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问题上的对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强大，中国广大的乡村基层政权是控制在地主阶级手中的：一方面，地主阶级的成员充当政府官吏；另一方面，一些官吏在农村购置田产，又成为新的地主。地主阶级是北洋军阀政权、国民党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正是因为没有形成彻底铲除封建道德的社会基础，封建道德的影响依然很大。如何对待封建道德，是全盘固守，还是批判继承，这是无产阶级伦理思想与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又一方面的对立。

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进行“国民精神建设”，以“提高国民的知识道德”。“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基准，蒋介石认为礼义廉耻是“古今立国之经”，要求人们要有“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新生活运动”的基本内容包括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强事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等。蒋介石提出“伦理建设”，力求“恢复固有道德”，目的是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其“固有道德”实际就是中国的封建道德。他说：“中国历史上思想家学者转移风气的功效，其有关我固有文化之兴废与民族精神之盛衰者更大。当战国初期，其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流行于一时，‘杨朱墨翟之言满天下’，‘天下不归于墨则归于杨’。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明‘知言’、‘养气’之学，阐发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以严人兽之别，辞杨墨，正人心，遂奠定中国三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注：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史》，下卷，1015页。）他把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他所讲的“革命哲学”的基础。他倡导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蒋介石倡导“固有道德”的实质是以封建复古主义来维护其政治统治。为此，他认为共产主义这种外来思想违背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他抨击共产党“鄙弃我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礼义廉耻为顽固，孝悌忠信为腐朽”。

现代新儒家对待中国传统伦理的态度是保守主义，即保守中国传统伦理的固有观念，肯定其价值的不朽性。梁启超、梁漱溟认为西方伦理文化违背人的生命本性，不能给人带来幸福，未来的世界有赖于恪守中道的中国伦理文化来拯救。贺麟认为五四时期对儒家学说的批判是偏激的、片面的、情绪化的，“三纲”是中国真正成为大一统国家的精神支柱，“五伦”注重人的基本伦常关系，这些观念是中国传统礼教的核心，是维系中华民族群体的纲纪，是中华民族道德意识的基石，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也适用于现代社会。“现在已不是消极地破坏攻击三纲说的死躯壳的时候，而是积极地把握住三纲说的真义，加以新的解释与发挥，以建设新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时期了。”（注：贺麟：《文化与人生》，60页。）

冯友兰认为道德根源于“理”，“理”是具体事物获得自身特性的根据，“理在事先”，“理”不变，道德也不会变。冯友兰认为，社会中的非基本道德，如忠孝，是可变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则是不会变化的，“只要有社会，就需有这些道德，无论其社会，是哪一种底社会”（注：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359页。）。如“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基本道德，是永恒不变的。“不是随着某种社会之理所规定之规律而有，而是随着社会之理所规定之规律而有。无论何种社会之内必须有此诸德。所以可谓之常。”（注：同上书，124页。）

地主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之一，批判封建道德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伦理主题。

针对封建守旧势力主张的“别的东西或者有新有旧，道德万没有新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甚于开新”等观点，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说：“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145~146页。）“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注：同上书，146页。）他还说：“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因为生活状态，社会要求既经变动，人类社会的本能自然也要变动。拿陈死人的经训抗拒活人类之社会的本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注：同上书，145页。）李大钊主张，中国伦理文化曾经对世界伦理文化作出巨大贡献，但发展到今天已经气息奄奄，需要被超越。如果真要学习孔孟，就要学习孔孟的“有我”、“自重”等精神，而不是要做孔孟的傀儡。李大钊认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社会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428~429页。）但是，用孔子之道来指导今日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是不合时宜的，现代人的生活需要一种新的道德。他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以孔子为例说明社会变动决定道德变动的道理，“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191~192页。）。

对于封建道德，其他无产阶级伦理思想的代表人物都做了批判性的分析。瞿秋白认为，中国旧社会的旧文化是宗法文化，虽然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了，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注：《瞿秋白选集》，2页。）周恩来认为蒋介石倡导的“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都是虚伪的，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统治阶层的实际表现是“亡礼弃义，鲜廉寡耻”，其目的就是要人民对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1页。）他肯定农民运动中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认为农村中普遍兴起的打破封建旧制度、旧习俗、旧观念的行动“好得很”。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既不能全盘西化、割断历史，也不能食古不化、厚古薄今，而应本着辩证分析、古为今用的原则，批判性地加以继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对于文化遗产应当采取批判继承的原则。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7~7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