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自然科学是人类对生活的这个客观世界直观探索的成果，是人类的生存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创造的由人类组成的社会生活环境。人类对自然和人类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

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者相互影响却又各自发展着。一个社会科学学科及理论的发展需要有合适的哲学及自然科学作为其基础。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其机制的学科，受到研究者主观的影响尤其大，对这种情况的校正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学术客观性以及其学科的自然科学基础。而且，就研究本身来说，一个个理论的背后是活生生的人，而这些人对问题的诠释，是受到他所存在的时代背景、地域背景、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所决定的。关于古典经济学与西方演化经济学的论战由来已久。以下就从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方面对二者进行探讨。

（一）古典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1. 古典力学的兴盛

西方经济理论形成时期，在自然科学界是物理学中牛顿力学（或称古典力学）兴盛的时期。

从15世纪中叶开始到17世纪初，西欧经历了商业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这就是重商时代。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学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考察，构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史。随着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科学在英国时兴起来。17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至工场手工业水平，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产生了。而恰恰是在17—18世纪，以物理学为主体的自然科学飞速发展，古典物理学揭示了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众多神奇，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先进性。牛顿的观点中自然作用的泛力性是一个机械决定论的命题，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是和某些力相联系着的”，都服从力学原理，即都只能按照机械的必然性发生和进行。这种观点对自然科学以后200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18世纪以来，牛顿已经成为整个近代科学革命的象征，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概括了伽利略、笛卡儿、开普勒、惠更斯、胡克等人的研究成果，并将自己的研究创造建立于其上，确切地表述了力学的基本概念和规律，首创了地面力学和天体力学统一的严密体系，成为了经典力学的基础，实现了物理学上的第一次大综合。牛顿的科学研究方法不但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和实践方向，而且对后来的自然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公理化方法、归纳—演绎法、分析—综合法、数学—物理法、实验—抽象法。（注：参见青峰：《简明物理学简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牛顿是科学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将科学方法综合运用，为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牛顿的力学体系顶礼膜拜，崇敬得恍如面对上帝的启示。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波普的诗中赞美道“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来！于是，一切都被光照亮。”万事伊始的西方经济学接受了这些理论，并将其作为西方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这一情况延续至今。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理论结构，按照米洛斯基（Mirowski）的说法，是19世纪经典物理学给其打上的出生胎记。（注：P.Mirowski, “Machine Dreams: Economics Becomes a Cyborg Science”，Cambridge and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2.）18世纪法国的拉普拉斯把这种机械决定论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信条是：只要给出足够的信息，我们就能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这就是科学史上有名的“拉普拉斯决定论”。受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许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试图把社会科学建立成类似于数学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瓦尔拉斯、杰文斯和帕累托深受经典物理学的影响，瓦尔拉斯认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在每个方面都是类似于物理数学科学。”（注：Gefforey Hodgson, “Economics and Biology”, p.8,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5.）帕累托也把决定均衡的方程看作是合乎情理的力学方程。

2. 古典力学的局限与物理学的发展

就以物理学为例，由于牛顿等建立了微积分的方法，使数学工具得到加强。为了研究弹道和减少轮船的航行阻力，在伯努利、欧勒等人的努力下，流体力学得到了发展。矢量力学发展起来。但是，面对多质点，多约束的复杂情况时，研究遇到一定困难。1788年拉格朗日证明力学可以整个建立在最小作用量原理的基础上，分析力学与矢量力学平行发展起来，并成为推动理论物理和相对论发展的基本工具。拉普拉斯发表了“天体力学”。其后光学、电学、电磁学、热学、放射性研究、量子物理学、凝固态物理等学科和理论相继诞生，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人类所获得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厚。

真理没有绝对的，奥地利科学家、哲学家马赫对牛顿提出的绝对质量、绝对时间、绝对密度等概念做出了概括性批判，认为这是“没有自然科学意义的形而上学观念”（注：青峰：《简明物理学简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一个学科想要不断发展就需要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去汲取思想的营养。就像人想要健康茁壮地成长就需要吃尽可能多种类的食物一样。越偏食的动物越容易灭绝。恐龙就是这样悲惨的例子。

即使是被奉为经典的物理学也在不断地寻找着新的思维源泉。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量子力学创始者波尔和海森伯等都注意到，远东传统中的哲学思想与量子理论的哲学实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海森伯语）。（注：参见贾根良：《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李约瑟是中国古代有机整体论思想的热心宣传者，在他的影响下，普里高津、卡普拉、哈肯和托姆等科学家都把眼光转向了东方。（注：参见侯样祥：《传统与超越——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卡普拉在他的畅销书《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系统地研究了两者在思想上惊人的类似性，并对科学新范式的六个判据与东方哲学进行了对比。（注：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上海，三联书店，1989。）普里高津非常推崇中国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观。协同学的建立者、德国物理学家哈肯也说，“我认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很深的联系”。（注：参见贾根良：《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黑格尔说：有限物“以内在界限而建立为自身矛盾，通过矛盾，它被驱迫推动而超出自身”（注：白暴力：《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途径》，载《经济经纬》，2009（5）。）。当初，牛顿力学曾被奉为绝对真理。后来，随着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进一步探寻，牛顿力学逐渐不再全能。许多研究者试图在牛顿力学范围内克服这些矛盾，但都无功而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提出，突破了牛顿古典力学的枷锁，把牛顿力学降为特殊理论，解决了其种种矛盾，把物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日本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教授精辟地总结了这一情况：“……海森堡……回顾了理论物理学迄今的发展道路，注意到以下的事实，即每当理论向更高阶段发展时，总要出现给旧理论规定应用范围的普适常数。相对论中的光速，量子论中的普郎克常数等就是这种常数。在上述两项理论中，以光速为无穷大或以普郎克常数为无穷小而达到极限时就可以得到旧理论，即牛顿力学。”（注：白暴力：《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途径》，载《经济经纬》，2009（5）。）

3. 古典经济学的局限

古典经济学与作为古典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古典力学，在古典力学之后的时代中都得到了发展，但是都得面对自身的局限。为了学科能够更好地发展，这些局限成为了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一点上物理学呈现出了自然科学的特点：客观、公正。对真理的渴求使先进的思想受到人们的肯定和敬仰。而经济学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古典力学的枷锁至今仍然束缚着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使促进学科发展的工具变为了束缚学科前进的教条。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则构成现代大工业的起点……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现今，西方经济学被一些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理论的主流思想，对其盲目崇拜甚至将其作为教条。而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在其学科基础上是具有重大缺陷的，这些缺陷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基础局限性、社会时空基础局限性和逻辑基础缺陷等三个方面。以下对此进行论述。

（1）西方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局限性。前文已经探讨了古典力学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然科学基础的历史缘由，在此不再赘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工具范畴有弹性、均衡、均衡的变化以及均衡的稳定等等。这些基本工具范畴都是从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引入的。

白暴力教授曾指出，在市场价格运动的分析中，西方经济学由供给和需求的均衡说明市场价格决定，由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说明市场价格的变化，由稳定性分析说明市场价格的波动。但是，市场价格运动的统计数据与这些分析结果很难对接，从而也就难以由这些分析说明现实价格的运动。但是，如果拓宽思路，从古典力学方法的局限跳出来，使用电学的方法，将统计所得到的现实市场价格运动数据，分解为高次谐波、9次谐波、7次谐波、5次谐波、3次谐波等，则可以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思路。（注：参见白暴力，俞敏：《西方经济学学科基础的缺陷》，载《高校理论战线》，2004（10）。）

（2）西方经济学社会时空基础的局限性。人类社会演进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以社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自身的生产关系基础。资本主义也是这样，它有自身的生产关系基础，并且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会随历史发展而消亡。因此，经济学研究应该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和生产关系的演进中研究经济现象。

但是，西方经济学（自觉和不自觉地）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基点。西方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及其演进，也不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经济现象，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既定的基点出发研究经济现象。因此，西方经济学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雇佣劳动关系这个既定基点出发研究经济现象的，它将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作为自然的、永恒的存在，不研究这一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也不研究这一关系本身和及其对经济现象的影响。

（3）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理论的两个基础和逻辑起点是新古典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西方经济学从新古典生产函数推导出了供给曲线，从效用函数推导出了需求曲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价格理论体系，构成微观经济学的主体。然而，正是这两个逻辑起点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使得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理论这个庞然大物成为一个泥足巨人。

新古典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度量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存在性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函数被定义为投入与产出的技术关系。新古典生产函数认为：生产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投入，一个是劳动投入L,一个是资本K,产出q和劳动投入L都有自己的物理量单位，而资本却无法用一个物理单位来计量。如果资本无法度量，以资本作为自变量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也就不能成立；如果新古典生产函数不能成立，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出发点推出的供给曲线也就失去了基础。同时，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理论的效用函数存在着“效用的度量问题”。对效用的度量必将涉及对社会结构的说明，所以，西方经济学面对着这个困难，也采取了回避态度，放弃了基数效用论，而采取了所谓的“序数效用论”，用“序数效用论”来说明需求曲线的建立。新古典西方经济学放弃了“价值论”，而“序数效用论”只有在强假定下才能完善。

新古典西方经济学有着这样致命的缺陷却仍然为许多研究者所推崇，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在一个虚拟的时间静止神话中自得其乐，就像关在水晶球中的雪人一样。

现在一般都把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当作今天正规新古典经济学的先驱者或来源。而事实上，马歇尔并没有像现代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拘泥于古典力学的范式。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很清楚，他真实的兴趣是在经济动态中，并表达了经济学应该与生物学相结合的倾向：“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生物学概念比力学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相似之处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这个事实以及本书中特别注意的近代生活的正常状态，都含有本书的中心概念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之意。但是，事实上本书始终是研究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注：［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马歇尔的著作显示出，他极力要在演化体系的分析中，把对有活力的理论表述的要求与对描述准确性的要求相平衡。他还指出，在经济生活中不可逆转的演化变革是极端重要的，认为经济社会的演化是渐进的。他的这种思想中明显包含着演化隐喻。

（二）西方演化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近代科学发展的大致顺序是数学、天文学、力学、光学、热学、化学、生物学，这反映了科学认识本身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规律，与欧洲经济结构特点也不无关系。所以，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来说，其自然科学基础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经济学是一门来源于社会实际经济运行的学科，它来源于实际，也必须回归到实际。如果只是以古典力学为基础不断地闭门构建工具主义的数学模型，脱离开它生长的土壤，那么这个学科就会像插在花瓶里的鲜花，明媚鲜艳的盛况过去，只能不断失去生气，渐渐枯萎，只落个花开易现落难寻的境地。正如自然科学中理论的提出是在实验基础之上运用回溯法的结果一样，通过比较所认识的只不过是事物深层因果机制所呈现出的效应或半规律性，因果机制本身的确认必须以此为基础，通过类比和隐喻这种回溯过程才能获得，这与自然科学并无差别。西方演化经济学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合理地运用了生物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革命性地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社会科学都应避免来自自然科学的隐喻，但许多认知科学家和方法论学者认为类比在科学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许多学者都认为在归纳、演绎和类比这三种研究方法中，类比是最具创造性的。这是因为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类比所起的作用是从其他学科中引入对研究方法及对象新的认识论并在本学科中应用，这样便会更好地促使学科进行创新，引入活水的池塘才能清如许。就像对外来物种的引入，如果处理得当，会对本地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极大贡献。这样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者从本专业已经“固化”的学院的思维模式中化解出来，而且在科学革命期间有助于新范式之内核的形成，这种范式的内核是科学家认识世界的基本信念，自然科学对此也概莫能外。就以西方演化经济学重要的理论框架——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形成为例，在达尔文进化学说的形成过程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起过重要作用。在达尔文的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生存斗争的思想，受到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极大影响。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绪论”和正文中都提到了马尔萨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