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诗亦一代雄：程潜致陈巨来

国民党元老、著名的爱国将领程潜先生，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他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先后当过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湖南省主席等。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他与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功莫大焉。中共领导自然也委以重任，一九四九年后程潜曾任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要职。如此履历，在很多人看来，似乎程潜只是一位武官。其实不然，要知道过去的武官，大多也是文人出身，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人物譬如阮籍、王羲之、鲍照等，虽说都是鼎鼎有名的大文人，但他们不都是在军旅中担过一官半职么？所以我们才会按他们的军中官衔又称之为阮步兵、王右军、鲍参军之类；而像颜真卿、辛弃疾这样的大书家、大词人，还都带过兵打过仗呐。

程潜先生也是如此，虽为武将，实亦文人。他出生于湖南醴陵的一个耕读世家，九岁入私塾，十六岁即考取了秀才。后又入长沙最有名的岳麓书院念书，眼界放宽，有感于祖国的现状，遂放弃了科举之途，决定弃文从武。这也是当时有识之士和有志青年的一种风尚，目睹国势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不甘，意欲发愤图强，从我做起。二十一岁的程潜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了湖南武备学堂，翌年又被选送日本留学，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待军校毕业，则等于是从秀才“转身”，正式成了一名军人。辛亥革命爆发，程潜也到武昌协助黄兴指挥进攻汉口，后中华民国建成，程潜任湖南军事厅长。说来有趣，黄兴、程潜都是秀才出身，他们发起革命推翻清政府，从某种意义而言，也算是“秀才造反”，不过这次“秀才造反”，居然还“成”了。

虽戎马一生，但程潜先生却颇喜艺文，书法诗词都很有兴趣，尤擅写诗。这又是当年这批儒将之“通好”，像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中，如陈毅和叶剑英，就是热衷于写书法诗词的两大元帅。毛泽东曾赞程潜不仅是位“杰出的军事人才，而且能诗善文，工于书法，作诗沿袭汉魏古风，古朴苍劲，气魄恢弘”。上世纪八十年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一册《程潜诗集》，前些年又有一家出版社出章士钊和程潜两位湖南籍的诗人合集，据悉搜集程潜先生的诗作有三百多首。由于我于诗词纯属外行，故也未专门找来拜读，即便读了也未必就能说出心得一二。所以要了解程先生的诗只得“吾从众”矣。好在《程潜诗集》有一首赵朴初先生的题诗，赞之曰：“深郁而永扬，无异阮嗣宗。风华而天秀，实与大谢同。赵叟非谀者，评语出至公。良由所立大，风操劲且崇。典雅而敦厚，进退为世隆。英华掞积久，豁尔能贯通。谁知三军帅，诗亦一代雄！”赵朴老是造诣极深的诗人书法家，其将程潜的诗比作阮籍和谢灵运，沉郁天秀，各具神采，可见评价甚高，尤其是“谁知三军帅，诗亦一代雄”这句，把一位将帅型的剑气箫心，形容得恰到好处。

程潜先生不仅擅写诗爱书法，他还喜好收藏名家印章。这里有一通一九三六年五月他写予篆刻家陈巨来的信，我们从中可见端倪。

巨来兄惠鉴：

大函诵悉。观近日作品，日加精进，足堪庆贺。此等文学艺术，近来虽受欧化影响，不为社会所注意，潜相信此等文化永古不磨。然欲成大名，亦自精心刻苦得来，非偶然也。近日吾湘有齐木匠（名璜）一派，因王湘绮提倡，瞽者和之，究之无一画有文雅气，到底行之不远。赵叔老刻石必传，即其篆法，另具苍古奇气，所谓可久可远者，此也。又“光风霁月”，如殷契文有之，即高于钟鼎，特“霁”字是否与“云”字通用，尚须考订之为盼。叔老称七、八、九三印极为得当。肇和中学者，因袁氏称帝时，啸天与同志携手枪上肇和兵舰，抢船起义，此为杨司令一生革命有名之历史。此中学现由政府拨款办理，一切询王之南便知。

此叩

近安！

程潜　五月十六

又，易大安之润费迟日奉上。

此件书札给人印象最深的首先是程潜的字，线条细而挺，章法满又密，虽说是别具一格，但似也可归为古怪一路。陈巨来说程潜的书法专学《石门颂》，终日临摹，即便写一便条，亦以隶书书之。可是这件书札，则毫无隶书笔意，若算之，则应属楷书也。其线条皆为“长枪长戟”，几无顿挫撇捺之用笔，然挺拔也如铁笔画沙矣。我想，篆书中有所谓的“铁线篆”，不知程潜的字能否戏称之为“铁线楷”乎？民国文人中以此“铁线”字见长的并不多，印象中易培基、茅盾差近之耳。不过，若以程潜的字相比较，似乎比易培基利落劲挺些，但不如茅盾之秀美而有姿态。

一九三六年时期，程潜任南京军委会参谋总长，他的寓所在上海，其时沪宁两地颇多往返。从这封信上可知，程潜不仅喜好名家篆刻，是一位超级粉丝，而且对篆刻艺术还具有自己独到之见解。尽管他也是湖南人，与王湘绮、齐白石应有同乡之谊，但他却反感齐氏那一路狂野印风，评之“无一画有文雅气”。王湘绮即晚清著名的诗文大家王闿运，在文坛上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长期从事教育，弟子众多，如杨度、齐白石都是他学生。程潜不喜欢齐白石的印，认为有人说好，不过是因王湘绮的推崇，不懂的人盲目跟风而已。信中直呼“齐木匠”，可见其轻视之至也。

正因为程潜不喜欢狂野一路的，所以其对赵叔孺、陈巨来工稳清雅的印风，自然是赞赏有加了。其时陈巨来才三十出头，印艺虽不及师父赵叔孺之苍古老成，但也已初露锋芒，令识者刮目了。那时一批印家皆挂牌鬻印，赵叔孺润例最高，为五元一字；陈巨来虽年轻，也自订三元一字，而王福庵、邓散木、陈半丁等名印家则略低，为两元一字。程潜热衷藏印，故上述印家之印，他皆有收藏。在此信中除了请陈巨来治印外，还托陈转求赵叔孺、易大安（即易孺）等名家之印章，信末那句“易大安之润费迟日奉上”即为此意。这一段时期，程潜与陈巨来交往颇多，类似的信件也有不少，皆为谈印石、求刻印以及帮陈巨来谋职等事。如今这批信件均藏于上海档案馆，如图只是其中之一件。据陈巨来先生回忆，他前后为程潜治印当在二百方以上，通函百余封左右，当年“文革”开始，他将这些信件主动上缴给上海中国画院了，也许后又从画院移至了档案馆也未可知。

程潜与陈巨来的交往，最初的荐引人是画家陶冷月。因为陶冷月的夫人也是湖南人，而陶有一位连襟恰在程潜的手下当助手，因这一层关系，陶冷月与程潜也就较为熟悉了。而那时陶与陈巨来交好，有一天便介绍陈巨来去程府为之刻印了。不料程潜对陈巨来似也有缘，初见便有亲切感，当即请陈刻印两方，共六字，按润例十八元照付。其后来回数次，每每皆有嘱刻，自然也皆有润金，如此往还甚为融洽。

据说有一次程潜选好了数方印石求刻，待陈巨来欲带回时，程又收回了四方云下次再来取刻吧。陈巨来不解，说一同带回岂不更好？此时程方笑而道出实情：原来他每月一千二百元薪俸，家里有二位秘书、九个子女，还有汽车每月油耗就一二百元，实在开支太大，故要等下月南京寄款来，方可匀出钱来支付润资。陈巨来闻之，大度地说：“老伯，你早说时，我分文不取也愿帮你刻的呀！”程潜一听大为感动，说：“那么，一言为定。我不客气了，本来就拟请你多刻几方的。”程转身竟寻出一大堆印章出来，有些居然还是名家之印，嘱一并磨去重刻，清点后竟有七十四方！陈巨来暗暗叫苦，然话已出口，无法缩回了。后程潜让汽车送陈回家，并关照印章先存你处，慢慢再写文字求奏刀不急也。

其实第二年印章刻就，程潜还是包了一笔大约五百元的润金，让司机带给陈巨来的。但陈因许诺在先，故仍未领受。此举使陈巨来“加分”不少，于是程潜对这位年轻朋友，就更有好感了，再几次往来后，遂成莫逆之交了。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一书中，有一篇专记“程潜和杨虎”，他和程潜的故事，大多写于此文中了。而这杨虎，即上述信中提及的杨啸天。一九三六年，杨啸天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巨来因程潜之介，而在其手下任一秘书的闲职。所谓秘书，其实不用干什么事（至多替几位大官刻两方印章而已），每月一二百的工资照领不误，这自然是得自南京总参谋长程潜的照应了。然而“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正是由于这个“美差”，却让陈巨来在解放后吃足了苦头。据陈巨来的外孙孙君辉告我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时，陈巨来被追查为助纣为虐，为警备司令部杀害多名共产党人须担一定的罪责，其理由是那些“枪决书”上所盖的印，大多出自陈巨来之手……

陈巨来辩说：“难道没我的印就不枪杀了么？”其实，辩解往往都是无效的。虽说这理由有些荒唐，然而在荒唐的时代之下，荒唐的理由也就不那么荒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