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特色

从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高度，从当今时代变化的高度，把握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这是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特色，也是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方法。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对时代变化的新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特点的正确判断和准确把握。8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敏锐地对时代主题的变化作出新的判断，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1]。时代主题的变化，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也从多方面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二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准确把握，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之中。这一进程中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成为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新基点。三是在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判断，并探索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自身的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的新思路。

在对这三个方面问题的新认识中，邓小平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任务、新内容和新路径适时地作出探索。在总体上，邓小平的探索，集中于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四个重大课题中。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新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对此，邓小平提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2]。在新时期，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必将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具有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3]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是凝聚全国人民的共同的理想信念，这也就是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

在今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思想政治教育要从这个国情和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收入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必然形成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多样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面临着如何理解和处理多样化的社会存在的新特点，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如何弘扬时代的主旋律，如何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以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与思想道德升华、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这些将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长期面临的课题。

第二，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借鉴、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有益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如何树立“风险”意识，有效地、有力地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蚀的新课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为此，要大力加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要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树立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也要向世界庄严昭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4]这就从多方面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界。

第三，面对80年代末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特别是面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现实，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将长期面临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针对当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指责”、“制裁”，邓小平特别提醒我们注意：“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5]面对西方一些国家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的“冷战”，我们一定要纠正忽视、轻视甚至放弃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误”，头脑清醒，旗帜鲜明，锐意创新，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全球化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但是，在现时代，支撑经济全球化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极力利用经济全球化这一契机，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把“西方化”看成是“美国化”，推行政治制度的单极化或所谓的“一体化”。发达国家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强行推行政治制度的“趋同”，以此冲击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6]

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这些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人的教育，一方面要使之能够了解和理解、并能适应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另一方面又要使之能够深刻理解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化的性质及其趋势，能够冷静应对这一变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局面。从人的素质角度看，既要有现代科学技术、世界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素质，也要有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政治素质，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素质。在新时期，怎样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灵魂，越来越显著地提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位置。

第四，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对精神文明的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发展提出挑战，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要求。这些要求，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提出的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理论中。邓小平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7]他提出了“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8]的要求。“四有”既是相统一的，又是有层次的。从其统一性来看，它们是人的全面素质教育的综合反映，既包括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也包括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教育；从其层次性来看，又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即突出了“有理想”、“有纪律”的重要性。邓小平在谈到“四有”时指出：“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他多次提到，“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9]。理想是人们的事业和生活的精神支柱，是一定的世界观、政治观和人生观在人生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不仅肯定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还从发展和创新的视角，提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还会遇到许多现在预料不到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10]。增强针对性、着眼有效性和掌握主动性，已成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问题。时代和任务不同了，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实际，使思想政治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切实加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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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104、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3卷，1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邓小平文选》，第3卷，311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小平文选》，第3卷，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邓小平文选》，第3卷，110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110、190页。

[10]《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