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者与新文化：章太炎致易培基

都说民国时期是“大师云集”，然而彼时真正被大家尊为“大师”的还真不多，若有，章太炎先生大概可算上一位。

章太炎先生是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所谓朴学，即上古朴质之学也，后泛指为儒家经学。梁启超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也就是说，传统之经学，到了章太炎这里基本可以“观止”矣。而且，章太炎学问之大，是当时一批新旧学者人所佩服的。旧学者自然不必说，即便如新文化运动之领军人物胡适，即使章太炎及其一帮弟子们对他所推崇的白话文极尽嘲讽之辞，但胡适并不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否认太炎先生的学问，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学问虽好，然而若要再拓开一新境则难矣。不过，当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建之初，校长曹云祥原欲聘请胡适来主持国学研究院院务，胡适则认为，这院长一职非国内学问顶尖的一流学者不可，自己不配，乃推荐了章太炎先生。虽章太炎后来也没就任，但可见胡适襟怀之宽，对太炎先生的学问钦佩之深。

不过比学问更令人钦佩的，还有章太炎早期那种排满反清推行民主的革命精神。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是章太炎的弟子，对太炎先生的渊博学问以及斗士精神相当折服，称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但“五四”之后，章太炎的斗志渐渐消退，观念也慢慢落伍。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下，鲁迅不为尊者讳，撰文对章先生也有过批评：“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而当一九三六年，鲁迅闻听章太炎在苏州逝世的消息后，依然不顾自己的重病之身，抱疴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纪念文章。文章写后也仅十天，鲁迅也遽然而逝。

鲁迅的这篇纪念文章非常著名，他专意突出章太炎早年的革命经历，所以在文中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并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写下这些话，其实是大有深意的。虽其时民国已建，然民族的复兴之路还很漫长，但太炎先生晚岁却自藏锋镳，作“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鲁迅强调太炎先生的战斗精神，从某种意义来看，也是要昭示和提醒国人“革命并未成功”。

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宣传革命和提倡旧学并不抵牾，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他思想渐趋保守，“粹然成为儒宗”，并公开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新思想。如下一件函札，即一九二一年七月章太炎因易白沙之死写给其兄、也是学生易培基的一封信，信中涉及章氏对“新文化”的强烈不满，信后附其悼念易白沙的五言诗一首。

寅邨我兄左右：

前知白沙自戕，曾致一函，以志悲悼。近又接得手书，哀思未尽，作诗吊焉。新文化之误人，无旧学者得之，足以亡中国；有旧学者得之，足以戕一身。然陈独秀辈贪污卑谄，外作大言，稍有知人之明者，窥之易了，而白沙竟未觉察。军伐（阀）武夫，土匪政客，其恶固多，然以独秀校之，则亦唯之与阿也。薰莸同器，以至自裁，不能不痛悼也，故吊词云尔。

章炳麟白

七月十一日

吊易白沙

新会有大士，卜居近白沙。冥心契玄牝，志欲陵云霞。藩杝在名节，吐辞无奇邪。苕苕四百载，名字何相若。探古诋黄农，视世如浮苴。南辕北有辔，啖此苦与荼。闻于税骆越，江门行无遮。荡荡跅弛材，齿颊流奇葩。钱刀敛衽拜，櫌鉏谇阿耶。兰滫岂同御，岁晏谁为华。何不登阳春，韫椟而藏诸。宾名未即实，令人长咨嗟。

章炳麟

《唐韵·九麻》：“若，人赊切，蜀地名。诸，正奢切，姓也。”今皆借音。

读此函，须先对易氏兄弟作一简介。

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长沙人。曾于日本听过章太炎讲课，并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一九一六年他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时，毛泽东是他班里的学生，后他又任湖南一师校长，聘毛泽东为国文教员，且与毛过从甚密，予以很大的帮助。故宫博物院成立，他是第一任院长。一九三三年，因轰动一时的故宫盗宝案而蒙遭冤屈，被迫辞去院长之职。

信中提到的易白沙，乃易培基之弟，原名培荃，字越村，因仰慕明代思想家陈献章（陈献章在广东江门白沙村居住，人称白沙先生），自己也正好出生于长沙南门外的白沙井，故改名白沙。易白沙自幼聪颖好学，少通儒家五经和《资治通鉴》，早年研究郑思肖《心史》，阅读黄宗羲、顾炎武著作，萌发反清思想。后参加武昌起义和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日本，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一九一六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率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人，揭开了五四时期批判孔子专制主义思想的序幕，在当时的思想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其后面对国运不兴，他忧心如焚，孤身一人潜赴北京，欲谋刺北洋军阀头目而未果。之后他又南下广州，面见孙中山，要求“组队赴北方杀贼”，党人劝他“宜文章报国，不必赴险”。他顿感绝望，遂于一九二一年端午节渡船赴陈献章故乡新会县蹈海自杀，以死报国，年仅三十五岁。

章太炎此函正是为凭吊易白沙之死，而致信给时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易培基。在悼诗中把易白沙同比于明代硕儒陈献章，对白沙之死寄予极大的惋惜。同时，章太炎将易白沙之死归咎于受“新文化”思想之毒害，他愤而斥道：“新文化之误人，无旧学者得之，足以亡中国；有旧学者得之，足以戕一身。”显然，易白沙是“有旧学者”，故戕害了自己。举“新文化运动”大旗者乃陈独秀、胡适之流，章太炎在此还将陈独秀之危害，比作与军阀土匪相类，可见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痛恨之深也。

然而，信札读过，暂且撇开。在此，仅就章太炎的书法就有颇多可观之处。章太炎精研小学，对文字他强调通音韵、明训诂、辨形体。据说北大教授，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推行者刘半农有一次与章太炎谈白话文，自恃为语音学的教授，谈到汉唐、明清时文字的音韵话题，却被章太炎问得张口结舌。章太炎随口即能以唐音吟诵，或以明代的音韵背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刘半农闻之，只得败下阵来，不得不暗自佩服章太炎学问之博大。而章太炎书法就得益于其深厚的小学功底，他尤擅写篆书，除尺牍外，现留存的书法作品以篆书为多。有笑话说他甚至开药方、写便条也常用篆体，难倒了不少人。有一次他差仆人买肉作羹，仆人并不识字，拿了他的手书条子跑遍苏州城内各店肆，仍空手而归，回对主人说：“您写的东西，人家都说没有。”盖因他把“肉”字写成篆书的“月”字，难怪被人打了“回票”。

旧时做学问者，必先从《说文》入手，所谓“读书须先识字”也。有文字记载称，太炎先生曾精读《说文》七十余遍。据说在苏州讲学时，他完全不编讲义，不带参考书，只凭口诵手写，就能全文背诵《说文》和《尔雅》。所以，他的书法，多取《说文》，不是单纯追求字形趣味，而是注重文体符合六书。他的行楷书，也不似常人那样从临习汉魏晋唐入手，他说自己的书法“取自款识”，即借鉴先秦铜器上的范铸文字，我们读他的尺牍体，似也可见其笔势蕴藉，线条圆融朴茂之韵。至于学书要诀，章太炎曾对学生说：“写隶书要写《石门颂》；魏碑要写《郑文公》；篆书不可不写《天发神谶碑》；先写这放纵、有力之体，方能真正放得开，而后写一些秀气、圆转之体，便可以收得住。”这番话其实很有见地，不仅是临帖的经验之谈，也道出了学习书法艺术须有个先放后收、先破再立的过程。

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学问大、脾气也大那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正是由于学问通天，所以他说话行事常常出人意表，放诞不羁，世人无奈，故有“章疯子”之称，其“疯”者，或许也含有学问好得“发疯”之谓吧。章太炎一生做过许多怪事、狂事、逸事，然而有“疯子”之谓在先，他人又能如何计较呢？

据说章太炎所学之深，难以蠡测。其研究范围涉及经学、小学、历史、哲学、佛学、医学等，著述宏富，仅医学上也有《霍乱论》《猝病新论》等。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其实是医学第一。”

这有点类似齐白石说自己“诗是第一”之味。学问大名气大之人往往如此，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他可是什么都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