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有开端吗

——康德(1724~1804年)

康德的一生简单得叫人惊讶!

相比起来,现在20多岁青年的人生经历可能都比他的80年要复杂些。基本上,他既没有爱过,也没有恨过;谈不上幸福,更谈不上痛苦。

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个马鞍匠,母亲没受过多少教育,却聪明能干、活泼开朗,他们全都是虔诚的新教徒。康德本来排行第四,但不幸的是,他的三个兄姐都夭折了,所以他便成了实际上的老大。

8岁到16岁,康德一直就读于腓特烈公学。这所虔信派的学校,用一个老牧师的话来说,“宁愿拯救一个灵魂,也不愿造就一百个学者”。所以,学生们成天上的课不是读《圣经》就是唱赞美诗。直到晚年,康德都觉得这是一段令人厌倦的记忆,不过,他也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尤其是他基础扎实的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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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像
德国哲学家康德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提出“人的认识既依赖于经验,也依赖于理智”的观点,是欧洲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集大成者。

从公学出来后的康德,看上去简直像个小老头儿。他一向体弱多病,生活处处都小心翼翼;他不足一米五的身高,在健壮如牛的日耳曼人堆里真像一只小鸡在鹅群中一般;于是,他只好经常寂然独处,陷入沉思,宛如那些老牧师。

1740年,康德进入在家就能望见校门的哥尼斯堡大学。他顺着老路子学了神学,可他的兴趣却已远远超出了神学的范围,走向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不过,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哲学。为寻找世界的开端,他的态度同体格形成了鲜明对比,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他自己说:

“我相信,有时人对自己的能力怀着高尚的信心并非无用。这种信心使我们的一切努力生气勃勃,推动我们对真理的探索迅速前进。如果人相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希望前进,并且还可以抓住像莱布尼茨那样大师的错误,他就会使自己的思考尽可能真实可靠。在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冒一次险,尽管千百次地走入歧途,可比总是在平坦大路上走要好得多。我的立场就是如此。我已经给自己指明道路,我要坚持下去。我将开始我的进程,任何事情也不能阻止我前进。”

除了读书、写作,康德还得谋生。为了养活一大家子,康德的父母已经耗费了全部的精力,先后离世。成绩优异的康德便找到一些脑袋空空而口袋鼓鼓的同学,帮他们补习功课以换取些许报酬。可这样的学生也不大好找,不过,他还能尽一切努力维持体面。他的衣服虽然很旧,却总是洗得干干净净;为了让他的破袜子显得笔挺点,而不至于溜到鞋子里头去,他竟发明了一个妙法:在裤子口袋的顶头缝了一根线,线的另一头挂住袜子,这样他的袜子就总能像阔少的燕尾服一样笔挺。

度过了六年艰难的日子,康德大学毕业了。可惜,他的留校申请遭到了无情拒绝,他被迫踏上了社会之路。

1746年,康德找到一个非正式却在当时十分流行的职业——家庭教师,并且一做就是八九年。他先后为三个家庭工作过,其中有个叫凯塞林的伯爵,对康德的出色才智相当欣赏,带着他出席各种上流宴会。康德也就暂时抛开他那爱沉思的哲学家气质,变得活跃起来。他穿着价廉物美、整整齐齐的晚礼服,给玩牌的贵妇当参谋,同贵族谈政治,偶尔还向名媛献献媚,她们当然不会看上又穷又丑的家庭教师,却还是喜欢他的机智和幽默,经常被逗得花枝乱颤。在小孩子的嬉闹和舞会的喧哗中,康德浪费了宝贵的青春。

也就在这期间,康德有回闲来无事,竟离家96公里,到阿恩斯多夫去旅行了一趟。这是他一辈子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从此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

但在梦中,康德走得要远得多。有一回,他梦中独自划船漂到了南非一个荒芜的小岛,他在海上远远地就看见那岛上有两根高耸入云的石柱,于是便想凑近去看个究竟,谁知刚一靠岸就被岛民们给逮住了。没等康德开口,那些人的首领就告诉他:如果说的是真话,就要被拉到真话神柱前处死;如果说的是假话,就要被拉到假话神柱前处死。反正是死路一条了。康德想了一想,说:“我一定会被拉到假话神柱前处死!”

岛民们这下可傻眼了,他们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不得不把康德给放了。醒来后,康德便推理出了著名的四个二律悖反论命题。

1755年,他终于做了一件正经事——重返哥尼斯堡大学,以拉丁文论文《论火》拿到博士学位,并取得编外讲师资格。

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康德必须大量讲课,他开过的课包罗万象,简直就是一个大学的完整课程表。他每周上课长达20小时,即每周六天,平均每天三节课以上。虽然,康德平时不苟言笑,讲起课来却像换了个人,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旁征博引,还不时穿插一些趣闻逸事,使人于轻松之中获取知识。康德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以中等程度的学生为主,因为他认为笨学生朽木不可雕、教而无用,而天才学生们则自己会有办法。可以想见,听他课的学生相当多,通常都有上百人,康德也就不愁生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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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认为,事物如果不能为我们的身体器官所把握,也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经验。在约翰·埃夫雷特·密莱司的画作《盲女》中,盲女可以欣赏协奏曲的乐声,可以触摸女儿的手,闻到女儿的头发,却永远感受不到身后天空的彩虹。

与此同时,康德几乎年年有著作问世,他开始在哲学王国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康德对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充满信心,便于1758年申请哥尼斯堡大学哲学教授席位,却没能成功,34岁的他还是太年轻了。康德毫不气馁,他仍旧继续努力,随着著作的不断问世,他的声望也日渐高升,竟传到了政府当局的耳朵里。普鲁士的教育大臣很重视康德,准备一有教授职位空缺就请他补上。

过了几年,真有个诗学教授的席位空出来了,但康德拒绝了任命,他大概觉得诗是浪漫的东西,非他这种人能够玩的。第二年,他当上了所谓的“王室图书馆馆员”,这份固定兼差的年工资只有62塔勒。以后又有几所大学请他去做哲学教授,可他还是没有答应。原因很简单:不愿走远路。尽管哲学家的头脑装得下整个银河系,可他瘦小的腿却从来没有光顾过100公里以上的路程。

哲学辞典

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指的是研究感觉经验以外不变对象的哲学,与辩证法相对立。古希腊安德尼柯编亚里士多德遗稿,把研究事物具体形态变化的著作叫《物理学》,把研究事物本质、神、灵魂、意志自由等经验以外不变对象的著作编在《物理学》之后,叫《形而上学》,13世纪开始,这一书名被用作哲学名词。亚里士多德称“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物理学等各门科学为“第二哲学”。前者研究“存在的存在”,即世界的本原,永恒不变的非感怀的实体(本体)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者,即“神”。直到18世纪,它仍然是研究经验以外不变的对象,有些唯物主义者把它当作研究事物永恒不变的规律,有些唯心主义者把它当作研究抽象不变的理性概念。

任讲师15年后,命运女神总算给46岁的康德抛了个媚眼,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席位终于得闲,康德当仁不让,成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教授。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高薪俸使他不必每天上三四节课了,还可花大量的时间来进行玄妙的形而上学默想。他的日程极其简单,也极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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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市从1544年就有了自己的大学,但是直到康德在这里出现,这座城市才成为欧洲哲学研究的前沿。

每天清晨5点,起床,喝杯咖啡,将讲义翻一翻,他就上课去了。两节课后,回到俭朴的家,开始工作:或读书或写作或沉思。直到下午1点,吃午饭,他经常邀朋友聚餐,边吃边聊,而这些朋友十有八九不是搞哲学的。午餐过后,他又投入工作。

当他身穿灰色大衣、拿着手杖出现在住宅门口,然后朝“哲学家之路”的菩提树大道悠然走去,邻居们就知道时针准指向3点30分。他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地如此来回踱步,如果天气阴沉或乌云密布,人们就会看到他的老仆人兰勃夹着一把大伞,焦急地跟在身后。

有一次,他突然发现了仆人眼中的泪水,便半嘲弄、半怜悯地说:“实践理性在说,老兰勃有个上帝,否则他是不会如此动情的……”

也只有一次,康德没能出去散步,因为他太沉迷于卢梭的《爱弥儿》了,宁可牺牲散步时间,也要激动地将书一口气读完。

散步回去后,吃饭,工作,睡觉,每一件事都像上了发条一样。

康德的一天结束了,几十年来他全部的日常生活也不过如此。

形而上学是无尽的深渊,是无边的黑海,堆满了“哲学的沉船”,康德却想到那里寻找“宝藏”。11年来,他没多大收获。在死寂的假象背后,康德正经历着烈火的锻炼,他终将豁然开朗,迎接黎明。《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版,像太阳一样照亮了西方哲学的天空。

康德的名声愈加大了,也愈加容易惹麻烦了。

1793年,康德在《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里批判了控制德国人头脑的教会。威廉二世大为光火,将教育大臣臭骂一通,又命令其告诉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头子,不准再谈宗教,康德只好缄默地许下了私人承诺。四年后,威廉二世死了,康德立即自己恢复自由,可他已经73岁了,停止了授课,也退休了。

“创造从未完成,它仍在继续。”康德只将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定做《从自然界的形而上学到物理学的过渡》,却没能完成这前所未有的伟大使命。

1804年2月12日,康德走得很安详、很平静,像树上飘落的一片叶子,没有给世界增添一丝喧哗。

他的一生就像白开水一杯,唯一说得上轰动的就是他著作的出版,可那主要也是在他死后才有的,不过,他毕竟树立起了比铜像更不朽的丰碑!

他也深切地爱过了,形而上学是他永远的心上人。

诗人海涅说,罗伯斯庇尔只不过杀了一个国王和几千个法国同胞,德国人可以宽恕;康德却杀死了上帝,破除了神学最为宝贵的论证根据。不管这是讽刺还是启示,当康德的哲学摧毁了宗教之时,德国的牧师们纷纷予以报复,将自家的狗唤作康德。

他更像一个魔术师,能从空帽子里变戏法,变出上帝,变出永生,变出自由。

康德还是没有找到世界的开端,却创造出了两大奇迹,“星空在天上,道德律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