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满洲实录》的文本研究和史料价值

目前学界对《满洲实录》的文本也有一定研究，主要集中在满文本和汉文本的文字考察上。学者通过对比、校勘，发现满文本较为质朴，保留了不少原始的记载，而汉文本则做过诸多润饰和改动，文字上较为文雅。在对文本进行考察的同时，《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如何，各人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

在清实录的研究中，学者陈捷先是为数不多的研究满文本的专家之一。他将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残三卷（全帙为四卷）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满洲实录》满文部分一一校勘，发现两书的满文部分内容相同，仅在文字上略有差异，“满洲实录的内容可以说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记载完全一样，只有几个字或词写法略有不同”，“满洲实录的内容与武皇帝实录的没有区别，而仅仅把一些不正确的发音和笔误写错的字改正了而已”（注：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77、78页。）。他进而认为，《满洲实录》的文字部分应是取材照录自顺治年间纂修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在抄的过程中更正了若干手民之误，因此，史料价值更胜一筹。（注：参见上书，100页。）整体而观，《满洲实录》保存了大量原始史料，文字颇具老旧风格，“不但行文简朴，汉化不深，而且若干俚俗淫乱的记载仍保留书中”。它的插图形象直观地展现了当时的明清交战情形，满、蒙、汉人的服式、武器、生活起居等，以及满洲的独特文化，“这一批图画已是仅存世界的瑰宝了”。特别是在其原本《太祖实录图》已不存在的情况下，《满洲实录》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无论从文字部分来看，或是就附图部分来看，对研究清太祖努尔哈齐时代而言，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应该是高于其他清代的官书的”，“满洲实录是一部值得我们注意而史料价值极高的书”（注：同上书，96、160页。）。

达力扎布也曾将《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第二至四卷的满文本做过一一对照，发现“满文部分除缀字和名讳贴黄外，几乎丝毫不差”，二者在文字上的一致性说明，盛京旧本实录八册在乾隆年间重绘时内容未经删改，基本保持原貌，这也是对《满洲实录》在保存史料方面作用的肯定。（注：参见达力扎布：《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版本浅议》，见《满学朝鲜学论集》，25~56页。）

对《满洲实录》汉文本的研究则更加充分。乔治忠对照顺治缮录本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发现《满洲实录》汉文部分与其内容一致，但文句有所修改，主要体现在人名、地名等译音用字的规范化和雅化，对入关后极为忌讳的词句予以修改以及文字的润色上。不过他也指出，这种改变只限于汉文部分，满文、蒙古文部分未加修改。满、汉文本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异，原因在于乾隆帝在重绘《满洲实录》时，只派了几名内阁中书缮录，其职位低，无权擅自修改，也未负修改之责。但是汉文部分早在纂修《开国方略》之时就已经做了修改，这就造成了重绘本满文未改、汉文修改的不协调状态。（注：参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

刁书仁在撰写传稿的过程中，经过对《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对读与比较，发现《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满洲实录》所载史实基本接近。相比之下，《满洲实录》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不仅比《太祖武皇帝实录》文雅，甚至比乾隆定修本《太祖高皇帝实录》还雅化，但对个别重要史实的记载，《太祖武皇帝实录》多保留历史原貌，而《满洲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则多改为溢美之词，并增加了原来《太祖武皇帝实录》未载的一些史实。（注：参见刁书仁：《新修〈清史〉人物传记太祖朝实录史料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11）。）作者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汉文本，满文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薛虹在《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一文中，将乾隆修《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及康熙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对勘，发现《太祖武皇帝实录》相对更加原始，如对明始终称“大明”，以属国自居，而《满洲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则改为对等称呼，在其他方面也多有讳饰。考虑到清朝实录的一改再改，这种修饰美化和隐讳之倾向也愈发强烈，因此，作者建议：“今后太祖实录的史料研究工作，应以满文本为据加以对勘，在此基础上不仅要同《旧满洲档》、《满文老档》以及其他清初档案做比较考证，还要同明和朝鲜的文献档册做比较考证，才可能取得太祖实录的可信史料。”（注：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这体现了治史者广阔的视野和求真的精神。作者提出的要以满文本为据加以对勘的方法，在今天看来，无疑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笔者通过对《满洲实录》满文本的研读以及与汉文本的对照，确实发现了许多差异，相对于汉文本的修饰篡改，满文本的信息更加全面、质朴、真实。

相对于满文本和汉文本而言，蒙古文本则长期为中国学人忽视，反而是日本学者有过一定关注。今西春秋曾对蒙古文部分的史料价值和语言价值予以肯定，他说：“满洲实录的蒙文不仅有助于理解满洲实录，对蒙古语自身研究也有大的帮助，满洲实录的蒙文作为用蒙语写的蒙文记录，是距今很久的古老的东西。”可见，他是看过蒙文本的。松村润有鉴于此，曾呼吁学界在这方面进一步发展。（注：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今西春秋的话也转引自此文。）不过，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种情况还未真正扭转，对蒙古文部分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谈到《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就不得不思考乾隆帝为什么重绘《满洲实录》。只有弄清这一问题，才能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审视该书的社会意义和背后隐含的政治目的，进而更加准确地估量该书的史料价值。

乾隆帝摒弃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重绘《满洲实录》的真实原因所在一直是困扰史学研究者的问题。乔治忠对此给出了一种解释。在他看来，绘写《满洲实录》不是一项孤立的纂书工程，而是乾隆朝重整开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乾隆三十八年（1773），久贮乾清宫的《太祖武皇帝实录》被发现，乾隆帝以此本“开国实录”为史料依据，敕修《开国方略》。随后，他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重修开国史活动，目的是重振满洲旧业，以开国史来教育皇室及满洲贵族子弟，包括重新缮录和译写《满文老档》、绘制《盛京事迹图》、编撰《满洲源流考》、重修《盛京通志》、纂修《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及《满汉大臣传》等，他甚至亲自撰写了一部《己未岁萨尔浒之战书事》。重绘《满洲实录》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开展的。（注：参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至于底本为什么摒弃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而采用《太祖武皇帝实录》，作者的解释是，乾隆帝此举意在突出勇武纯朴之风，强调保持满洲旧俗，而入关前的《太祖武皇帝实录》恰恰是“文直事核，足资垂信”。

杨勇军甚至提出，不应该称之为“重绘”，而应是“伪造”。《满洲实录》原先并无底本，是乾隆时期在一本图册（即《太祖实录战图》）的基础上补绘了6幅图，还补充了文字而修成的。伪造的原因在于，乾隆时期为了“阐明满洲是自天而降，与明朝毫无隶属关系，但是清朝官方能找到的最早的史料，只是八册有图无文的《太祖实录战图》。于是，他们依托《太祖实录战图》原有的77图为基础，新补入6图和文字，以与真迹窜乱，制造了伪史《满洲实录》，来充当满洲起源的证据”。在认定《满洲实录》是伪书的前提下，作者对该部实录的史料价值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不应过高地估量《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因为它“本身绝对不是原始史料，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及各种原始档案相比，实为第二手材料，史料价值不高”（注：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载《清史研究》，2012（2）。）。

笔者通过对《满洲实录》满、汉文本的研究，发现满、汉文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叙述上，满文本更为清晰、详细、生动，汉文本则较简略，叙事相对模糊；信息传递上，满文本传达的信息相对汉文本多得多，但在有关明朝地名、人物官职等信息上也有错误之处，汉文本有所修正；语言上，满文本更为质朴、直率，汉文本则进行了多处润色，语言更加优雅、简练；立场上，满文本更加贴近史实，保留了一些原始的记录，汉文本则完全站在满洲的角度，别有用心地删除或修改了一些对满洲不利的信息。很明显，满文本应是较原始的版本，汉文本是在满文本的基础上翻译、加工而成的。

满、汉文本既然存在如此多的差别，则二者的史料价值也不可同日而语。满文本纪实性更强，政治立场更加中性，贴近历史原貌，保留的许多原始记录为其他官书中所无。不仅如此，满文本重视细节，其中涉及物品馈送及经济往来的信息，是我们研究入关前各部落社会经济与发展水平的重要史料，对许多重大战役的过程性描述是研究军事史的宝贵素材，这批史料倘若被开发和利用，相信会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满文本的语言质朴、原始，颇具古朴之风，对研究满语的发展史也不无裨益。

相对于满文本，汉文本修改力度大，语言上多有润色，内容上较为精简，政治色彩更加浓郁，史料价值略逊一筹。但是，总体观之，汉文本不仅内容未脱满文本，而且还对满文本的许多错记、缺载或手民之误进行了一一更正和补充。因此，对汉文本的评价应客观，不能因存在删节和润饰而一味贬低其价值。

此次《满洲实录》的汉译，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生选修课“满文的阅读与翻译”课堂的学习成果，同时也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满文、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的子项目之一。参与翻译的有强光美、褚红霞、詹夺、孟修诸同学，后期的译文整理、满文转写工作，均是由强光美同学完成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译文底本为中华书局影印本《清实录》中收录的三体文合璧的《满洲实录》本，正文中的楷体部分汉译文录自《满洲实录》汉文本，宋体部分汉译文为此次新译。

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