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七言诗在唐代，时见之歌坛，但并不是每一首诗都可歌。诗人们每以其诗得入管弦为荣。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的故事，即是其一例。唐代可歌的曲调，有辞传于世者绝少。崔令钦的《教坊记》，共录曲名三百二十五，为词人所袭用者不过十一而已。在这三百二十五曲中，究竟有多少是用五七言诗体来歌唱的，今已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即唐代的歌坛上，所用的歌曲是极为繁夥的，在其间，五七言诗体，也往往“合之管弦”。到了后来，便专名这种可以入乐或“合之管弦”的歌曲为“词”。故后来“词”中，也有《南柯子》《三台令》《小秦王》《瑞鹧鸪》《竹枝》《柳枝》《阿那》等曲，原是七言的律绝体。所以，我们可以说，“词”乃是可歌的乐曲的总称，而五七言诗则未必全是可歌者，必须要“合之管弦”，方能被之声歌。

论者每以“词”为“诗余”。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诗之外又和声，则所谓曲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朱熹也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百四十）他们是主张词由诗变的。其实不然。词和诗并不是子母的关系。词是唐代可歌的新声的总称。这新声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诗体来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万难控御一切的新声。故崭新的长短句便不得不应运而生。长短句的产生是自然的进展，是追逐于新声之后的必然的现象。清人成肇麐说：“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为范也。抑扬抗队之音，短修之节，运转于不自已，以蕲适歌者之吻。而终乃上跻于雅颂，下衍为文章之流别。诗余名词，盖非其朔也。唐人之诗，未能胥被管弦，而词无不可歌者。”（《七家词选序》）这话最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