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索

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具有严整的科学性，而且还具有显著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新的实践中，邓小平不断探索包括方法、环节、途径、机制等方面在内的新路径。概括地说，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善党的领导，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改善党的领导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邓小平认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这样提出问题，既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整体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又突出了加强和改进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的重要意义。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工作一要掌握方针政策，二要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三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他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2]。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大计。90年代初，在提到怎样应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3]。搞好“教育”，这里首先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还表现在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上。邓小平多次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4]

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成为衡量我们工作得失的极其重要的方面。80年代末，邓小平在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十年教训进行总结时，谈了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在谈到80年代“失误”的教训时，邓小平明确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5]邓小平的这一概括，不仅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得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中的重要性；而且这也是一种警示，联系当时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政治风波，联系其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这一“失误”给我们的教训是永远不应该忘却的。二是十年的“失误”不只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也在经济发展的某些问题上，例如在经济的“过热”、在通货膨胀上，也有一定的“失误”；但从“失误”的严重后果来看，邓小平认为，经过冷静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6]。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是永远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要同群众关心的问题，特别要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

针对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7]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在依靠群众和相信群众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另一方面，也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同解决群众的困难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8]。改革开放中，肯定会出现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特别提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9]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要有针对性、分层次性。

邓小平历来提倡，要分析当前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讲问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10]有针对性，来自对实际的思想状况的准确把握；有针对性，也在于反复讲、耐心讲、深入讲，“决不能希望用三言两语的命令解决问题”[11]。思想政治教育的分层次性，是同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之一。分层次性，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根据对象的不同成长阶段，提出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在提到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邓小平提出了根据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施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首先，对青少年要进行“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的教育；其次，在他们的不断成长中，进一步加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然后，在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再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之“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12]。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一再地证明，根据对象不同的成长阶段，提出相应的教育目标和要求，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方法。

二是根据对象的不同群体，提出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性问题。承认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并且根据这种差异，更有效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符合教育对象的实际，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而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辩证的、可行的方法。邓小平就此指出：“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13]

第四，坚持正确理论导向，反对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

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要求。正确的理论导向集中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中。邓小平一再告诫，“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他特别提到：“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有一个时期，在宣传思想教育上的“严重缺点”，主要就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14]。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

对待思想政治教育中遇到的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邓小平曾经提出过两个“坚决”和三个“坚持”的对策[15]，即对有害于人们思想的坏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要“坚决制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一定要“坚决反对”；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两个“坚决”和三个“坚持”，既是改革开放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总结，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处理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的基本对策。

第五，要十分注重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用历史为教材，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注重用历史的事实，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材料，1987年初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在提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时，回溯鸦片战争以来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深刻地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路可走。”他告诫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16]另一方面，要注意发掘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推进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1981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曾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是很好的，人民有理想、有奔头，着眼于更远的目标，照顾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照顾左邻右舍。显然，这些好的风尚和风气，与当时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方面，邓小平特别赞赏“延安精神”。他多次提到：我们在延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过得非常愉快，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们。我们把它叫“延安精神”。[17]他明确地提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首先要自己坚定信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18]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如何发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如何使这些优良传统勃发出新的活力，这是在新的世纪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课题。

第六，全社会都来支持和关心思想政治教育。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19]邓小平不仅十分赞成这一观点，而且还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指出：“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他还要求，“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20]。

邓小平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径的探讨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系统性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相统一，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要求相统一，充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途径相统一，形成机制健全、功能完善、效率较高的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使用和培养相统一，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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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145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306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290页。

[7]《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52页。

[1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3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06页。

[13]《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4]《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73、364页。

[15]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205~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20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8]《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0]《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05~106、2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