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阶段：演化经济学的产生：达尔文进化论的应用

演化经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其特点在于将达尔文进化论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之中。如果把演化思想比喻成一颗落入经济学土壤中的种子，那么在以凡勃伦至熊彼特为代表的时期，这颗种子开始了扎根成长。

康德曾经说，若“希望有朝一日会再出现一位牛顿，哪怕他将只是给人们讲清楚一棵草是怎样按照没有哪个人的意图所规定的自然规律生长出来的”乃是“不明智的”。（注：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然而，达尔文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位“牛顿”，他从生物本身的基本存在性质出发，发现了生物存在的本质。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进化论诞生。达尔文进化论主要包括四个子学说：（1）一般进化论：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2）共同祖先学说：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3）自然选择学说：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机制。（4）渐变论：生物进化的步调是渐变式的，是一个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累积微小的优势变异的逐渐改进的过程，而不是跃变式的。（注：参见达尔文：《物种起源》，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860年，马克思阅读了《物种起源》一书，并认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注：《马克思恩格全集》。中文1版，第30卷，5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对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当时就有人指出：“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第一卷序言中也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无论是关于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描述，还是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论述，都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达尔文演化（进化）思想的一种应用。马克思既是演化理论家又是制度理论家。在西方，不仅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被认为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而且马克思还被认为是环境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序言中指出，“人们不需要别人传授任何知识就可以始终确信这样一点：人还直接和——归根到底是——无法扬弃地从属于生物学的存在领域，人的生存、形成过程以及他的生命进程和终结，都广泛地和决定性地以生物学的存在形式为基础。……就人的一切内部和外部的生命表现而言，人受生物界规定的存在方式归根到底是无法扬弃的以同无机界的共生为前提的……”（注：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熊彼特认同马克思的“把经济演化看做由经济制度产生的独特过程”的思想，并试图发展一种资本主义动态理论。由于熊彼特一方面想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演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始终信奉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他终身徘徊于这个矛盾之中。（注：Hodgson, G.M.,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Bring back Life into Economics”, Polity Press, 1993.）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借用生物学，他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作“产业突变”，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之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种观点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古尔德等“间断均衡”的生物进化理论。熊彼特经济发展的质变可以是渐进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继承其传统的经济学家自称为“新熊彼特”学派，其中一些学者构成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注：参见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在《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的科学？（Why Is Economics Notan Evolutionary Science?）一书中，将进化论的演化方法与经济学体系的物理学框架比较，指出“变异、遗传和选择”这些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应该为经济学所吸收，并应用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注：Veblen, T.B., “Why Is Economics Notan Evolutionary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898（12）。）托斯丹·凡勃伦还在《有闲阶级论》中写道：“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过程。”（注：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不过，凡勃伦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其演进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在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中，凡勃伦借鉴了达尔文理论的部分原则（注：Hodgson, G.M.,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tudie Note di Economia, 2009 （86）），他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美国19世纪末“职能主义”的新心理学，并承袭了历史学派的部分传统。他批评之前的经济学强调理性，以边沁的“苦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将人作为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以此为前提寻求不变的自然规律。他用本能代替理性来解释人类的经济活动，将生物进化规律移植到人类社会，试图说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注：参见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凡勃伦把演化隐喻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和变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从物理学中所借入的静态和均衡思想。

虽然凡勃伦对达尔文主义的概括是不完善的，但是他是第一个将“演化经济学”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经济学家，是首批试图构建这个社会机构框架的人之一，其学术遗产的积极部分仍然很有意义。但是，也许由于当时的生物学理论基础有限，生物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并没能给经济学带来很大的发展。

凡勃伦的传人未能很好地继承这一传统。这里要说明的是，凡勃伦关于制度是生物学基因类比物的观点，是纳尔逊和温特所提出的作为选择单位的基因类比物——企业惯例的先驱，但纳尔逊和温特却把其进化建模先驱归于熊彼特，并创立“新熊彼特”学派。（注：Hodgson, G.M.,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tudie Note di Economia, 2009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