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许多朝代的优秀作家好像赴宴似的，常常在某个历史阶段成群结队地涌来接着又不约而同地离去，如建安邺下诗人、南朝“元嘉三雄”、唐代“开元天宝诗人诸公”，还有我们正要阐述的太康诗人群体。西晋享国五十余年，文学创作以太康这十年最为繁荣，诗人群体也以这十年最为强盛，锺嵘《诗品序》中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因此，人们以太康诗歌作为西晋诗歌的代表，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还专列有“太康体”。太康诗歌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诗人普遍追求语言的华丽，形式的对偶，描写的繁缛，只有极少数诗人能独拔于时流。
江左诗坛“溺乎玄风”，无论是写景、抒情还是言事，每种题材的诗歌都渗透了玄理。正始玄学兴盛后，从何晏、阮籍、嵇康直到陆机、潘岳，以玄理入诗已成风气，只是到了东晋更为变本加厉，出现了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他们常以韵文的形式陈述玄学义理，“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明诗》），有些诗歌“平典似《道德论》”（锺嵘《诗品·序》）。此时为诗论家所称道的只有郭璞的《游仙诗》能跳出玄言诗的窠臼而别开蹊径，因而刘勰说它在当时“挺拔而为俊”（《文心雕龙·明诗》）。东晋末年产生了伟大诗人陶渊明，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歌
晋立国后十六年灭吴（280），结束了近六十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可晋王朝并没有呈现出任何威加海内的盛世气象，统治者既没有什么远略宏图，士人也没有任何理想抱负。这个时代没有激情也没有冲动，此时的士人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政无所谓准的，士无所谓操行。
这种时代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
统一了全国的司马氏集团虽然造就过短暂的繁荣与平静，但并没有在全国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也未能在士人中确立自己的道德权威。司马炎看到魏因宗室孤弱而失去政权，便派同姓诸侯领重兵镇守要地，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诸王的内乱埋下了祸根。司马炎死后的宫廷争权导致诸王之间的混战，酿成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东汉末年内迁的少数民族首领趁势纷纷拥兵自立，内乱外患加速了西晋政权的崩溃。司马氏集团提倡“名教”，可当朝权臣的种种丑行又践踏了名教本身，司马氏祖孙欺君篡位更是对名教准则的嘲弄。尽管统治者用杀戮恐吓压制了反对派和批评者，用威逼利诱笼络收买了许多士人，尽管司马炎名正言顺地取得了政权，并且事实上已经统辖了四境，开国后还不断显示“宽弘”“仁恕”，可靠武力和阴谋登上皇位的统治者不可能树立起自己的道德形象。这时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嵇康被杀后向秀到洛阳就范，吴亡后陆机兄弟入洛称臣，几乎所有士人都接受晋王朝这一已成的事实，但整个社会没有昂扬向上的活力，朝野士人也缺乏刚直不阿的正气，反而到处弥漫着苟且、贪婪和奢侈之风。礼法之士司马氏的爪牙何曾生活之奢华令人咋舌，石崇敛财斗富更是人所共知，王戎、和峤等人嗜财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士人们生活上以玉食锦衣相夸，以奢侈豪华为荣，在政治上却毫无操守可言，立身处世以保家自全为其准则，连史家也感叹朝臣“无忠蹇之操”。石崇所谓“士当身名俱泰”（《晋书·石崇传》）道出了一代士人的心声。
元康以后朝政日非，诸王以及各政治势力之间争权日趋激烈，士人们为了自己“身名俱泰”，不得不在权臣中寻找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伞，而随着各派政治势力的起伏消长，他们又得见风使舵以改变依附的对象。如当贾谧“权侔人主”的时候，文人们“莫不尽礼事之”，还将他肉麻地吹捧为当世的贾谊，在他周围形成了重要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攀附者中几乎包括当时文坛上所有第一流的作家：潘岳、陆机、陆云、欧阳建、石崇、挚虞，甚至还有左思、刘琨。这些人巴结贾谧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飞黄腾达。《晋书·潘岳传》载：“岳性轻躁，趋势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趋势利”而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潘岳和石崇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二十四友”这一文学集团也可以说是西晋文坛的缩影。诸王之间争权并无政治上的是非，文人们投靠谁也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完全是根据个人利益来依违取舍，如陆机原本身预“二十四友”之列，贾谧失势又帮助赵王伦诛贾谧而赐爵关中侯，很快他又参与赵王伦篡位，赵王伦被诛后又转身投靠成都王颖，作为颖的都督攻打长沙王乂，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除了诱于官爵利禄外，实在找不出任何道义上的理由。《晋书·陆机传》在肯定“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的同时，又说“然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
诗人人格的卑微导致诗歌格调的卑弱，从整体上看，太康诗人既没有建安诗人那种建功立业的慷慨豪情，也没有正始诗人那种追求理想人格的勇气，人的觉醒在建安和正始诗人那儿表现为对人生价值的肯定，对人生的意义的追寻，在太康诗人这里却变成了对人生的苟且，对名誉与财富的占有和贪婪。在西晋诗歌中难得见到壮阔的现实生活，也难得体验到崇高的人生境界，即使那些叹老伤逝的诗篇，也缺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历史深度，更没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烈情怀，此时诗人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是儿女之间的绮丽情思，是悼亡伤逝的个人悲叹，“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诗品·晋司空张华》），锺嵘当年给张华的诗评，其实也准确地道出了西晋诗歌的创作倾向。
太康诗歌在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繁缛绮丽，这基本上是南朝人的共同看法，锺嵘对西晋诗人的评论几乎都要用到“华美”“华艳”“繁富”或“绮靡”等字眼，说陆机诗“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潘岳诗“烂若舒锦”，张协诗“词采葱篟”，张华诗“其体华艳”“务为妍冶”，张载诗“繁富可嘉”。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总论西晋诗风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同为梁人的沈约也以“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品其诗。繁缛绮丽在艺术上主要表现为：辞藻的华丽、句式的排偶和描写的繁复。
陆机和潘岳的诗歌体现了太康一代诗人的审美趣味，是太康一代诗风的典型代表，时人和后人都将他们并称为“潘陆”。
陆机（261—303）和陆云（262—303）兄弟，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为吴国名将之后，吴亡九年后一到洛阳便名动京城，陆机的才华犹为世所重。他是创作上的多面手，诗、文、赋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诗在锺嵘《诗品》中列为上品，文、赋也多为世人所称道，其中《文赋》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杰作。
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缘情”强调诗歌必须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感，不只是美刺讽谏政治教化的工具；“绮靡”是指诗歌应当辞藻华丽优美动人。锺嵘认为陆机诗歌“其源出于陈思”，曹植是使汉乐府由质变丽的关键诗人，陆机更在曹植的基础上踵事增华，比起曹植来他的诗歌更加“辞藻宏丽”，诗语句式也更趋于骈偶。如《苦寒行》：
北游幽朔城，凉野多险难。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盘。凝冰结重磵，积雪被长峦。阴云兴岩侧，悲风鸣树端。不睹白日景，但闻寒鸟喧。猛虎凭林啸，玄猿临岸叹。夕宿乔木下，惨怆恒鲜欢。渴饮坚冰浆，饥待零露餐。离思固已久，寤寐莫与言。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
此诗属乐府《相和歌·清调曲》，原辞为曹操所作，陆机此篇是模拟曹操的《苦寒行》，但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却大异其趣。从这首诗中我们能看到陆机诗歌艺术的某些基本特征。首先，此诗虽是模拟乐府民歌，但它尽可能不用口语、俗语和常用语，而大量选用书面词汇，因而诗歌语言越来越华丽典雅；同时还将虚词剔出诗外，尽可能以实词代替它，这样诗歌意象越来越密集。其次，曹操诗歌中的散行单句在这里变成了大量的偶句，譬如“俯入”与“仰陟”、“凝冰”与“积雪”、“阴云”与“悲风”、“不睹”与“但闻”、“猛虎”与“玄猿”等等。不过，这些偶句在整体上对偶，在字与字之间却不过分拘泥，因而此诗的骈偶句并不很呆板滞涩，尽管少了曹操同题诗那份疏宕之气。最后，此诗运用了赋铺陈排比的手法，描写“苦寒”可谓穷形尽相，“凝冰”加上“积雪”，“阴云”又伴“悲风”，饮“坚冰”而餐“零露”，“俯入”之所见，“仰陟”之所闻，无一而非“苦寒”。这种罗列铺叙的结果的确给人以“繁缛”的艺术感受，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他的《赴洛道中作二首》更是人们广为传诵的作品：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以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一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二
此二诗抒写诗人初离故乡的凄切心情和赴洛途中的孤独感受，“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通过“伫立”“顾影”“抚枕”“振衣”这一连串的动作，写出了他满腹愁绪和一腔哀怨，抒情写意细腻而又含蓄。语言虽不像《苦寒行》那么刻炼，但仍然装点了许多华美工稳的偶句，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山泽纷纡余，林薄沓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
陆机在太康诗坛上不失为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只是他太看重辞藻的绮靡华丽，在诗中大量使用骈偶句，诗歌语言因雕炼太过，有些地方难免拙涩冗累，南朝人就已有“缀辞尤繁”之叹，唐宋以后招致更多的讥评，其中清沈德潜的批评较有代表性：“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降自梁、陈，专攻队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滥觞也。”（《古诗源》卷七）沈氏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只是有些话说过了头。应该说陆机绝非毫无灵气的诗人，对社会、人生和自然的感受都相当敏锐，对诗歌的创作心理和艺术技巧，既有独到的体会也有深刻的认识，但他有意造排偶句使语言失去灵动，而拟古之作又抑制了他的艺术个性，好像他的诗情诗境诗句都是在模拟甚至蹈袭前人（参见清贺贻孙《诗筏》）。
陆机诗歌另一个致命弱点是缺乏力度，诗情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诗风也缺乏刚健遒劲的笔力，因而他的诗歌读后“未能感人”（《古诗源》卷七）。清陈祚明认为这是由于陆诗“造情既浅，抒响不高”，他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说：“夫破亡之余，辞家远宦，若以流离为感，则悲有千条；倘怀甄录之欣，亦幸逢一旦。哀乐两柄，易得淋漓，乃敷旨浅庸，性情不出……大较衷情本浅，乏于激昂者矣。”（《采菽堂古诗选》卷十）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省中牟县）人。岳少年即以才华颖异被乡邑“号为神童”，弱冠一走上仕途便入贾充府中为掾，由于“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很长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后历任河阳令、长安令、著作郎、散骑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史载潘岳“妙有姿容”（《世说新语·容止》），为人“性轻躁，趋世利”（《晋书·潘岳传》），曾与石崇等人谄事权贵贾谧，每候贾谧车出便望尘而拜。晋惠帝时赵王伦辅政，岳被赵王伦的亲信孙秀害死。
潘岳的诗歌今存十余首，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述志抒怀的诗歌，如《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这类作品写自己政治上的志向、追求和欲望，以及志向不能实现或欲望不得满足的痛苦与愤怒，当然也是他在诗艺上的精心结撰之作，很能体现潘诗“辞藻绝艳”的艺术特征。第二类是交游、赠答酬唱诗，如《金谷集作诗》《金谷会诗》《于贾谧坐讲〈汉书〉诗》《鲁公诗》等，此类诗除极少数诗作外，从诗情到诗艺都不足称，有些篇章甚至是逢迎拍马之作，流露了诗人庸俗的市侩气。第三类是他表现夫妻恩爱的诗歌，这一类诗最为人传颂，尤其是他的《悼亡诗》三首，如：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悼亡诗》其一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上渐东门吴，下愧蒙庄子。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
——《悼亡诗》其二
这二首悼亡诗感情悲切而又真挚，“望庐思其人”几句细致地抒写了妻子死后物是人非引起的哀痛，“怅恍如或存”几句微妙地通过幻觉表现了自己对妻子的怀念，“岁寒无与同”数句更真切地表现了“悲君亦自悲”的感伤，“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道出了他对亡妻“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悼亡诗》以清丽之语抒深挚之情，以曲折之笔写凄苦之境，千载之下读来仍令人凄然悲凉。
潘陆二人在当世就齐名并称，锺嵘在《诗品》中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二人下笔喜欢逞才敷藻，孙绰称潘岳诗文“烂若披锦”（《世说新语·文学篇》），《晋书·陆机传》称陆机诗歌“辞藻宏丽”，所以前人论潘陆有“江海”之喻。如果说二人有什么差异的话，潘岳则稍显“浅净”，而陆机更要“深芜”。潘陆诗歌在南朝锺嵘《诗品》中列为上品，到唐以后地位就逐渐下降，清沈德潜甚至很不客气地说“潘陆诗如剪彩为花，绝少生韵”（《古诗源》卷七），话虽说得有些尖刻，但并非全无道理，潘陆的诗歌辞藻艳丽者多，而生气贯注者少。
第二节 左思与刘琨
左思与刘琨同为西晋诗人，二人还同为贾谧“二十四友”成员，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诗风都承续着建安风骨。
左思是诗、赋、文的多面手，各体之中他更看重其辞赋，在《咏史诗》中再三表白自己“作赋拟子虚”（之一），“辞赋拟相如”（之四），其《三都赋》的确曾使“洛阳纸贵”，但现在看来，辞赋只给他带来一时盛誉，而让他垂名千古的却是他个人不那么看重的诗歌，心高气傲的谢灵运就说：“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锺嵘《诗品》卷上）
左思家世儒学，父亲曾官殿中侍御史，但他出生的门第并不高贵，其妹左棻在其《离思赋》中还发出过“蓬门”之叹，直到左棻以才华选进宫时，他们全家才得以迁居京城洛阳。不过，诗人的出身并不能完全解释《咏史诗》中的寒士不平之鸣，如家世孤贫的张华，出生寒素的石苞，起自“寒微”的郑冲，都没有像他那样对时世如此愤慨激昂。除上面的社会学解释之外，这里我们试图从其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探求形成他性格特点和感受方式、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内在原因。
《晋书·左思传》说他“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续文章志》也说他“思貌丑悴”。他从小就讷于口、丑于形却慧于心，“少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他父亲不无失望地“谓友人曰：‘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晋书》本传）。父亲这个不负责任的评价对聪明敏感而又自尊好强的左思，其打击和侮辱之重是不难想象的。外貌丑陋的儿童其天才不容易被人承认，从小就遭到各方面的冷眼和轻视，成人善意与恶意的调笑，小伙伴们无知的侮辱与揶揄，使他很早就感受到生活的不公平，承受着比正常儿童更重的精神负担。左思的“口讷”可能是他“貌寝”的结果，是他在别人面前缺乏自信的表现，由此可见他从小就与自己生活环境的关系比较紧张。青少年成长的道路上没有摆满鲜花，他进入社会后也有不少障碍。魏晋十分看重一个人的姿容，左思外貌的丑陋有时甚至影响到他的人格尊严。《世说新语·容止》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洛阳的文人集团开始好像并不接纳他，陆机听说左思在创作《三都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晋书》本传）他以十年时间写成《三都赋》，就是由于他自身的生理局限激发他对优越感目标的追求，而他参与贾谧的“二十四友”集团，就是为了寻求社会对自己的承认。
一个人的优越感目标不会一成不变，它随着对人生与社会认识的加深而呈现为一个动态过程，八首《咏史诗》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由急切希望介入当时的上流社会到厌恶这个社会，由希望得到这个社会承认到不屑于世俗毁誉，并最终远离和鄙弃上流社会的心灵历程。
清沈德潜说首章是诗人“自言”（《古诗源》卷七），表现了他对自己才能高度的自信，“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同时也抒写了盼望施展雄才的用世心情，“铅刀贵一割，梦想逞良图”。第二首便对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大加挞伐：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借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此诗说：“左太冲《咏史诗》，‘郁郁’首，良图莫骋，职由困于资地。托前代以自鸣所不平也。”涧底茂密高耸的“百尺”苍松，反而被山上矮小低垂的小苗所遮盖，才高的寒士被愚蠢的世族所压抑，“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对这一不合理社会现象沉痛的控诉。“著论准《过秦》”“畴昔览穰苴”又有何用，还不照样沉沦下僚吗？第五首是《咏史诗》八首中笔力最为雄迈的一章：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只有攀龙附凤的名利小人，才去奔走于峨峨高门之下，才去侍候于蔼蔼王侯之前。诗的前半部分写宫室的巍峨壮丽，豪门的显赫辉煌，但诗人对此不仅没有半点垂涎和艳羡，反而在极其夸张的描写中隐寓着极度的轻蔑；他不仅不想涉足“紫宫”挤进高门，反而扪心自问：我自己并非喜欢巴结权贵的小人，为什么要跑到这种是非之地来呢？最后两句语气既激烈，情感更激昂，表现了诗人对权势、荣华、富贵不屑一顾的态度。沈德潜在《古诗源》中称这首诗“俯视千古”，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气概而论，沈氏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诗人再也不会由于上流社会不承认自己而羞愧痛苦了，他已全不在乎那些志满意得而实则颟顸无知的豪右们的毁誉。《咏史诗》之六说：“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既然贵与贱两种价值标准，在豪右与寒士之间是完全颠倒的，那么，自身的价值为何非得要这些权贵们来认可呢？
咏史诗自班固至陆机代有继作，诗人们大多是围绕客观史实来生发感叹，这一类咏史诗都以“史”为主体，如东汉班固的《咏史》写缇萦救父的故事，基本上是以韵文的形式叙写一段史实，锺嵘批评此诗“质木无文”（《诗品·序》）。左思的《咏史诗》则是借史抒怀，诗的主线不是客观史实而是个人主观情感，“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己有怀抱，借古人事以抒写之，斯为千秋绝唱”（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他的咏史诗可说是此类诗歌发展的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锺嵘在《诗品》卷上论左思说：“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这一段话明显是指其《咏史诗》而言的，诗中大量征用前朝典故，所以说它“典”；诗人借历史以发牢骚，所以说它“怨”；能精当贴切地借古以讽今，所以说它“精切”。“野于陆机”之“野”的本意是“粗野”，古人认为过于朴质就“野”，如《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锺嵘这一评价流露了南朝人看重词采的审美趣尚，很难获得后人的首肯，明清人对此多有辩驳。
左思情感既慷慨豪迈，笔力又强劲有力，《咏史诗》题材虽为咏史，但写来兴会淋漓一气挥洒，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盛气、壮怀、大志。《咏史诗》的杰出成就，使左思高视阔步于太康诗坛，清成书在《古诗存》中说：“太康诗，二陆才不胜情，二潘才情俱减，情深而才大者，左太冲一人而已。”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汉中山靖王刘胜后裔，祖父刘迈在曹魏后期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刘蕃为晋光禄大夫。琨少时即得“俊朗”之目，后与范阳祖逖俱以雄豪著名，二人素有大志，并情好绸缪，尝中夜闻鸡起舞，希望在乱世中为国立功。身为贵介公子，刘琨也难免染上那个时代浮华放浪的习气，他青年时曾在洛阳与弟刘舆一起参与贾谧的“二十四友”集团，“八王”之乱时又参与诸王的混战。只是到永嘉元年出为并州刺史后，他身历“国破家亡，亲友凋残”的剧痛，“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答卢谌书》），明白自己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这才由承平时的浮华公子变成了乱世的救国志士。十几年来转战于河北并、幽、蓟等地，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力图恢复，与各路军阀和武装集团苦战，直至最后以身殉国。
虽然他年轻时“文咏颇为当时所许”（《晋书》本传），但他前期的诗作全都佚失，现存《扶风歌》《答卢谌诗》《重赠卢谌诗》三诗均为后期作品。其清刚挺拔之气，悲壮苍凉之情，远祧建安而雄盖当世，元好问《论诗绝句》中以刘琨匹建安诸子：“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扶风歌》是他的代表作：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飞鸟为我旋。去家日以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此诗为诗人出任并州刺史途中所作，时并州已成为匈奴、羯等少数民族乱军角逐的战场，《晋书·刘琨传》载：“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在晋室朝廷不振、国势衰微之际，他怀着匡扶晋室的壮烈情怀，甘愿冒险犯难身赴并州，此诗真实地表现了赴并途中的艰辛之状和自己满腔的忠愤之情，悲凉酸楚，慷慨沉郁，难怪锺嵘说刘越石“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了（《诗品》卷中）。
第三节 游仙诗与玄言诗
刘勰称西晋诗坛“人才实盛”（《文心雕龙·时序》），但到了后期由于诸王及诸胡之乱，太康诗坛上的精英大部分都在乱中丧命，如张华、潘岳、陆机、陆云、石崇、欧阳建、刘琨等无一幸免，挚虞等人甚至活活饿死乱中。西晋后期人才凋零，诗坛沉寂。晋室南渡之际，刘琨留守在北方并州浴血苦战，郭璞则携家避地江南。刘琨壮烈殉国以后，只有郭璞在勉强支撑诗坛的残局。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璞博学多才，通经术，善辞赋，喜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卜筮，因此有许多关于他卜筮神妙的离奇传说。永嘉末中原板荡，他来江南后深得王导器重，被引为参军；元帝时为著作郎、迁尚书郎；明帝初王敦起为记室参军，后因劝阻敦谋反为敦所害，及王敦平追赠弘农太守。有辑本《郭弘农集》。曾遍注《尔雅》 《方言》 《山海经》 《穆天子传》《楚辞》《水经》等书，过江之初的大赋《江赋》雄奇壮丽，与木华《海赋》同为文学史上写江海的名篇。当然，郭璞最为人传诵的是《游仙诗》。
游仙诗并非始于郭璞，在《楚辞》中就多有游仙的内容，如屈原的《远游》《招魂》。汉魏诗歌中更有许多游仙之作，连俯视八极的曹操也有《秋胡行》。屈原“游仙”是由于他保留了楚地原始宗教的某些特征，保留了神话的想象与传说，也是由于时代的污浊和黑暗使他希望“轻举而远游”。汉魏的游仙诗多抒写对生命的依恋，对长生的企盼。郭璞的《游仙诗》则既不同于屈原，也有别于汉魏游仙之作。锺嵘《诗品·晋弘农太守郭璞》说：“《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游仙诗》现存完篇十首，另有九首残篇。这些诗篇中虽有部分是抒写“列仙之趣”，描写自己登天神游的“经历”和九天阊阖的神奇境界，表现自己超凡入仙、长生不老的愿望，而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现实“令人哀”才幻想“飘飖戏九垓”，如第九首：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登仙抚龙驷，迅驾乘奔雷。鳞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手顿羲和辔，足蹈阊阖开。东海犹蹄涔，昆仑若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
他的大多数游仙之作不过是“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刘熙载《艺概·诗概》），表现了诗人的匡国之志和忧世之情，也流露了志不获骋的苦闷和高蹈出世的向往。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对此曾有精当的评论：“盖自伤坎壈，不成匡济，寓旨怀生，用以写郁。”我们来看其中两首代表作：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游仙诗》其一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游仙诗》其五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的出尘之想，是由于“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的用世之志不能实现，“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的隐逸之思，正来于“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的痛苦绝望。隐逸也好，游仙也罢，都是诗人“不成匡济”而“自伤坎壈”的表现。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高度评价了郭璞《游仙诗》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游仙诗》能在诗语、诗情和诗境上独拔时流，跳出玄言诗的窠臼，所以它在同时代的诗歌中显得挺拔出群。同时《游仙诗》也突破了历史上游仙诗的某些传统，它并非单纯写飘飘游仙的乐趣，而主要是通过这一题材表现自己对时代、社会、人生的体验，抒写自己的人生苦闷与社会理想。《晋书·郭璞传》称璞“词赋为中兴之冠”，锺嵘也认为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诗品》卷中），永嘉南渡以后郭璞为东晋第一位重要诗人，他不仅是西晋和东晋之间一位过渡性的诗人，也是这时期一位成就最高的诗人，“中兴之冠”的盛誉当之无愧。
稍晚于郭璞的庾阐也写了一些游仙诗，现存这类作品十首，其中五言诗四首，六言诗六首。如六言诗：
赤松游霞乘烟，封子炼骨凌仙。晨漱水玉心玄，故能灵化自然。
——《游仙诗》其六
乘彼六气渺茫，辎驾赤水昆阳。遥望至人玄堂，心与罔象俱忘。
——《游仙诗》其七
庾阐的游仙诗在“辞趣”上不同于郭璞，他没有郭璞游仙之作中那种“零泪缘缨流”的悲伤，也没有他那种“不成匡济”的忧虑，庾阐不过是借游仙来“寄言上德，托意玄珠”，抒写“灵化”于“自然”的逍遥之境。庾阐游仙诗的语言虽不像郭璞那样“文藻粲丽”，但他也十分注重琢字炼句，如第四首“白龙腾子明，朱鳞运琴高。轻举观沧海，眇邈去瀛洲”，色彩鲜明而又对偶工整。
真正笼罩东晋诗坛的是玄言诗，南朝人对此多有论述，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锺嵘对这一时期诗歌的批评更为尖锐：“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江左“玄风独振”自然与江左士人的心态息息相关，渡江之初晋元帝也有“寄人国土”的惭愧（《世说新语·言语》），过江士族更黯然神伤，《世说新语·言语》载：“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东晋前期政坛的中流砥柱王导，开始口头上还鼓励大家“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同上），但实际上并不见他有任何光复失地的举措。“离黍之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到了第二代士大夫就基本上“还把他乡认故乡”了，如王羲之因会稽山水风物绝佳而“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晋书·王羲之传》）玄学清虚恬淡的旨趣恰好迎合了士大夫偏安苟且的心态与闲适风雅的情调，一时名士都对玄学清谈乐此不疲。
东晋玄言诗的兴盛当然主要是“玄风独振”的结果，但江左的玄风不同于正始的玄学，进行深刻哲学运思的理论兴趣逐渐淡化，玄学此时已成为一种思辨的游戏，士大夫之所以热衷于谈玄，是因为他们能在清谈中表现自己的机智和辞锋，能在谈玄中展示自己的气质和风度。《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无论是谈者还是听者，倒不在乎到底谈了些什么，而更注重对方是怎么谈的。“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文学》）“理之所在”人们并不怎么关心，清谈时“精丽”的“才藻”和“自得”的气韵才能博得大家“嗟咏”。这样谈玄中的“思”就转向了“诗”，江左那些清谈高手同时也是玄言诗人，如当时著名的清谈家许询、孙绰“并为一时文宗”（《文学》引《续晋阳秋》），“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文学》）
东晋中期玄释合流，名僧与名士过从甚密，如支遁援释入玄对《逍遥游》别出新解，在向秀、郭象之外标新立异，赢得不少士人的赞许和尊敬。《世说新语·文学》载：“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俊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有的名士认真研读佛经，佛理也常是清谈的话题，孙绰还著有《道贤论》《喻道论》等佛学论著。不过其时玄言诗中所表现的仍然是玄理，还看不出佛学影响的痕迹，即便支遁的玄言诗也是以韵文谈“玄”而不是以诗说“空”。
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锺嵘在《诗品》卷下说：“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载：“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人，寓居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其父孙楚为西晋诗人，以名句“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见称诗家，锺嵘《诗品》将其列入中品。绰少时游放会稽山水十余年，后历任参军、太学博士、尚书郎、永嘉太守、散骑常侍等职。孙绰自称“少慕老庄之道”（《遂初赋·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在其名文《喻道论》中就有兼综释道的倾向。在文学创作方面孙绰是位多面手，碑文尤为时人所推许，其时名公重臣死后的碑文皆出其手，史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晋书·孙绰传》）。尽管他对自己的文赋十分得意，扬言《天台赋》掷地可“作金石声”，但他的玄言诗最为有名。他各种题材的诗歌都渗透了玄理，所谓“寄言上德，托意玄珠”。即使悼念母亲的《表哀诗》也以这样的句子开头：“茫茫太极，赋授理殊。”与友人酬唱的《赠温峤诗》一起笔就说：“大朴无像，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答许询诗》九章就更是毫无形象的韵文了：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答许询诗》其一
当然他并不是首首诗都像这样艰涩枯燥。《秋日诗》虽然仍受玄学的影响，但它所表现的却是清虚冲淡的情怀，而且这种冲淡的情怀与萧瑟的秋景融为一体：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玄言诗的另一位代表诗人许询（生卒年不详）字玄度，高阳新城（今河北省新城县）人。《续晋阳秋》称“询有才藻”，交游都是当世名流如谢安、王羲之、支遁辈，与孙绰并称“孙许”。简文帝说他的五言诗“妙绝时人”，遗憾的是他的诗歌全部亡佚，现仅存的三首残篇难窥全豹，如《农里诗》断句“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抒写的是老庄超然洒脱的韵致，全然见不到“农里”的风物风情；断句“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从其语言的整饬和音调的和谐来看，许询有较强的文字表现能力。《晋书·孙绰传》说“绰与询一时名流，或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许”。看来许询为人可能比孙绰超然高旷，孙绰可能比许询更有文学才华。对此孙绰也有同感，当“沙门支遁试问绰‘君何如许’”时，孙绰的回答是：“高情远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同上）。
写玄言诗的当然不只孙绰和许询，东晋中期的诗歌要么为玄言诗，要么受到玄言的深刻影响，如晋穆帝永和九年（353）诗人们在会稽的兰亭唱和，这次唱和诗歌后结集为《兰亭集》，王羲之还为此写了著名的《兰亭集序》。诗集不管是写山水之乐，还是写诗酒风流，表现手法或许有高低之分，但渗透玄理却别无二致。如庾友的《兰亭诗》：“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王凝之的《兰亭诗》：“庄浪濠津，巢步颍湄。冥心真寄，千载同归。”谢安的《兰亭诗》也说：“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
王羲之存有《兰亭诗》二首，一为四言，一为五言，其中五言诗凡五章，而以第二章在艺术上最为出色：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赖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诗人通过对春光春色的喜爱，表达了自己开朗乐观的人生态度，从“仰观碧天际，俯磐绿水滨”两句，不难想象诗人当时“游目骋怀”的萧散风神，从“群赖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更展示了诗人对自然与人生的全新体验。但从“寓目理自陈”和“大矣造化功”看，全诗仍然有玄言意味，诗人还是在山水中体认玄理。
锺嵘说这一时期的诗歌“平典似《道德论》”，刘勰对此时诗歌的评价也基本是否定性的，以谈玄入诗难免堕入理障，许多诗歌的确“淡乎寡味”。不过，我们从《兰亭集》中的诗歌也可以看到，玄言诗与山水有很密切的关系。《世说新语·容止》篇注引孙绰《庾亮碑文》说：“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东晋后期便由目击山水而体悟玄思，进而因山水获得审美陶醉。义熙年间玄风渐替，谢混开始在诗坛起衰救弊，上摧孙、许而下开颜、谢，成为山水诗的开路人。如他的《游西池》：
悟彼蟋蟀唱，信此劳者歌。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何。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褰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
此诗虽还有玄言诗的余韵，但主要是在写景抒怀而非体认玄理，所以《文选》收入“游览”诗类。诗的结构、韵味、语言已透出其侄辈灵运的气息，如“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就大类灵运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