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魏晋北朝时期的人口规模

曹魏取代东汉后，北京地区属其版图，并为西晋所继承。自晋惠帝永安元年（304年）刘渊、李雄分别建立前赵、成汉，至北魏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统一北方，史称“十六国”时期，北部中国先后出现过22个割据政权，北京地区频繁易主，曾先后属于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国的领土。十六国之后，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南方有宋、齐、梁、陈相继建国，北方则有北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先后更替，北京地区先后为北魏、东魏、北齐、北周所统治。由于战乱不断，再加上割据政权经常强制迁徙人口，致使北京地区的人口数量起伏很大。在《晋书·地理志》和《魏书·地理志》中，分别保存了西晋太康初年（约281年）的户数和东魏武定年间（543—550年）的户口数，但其统计都有大量遗漏，需要结合其他资料予以修正。至于北京地区其他时期的户口变动，因无统计资料可据，只能根据局势变动情况加以推测。

一、魏晋时期

1．汉魏之际

东汉自桓帝以降，政治更加腐朽，变乱此伏彼起，北京地区亦难例外。汉灵帝时，蔡邕在上疏中就指出：“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比年兵饥，渐至空耗。今者百姓虚县，万里萧条。”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北京地区有百姓也起而响应，当年四月，“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中平四年六月，渔阳人前中山相张纯与前太山太守张举欲夺取天下，“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这些战争，当使北京地区损失不少人口。中平五年，刘虞受命为幽州牧，次年仕任，抚恤百姓，使幽州成为纷乱年代里一块难得的乐土：“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所谓“百余万口”，肯定有所虚夸，但当时有大量流民到幽州避难，殆无疑问。

可惜好景不长。驻守蓟城的奋武将军公孙瓒，与刘虞积怨日深，“乃筑小城于蓟城东南以居之”，意在与刘虞抗衡。初平四年（193年），刘虞率兵击公孙瓒，失败被杀，公孙瓒尽有幽州之地。当时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遂在燕南赵北之间的涿郡易县筑易京城（今河北省雄县西北）。公孙瓒徙镇时，蓟城部分居民可能被迁到易京。刘虞部下渔阳人鲜于辅等，推举燕国阎柔为乌桓司马，并与袁绍结盟，攻打公孙瓒，双方互有胜负。公孙瓒“恃其才力，不恤百姓”，“所在侵暴，百姓怨之，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杀瓒所置长吏”，公孙瓒龟缩于易京城中，大势渐去。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攻灭公孙瓒，据有幽州。经过兵燹蹂躏，幽州等地残破已甚，但袁绍不知保境安民，反而出兵南下与曹操争锋，屡遭失败。建安七年，袁绍病死，袁氏集团内部产生纷争。曹操逐步攻取袁氏地盘，并北击乌桓，到建安十二年，最终统一北方。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丕代汉自立，国号魏。

在东汉末年的大动乱中，人口损失很大，史称“兴平、建安之际，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据赵文林、谢淑君估计，如果只计算各郡国而不计少数民族，人口由东汉末年的6000万降至三国初的1100多万，减少了80%；如果计算少数民族，则下降至1400多万，减少了3/4以上。王育民估计，三国初期（220年）约有人口2600多万人，比东汉时下降44.6%。葛剑雄认为王育民的推算过于大胆和草率，他推算东汉三国间的人口谷底大致在2224万～2361万之间，比东汉人口高峰下降了60%。袁祖亮、尚新丽估计，自东汉永寿三年到曹魏黄初元年（157—220年）的63年间，人口数自56486856人减少到19232741人，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7‰。路遇、滕泽之估计，三国鼎立前后，人口总计有1200万左右，加上少数民族人口约700万，共有1900多万。袁延胜估计，东汉末年人口不会超过1800万，大约在1500万左右，只有永和五年人口数的32%，比东汉初年的人口还少。上述各家的估计方法不尽相同，估计数相差很大，但除王育民外，其他学者估计的东汉三国间人口损失率都在60%以上。如前所述，学者们大多估计东汉人口峰值为6500万，以下降65%计，则三国初期约有2275万人。

与全国一样，北京地区的人口在东汉末年也大有减损。一方面，如上所述，北京地区战乱纷攘，必然造成大量人口死亡逃徙。建安四年（199年），袁术遣使者谓袁绍曰：“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所谓四州，即袁绍控制的幽州、冀州、青州和并州。据《续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140年）四州户数总计达200万以上，此时已减少一半。此后曹操屡攻袁氏，人口还会继续减少。涿郡在永和五年有102218户、633754口，但到曹魏初期，全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另一方面，北京地区还有不少人口被迫或主动流入乌桓。袁绍据有幽州时，“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死，诸子争权，分据要地，曹操出兵破之，袁尚败后，“奔蹋顿，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北京地区的人口损失率，估计要在65%以上，到曹丕代汉的黄初元年（220年），人口可能在25万左右。蓟城的人口，可能又降到西汉初和东汉初的水平，即2万左右。

2．曹魏时期

曹魏时期，今北京地区的行政单位，包括燕国所辖蓟、昌平、军都、广阳、潞、安乐、狐奴7县，以及范阳郡所辖良乡县，上谷郡所辖居庸县。由于没有分区户口数字可供参详，对于北京地区的人口规模，只能根据三国总体人口形势加以估测。

关于三国时期的人口数，史籍记载颇少。《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谓炎兴元年（263年）蜀有28万户、94万口。同书卷48《吴书·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谓天纪四年（280年），吴有52.3万户、230万口。《续汉书·郡国志一》注引《帝王世纪》，谓景元四年（263年），与蜀通计，共有943423户、5372891口；如减去同年蜀国户口数，则魏有663423户、4432881口。三国户口数相加，尚不到东汉永寿三年（157年）户口数的14%。曹魏一些官员，在上书中也极言户口之少。如太和年间，杜恕言：“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青龙年间，陈群言：“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景初年间，蒋济言：“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对于陈群（字长文）之言，裴松之作注时曾表示怀疑：“汉书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户口最盛，汝南郡为大郡，有三十余万户。则文、景之时不能如是多也。案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户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长文之言，于是为过。”

当今学者基本都认为史籍所载三国户口不可信，但各家给出的估计数字，则相差极为悬殊。洪建新估计，三国时期人口当超过1000万。赵文林、谢淑君估计，三国末（280年）魏地约有162.7万户、吴地约有55.8万户、蜀地约有30.6万户，按每户6.6人计，共有1644万口。王育民分别估算了州县编户、世家豪族荫户、屯户、兵户、吏户、少数民族户的数量，认为三国末年约有680万户、3798万口。葛剑雄估计，三国末期至少有3000万人。路遇、滕泽之估计，曹魏人口约有1129万、蜀汉约有200万、吴国约有400万，总计1729万，加上三国统治区内外少数民族人口约1025万，三国末年总人口约有2754万。陶文牛估计，三国实际掌握的人口总数在350万户以上、2300万口左右，加上世家豪族荫庇人口、流民和少数民族人口，总计户数在800万以上、口数在4600万以上。从当时的局势推测，魏、吴、蜀之间虽然时有争战，但总体局势基本平定下来，人口应有恢复和增长。自三国初期到西晋统一（220—280年）的60年间，即使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5‰，则人口也应自2275万增加到3068万。

如前所述，西汉一代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5.92‰～6.82‰，东汉一代约为6.41‰～7.29‰。两汉人口都曾出现大幅波动，在相对安定的时期，人口年均增长率都在10‰以上。三国时期的总体社会经济形势，自然不能与作为统一王朝的两汉时期相比，但北京地区地处东北边陲，远离魏与吴、蜀的战场，社会经济相对安定。刘靖任都督河北诸军事、征北将军时，通高梁河，造戾陵堨，开车箱渠，“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因此，北京地区的人口年均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数似应更高一些。前面估计黄初元年（220年）北京地区约有25万人，如以年均增长率6‰计，到曹魏灭亡的咸熙二年（265年），则应有近33万人。虽有所增长，但远未恢复到东汉盛时的水平。

曹魏时，蓟城依然为北方重镇。《三国志》卷16《魏书·杜恕传》记载，正始中，杜恕“复出为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时征北将军程喜屯蓟，尚书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处先帝之世，倾田国让于青州。足下今俱仗节，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据此可知，蓟城不但是燕国都城，还是幽州刺史治所，征北将军亦曾屯驻此处。蓟城的人口，可能会超过东汉盛时的一半，达到5万左右，其中军人当占很大比例。

3．西晋时期

曹魏后期，大权落入司马氏手里。魏景元四年（蜀炎兴元年，263年），魏灭蜀。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代魏自立，国号晋。280年（吴天纪四年、晋太康元年），西晋灭吴，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好景不长。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其子司马衷嗣位，是为晋惠帝。惠帝患有痴病，无法理政，宗室、外戚为争夺权力互相残杀，酿成史称“八王之乱”的社会大动乱，黄河流域重又陷入战火之中。混战各方还竞相勾引少数民族助战，鲜卑、乌桓、匈奴等遂深入内地，卷入西晋内乱，并相互争战。这种混乱局面，很不利于人口的恢复和增长。

关于西晋时期的户口数，史籍曾提到太康年间的几项。如《晋书》卷14《地理志上》记载，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后，共有2459840户、16163863口，平均每户6.57口。《隋书》卷29《地理志上》谓“有晋太康之后，文轨方同，大抵编户二百六十余万”。此外，《三国志》卷22《魏书·陈群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谓有户377万，但此数与其他数据不合，有可能是277万之误。这些数字显然难以据信。前面估计，太康元年西晋统一时，人口应当不少于3000万，而史籍所载尚不到此数的54%，著籍人口与实际人口相差甚大。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大量农民沦为豪强地主之私属，二是屯田户、兵户、吏户等特殊户口皆不著录于州县户籍。

由于缺乏基础数据，现代学者对西晋人口数的估计带有很大随意性。赵文林、谢淑君估计了四个年份的人口数：太康元年（280年）为2089万余人，太康三年为2116万余人，武帝末年为2222万余人，元康七年（297年）为2251万余人。王育民采用与估计三国人口数量时相同的方法，估算西晋盛时约有800万户、4500万口。葛剑雄认为他们对史料的解读颇多误解，估计过于随意，因此其结论也无法令人接受。他主张，在缺乏最低限度的原始数据的情况下，对西晋人口数只能作很粗略的估计。他给出的估计结果，是到“八王之乱”爆发前的永康元年（300年），实际人口可能达到3500万。袁祖亮、尚新丽估计，永嘉四年（310年）西晋人口数约为3700余万。路遇、滕泽之估计，西晋统治区内在籍和脱籍人口当有2469万、少数民族约有535万，沿边统计范围以外的人口至少也有475万，全国总计约3479万。自三国末至永康元年（280—300年），按葛剑雄的估计数计算，人口年均增长率为7.74‰；按路遇、滕泽之的估计数计算，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1.75‰，若仅计算应当包括在户口统计范围内的在籍和脱漏人口数，则年均增长率为17.97‰。笔者认为，路、滕二氏的数值偏高，葛氏的数值似较为合理。

《晋书·地理志》列有各郡国户数，有些学者将其视为太康三年（282年）户数，也有学者认为是太康初年不同年份的混合数字。其时今北京地区的行政单位，包括燕国所辖蓟、昌平、军都、广阳、潞、安乐、狐奴7县，范阳国所辖良乡县以及长乡县部分地区，上谷郡所辖居庸县。《晋书·地理志》所载北京地区分属的各郡国户数分别为：燕国29000户，范阳国11000户，上谷郡4070户。由于未相应地列出口数，学者们在使用这项数据时，基本上都以该书所记太康元年户口数为准，按每户6.57口折算。

于希贤、韩光辉运用“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算术平均法”，推算当时北京地区户不足2.4万，人口不足16万。路遇、滕泽之亦采用此法，但认为《晋书·地理志》所载户数偏低：其一，燕国户数应加上燕王司马机的封户6663户，合计35663户；其二，范阳国户数过低，至少也有25000户。按照调整后的户数计算，北京地区应有26558户、174485人，此外杂处于北部边境地区的乌桓、鲜卑人约有5万，整个北京市辖区人口当在22万以上。《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采用“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分布统计法”，测算太康初北京地区有26100户、171477人，详见表2—6：

仅就对《晋书·地理志》所载户数的分割而言，《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的估计方法更加合理。但它未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如前所述，《晋书·地理志》记载的户数严重偏低，可能只有实际户数的一半稍多，如按60%计，则北京地区的人口数就应上调至近29万人；二是当时鲜卑等族已进入今怀柔区北部和延庆县东北部山区，由于以游牧为生，人口密度较小，恐怕远达不到路遇、滕泽之估计的5万人，但超过1万当无疑问。这样，太康初（约281年）北京地区总人口当在30万人以上。按上面据葛剑雄估计数计算出来的7.74‰年均增长率测算，到永康元年（300年），北京地区总人口数应增长到近35万人，略多于曹魏灭亡时的人口数，仍不到东汉盛时人口的一半。蓟城的人口数量，可能与曹魏时亦相差不多。

西晋后期，北京地区一直处在王浚的统治之下。王浚系尚书王沈之庶子，因阿附晋惠帝皇后贾氏，屡迁至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驻蓟城。王浚为增强自己的势力，“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八王之乱”爆发后，王浚拥兵观望，引起成都王司马颖不满，表请朝廷以右司马和演代为幽州刺史。和演到幽州，被王浚所杀，王浚自领幽州，出兵击败司马颖。后见东海王司马越势力强盛，遂依附之。司马越掌握朝政后，以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建兴二年（314年），羯族首领石勒攻克蓟城，擒杀王浚。建兴四年，匈奴人刘曜攻破长安，晋愍帝司马邺被杀，西晋灭亡。次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即晋王位，转年即皇帝位，史称东晋。中国陷入南北分裂的局面。

在中原陷入战乱之时，幽州地区相对安定，本是招集流移、增殖户口的好机会。但王浚却生活侈靡，为政严苛，给民众带来很大祸害。西晋末年，幽州数遭天灾，王浚不予救助。永嘉四年（301年），幽州等六郡发生蝗灾，“食草木、牛马毛，皆尽”。建兴元年（313年），幽州发生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赡恤，刑政苛酷，赋役殷烦，贼宪贤良，诛斥谏士，下不堪命，流叛略尽”。对于流移而来的中原民众，王浚亦“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复去之”，其中不少转投辽西鲜卑段氏部和慕容部。根据这些情况判断，西晋末年，北京地区人口当有较大下降，以较盛时减少30%计，西晋末年北京地区约有人口25万人。

二、十六国时期

自晋惠帝永安元年（304年）刘渊、李雄分别建立前赵、成汉，至北魏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统一北方，北部中国先后出现过22个割据政权，因北魏史学家崔鸿将其中16国载入《十六国春秋》，故史籍中称之为“十六国”时期。这段时期战乱不断，北京地区亦频繁易主，曾先后属于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国的领土。

这一时期，“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余半”，人口损耗是极其严重的。路遇、滕泽之利用片断零星史料，估计了十六国前、中、后期各国人口数量，认为由于天下大乱，战争连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人口增殖条件受到严重破坏，在塞外及西部少数民族大量涌入的情况下，整个北方地区的人口也仅能维持在一千数百万这样一个低水平上。葛剑雄认为，一方面，黄河流域战祸酷烈，十六国期间人口下降幅度应该大于两汉之际，而与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大致相同，西晋相当于十六国辖域内约有2000万人，十六国人口数量最低点应该降到五六百万，仅仅及原来的1/4左右；另一方面，在十六国的100多年间，出现过几段相对安定的时期，人口也可能有较大幅度的回升，就局部地区而言，完全可能达到甚至超过西晋时的实际人口数量。具体到北京地区的人口数量，当然更无任何数据可供稽考，只能结合局势变化做一些极其粗略的推测。

西晋建兴二年（314年），石勒攻破蓟城，“焚烧城邑，害万余人”，蓟城及周边人口应当有很大损失。石勒恐其根据地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等地有失，在蓟城停留二日即回师，以晋尚书刘翰行幽州刺史。刘翰转投辽西鲜卑段匹，段匹入据蓟城，被东晋正式任为幽州刺史。后因部众离心，段匹南奔冀州，蓟城落入令支鲜卑段末波之手，末波以其弟守蓟城。东晋大兴二年（319年），石勒建国号曰赵，史称后赵，都襄国。大兴四年，石勒再次攻取幽州。短短数年之间，幽州竟数度易主，人口肯定会有所流失。

后赵对幽州地区的统治，维持了30年，可以石虎篡位为界线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四五年间，石勒当政，他注意安抚百姓，降低租税，劝课农桑，社会经济比较安定，人口应当有所恢复和增长。建平四年（东晋咸和八年，333年），石勒死，子石弘继位。次年，石勒侄石虎废杀石弘，自称居摄赵天王，迁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境）。石虎为政苛暴，不恤民力，兴建宫室台观数十所。当政期间，还与鲜卑慕容皝交恶。慕容皝于东晋咸康三年（337年）自立为燕王。次年，约后赵共伐辽西鲜卑段辽。石虎应邀出兵进攻段辽，而慕容皝却毁约不出。石虎击破段辽后，移师攻击慕容皝，大败而归。石虎为了报复，大举征兵，“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所谓“兼复之家”，即享有豁免兵役特权的人家，兵役征及此类人家，一般人户的丁男当尽发为兵。幽州与慕容部相接，兵役、力役当更酷重。总起来看，在石虎统治的十几年间，“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值米二斗，百姓嗷然无生赖矣”，当有大量民众死亡流徙。

东晋永和四年（后赵建武十四年，348年），鲜卑慕容皝死，子慕容儁嗣燕王位。次年，后赵石虎亦病卒，宗室发生内乱。永和六年，石虎养孙冉闵乘机夺取后赵政权，国号曰魏，史称冉魏。慕容儁见有机可乘，遂挥师南下，夺取了幽州地区。一年之内，幽州即两次易主，百姓乱离不可避免。

慕容儁夺取幽州后，继续向外扩张，于永和八年（冉魏永兴三年，352年）攻灭冉魏，遂自立为帝，国号大燕，史称前燕，以蓟城为国都。慕容儁在攻灭冉魏过程中，就曾将俘获的冉魏宗室、将帅、土豪等迁到蓟城，并“稍徙军中文武兵民家属于蓟”。正式定都于蓟城后，居住在原都城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的宗室成员也迁居蓟城。由于大量鲜卑贵族和兵民移入，蓟城地区的人口肯定会迅速膨胀。但前燕以蓟为都仅五年，为了进图东晋和前秦，又将都城迁至原后赵国都邺城。随着都城迁移，大量鲜卑人当随同而去，蓟城地区人口又骤然下降。

前燕末期，兵革不息，朝政混乱，而此时前秦苻坚正扩张其势力。前秦建立于东晋永和七年（351年），始建者为氐人苻健，都长安。永和十一年，苻健死，子苻生嗣位。东晋升平元年（357年），东海王苻坚杀苻生自立，去帝号，称大秦天王。东晋太和五年（前秦建元六年，370年），苻坚攻灭前燕，占据幽州，并进而统一北方。史载苻坚攻陷邺城时，阅其名籍，有2458969户、9987935口。这是十六国时期得以保存下来的唯一较为完整的户口数字。据《晋书·地理志》统计，在与前燕相同的地域范围内，共有1116317户，仅为前燕户数的45.4%。但实际上，不能由此得出前燕末年人口超出西晋太康年间一倍多的结论。前燕著籍户口的增长，主要是通过推行罢军封、检籍、析户等政策，使大量荫户、隐户归籍的结果。

苻坚为了稳定局势，设立两个军镇，一在邺城，一在蓟城，足见其对幽州的重视。前秦统治幽州不到15年，幽州百姓不仅未得休息，反而迭经战乱。建元十二年（东晋太元元年，376年），苻坚命幽州刺史苻洛率幽州兵10万攻代王拓跋什翼犍。攻灭代国后，苻洛自以有功，请开府仪同三司，未允，遂深怀怨望。建元十四年，苻洛之兄、豫州刺史苻重谋反，苻坚未予惩处。建元十六年，苻重被任为镇北大将军，镇蓟，幽州刺史苻洛则徙治于和龙（即龙城）。苻洛、苻重兄弟并处幽州，得到了谋反的大好机会。同年三月，苻坚欲将苻洛调离幽州，苻洛遂在和龙起兵反，苻重尽发蓟城之兵以从之。苻坚虽迅速出兵平定了叛乱，但幽州残破已甚，户口损耗当很严重。

建元十九年（东晋太元八年，383年），苻坚倾全国兵力南下攻晋，于淝水惨败逃归，前秦骤衰，不久分裂为后燕、西燕、后秦、后凉、西秦、后魏等小国。后燕系慕容皝第五子慕容垂所建。东晋太元九年（384年），慕容垂自称燕王，派遣将军平规略取幽州。次年二月，前秦幽州刺史王永自知难守，焚烧蓟城宫室而去，幽州归入后燕版图。在后燕与前秦争战过程中，幽州地区再次遭受浩劫。史称“燕秦相持经年，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垂禁民养蚕，以桑椹为军粮”。后燕占据幽州不久，建节将军徐岩叛于武邑，“驱掠四千余人，北走幽州”，慕容垂敕令幽州守将平规“固守勿战”，平规却违命出战，为徐岩所败，徐岩“乘胜入蓟，掠千余户而去”。可以设想，在前秦与后燕更替之际，幽州数遭兵燹，户口肯定会进一步下降。

平定河北后，慕容垂以慕容农为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诸军事、幽州牧，镇龙城。在此前战乱之中，“幽、冀流民多入高句丽”，慕容农“以骠骑司马范阳庞渊为辽东太守，招抚之”。建兴元年（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慕容垂称帝，都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史称后燕。建兴四年，以长乐公慕容盛镇蓟城，修缮旧宫。建兴六年，又置行台于蓟，加慕容盛录行台尚书事。后燕在蓟城设置行台，说明蓟城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后燕统治时期，幽州相对安定，人口当有所恢复。但后燕统治幽州仅十余年，增长幅度不会太大。

从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出，十六国时期，北京地区频繁易主，迭经战乱，自然会对人口造成很大损耗，但也出现一些相对安定的时期，人口会有所恢复。此外，一些强制性的人口迁移，也会使人口规模骤起骤落。估计这一时期北京地区的人口数量，低时可能在15万左右，高时可能在20万左右。在前燕以蓟城为都的数年间，人口规模可能接近西晋末年的水平，达到25万左右。

十六国时期，蓟城始终是重要军镇，屯聚着大量军事人口。如后赵末年，石遵篡位，镇守蓟城的沛王石冲起兵讨之，“于是留宁北将军沭坚戍幽州，帅众五万自蓟南下”。这五万人恐怕大多屯驻在蓟城及附近。由此推测，通常情况下，蓟城人口规模可能在5万左右。当然，由于频繁易主，局势混乱，蓟城人口恐怕也会聚散无常，骤起骤落，低时可能只有1万多人。

三、北朝时期

1．北魏时期

北魏的建立者为鲜卑拓拔珪。在后燕慕容垂于中山称帝的同一年，即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拓拔珪即代王位，旋改称魏王，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拓拔珪与慕容垂系甥舅关系，立国之初，后燕曾助其攻灭独狐、贺兰诸部，北魏势力日盛。但因后燕时常索要马匹，两国关系恶化。

后燕建兴十年（北魏登国十年，东晋太元二十年，395年），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率兵8万伐魏，几乎全军覆没。后燕永康元年（北魏皇始元年，东晋太元二十一年，396年），慕容垂亲率大军攻魏，攻陷平城（今山西大同），掳掠3万人而还。回师途中，慕容垂病死，慕容宝继位。数月后，拓拔珪大举攻燕，进围后燕国都中山，并“别诏将军封真等三军，从东道出袭幽州，围蓟”。次年三月，慕容宝率其妻子及兄弟宗族数千骑自中山北遁，至蓟城，击败魏军，“尽徙蓟中府库北趣龙城”。慕容宝逃归龙城后，于次年被弑，后燕陷于内乱。建始元年（北魏天赐四年，东晋义熙三年，407年），后燕国主慕容盛被慕容云弑杀，后燕亡。慕容云恢复其本姓高，即帝位，史称北燕。逾年，高云被宠臣离班等人所杀，冯跋又诛杀离班等人，称燕天王。

北魏皇始三年（东晋隆安二年，398年），拓拔珪即皇帝位，改元天兴，迁都平城。次年（北魏天兴二年，后燕长乐元年，399年）十二月，后燕燕郡太守高湖“率户三千归国”。依情理度之，高湖当率全城归降北魏，因此这3000户应是蓟城全部居民。当时屡经战乱，户均人口不可能太多，蓟城人口应不到15000人。

高湖降魏后，仍忠于鲜卑慕容氏的幽州汉族地主，在卢溥领导下起事，攻杀北魏幽州刺史封沓干，数月后被平定。渔阳乌丸库傉官氏也屡次起事，至泰常元年（东晋隆安二年，416年），北魏最终平定幽州，遂集中兵力进攻北燕。泰常三年（北燕太平十年，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年），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等进攻北燕，“至龙城，徙其民万余家而还”。延和元年（北燕太兴二年，432年），又大举攻燕，“遣安东将军、宜城公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俱会和龙”。北魏大胜，“徙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此后北魏连年攻燕，至太延二年（北燕太兴六年，436年），北燕亡。在北魏与北燕的战争中，幽州地区大量百姓被迫从征，肯定会有一些伤亡，但北魏将原北燕境内大量人口迁移到幽州，又使幽州地区的人口得到补充。

北魏对北京地区的统治持续了130多年，但由于户口统计资料荡然无存，其人口数量亦难确知。关于北魏一代的户口变动情况，《魏书》卷106《地形志》总序概述说：“正光已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恒代而北，尽为丘墟；崤潼已西，烟火断绝；齐方全赵，死如乱麻。于是生民耗减，且将大半。永安末年，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据此，北魏人口峰值应该出现在孝明帝正光（520—525年）以前，人口规模大约相当于西晋太康年间的一倍。

此就全国户口形势而言，不同地区的增长幅度肯定会有所差异。关于北京地区所在的幽州，目前尚未发现可资评估的数据，但邻近的定州、冀州却有一项数据可供估测。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三月，“以冀、定二州民饥，诏郡县为粥于路以食之”。六月，“定州上言，为粥给饥人，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七月，“冀州上言，为粥给饥民，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北魏定州相当于西晋的中山国、常山郡、巨鹿郡、赵国，共有112000户，按西晋户均6.57口计，约73万人；冀州相当于西晋的渤海郡、乐陵郡、安平国以及半个平原国，共约109500户，约719000多人。定州所活饥民数，为西晋同地域人口总数的130%；冀州所活饥民数，为西晋同地域人口总数的105%。路遇、滕泽之认为，受灾不能自存的人口即使占全部人口的一半以上，也是增加一倍多。笔者认为，这一估计可能偏高。因为如前所述，《晋书·地理志》所记户数可能只有实际户数的一半稍多，将二州非饥民人口与西晋同地域脱漏人口相互冲抵，北魏太和年间的人口数应当超过了西晋太康年间，但也不可能达到一倍，或许假设增加了30%更为适宜。

如前所述，如按《晋书·地理志》所载户数分割估算，太康初年北京地区约有14万余人；但若考虑到有大量人口脱籍，以及少数民族不在统计之列，太康初年北京地区人口当在30万人以上。假设幽州的人口增长幅度与定、冀二州相似，太和七年（483年）北京地区的人口规模应接近40万。自太和七年到正光四年（523年）——“六镇之乱”爆发的前一年——的40年间，北京地区虽曾几次爆发民众反抗斗争，但规模都较小，持续时间也很短，对社会经济没有太大影响。一些地方官员也比较注意发展经济，抚循百姓。如孝文、宣武帝之际，燕郡太守卢道将“敦课农桑，垦田岁倍”；孝明帝时期，幽州刺史裴延儁修复督亢渠和戾陵诸堰，“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地区的人口自然会稳步增长。按人口年均增长率7‰计，正光三年北京地区的人口数约为53万。

如果同样按照7‰的年均增长率，从太和七年（483年）回溯天兴二年（399年）——幽州纳入北魏版图之次年——北京地区的人口数，约为22万多人。但实际上当时不可能达到这一人口规模。因为第一，此后北魏在攻灭北燕的过程中，曾将大量人口迁移到幽州地区；第二，北魏统治趋于稳定后，有不少流移人口复业。如明元帝初，尉诺为幽州刺史，“燕土乱久，民户凋散，诺在州前后十数年，还业者万余家”。这两种因素，使幽州人口数量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提升，人口年均增长率会大大高于7‰。如西汉前期的近70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10.24‰～12.96‰。因此，在从太和七年回溯天兴二年的人口数时，必须调高年均增长率，如按11‰计，天兴二年北京地区约有16万人。前面提到，高湖降魏时，蓟城人口不到15000人。随着局势的稳定，蓟城人口肯定也会有所增长，盛期人口估计会达到5万以上。

2．东魏至北周时期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因不堪忍受镇将和豪酋的残酷奴役，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人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事，北方六镇各族兵民纷起响应，北魏陷入动荡混乱之中。孝昌元年（525年），柔玄镇人杜洛周率众反于上谷（今北京市延庆县），在蓟城南北地区多次与北魏官军作战。次年底，杜洛周攻占蓟城，并积极向外扩张势力，很快占有幽、定、瀛三州之地。同时，原怀朔镇将葛荣也带领一支起事队伍，活动于冀州、瀛州一带。武泰元年（528年），葛荣袭杀杜洛周，吞并其部众。但数月之后，葛荣被北魏官军击溃，被俘身亡。葛荣部将韩楼、郝长等率余部返回幽州，“有众数万，屯据蓟城”，不久再次起事，一年后被镇压。在北魏末年的战乱中，百姓流离失所、人口伤亡损耗是不可避免的。韩楼等“屯据蓟城”，固然可使蓟城人口规模骤然膨胀，但持续时间很短。

正当事变纷起的时候，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争夺帝位的内乱。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独立政权。东魏主元善见，都邺城，由权臣高欢、高澄父子把持朝政；西魏主元宝矩，都长安，由权臣宇文泰把持朝政。北京地区属于东魏统治范围。

《魏书·地形志》记载了武定年间（543—550年）各郡户口数，但由于东魏在今北京地区的行政建置极端混乱，为学者利用这项数据造成了障碍。于希贤、韩光辉和路遇、滕泽之皆使用“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算术平均法”估算武定年间北京地区的户数，但前者的估算数为8563户、34704口，后者的估算数为10475户、41824口。出现差异的原因，就是两者采用在今北京市境的县数不同。实际上，这两项估算都有些偏低。据考证，东魏时期与今北京市境相涉的行政机构，共有3州、9郡、23县。其在今北京地区的户口数，《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估算如表2—7：

按照《魏书·地形志》所载户数分割，当时北京地区尚不到7万人，显然过低，说明当时的户口统计存在大量脱漏，或者有很多人口未被纳入统计范围。

路遇、滕泽之认为，当时北京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是不同种落的少数民族，包括鲜卑人、乌桓人、丁零人、库莫奚人等，蓟城一直是北方重镇，人口不会很少，估计今北京市所辖地区的人口至低不能少于50万。笔者认为，二氏列举的部分史实还可商榷，这一估计可能偏高。比如，二氏谈到北魏延和元年攻北燕，“曾发密云丁零1万多人从征，说明仅密云一地的丁零人就有数万口”，而《魏书》原文为“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这万余人可能包括幽州民在内。再如，二氏谈到北魏克龙城前后“从辽西地区徙各族数万家于蓟城附近地区”，而《魏书》原文为“徙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幽州辖区前后有所变动，据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永兴三年（411年）辖燕、范阳、渤海、河间、高阳、广川、上谷、广宁8郡，太平真君元年（440年）辖燕、上谷、范阳、渔阳、石城、建德、辽西、北平等8郡和抚冥、柔玄二镇。徙民三万家于幽州发生在延和元年（432年），其时幽州辖地甚广，没有证据可以认定这些徙民皆被安置在蓟城附近地区。

前面估计，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北京地区约有53万人。北魏末年，战乱不断，《魏书·地形志》追述当时形势，有“生民耗减，且将大半”之说。当时有几支起事队伍先后在北京地区活动，并曾与官军发生激战，“桑干为饮马之池，燕赵成乱兵之地”，人口损耗肯定很大。假设人口损耗率为30%，则战乱之后，北京地区约有37万多人。东魏存在时间仅有16年，期间与西魏屡次发生大战，伤亡很大，人口数量恐怕续有下降。

东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欢子高洋受禅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高洋受禅之后，不恤民力。天保六年（555年），发夫180万人筑长城；七年，修广三台宫殿，九年，又发丁匠30余万营建三台。高洋之后的北齐诸帝，无不为政残暴，“征税尽，人力殚，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可以说，北齐诸帝之暴政，比之秦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肯定会使人口大幅下降。亦以下降30%计，到北齐末年，北京地区人口数量约为26万人。

在北齐取代东魏后6年，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权臣宇文泰子宇文觉也强迫魏帝禅位。次年，宇文觉称天王，国号周，史称北周。北周注意发展经济，存恤民力，国力日益强盛，遂向北齐发动进攻。周武帝建德六年（北齐承光元年，577年），北周攻陷齐都邺城，北齐诸行台州镇悉降，幽州纳入北周版图。次年，幽州大族卢昌期、祖伯英等聚众起事，旋被平定。在周齐易代之际，北京地区再罹兵燹，人口当进一步下降。北周统治幽州仅5年，就被杨坚建立的隋朝所代替。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人口数量不会有多少变化。本章下节估计，隋受周禅时，北京地区约有23万人，北周时期北京地区的人口规模大致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