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夏代以前的人口发展

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180万年以前，中华大地上就已有了人类的足迹。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的祖先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社会组织也不断演进，到四五千年前，完成了从氏族到国家的过渡。尽管生产力低下、生活条件艰苦，原始人口数量还是实现了缓慢而持续的增长。夏代以前历史的研究，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古人类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不同学科针对自身特点，各自提出了一套分期术语。为便于更加清晰地了解本节内容，兹将各种分期制成一个对照表（表1—1）。需要说明，由于学者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不尽一致，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可能完全均衡，本表只是提供一个大致的参考框架。

一、北京地区的古人类及其体质演进

围绕人类的起源，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这一主题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一是人类的起源，二是现代人的起源。由于在非洲发现了从古猿演化到现代人的系统完整的化石资料，目前多数学者相信人类最初的起源是在非洲。但在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上，却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具有现代人解剖特征的人类，大约在20万年前出现于非洲，随后向欧洲和亚洲等地扩散，分别取代了当地的古人，而且在扩散过程中几乎没有与当地居民发生融合或基因交流，不存在解剖或遗传上的连续性；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现代人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以至猿人演化而来的，他们之间存在解剖或遗传上的连续性，当然不同地区之间互有基因交流。

被称为“夏娃理论”的现代人非洲单一起源说，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主要是线粒体和Y染色体DNA分析）得出的结论。但这种分析技术本身，还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一些国家的考古资料，并不支持非洲单一起源说。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发现了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有关学者经过系统研究，认为从“北京人”到现代华北人之间，在多项形态特征上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而且，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与欧、非、西亚明显不同，无论在哪个时期都看不出来自非洲或西亚的文化取代中国原有文化的迹象。可以说，中国丰富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显示，中国现代人应当是由本土自身连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的主体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

中国疆域广袤辽阔，南北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和活动遗迹。自1920年代以来，北京地区发现多处古人类活动遗址或旷野地点，说明北京是古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地区之一。其中“北京人”、“新洞人”、“田园洞人”和“山顶洞人”遗址中都发现了人类化石，东胡林遗址中发现了完整的人类遗骸。这些化石和遗骸，虽然在时间上不无缺环，但已可大致勾勒出北京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人类演化的完整轨迹。

北京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古人类，是发现于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的“北京人”。1923年，科学家在这里发掘出第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其后经过持续不断的辛勤努力，迄今已发现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包括附连在上下颌骨上的牙齿）、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锁骨1件、月骨1件，代表着40多个“北京人”个体。

综合多种方法——特别是最新发展起来的电子自旋共振法——的测定结果，“北京人”洞穴堆积层的年代从距今73万年至20万年；根据各堆积层内与“北京人”共生的动物化石测定，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埋藏层位的年代约为距今57.8万年，而“北京人”结束在此洞居住的时间约为距今23万年。在“北京人”生活的漫长岁月里，尽管气候曾多次波动，出现过比较干凉的时期，但总体而言属于温带气候，比今天略为温暖湿润一些。当时山岭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山地与平原过渡区是疏林草原，平原上是草地，河湖沼泽星罗棋布，稍远的地方可能有较为干燥的地区。这样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北京人”的生存和繁衍。

根据化石资料分析，“北京人”属于直立人，是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的中间环节的原始人类。“北京人”整个脑颅较扁，最宽处在外耳门上方。头骨壁较厚，比现代人约厚一倍，成年人平均脑量为1088毫升，约为现代人的80%。面部较短，有粗壮的眉脊，前额低平，有发育的枕骨圆枕。上颌前伸，下颌骨粗壮，无下颏，多颌孔，前臼齿和臼齿硕大，咬合面纹理复杂。见图1—1。肱骨和股骨基本上与现代人相似，但髓腔小，骨壁厚，股骨比肱骨更具原始性。总体而言，“北京人”体格健壮，骨骼粗硕，肌脊发达，强健有力，毛发浓密，其身体近似于现代人，而头部则具有更多的猿的性状。“北京人”的身高，根据肢骨计算身长的方法，推知男性平均身高1.62米，女性1.52米，比现代中国人稍矮。

“北京人”之后，又有“新洞人”在周口店一带生活。“新洞人”遗址发现于1967年，1973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一颗男性牙齿化石。因其位置系距“北京人”居住洞穴不远处的一个新洞穴，遂被命名为“新洞人”。根据用铀系法测定的鹿牙的年代，约为11万到17万年以前，正好是“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中间的一个阶段。从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看，大型食草类以森林型的鹿类为丰，说明当时周口店一带的环境以森林为主，间有小片草地，气候相对湿润。“新洞人”属于早期智人（又称古人），因只发现了一颗男性牙齿化石（属于左上第一前臼齿），对其形体特征无法详细了解。将这颗牙齿与“北京人”的牙齿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北京人”牙齿颊面有三角形的突起，“新洞人”则无；“北京人”齿根粗大，有2根，“新洞人”的较纤细，只有1根；齿根齿冠比“北京人”的细小，但咬合面基本相似。科学家认为，“新洞人”的牙齿，明显比“北京人”的牙齿进步，介于“北京人”和后来的“山顶洞人”之间。根据其他地方发现的同时期化石推测，早期智人额部较隆起，头的拱形增高，脑盖较薄，脑容量较大，脑膜动脉分支细而多，吻部后缩，枕骨低小，牙齿变小，比直立人有了明显进步；同时，仍保留着直立人的一些特征，如额骨向后逐渐倾斜，眉嵴粗壮而向前突出，下颌骨较大，肢骨髓腔较小，等等。

“新洞人”之后，先后在周口店一带生活过的著名古人类，又有“田园洞人”和“山顶洞人”。

“田园洞人”遗址位于龙骨山西南5公里处的田园林场内，2001年被发现。2003年对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出土的人类化石包括附多枚牙齿的下颌骨、锁骨、肱骨、桡骨、脊椎骨、股骨、腓骨、跟骨、趾骨。这些遗骸多处于破碎状态，骨块彼此多不连接，似属一个男性成年个体。此外还有几枚零散的牙齿，似属另外的个体。2004年前后，在遗址中又挖掘出大量人类骨骼，总计1000多件。“田园洞人”化石的地质年代，起初利用铀系检测法，初步确定为距今2.5万年左右；后来采用更为精确的放射性碳14检测法，确定为距今4.2万年到3.85万年前。这是迄今在欧亚大陆东部所发现的最早的现代型人类遗骸。“田园洞人”的体质特征，绝大多数与现代型人类一致，然而也有少数特征与晚期古老型人类接近，如小腿骨比现代人粗壮、牙齿前后的比例比现代人大、手指骨末端隆起类似圆形而现代人类似马蹄形等。根据对提取到的“田园洞人”DNA测序分析，“田园洞人”携带少量古老型人类DNA，更多表现的是早期现代人的基因特征。“田园洞人”表现出来的一些混合特征，使人很难相信现代型人类只是简单地从非洲向东方扩散，而至少表明欧亚大陆的古老型智人没有被完全取代。

“山顶洞人”因其遗址位于周口店龙骨山顶而得名。该遗址发现于1930年，1933年、1934年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关于“山顶洞人”的生活年代，各种测量所得结果不尽一致。过去普遍采用的是一个常规碳14测定，测定结果即距今1.8万年前。当时正处于玉木主冰期，气候干冷，环境恶劣，对古人类的生存是不利的。但是，“山顶洞”动物群中有果子狸、似鬃猎豹等热带和亚热带林栖和林缘栖动物，而不含华北地区晚冰期常见的披毛犀、猛犸象等喜寒动物，过去的断代结论无法解释这一疑问。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科学家利用最新发展起来的加速器质谱法测定：“山顶洞”遗址文化的年代范围应在距今2.9万年至2.4万年之间，主要在2.7万年左右；而未发现人类文化遗迹的下窨是从距今约3.4万年至3.3万年开始堆积的。注1正如本书绪论中所说，距今4万年至2.5万年间，气候温暖湿润，因此“山顶洞人”也是生活在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

注1 参见陈铁梅、R.E.M.Hedges、袁振新：《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年代的加速器质谱法再测定与讨论》，载《人类学学报》，1989（3）；《山顶洞遗址的第二批加速器质谱14C年龄数据与讨论》，载《人类学学报》，1992（2）；同号文、尚虹、张双权等：《周口店田园洞古人类化石地点地层学研究及与山顶洞的对比》，载《人类学学报》，2006（1）。

“山顶洞”遗址发现相当完整的3个头骨，以及许多头骨残片、下颌骨、牙齿、脊椎骨、肢骨等，至少代表了8个个体。其中5具属成年人，1具为少年，2具为儿童。成年个体中有2具为男性，3具为女性，男性中有一例是超过60岁的老人。“山顶洞人”的头骨粗硕，长头型，颅骨较高，脑壳较薄，头的最宽处移至顶部，脑量为1300～1500毫升，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之内；额骨隆起而稍带倾斜，颜面短，面宽中等，整个面部在垂直面上，突度中等，吻部后缩，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齿槽弓变宽而后缩。这些特征显示，“山顶洞人”要比“北京人”进步得多。另一方面，“山顶洞人”仍保持着多种原始特征，如额有矢状脊，眉骨较突出，眼眶较低矮，泪腺窝浅，鼻形宽扁，面上部和鼻根部较突出等。“山顶洞人”的身高，据推测男子为1.74米左右，女子为1.59米左右。

1966年，在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西侧的清水河北岸二级原始黄土台地上，发现了一处墓葬，墓内发现的骨骼代表3个个体，包括两名成年男性和一名16岁左右的少女。根据保存尚好的股骨推算，男性之一身高约173.6厘米，女性约165厘米。2001年以来，对东胡林遗址进行了几次正式发掘，于2003年、2005年出土了两具保存完整的人骨，目测身高在1.60米以上。目前已对4个人骨标本测定了碳14年代，约在8720±170～8450±70之间，校正后的年代在公元前8160—前7540年之间，可知东胡林人大致活动于距今1万年前后。根据专家对1966年出土遗骸的观察，“东胡林人”在下颌角、下颌体粗壮指数等性状上仍表现出较大的原始性，但在颏孔高度等性状上比“山顶洞人”进步。通观全貌，此时的人类，已与现代人没有太大区别了。

上述化石和遗骸，不但构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古人类进化链条，还显示出蒙古人种所拥有的一系列独特性状。据德国解剖学家、古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等学者观察，“北京人”已有若干现代蒙古人种的性状，如有铲形门齿、高而扁平的颧骨、印加骨等。“山顶洞人”的化石中有3具基本完整的头骨，研究者对其所属人种的判断颇有分歧。吴新智认为，3具头骨都代表了原始蒙古人种，他们分别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相近。周国兴、尤玉柱在“东胡林人”身上，也看到若干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比如，上门齿呈明显的铲形，右侧上齿槽缘面于上第二臼齿后半部到第三臼齿有一细狭长形隆起，似为上颌圆枕。这些一脉相传的独特性状，为我国境内古人类区域连续进化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对认识中华民族祖先的体质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与原始聚落的出现

1．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

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主要分布在周口店一带。但在其他地方，迄今为止也发现了38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或旷野地点。其中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1处，即密云县北部山区上甸子乡黄土梁地点；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18处，即平谷区的马家坟，密云县的松树峪，怀柔区的帽山、四道穴、西府营、七道河、长哨营、宝山寺、转年南梁和鸽子堂，延庆县的茶森林沟、路家河、沙梁子、古家窑、辛栅子、三间房和河北村，门头沟区的王坪村；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19处，即平谷区的罗汉石、马家屯、上堡子、刘家沟、海子、洙水、小岭、豹峪、甘营、夏各庄和安固，密云县的东智北，怀柔区的杨树下和东帽湾，延庆县的佛峪口，门头沟区的西胡林和齐家庄，西城区西单的中银大厦所在地，东城区王府井的东方广场所在地。众多遗址遗迹的发现，说明旧石器时代，在北京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曾有古人类生活或活动过。

北京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是从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大约持续到距今4000年前。数千年间，北京地区人类活动的空间不断拓展，迄今已发现遗址40多处，分布在北自燕山脚下、南至拒马河畔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有门头沟区的东胡林、怀柔区的转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平谷区的上宅、北埝头，房山区的镇江营，昌平区的雪山一期，密云县的燕落寨，昌平区的林场、马坊等；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以雪山二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此外还有昌平区的曹碾、燕丹，房山区的丁家洼，平谷区的刘家河，密云县的坑子地，海淀区的清河镇等。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见地图1—1。

从已发现的众多遗址遗迹看，在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地区的古人类，主要是选择天然洞穴作为居住场所，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主要局限在山区地带。当时北京的平原区，洪水经常泛滥，河流变迁频繁，河湖水网密布，总体看来还不适宜人类生存。但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环境演变，为人类走出山区、扩展生活范围创造了条件。1996年底，在王府井东方广场发现了一处古人类遗址，出土了石片、石核、哺乳动物化石，发现了用火遗迹。据测定，遗址年代距今2.2万年至1.9万年，推断应是古人类活动的一处临时营地。这说明当时人类曾走出山区，到河流冲积扇间的砂岛地貌上活动。

随着北京泛滥平原的形成，北京地区的居民也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逐步从山区走向平原。根据学者们的考察，北京地区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位置，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变化：旧石器时代周口店一带的古人类，生活在山脉向平原过渡的山前丘陵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东胡林、转年遗址，处于山区河谷台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上宅、北埝头遗址分别位于山前丘陵地带和山前平原的河岸台地上，燕落寨遗址处于山前丘陵地带的河岸沙丘上，镇江营遗址处于山前地带的河岸台地上，雪山遗址处于山前冲积平原的古河道以西的雪山缓坡；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坑子地遗址处于山区河岸山梁上，丁家洼遗址处于山前地带的丁家洼河西岸，曹碾、燕丹、清河镇遗址分别处于洪冲积平原的温榆河、清河河岸，刘家河遗址处于山前地带的北高南低的缓坡之上。据此判断，北京地区的远古居民，旧石器时代主要活动于山前丘陵地带的岩洞内，新石器时代早期主要活动于山区河谷靠近河流的台地上，中期则大多活动于山前丘陵地带或山前平原的河岸台地上，晚期则有部分人类进一步向平陆发展，深入到洪冲积平原的河畔。

2．原始聚落的出现

除向山外平原移徙外，新石器时代的北京居民，已经从原来的野处穴居过渡到建房定居的生活方式，并形成了原始聚落。在新石器早期的东胡林遗址中，就发现了房屋居住遗址，说明距今1万年左右，北京地区的居民就已经过上定居生活。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镇江营遗址中，也发现了居住遗迹，都是中间挖一个近圆形的灶，灶周围有不规则形的踩踏硬面，硬面外围有两三个柱洞，可能是些平面起筑的窝棚。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雪山遗址二期遗存，发现了三座房址以及灰沟、灰坑等。据专家推测，“雪山人”居住的房舍是半地穴式的，房基呈椭圆形，门开在东南方向，有斜坡门道。在一处居址的门道中部及穴壁两侧地面上发现了柱洞遗迹，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能立柱筑墙；该房址中央有一柱础，立于柱础上的支柱当为承重主柱，同时起到把房顶尽量挑高的作用。

发现房屋遗址最多的，是距今约7000至6000年的北埝头遗址。共发现居住房址10座，布局较密集，分布位置清楚：F2～F4、F7、F10集中分布在发掘区的东北角，F1、F5、F6在发掘区的中部，F8在西北部，F9在南部（见图1—2）。从房址残存的形状观察，平面多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直径一般都在4米以上。室内未发现明显的门道遗迹，根据个别房址的地面坡度和残壁缺口位置推测，门道应开在房址的东面或南面。在两座房址靠内壁的底部，发现了柱穴遗迹，可以推测当时的房屋是一种篱笆墙式半地穴建筑。房址居住地面经火烘烧，形成一层厚约5～6厘米的硬土面。室内地面中部附近均发现一个或两个埋在地下的深腹陶罐，罐内存有灰烬、木炭等，应是保存火种的灶膛。根据这些遗物遗迹推测，当时的人们选择在靠近水源、土壤肥沃的黄土台地上建造房屋，已经形成了定居的聚落点。

其他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虽未发现房屋遗迹，但从其遗物推测，都已出现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而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定居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其居民应当也已过着定居生活。

三、原始人口的数量和寿命

1．数量估计

尽管北京地区发现的史前遗址遗迹已有相当数量，但房屋和墓葬遗址却为数很少，无法据以推测人口数量，因此只能参考其他地区的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做些粗略估计。

关于旧石器时代的人口数量，限于资料，目前研究成果很少。但可以肯定，由于生产能力低下，其群体规模一般不超过数十人。司特瓦尔德（Julian H.Steward）曾专门考察过世界各地不同情况下的采集狩猎文化和社会群体的大小问题，他共研究了23个群体，其中人数最少的20人，最多的700人，半数团体都在35人到150人之间。每个人所需的地域范围，少者为1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约合2.59平方公里），多者达86平方英里，平均数字约为3～5平方英里。一个中型的团体，大约需要100平方英里地方才足够生活，若在困难的环境下，甚至需要500平方英里的地带。沙皮罗（Harry L.Shapiro）在这个基础上估计，五六十万年以前的“北京人”，其工艺技术比现代采集狩猎者更差，群体不会比现代人更大，估计生存在周口店的“北京人”群体约为50人或60人。“新洞人”、“山顶洞人”的体质特征和生产技术虽然不断进步，但生存方式变化不大，群体规模应与“北京人”相差不大。

关于新石器时代北京地区的人口数量，亦无资料可供推测。不过，近些年来，中国史前人口考古学逐渐兴起，发表了一些对单个遗址或某个地区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了解北京地区人口数量的参考。王建华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史前人口分布密度，分四个阶段进行了考察和估计，现将其估计结果整理为表1—2：

通过表1—2，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史前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规模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其间存在着波动。其二，不同地域的人口密度存在很大差异。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仅各省区之间的人口密度相差极大，省内各地区之间的人口密度也相差悬殊。以数据比较完整的河南省各遗址所反映的人口分布密度为例：裴李岗时代，最高者为1.96人/平方公里，最低者为0.02人/平方公里。仰韶时代早期，最高者为6.27人/平方公里，最低者为0.10人/平方公里；中期，最高者为26.37人/平方公里，最低者为0.40人/平方公里；晚期，最高者为33.43人/平方公里，最低者为0.36人/平方公里。龙山时代早期，最高者为45.43人/平方公里，最低者为0.44人/平方公里；晚期，最高者为82.61人/平方公里，最低者为0.81人/平方公里。当然，受各地区资料不平衡性的影响，上述估计数据不可能十分精确，只能说反映了一种大致趋势。

王建华考察的河南、山东、陕西以及晋西南地区，都是中国早期文明孕育、产生的核心地带，也是考古学资料最为集中、丰富的地带，在当时人口密度是相对较高的。直到夏朝，人口分布依然如此，正如王育民所说：“夏代人口主要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交界处。……当时山东半岛、河北平原、关中地区及淮河流域的人口要稀疏得多。”迄今北京地区发现的新石器遗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还不能与这些地区相比；而且，今北京市域内山区面积占61%以上，很多地方都不适合农业开发。可以说，与上述地区相比，当时北京地区的人口密度应当要低得多。如果对新石器时代北京地区的人口规模姑且作一大胆估测，我认为可以上文所述河南省各时代遗址中人口密度最低者为参照。距今9000至8000年时，北京地区可能不足500人，其后缓慢增长，到距今7000年时，可能已越过1500人；随着农业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速度应当有所加快，距今6000年时可能在6000人左右，距今5000年时可能在8000人左右，到距今4000年时，可能已达到15000人左右。

2．寿命估测

关于北京地区古人类的寿命，“北京人”化石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信息。德国解剖学家、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对“北京人”38个个体进行了鉴定，能够估计出22人死亡时的大致年龄。其中15人死时不到14岁，3人死于15岁到29岁之间，3人死于40岁到50岁之间，有1人死亡时超过了50岁。22人中，死于14岁以下的高达68.2%。匈牙利人口学家阿恰迪（György Acsádi）和人类学家尼梅斯凯里（János Nemeskéri）在《人类寿命和死亡的历史》一书中，还根据22个个体的死亡资料，尝试编制了“北京人”的寿命表，见表1—3：

此外，据吴汝康等鉴定头骨和肢骨显示出来的年龄，成年者占78%，未成年者占22%；依牙齿计算，成年者占66.6%，未成年者占33.3%。从这些数据可以知道，“北京人”的寿命是相当短促的，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13岁，死于14岁以下者多达2/3以上。

关于新石器时代北京地区人口的年龄状况，由于目前只有东胡林遗址发现了人类遗骸，而且个体数量过少，尚难开展相关研究，只能参照其他地区的情况加以推测。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利用出土人骨鉴定数据，研究史前人口的年龄构成和平均寿命，但不同墓地的情况有所差异。王建华选择人骨鉴定数20例以上的墓葬进行统计分析，现将其计算的各时代墓葬不同年龄组的人口构成数据和平均年龄整理为表1—4、表1—5：

表1—4和表1—5的数据显示：第一，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的寿命是比较短促的，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活不到老年。事实上，由于儿童的骨骼更易于腐烂，有些文化流行将儿童用瓮棺葬于居住地的习俗，墓地发现的儿童骨骼应当大大低于实际死亡的儿童数，若加入这一因素，人口平均年龄应当更低。第二，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平均年龄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人口高死亡率年龄，裴李岗时代和仰韶时代处于中年时期，到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代则处于青、壮年时期。王建华对此的解释是，随着社会等级的出现、私有化程度的加深，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频繁发生，从而导致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死亡。也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人口压力，从而导致战争的发生和城市的产生。

北京地区史前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与王建华考察的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区应当差别不大，人口平均年龄亦当相近。另外，根据古史传说，黄帝时发生多次战争，“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七十二”。阪泉在今河北怀来县东部及北京延庆县西部一带（今延庆尚有阪山、阪泉村等地名），涿鹿在今河北境内。一般认为，黄帝时代距今约四五千年，大约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代。可见新石器时代晚期，北京及其毗邻地区也是战争多发地带，人口平均年龄或许也会像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区那样出现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