从纸带上找原因——某股票行情当日如此这般变化的原因，可能在两三天内弄不清楚，或许在若干星期之内也弄不清楚，甚至在几个月之内都弄不清楚。

然而，这原因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是用纸带做买卖，而且，只在现在，并非将来。原因可以暂且搁置，以后有空再深究。但是，你必须要行动起来，否则就会被市场抛弃。我看到这一幕接二连三地不断重演。你或许记得，某日，一只名为霍洛管道的股票下跌了3个点，而当天大盘却是大幅上涨的。这便是事实，毋庸置疑。

下周一，你在报道上看到该公司董事会通过了某一重大方案，这便是导致以上事实的原因。他们对自己下一步的举动了如指掌，即便他们不卖出该股票，至少也不会买入。任何内部人员都不买入，那么，这只股票有什么理由不下跌呢？

闲话少说，我用小本子记录股票行情的行为，大概持续了半年的时间。每天下班之后，我不是立刻离开办公室回家去，而是将我所需要的数字、所研究的当天行情变化记录下来。我搜集了大量重复出现的股票范例。现在看来，我其实是在学习阅读行情纸带，不过，当时的我并不知道。

一天中午，我正在吃午饭，这时，公司里的一个比我年长一点儿的员工来找我，他悄悄地问我身上有没有带钱。

“你问这个做什么？”我疑惑地问。

“嘿嘿，”他略带笑意地说，“我刚刚得到了一点关于柏林顿股票的好消息，不得了的好消息。我打算找个人和我一起玩一把。”

“玩一把是什么意思？”我问。因为在我眼里，只有那些腰缠万贯的客户才有资格玩股票、传递消息。要知道，玩这个需要花数百、上千美元才可以踏进门槛。那简直就像是拥有一辆完全属于自己的私人马车，而且，还是雇了一位衣着时髦的马车夫的那种。

“我就是这个意思，咱们玩一把！”他说，“你现在身上带了多少钱？”

“那你要多少钱呢？”

“嗯，我们可以以5美元下注，能买5股。”

“那你想如何操作呢？”我问。

“我打算将这些钱作为保证金，到对赌行[2]买进柏林顿（股票名），到时，他们让买多少，我就买多少。”他接着说，“这事儿不用怀疑，跟白捡钱似的，用不了多久我们的本钱就可以翻倍。”

“暂停！”我边说边掏出我的“股价变动预测表”——也就是我的记事本。

对于本钱翻倍，我并不感兴趣，而是对他说的柏林顿即将上涨非常好奇。若真的如他所说，我的小本子上就应该有记录显示。我查了一下，果真如此！我的记录显示，柏林顿这只股票的表现，正好与它以往上涨之前通常的表现相符。从小到大，我还从未买过或卖过任何一样东西，以前，也从没跟哪个员工一起赌过。但是，我当时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这正是一个能够实际检验我下的苦功和这种业余爱好的准确性的大好时机。

我马上想到，即使我的推断、分析再怎么准确，不投入实践的话，依然只是场字面游戏。于是，我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然后，他带着我们俩凑的本钱赶到附近不远处的一家对赌行，买进了一些柏林顿股票。两天后，我们将它卖出，我竟然赚了3.12美元！

有了这次经验，我便开始独自在那家对赌行下注交易了。一般，我都是在午饭的时候去进行交易的——对我而言，买进或者卖出，从来都是一样的感觉。因为我玩的是一套规则，而并非喜欢哪只股票，或者要落实何种看法。我所知的全部，就是关于价格的数字运算。实际上，我的这一套在对赌行里玩起来可谓游刃有余，因为赌报价机纸带上打印出来的市场波动，就是这里的交易者所做的一切。

没过多长时间，我从对赌行赢的钱就远远超过了在营业部工作所挣的报酬。于是，我辞掉了行情抄写员的差事。当时，亲友们都纷纷劝阻我，不过，当他们看到我的盈利时，便无话可说了。那时，我只是个小男孩，而且，为人跑腿的那点儿薪水实在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我的副业的确干得十分出色。

在我十五岁时，我赚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一千美元。当我把钞票摊开放在母亲面前时（这些都是最近几个月从对赌行挣来的，不包括平时带回家的那些），我母亲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她让我把钱存到银行里去，不要放在身边，以防禁不住诱惑学坏。母亲说，她这辈子从未听说过哪个孩子能够白手起家，十五岁就有这么多钱的更是闻所未闻。确切地说，她都不敢相信摆在面前的这些钱是真的，她老是唉声叹气的，总有种不踏实的感觉。

不过，我并没有多想，而是继续用实际行动证明，我的数字推理是对的——以智慧获得正确的成果，正是我的兴致所在。假如我用10股交易来验证我的判断，且结果证明是正确的，那么，若是用100股来验证的话，结果就是10倍的正确。钱越多，意味着保证金越多，对我而言，这就是赚钱的全部意义所在。而更为我所看重的，则是我的判断。

那样做是否需要更多的勇气呢？不！恰恰相反！假设我只有十美元的积蓄，但全部被我拿出来冒险；再假设我有二百万美元的积蓄，仅仅拿出一百万美元来冒险，另一百万存起来作为保障。两者对比，拿出十美元的勇气，可比拿出一百万美元的勇气大多了。

无论怎么说，十五岁的我已经靠股票市场活得很滋润了。我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对赌行里起家的，如果那里有人一次买卖二十股的话，就会被人怀疑是约翰·W·盖茨微服私访，或者怀疑是J·P·摩根乔装改扮的。那时，只要客户去对赌行，它都来者不拒。因为庄家有很多将客户洗劫一空的办法，甚至是客户押对了也很难幸免。这个行当的利润可谓丰厚至极。

如果对赌行守规矩——公平、不作弊的话——纸带上的价格波动就足够让他们实现空手套白狼的把戏了。保证金只需要一个点的四分之三（75美分），根本无须太大的反向波动，就足以把客户的保证金彻底榨干。而且，假如客户赖账，他就再也没有翻本的机会了，对赌行是不会再让他继续交易的。

那时候，没人理睬我。对于自己的交易，我也总是秘而不宣。无论怎样，这就是一桩单枪匹马的交易——我所凭借的是自己的大脑，是不是？价格总是按照我的预测表所作的判断继续发展，此时，无须哪位朋友或合伙人来帮我，所以，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将自己的买卖告诉别人。当然，我并不是没有朋友，只不过我喜欢单干，这便是我在市场上一直独来独往的原因。

事实上，因为我总是让庄家亏钱，所以，没过多久，对赌行就开始对我不理不睬了。我到一家对赌行的柜台摆出保证金，他们却总是熟视无睹的样子，不买我的账。而且，他们还告诉我，这儿没我的事儿。从这时候开始，我有了一个比较霸气的绰号——“豪赌男孩”——当然，这是他们起的。没办法，我只好频繁地换地方，从这家对赌行换到那家对赌行。

后来，我竟然到了不得不隐姓埋名的地步，每到一家店，只能从小笔交易做起，一笔只做十五股或二十股交易。有时，当他们起疑心时，我还得故意输给他们，最后，再连本带利地捞一把。当然，用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察觉我让他们亏损得太多，于是，就将我撵出去，并告诫我不要挡了老板的财路。

我有一回在一家大对赌行交易了几个月，之后，他们便要赶我走，不过那时，我拿定了主意，临走前一定要多赢他们一些钱。这家对赌行生意做得很大，在城里开了很多分店，宾馆的大堂以及邻近的小镇里都有。我去了一家位于宾馆大堂的营业部，在问了经理几个问题之后，便开始交易了。

然而，就在我按照自己的独特方式在一只活跃股票上下注的时候，这个经理接到了总部的电话，查问是谁下的单。经理跟我说，上面正在打听我，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叫爱德华·鲁滨孙，来自剑桥。他回过电话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头儿。但是，电话那边还要知道我的长相。经理又把这话告诉了我，我让他说我是黑头发，络腮胡，又矮又胖！这位经理却没照我说的做，他听着电话，脸越发红起来，挂了电话后，他叫我赶快滚出去。

“上面跟你说什么了？”我彬彬有礼地问。

“上面说：‘你这该死的蠢货，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不要跟拉里·利文斯顿（利弗莫尔在本书中的化名）做买卖吗？你居然还故意放水，你知不知道，他卷了我们700美元啊！’”至于上头还对他说了什么，他没有告诉我。

接下来，我一家又一家地试了其他分店，不过，他们现在都知道我了，任何一家分店都不敢收我的钱。甚至就连我进去看一眼报价，里面的员工都会对我横眉竖眼。于是，我一家家分店轮着去，希望这些店的员工隔得久一点才见到我一次，没准能让我混过去。但事实证明，这一点儿用都没有。

最终，只剩下一家我从没登过门的对赌行——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这是生意最大、实力最雄厚的一家。

大都会公司的生意做得极大，在这一行属于龙头老大。它在新英格兰州所有靠制造业过活的城镇全部都开了分店。他们倒是没有拒绝我的单子，几个月下来，我的交易有赢有亏。不过，最终看来，他们与其他对赌行差不多。他们没有直接将我的单子拒之门外，跟那些小对赌行的行为还是有区别的。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讲究商业公平，而是他们明白，如果由于哪个家伙碰巧有点儿本事赢些小钱就拒接其单子的话，这事儿一旦宣扬出去，恐怕有损他们的脸面。

然而，他们的阴损招数比起那些小对赌行来，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要求我必须缴纳3个点的保证金。还不止这些，刚开始，他们强制我交0.5个点的交易费用，接着，涨到了1个点，最后，居然涨到了1.5个点。这就好比让你跳舞，但却先将你绑起来！他们到底是怎么干的呢？说起来简直是小菜一碟。

假设，钢铁股份当前的卖出价是90美元，你这时候买进。那么，一般你的成交单上会这样记录：“901/8买进10股钢铁[3]”。倘若你缴纳了1个点的保证金，那么，一旦价格跌破89 1/4，你就会自动输光出局。对赌行没有让客户追加保证金的要求，也不让客户忍痛赔本卖出（好歹能留下一部分本钱）。

但是，大都会要求我交付的交易费，就如同在拳赛中被人阴损地打了小腹。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在行情为90美元的时候买进，那么，他们给我的成交单并非往常的“90 1/8买进钢铁”，而是他们为我量身定制的——“91 1/8买进钢铁”。他们的小算盘就在于，即便我买进后股价涨了1 1/4点，若此时卖出平仓，我依然是赔钱的。

另外，他们强迫我在开仓的时候缴纳3点的保证金，如此一来，同样多的钱，可交易的股数却足足减少了三分之二。尽管这样，这却是唯一愿意让我入场交易的一家对赌行，所以，除非我选择就此退出，否则，我便不得不接受他们苛刻至极的条件。

当然，我有时候赢，有时候亏，但盈亏相抵后，总体来说还是盈利的。不管怎样，他们绑在我身上的锁链足够将任何人压垮。但是，他们并未就此满足，竟然还设法使诈，不过，多亏我有直觉，所以并没有骗到我。

我说过，我的最后一条路就是大都会。当时，它是新英格兰实力最大的对赌行，资本雄厚，一般不会限制客户的交易量。我想，我应该是他们那里成交量最多的个人客户，也就是说，我是他们那里最稳定的、每天都买卖的客户。

大都会的营业场所装修得豪华、精致，里面安装了我曾经见过的最大的报价板，可以提供给客户最完整的行情信息。这张报价板足足占满了营业大厅的一整面墙，但凡你能想到的，上面全都有报价。我的意思是说，其中包含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波士顿股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此外，还有金属、小麦、棉花、粮食等商品——总而言之，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及利物浦上市买卖的每一个商品品种，都被它一网打尽了。

对赌行是这样跟客户交易的：你先将钱付给一位柜员，然后告诉他，你要买进或卖出哪只股票。他用查看报价板或报价机纸带的方式获知报价——当然，这个报价是最新的。他还把交易时间标注在成交单上，如此一来，看起来几乎就与正规经纪商的成交报告一样——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他们已经为你买入或者卖出了××股票多少股，成交价××，成交时间×日×时×分，以及他们从你那里收取了多少金额的交易费。

当你想结算时，你走到柜台前——同一位柜员或者另一位柜员，会按这家对赌行的规矩为你办理——然后你跟他说你要平仓。他便会找到该股票的最新报价，或者假如这只股票不活跃，他就会等到纸带上打出该股票的下一个报价。接着，他在成交单上写下这个价格和时间，签字以示同意，再将成交单给你，最后，你就可以凭着这张成交单去出纳处结算，拿到你应得的钱。

当然，倘若市场变化对你不利，并且已经超过了你的保证金所设定的限度，那样的话，你的交易就会自动了结，你的成交单也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小型对赌行允许客户最少交易5股，这样的成交单就是一张小条子——买入与卖出用不同的颜色标注——有时候，例如在行情大好的牛市，对赌行就会损失惨重，因为全部的客户都是多头，恰巧又被他们赌中了。这种情况下，在你开头寸时，对赌行或许不但会将你开头寸的佣金扣掉，而且会提前将你平头寸的佣金扣掉。

举例说明，假如你以20美元的价格买入某只股票，成交单或许记录着20 1/4，如今，你要是赌市场上涨的话，那就仅有3/4点的向下空间了。

大都会拥有成千上万的客户，我觉得，在这成千上万的顾客中，他们唯一害怕的就只有我一个。不管是毫无道理的保证金，还是敲骨吸髓的高额手续费，对我的交易都不能产生太大的威胁。只要他们肯接我的单，我便不断地交易，何乐而不为呢。有时，我的头寸限额能达到5000股。

该来的迟早是要来的，挡也挡不住，事情终于在这一天上演了，且听我慢慢道来。这一天，我将3500股糖业股票平了仓。我手上有7张各500股的粉红色成交单，而大都会的成交单都是一大张纸，上面预先留下空白，好把额外追加的保证金金额添在上面。当然，对赌行是绝不会主动找你追加保证金的。因为保证金越少，客户回旋的空间就越小，而且客户被吞掉的保证金就是他们的利润来源，他们一定不会傻到那样做。

在比较小的对赌行，若你想给自己的头寸多缴纳一些保证金，他们就会给你另外写一张交易单，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再收一回手续费，新增加1点保证金只可以给你增加3/4点向下的空间，因为当你卖出的时候，他们还要将新增的保证金算作新的交易，让你再缴一回平仓的手续费。

言归正传，我记得这一天，我的保证金已经上升到10000美元出头了。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拥有了10000美元现金。你应该已经听说过我母亲了。你可能会认为，除了老约翰·D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带着10000美元现金到处跑的人了。母亲总是嘱咐我要知足，最好转而去做点儿正经的生意。经过我耐心的解释，她总算相信我不是赌博，而是靠脑袋进行数字推理来挣钱了。不过，她心里想的是，10000美元实在太多了，而我心里想的却是，用它来赚取更多的保证金。

我以105 1/4的价格卖空了3500股糖业。跟我在同一间交易室的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亨利·威廉斯，他卖空了2500股。我经常坐在报价机旁，替行情抄写员大声读出报价，这只股票的价格表现完全符合我的预期：刚开始，快速下跌了几个点，然后，稍停一会儿，酝酿下一轮的下跌。整体来说，市场行情走势相当疲软，但看上去却是顺风顺水、诱惑力十足。

就在此时，我突然不喜欢糖业股票那种犹豫徘徊的样子了，它开始让我感觉不自在。我觉得，退出市场的时候到了。那时，我在当天的最低价103元卖出，不过，我不仅没有感到更有信心，反而更觉得彷徨无助。我知道，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是，我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倘若即将有事来临，却不知是什么来头，那就无从防备了。既然这样，还是早点儿离场为妙。

我向来行事还算理智，从不爱盲目行事，从不！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做一件事之前，也必须先把这件事的道理弄明白。然而这一次，我却找不出任何明确的理由，虽然我找不到什么明确的理由，却偏偏总感觉不踏实，整个人都快崩溃了。我大声招呼一位名叫戴夫·怀曼的朋友，对他说，“戴夫，帮我做点儿事吧，你坐在我这里，当你喊糖业的下一个报价之前，请稍等一下，可以吗？”

他爽快地同意了。于是，我起身让他坐在我的位置——报价机旁边，接下来，由他替行情抄写员读出报价。我从口袋中掏出那7张糖业成交单，走到那个负责平仓交易、填写成交信息的柜台前。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何撤离市场，我就斜倚着柜台边站在那里，让我手上拿着的单子不被柜员看见。

不一会儿，一台电报设备“咔嗒咔嗒”地响起来，那位柜员——汤姆·伯纳姆——也很快转过头认真地听着。此时，我感觉要出什么幺蛾子了，断然决定不再犹豫了。就在此时，坐在报价机旁边的戴夫·怀曼开始喊：“糖——”，说时迟，那时快，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单子拍在柜台上，拍在那个柜员面前，放开嗓门：“糖业平仓！”当然，我是抢在戴夫喊完糖业报价之前喊的。如此一来，按照对赌行的行规，自然必须按照上一个最近的报价卖出我的糖业。但结果，戴夫喊出来的，居然还是103。

根据我的预期，这时候糖业应该已经跌破103了，看来，真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身边可能有陷阱。之后，电报机发了疯似地一个劲儿地“咔咔”作响，我注意到，那位名叫汤姆·伯纳姆的柜员并没有签我的单子，它们依然在原来的位置，他聚精会神地听着电报机的咔嗒声，好像正在等着什么。于是，我朝着他大喊：“嘿，老兄，你到底等什么呢？快填了我的单子——103！利索点儿！”

房间里的人全都听见了我的喊声，陆陆续续朝这边张望，相互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你看，虽然大都会从未赖过账，可是，谁又敢保证呢。要知道，对于对赌行而言，挤兑好似导火索，只需一点儿火星就能点着——只要有一位顾客起了疑心，很快就会将其他顾客传染。如此一来，尽管汤姆的脸拉得老长，还是走了过来，在我的七张单子上写下“在103平仓”，然后甩到我的面前。这时，他的脸色难看极了。

从汤姆的柜台到出纳员待的地方，最多只有8英尺的距离。我正朝出纳那里走，还没等走到，戴夫·怀曼就激动地大喊：“糖业，天哪！108！”然而，这一招显然来得有些晚了。我笑了笑，对汤姆喊着说，“老兄，刚才不是这样的，对吧？”

这当然是他们故意操纵的。我与亨利·威廉斯一共卖空了6000股糖业股票。这家对赌行拿了我俩的保证金，可能营业厅里还有别人也卖空了糖业，他们或许总共收了8000～10000股糖业的保证金。现在，假定他们在糖业上一共获得了20000美元的保证金，而这笔金额已经大到足以驱使庄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市场上动点儿手脚，妄图把我们给吞掉。

在那个时候，每当对赌行发现，自己在某只股票上积累了过多的多头客户时，他们就会联合几家股票经纪行进行洗盘，并打压这只股票的价格，使它下跌到足以将所有做多该股票的客户清洗掉——这是他们惯用的把戏——在这个过程中，对赌行付出的代价很少会超过几百股的几个点，但是，他们却有成千上万美元的赚头。

这就是大都会的卑劣行径，就为了将我、亨利·威廉斯和其他做空糖业股票的人一网打尽，他们在纽约的股票经纪行将糖业的股价猛提到108。它自然会马上跌回原点，很多其他客户就这样被洗劫一空。但凡有无法解释的急剧下跌、市场立即回调的情况出现，当时的报纸通常为其冠以“对赌行偷袭”的名号。

但是，最好笑的并非这些，而是就在大都会的人企图坑骗我之后不到10天，一位纽约的客户从他们那里卷走了7万多美元的巨款。说起这位先生，其实，在他春风得意的那些年头，在市场上曾经是十分有影响力的。他还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会员，1896年，由于在“布赖恩恐慌事件”（Bryan panic）中做空而声名大噪。然而，他往往喜欢跟股票交易所的规则对着干，因为那些规则是他拿其他会员的利益做代价的。

如果从本地对赌行的不义之财中分一杯羹，那么，不仅不会得罪交易所，也不会令警察机关不满。有一天，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把戏：他首先派出35个手下冒充对赌行的客户，然后，让他们分别去本地对赌行的主要营业厅以及最大的分店，在事先约定好的那一天的指定时间，大量买进约定的那只股票，店里允许买多少就买多少，当股价上升到约定的盈利点位时，就悄无声息地卖出平仓。

当然，他的手法是先在自己的人际圈子里散播关于这只股票利好的小道消息，然后，他自己到交易所不停地抬高价格。另一方面，场内的交易员觉得他是一把好手，于是也跟着起哄。他对股票的选择可谓是千挑万选，所以，没费多大劲儿就将股价推高了3～4个点。这时，他派到对赌行里的伙计们就按照预先的计划平仓变现了。

后来，我从一位老兄那里得知，这位幕后主使除去手下们的开销和报酬，这一回净赚了7万美元。后来，他靠着这一计谋横行全国，把纽约、费城、波士顿、芝加哥、辛辛那提、圣路易斯等较大的对赌行挨个儿洗劫了一遍。他最青睐的股票之一是西部联盟。原因是这样的股票一直表现得不温不火，要想推高几个点，或打压几个点，是件易如反掌的事。

这伙人在约定的价位买入，有2个点的利润时就卖出，再反手做空，于是，又可以获得3个点甚至更多的利润。顺便提一下，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人已经去世了，而且是穷困潦倒、默默无闻地死去的。如果他早在1896年就死了，那么，他的死讯至少应该会在纽约每一家报纸的头版上占一栏，而现在，只在第五版上出现了两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