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兴起

洋务运动历经30多年，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清政府建成了自己的新式海陆军。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使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在家国危亡的现实面前，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以自强救亡为使命的中国人逐渐形成一个共识：要救国，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学习西方的技艺，西方先进的重心在于其思想文化，在于其制度。只有从道德价值观念入手，进而从制度层面学习西方，大胆走勇于革除、勇于创新之路，才能让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自强的工具。正是抱着这样一种意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首先站了出来，他们以西方近代伦理道德思想为蓝本，积极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思想，逐步形成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一、维新派与洋务派在伦理思想领域的斗争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近代西方的自然人性论为武器，对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进行了全面批判，对中国自古以来奉为神明的祖宗之法、祖宗之制提出了挑战。维新派认为，人的自然欲望与物质利益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与合理性，“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其有迂其途，假其道，曲折以赴，行苦而不厌者，亦以求乐而已”（注：康有为：《大同书》，6~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因此，“利己者，人之性也”（注：李兴华、吴嘉勋主编：《梁启超选集》，300页。）。既然利己是人的自然本性，那么人就不应受到所谓“天理”的压制，而应该“去苦求乐”，“夫人道只有宜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乐也。故夫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注：康有为：《大同书》，5页。）。中国若要实现富国强兵，就必须冲破社会固有的网罗，“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注：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4。）。维新派的这些观点，打破了封建社会末期那种腐败沉闷的气氛，激发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爱国热情。同时，这也激起了洋务派的极端仇视，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斥之为“异端邪说”，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在洋务派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数张之洞的《劝学篇》。在《劝学篇》中，张之洞指出，“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四维即礼义廉耻。这“三纲四维”就是封建秩序的道德支柱。张之洞认为维新派对三纲四维的批判，“有菲薄名教之心”、“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等等。他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若任由维新派传播自由、平等、民权之说，必然会动摇纲常礼教而使封建秩序大乱。他还强调：“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此外，还有一些封建顽固派也参与对维新派的围剿，他们叫嚷说，如果废君臣之纲而行民主，“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变为盗贼渊薮矣”；如果废父子之纲，则“伦理灭绝，不十年而四万万之种夷于禽兽矣”（注：苏舆编：《翼教丛编》卷三，14页，武昌重刻版，1898。）。

维新派运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人权的理论，对张之洞等人的观点进行了猛烈批判。如康有为从他的人性论出发，尖锐地指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的君尊臣卑、重男轻女现象是对人性的压抑。他说：“若夫名分之限禁，体制之迫压，托于义理以为桎梏，比之囚于囹圄尚有甚焉。君臣也，夫妇也，乱世人道所号为大经也，此非天之所立、人之所为也。而君主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夫之专制其家，鱼肉其妻孥，视若奴婢，恣其凌暴。……即父子天性，鞠育劬劳，然人非人能为，人天所生也；托藉父母生体而为人，非父母所得专也，人人直隶于天，无人能间制之。”（注：康有为：《大同书》，43~44页。）

欧榘甲在其论证变法的必要性的文章中，也用“天赋人权”说驳斥了三纲之说，他写道：“由于深中陋儒之毒，桎梏于纲常名教之虚文，谬创‘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说，以为上可虐下，下不得违上，而臣子之含冤负屈，草菅于暴君顽父之前者踵相接，以是毁家亡国者，不可胜数也。而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君得自主，臣亦得自主，父得自主，子亦得自主，夫得自主，妇亦得自主，非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妇卑，可以夺人天赋自由之权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159页。）

维新派在与洋务派进行道德辩论的同时，又以西方进化论和公羊三世说为思想武器，明确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论调。他们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变者为天下之公理，任何事物“无时不变，无事不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为此，维新派选择君主立宪制作为中国的“救世良方”，打算将代议制的政体注入气息奄奄的旧制度之中，以便催发民族的活力。

二、维新派的主要改革策略

1898年6月11日，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力排众议，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实行变法，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其主张和措施主要包括以下数端：

政治上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维新派认为，中国衰败的原因在于传统的封建专制君主制和集权制。他们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谭嗣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既然君主是由民众共举出来的，则民众也可以共废之。要强国，就必须立宪，“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维新派的这些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为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经济上坚持“富国为先”，以“劝工”、“惠商”为“养民之法”。维新派认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中国要真正富强起来，就必须兴办事业、发展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文化上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维新派认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在“胜败之原，由力趋智”的时代，要保国保种、自立自强，就应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148页。），而“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因此，在政策方面：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将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派人出国留学；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奖励创办报刊，设立译局，编译书籍，准许自由组织学会。

此外，在社会风气方面，维新派怀着对妇女的深切同情，对缠足这种丑陋的社会习俗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把禁止缠足与救亡图存相提并论，开创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先河。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37页。）由于戊戌变法是一场涉及社会各领域的改革运动，它必然要对某些人的利益产生一定的触动。因此，从它开始之日起，封建顽固派就不遗余力地进行抑制和破坏活动，直至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

三、维新运动的伦理启蒙意义

戊戌变法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使中国社会走上近代化道路所进行的重要探索。尽管这场运动就像历史天幕上的一颗耀眼的“流星”，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在政治制度、工商经济、文化器物等方面都没留下多少实实在在的历史遗迹，但它所传播的资产阶级新道德以及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批判，却为古老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在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对于当时的社会是一种思想解放。

第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观念逐步破除。顽固派认为，“祖宗之法”是古圣先王留下来的治国之道、立国之本。他们说：“大经大法自有祖宗遗制，岂容轻改”（注：《戊戌变法》，468页，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我国家之有学，五帝三王之所贻，列圣之所植”（注：同上书，492页。），谁要是敢于怀疑祖宗之法，谁就是离经背道，是为人所不能容忍的。维新派则运用西方进化论的学说，从现实在变的基本事实出发，指出变与不变不是个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形势所逼不得不变的问题。维新派还列举了日本“变法兴治”，印度、土耳其等国因“守旧不变而亡国”的大量事实，说明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注：同上书，179页。）。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把西方进化论中“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弱者强食”的进化理论引入中国，指出中国若不能改革现状、“自强保种”，就同样难逃“弱者先绝”、“亡国灭种”的厄运。西方进化论的基本观点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起到了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胡适先生后来回忆说，当时许多人尽管并不了解科学的进化论，但“想一想中国面临瓜分灭国的危机，他们更觉得这个天演公式是当头一棒，受了绝大刺激”（注：易竹贤：《胡适传》，4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注：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载《民报》，第二号，5页，1905年11月。）。

第二，“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等道德观逐步成为定理。维新派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源就在于君主专制政体。在专制君主制中，君主对百姓以奴虏待之，百姓对此也习以为常，也以奴虏自待，从而养成了麻木、旁观的习性，“莫谈国事”似乎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言论戒条。在维新派看来，所谓“君权神授”，无非是君主为了维护君权而虚构出来的，“天子挟天以压制天下”是没有道理的。为了培育人们的民主、自由道德观念，他们积极宣传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和民权学说，介绍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和天赋人权论等观念，宣称“自由、平等、权利、独立、进取”等道德观是“最美善高尚之主义”（注：梁启超：《新民说》，14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提出“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注：康有为：《大同书》，253页。）。维新派第一次以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对封建君权提出挑战，以“民权”抑“君权”，极大地否定和冲击了封建君权至上的思想，对于开启民智、培育新民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后来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对国民道德的改造就是立足于戊戌时期更新国民道德所取得的成就，把这项工作推向深入的。

第三，“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蔚然成风。戊戌变法时期之所以能形成一场规模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与维新派把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作为唤起国民觉醒、振奋国民精神的重要手段密切相关。维新派认为只有通过学会、报纸、学堂等广开民智，才能使中国“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注：梁启超：《梁启超文集》，21页，北京，线装书局，2009。）。据不完全统计，在维新派的倡导和支持下，1895年至1898年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共300多所。《万国公报》、《时务报》等在当时都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以《时务报》为例，初期每期4000份，很快就增加到17000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尽管维新派早期的宣传还存在许多肤浅之处，但“正在热心地不顾一切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那一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太需要精神上的营养了。他们贪婪地撷取一切有益的思想材料，已经达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了”（注：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8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维新派的宣传极大满足了民众对这种渴望的需求，因而不过几年工夫，全国的风气大开，讲变法蔚然成风，社会上出现了“上至朝廷，下至士人”，“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热烈局面。即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不仅如此，戊戌变法在改革社会风气方面所提出的许多主张，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等，对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