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素中自有风雅

管继平

书信尺牍，自古就是书法传承的最佳载体，如二王的《平安帖》《丧乱帖》《中秋帖》等，不都是千秋传世的法书经典么？而流传在民间的一些古代书札，虽断缣尺楮，即便真伪尚存争议，但只要递嬗有据，也一样为世所珍。最著名的一例，如前几年纽约苏富比的一场拍卖中，苏轼的《功甫帖》，仅两行九字，最终以八百二十二点九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折合人民币五千多万元。《功甫帖》即东坡先生写给亲密朋友郭功甫的辞别信，字数虽少，却极富神采，历代鉴藏家均对《功甫帖》评价甚高。据清人翁方纲之考，《功甫帖》乃苏轼三十六岁时所作，作品结构紧密，气完神足，充分展现了苏轼的笔墨情怀。

也许古代的书札年代过久，故增加了专家鉴别的难度，引起的争议也多，相对而言，民国时代的文人书信因去时不远，则更受藏家喜爱。就近年的书画行情来看，梁启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等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信，其市场的成交价都远超同时期的书法大家。究其原因，首先是名人书信具有艺术和历史的双重价值，旧时文人善书者多，尺素中自有一种风雅的性情流露。再者，书信中所涉及文人间的诸多内容，较之于常用的诗词警句等书法题材，无疑更具收藏价值。

一般而言，对于名人书札的价值评定，通常的标准是：书札历史越久远，名头越厉害，内容与重大事件越有关，那么价值就越高。就近代的历史来看，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那批改变历史走向或是影响社会风气的文化名人，譬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一批文化名人，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后站在时代前列，对历史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属于标杆性人物，他们的书信手稿可以为那个时代提供更多的研究信息。记得在二〇〇九年春拍中，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曾创下七百多万元的成交高价。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徐志摩都是历史新旧交替时期于文化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身处历史事件的中心，许多信息都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注脚。还有就是鲁迅，这位百年来最受关注的作家，关于他的每一条新闻，都会成为热点。在二〇一三年嘉德春拍中，鲁迅一页《古小说钩沉》残稿，只有短短两行字，后来由周作人在稿纸的末端再加题了两行文字：“右为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时手稿。时在民国初元，距今已五十年矣。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知堂附记。”说明这页手稿为鲁迅真迹，随手寄给当时香港的鲍耀明。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双峰并峙”的“二周”，却在一页手稿上“并峙”，所以引起格外的关注是必然的。结果，此页手稿从最初的估价六十万元，一路竞拍，最终以六百九十万元的高价被藏家收入囊中，是起拍价的十倍多。鲁迅先生的书信手稿，一直是拍卖市场上吸聚众目的焦点，在两年前的一场西泠绍兴春拍中，先生的一枚一九二八年致章矛尘的信封皮，二十二万元起拍，四十二万元落槌，加佣金需四十八点三万元了，可见市场对名家手札的追捧热度。

确实如此，随着藏家审美水平的提升以及专家学者的介入，如今，文人手稿的书法艺术性得到了重估。而艺术性以外，更重要的是，文人的书信还体现了趣味性、真实性以及极高的史料文献性。因为书信大多写给自己的亲友，是一对一的关系，它不求公开，直抒胸臆，不事雕琢，这就可能包含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有的书信历经大半个世纪从未披露，如今读来，还原并丰富了当时的情景，也使每一个人物或事件，更接近了他的本源。记得梁实秋先生曾写文章说，他收藏的名人尺牍必须有几条标准：用钢笔写在宣纸上的不收；太恭楷或太潦草者不收；还有“作者未归道山，即可公开发表者不收”；或是“作者已归道山，而仍不可公开发表者，亦不收”！我觉得最后两条颇有意思，如果一封书信毫无价值，或是太有价值而永远不可示人，那又有什么收藏意义呢？

由于受民国文人书法的影响，我于平素闲暇时，也尤为关注文人尺牍的收藏与鉴赏。当然，对一般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一线名人的书札虽好，但万众瞩目，其价格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我财力有限，则更喜欢关注一些并非炙手可热的名人手札。我以为收藏最讲究的是一个缘分，或众里寻芳，或不期而遇，幸而得之，皆有一份自在，且两情相悦，皆大欢喜。有时即便是人弃我取，又何尝不是藏玩一乐？所以，近年来由于缘分之惠顾，也使我获得了如张元济、陆澹庵、梁实秋、沈从文、平襟亚、赵景深、陈巨来、张伯驹、来楚生、陈从周、郑逸梅等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信手札。在收藏上我从未有过那种在所不惜、志在必得的豪举，人生如寄，因缘聚散和合，其实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必须拥有的。

这一册《尺素风雅》，即是我近年来所写的文人书信之解读，书中小部分的书信原件属我所藏，甚至是首次公开，但更多的是来自上海档案馆以及其他几处的珍藏。过去文人的一通书札，有的书写相当随意，不署年月；有的所说之事或人，仅通信当事者所知……所以在解读过程中，不光是辨释文字，更要了解其时间的背景以及信中所谈的本事，困难自然不少。我虽勉为其难、陆陆续续地完成了三十八篇，但其中错讹之处一定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诸君能随时给予批评指谬，我一定闻过则喜，珍惜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

一书之成，自然少不了诸多师友之助。感谢同道李晨小姐，每月按时并不止一次地催我写专栏，包容我的拖沓。说实话，若无她的鞭策，这些文章都会在我的惰性中遁逃得无影无踪，更何谈编书成册？感谢陆康先生，还有郑有慧、邢建榕、王金声、唐吉慧、吴东昆、王叔重等几位师友，此书中好多信件、图片等资料，都有赖于他们的提供和帮助。还要感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屈笃仕和张金辉两位编辑，没有他们的大度接纳和用心制作，此书恐仍在计划的空中摇曳。最后，要感谢语言文字专家王敏和沈阳的李景祥先生，尤其是李老先生不顾高温酷暑，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我的书稿审读，提出了多条很有价值的意见，避免了不少错误出笼，让我感佩无尽……当然，要鸣谢意的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若有阙漏，还望宽容海涵为幸。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