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方法论是什么？如何理解经济学方法论？

一、方法论是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相关的学问

熟悉当代方法论研究状况的学者都知道，“如何理解方法论”或者说，“方法论到底是认识论还是实践论，到底是哲学方法论还是科学方法论……”一直是反复争论的问题。这或许如斯特龙伯格所说，“思想史最关注的，正是在重大历史事件形成过程中，思想和行动之间的互动”（注：［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的问题。这或许由于“智力劳动的精细把研究者束缚在日益破碎的知识框架之中”，故而使研究者养成了只见“碎片”不看“整体”的习惯。（注：［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结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1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然而，在笔者看来，对方法论种种不同理解的根源还是在于“方法本身”。由于方法或方法体系本身充满了复杂性，于是以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即方法论本身也充满了复杂性，由此，对方法论的理解也就不可能不充满复杂性。面对复杂性，把哲学作为方法恐怕是最简练也是最容易接近本质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哲学分册》对方法论的解释就非常简单明了。它说：“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一般说来，对世界的基本观点怎样，观察、研究，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就怎样。”（注：《辞海·哲学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当然，这个很接近方法论本质的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如何展开这个解释？如前所述，方法或方法体系是联系或连接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路径和桥梁，是人的能力体系的外延，是人们解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以及沟通“人与世界”、“主观与客观”、“我和你”的手段或方式。所以，方法既包括认识方法（认识世界、认识客观规律），也包括实践方法（按照客观规律与世界达成和解，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还包括横跨主观与客观的一系列的技术工艺设备、装置和流程。虽然从“一叶一花一菩提”的视角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干法”和“活法”（正是这些独具个性的“活法”和“干法”构成了方法体系的复杂性），但方法论研究的还是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关的“根本方法”。这个根本方法，既包括主观方法、客观方法，也包括耦合在主客观之间的中介方法（逻辑方法），既包括人文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也包括自然科学方法。因此，方法论也就应该既包含认识方法论（哲学方法论）、实践方法论（操作方法论），也包含能够构架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为统一世界的逻辑方法论（或复杂系统方法论），既包含传统的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也包含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当代科技方法引发的新方法论。

所谓认识方法论或认识论，是与人的认识（思想活动和思维活动）相关的理论，包括阐释人与世界之间（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是什么关系，人如何去看世界以及如何从结果的角度表述世界（什么样子）的理论。所谓实践方法论或实践论，是指与人的活动相关的理论，包括与生活活动、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精神活动、心理活动等相关的理论。所谓构架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为统一世界的逻辑方法论或复杂系统方法论，既是认识方法论也是实践方法论，因为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研究如何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理论。在这里，所谓逻辑，在英语（logic）中原意为言语、思想、思维、理性、规律性等，在现代汉语中，一般被界定为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能够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思维的规律和规则等。因此，逻辑具有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并借助具有抽象性和深刻性的程序或系统再现“世界（模式）”的功能。从当代科学技术角度看，所谓系统（即程序集合）是唯一能够在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借助主观逻辑构架起来的符合客观逻辑的人造技术方法体系，例如人造飞船系统、登月系统就是典型的复杂系统，而以逻辑或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就是系统方法论。

二、方法论是以方法体系特别是根本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

由上文可知，方法和方法论所指代的“世界”是有所区别的。方法所指的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实世界”，即人类每天都在使用的“真实路径或手段”，是每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每天都在使用的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方法论所指的是“研究活动”中存在的“理论世界”，即人类中的一部分人所思所想的问题，是方法论学者的研究对象。显然，方法和方法论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不同层面的问题。如果说方法（体系）与方法论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桥梁，是人类能力体系的延伸，那么方法论就是研究方法的学问，就是以方法体系特别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换句话说，方法主要存在于实践层面，方法论则主要存在于理论层面。正因为如此，无论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方法论，都不可能不首先涉及认识论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在当代或在当前，与方法和方法论相互联系的认识论，应该是当代科学认识论。大家知道，自当代科学技术体系作为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体系的创新活动嵌入各种实践活动之后，整个地球都被“搅动”了，不仅人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而且人类本身和客观世界本身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毫无疑问，这种革命性的变革自然而然地导致当代方法论也发生了“革命”。然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依然是人类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问题，依然是由此决定的“人”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所不同的是讨论这些问题的“语境系统”和“话语体系”都发生了代际变革。由此，方法、方法论及其同当代科技变革引发的认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成为方法论学界一个非常富有争议性的问题。

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看，把科学技术作为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法，是近现代的事情。（注：用“近现代”这个概念把近代与现代连接起来，是为了避免“断代”上的讨论。例如，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F.基佐在其《1640年英国革命史》一书中，把17世纪断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而20世纪末美国历史学家罗兰·斯特龙伯格在其《西方现代思想史》一书中，则把17世纪断为西方现代思想史的起点；显然，在我们这里用“近现代”这样一个概念表征17世纪这个“时间之窗”。）一般认为，1543年波兰裔德国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中提出的“日心说”——地球和星星围绕太阳运转，不是像公认的“地心说”那样，所有的天体在一系列球面轨道上围绕着不动的地球旋转——是现代科学的起点；1776年苏格兰著名的发明家和机械工程师詹姆斯·瓦特制造出来的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以后又经过一系列重大改进，使之成为“万能的原动机”并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是现代技术的起点。在以“资本为主体、为主导”的生产体系的作用下，科学技术先是进入直接生产过程使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要素都具有了“科技含量”，进而随着资本的流通过程进入交换领域和消费领域使社会生活也具有了“科技含量”。自此，科学技术作为“方法”便成为人类共识。

从科学方法论嵌入方法论学的角度看，科学方法论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前20年）由爱因斯坦“相对论”引发的新科学革命。这场革命影响之大把全世界最一流的物理学家们都吸进来并就触及科学本质的问题开展了持续的争论。这场革命的实质宣布了牛顿经典物理学的有限性或局限性。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在我以前，人们都认为，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从宇宙那中拿走，那剩下的东西就是时间和空间，我却证明，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什么都剩不下了。”（注：［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45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用普朗克的话说：“我的发现与牛顿的发现同样伟大。”（注：［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45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正是在这场科学革命的影响下，深受伯兰特·罗素影响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1922年出版了《逻辑哲学论》。随后“在1926年至1928年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多次会谈。这个学派发表宣言，宣布发起一场哲学革命，称新哲学为逻辑实证主义”（注：［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494~49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三、经济学方法论在当代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

维也纳学派是以维也纳大学科学哲学教授摩里兹·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学术圈子，其他成员有汉恩、弗朗克、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等。这个学派不仅对1928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卡尔·波普尔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同样是维也纳人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也有重要影响。在这里，应该指出，维也纳是一个盛产方法论学派的地方。早在19世纪70年代，维也纳就有一个以“边际革命”著称的“维也纳学派”（又称“奥地利学派”），其主要代表也都是在维也纳大学教书的教授，其创始人和奠基者是卡尔·门格尔（1840—1921），其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奠定了边际效应论的基础。门格尔被当代经济学方法论者奉为开山者。门格尔有两个最为著名的追随者：一是他的女婿弗里德里希·维塞尔（1851—1926）；二是欧根·庞巴维克（1851—1914）。对于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方法论稍后我们再展开。

卡尔·波普尔（1902—1994）被誉为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方法论家。他1902年7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1928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由于纳粹主义势力抬头，波普尔被迫移民至新西兰，在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被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爵士爵位。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1969年退休但一直活跃于知识界直到1994年去世。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可证伪性是科学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因此，必须对理论采取批判主义态度。波普尔方法论对经济学影响很大，他本人也与经济学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誉为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大师、最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方法论学家。米塞斯1900年入维也纳大学，在那里，他受到门格尔的巨大影响，并于1906年获得法律和经济学双博士学位。然而，他却不能如愿以偿在任何一所“大学里得到教职，竟然沦落到在纽约市的一家商业学校做兼职教师的地步。芝加哥还有别的大学，也拒绝了米塞斯和其奥地利同胞弗里德里克·冯·哈耶克”（注：［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49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是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主义大辩论”让米塞斯得到了大放异彩的机会。他一直坚持的“社会主义行不通”的观点使其在2000年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他弟子中最著名的有哈耶克和穆瑞·罗斯巴德，哈耶克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虽然米塞斯直到退休一直是个“访问教授”，他的学术成就一直不被学术界认可，但他在当代经济学方法论学界是非常有影响的人，以至于中国经济学方法论家汪丁丁教授在其策划的《经济学方法论丛书》中将其作为首位介绍的方法论家。在笔者看来，这不仅因为米塞斯有其经济学方法论代表作即《人类行为学》，而且还因为他与维也纳学派和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受影响于维也纳学派（第一代·经济学派）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以及德国哲学家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相互影响于维也纳学派（第二代·科学哲学派）奠基人石里克、证伪主义方法论家波普尔以及经济学大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施影响于哈耶克（1899—1992）、约翰·希克斯（1904—1989）、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需要指出的是，米塞斯是促成古典自由主义复活的最有力的推手，是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代表；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提供者，2000年他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米塞斯还被誉为维也纳学派的院长（第三代·经济学哲学派），1982年米塞斯研究所成立并成为全世界研究和推广自由主义的学术机构。在当代现实经济活动中，他同1974年和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得主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一起，被称为积极鼓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三位顶尖吹鼓手”。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弗里德曼与1970年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1915—2009）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之争，也被经济学界称为方法论学中的“经典之战”。由此可以看出，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在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与其他方法论家有所不同，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父”。

四、当代经济学方法论学派产生的学术背景及其研究状况

像世界充满复杂性一样，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充满复杂性。在美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如本书第一章所述，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或学说史被分为一类，属于经济学大家族中的“冷门”学科。即便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常常被人轻视、忽视，甚至常常被人误解。例如甚至有人说方法论的研究是为那些没有能力进一步探询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人所准备的。这种说法当然让经济学方法论者难以接受，与此同时，经济学家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回避围绕经济学方法论所提出的各种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于是，经济学方法论学界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从另一方面看，对于作为经济学家后备军的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们来说，如果存在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统一方法论”，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然而，对于熟知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历程的学者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奢侈的幻想。因为经济学方法论从来就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通用工具那样，很容易为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和大力推广。

按照当代经济学方法论学界之翘楚、伯明翰大学经济思想史高级讲师罗杰·E·巴克豪斯（Roger E.Backhouse）的说法（注：“罗杰·E·巴克豪斯是伯明翰大学经济思想史高级讲师。在宏观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方法论方面著述甚丰，是《现代经济分析史》和《经济学家和经济》两本书的作者，是《经济学和语言》的合编者，是《经济学杂志》的编审。”参见［英］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0世纪70年代以前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非常有限，其中讨论古典部分的是由西尼尔（Senior，1836）、穆勒（Mill，1844）、凯尔恩斯（Cairnes，1875）、门格尔（Menger，1833/1963）、老凯恩斯（J.N.Keynes，1891）、罗宾斯（Robbins，1932）、哈奇森（Hatchison，1938）和马克卢普（Machlup，1963）等人给出的。还有一些简略的方法论表述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位非常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比如萨缪尔森（Samuelson，1963）、库普曼斯（Koopmans，1957），特别是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而这三位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世纪70年代之后，方法论方面的文章明显增多，除了上面所提及的哈奇森和马克卢普之外，又出现了新的一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专家，如豪利斯和奈尔（Hollis&Nell，1975）、罗森伯格（Rosenberg，1976）、斯图尔特（Stewart，1979）。（注：参见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在经济学方法论学界具有“分水岭”性质的著作，或者说作为当代经济学方法论标志的著作，应该是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1980/1992）。第一，它论证性地界定了1980年前后争论的主题，对科学哲学方法论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不仅讨论了科学假说，诸如演绎模型问题，而且讨论了库恩的范式革命、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甚至讨论了被认为是当代科学哲学中最大异端的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第二，它对科学哲学方法论进行了总结，从中提炼出相关的许多最新思想，界定了包括趋势规律、假设不相关命题、实证和规范经济学等传统问题，还包括由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提出的关于这一论题如何进行新争论的问题。第三，由此引致了豪斯曼（Hausman，1981）、博兰德（Boland，1982）不同译者译法不同，如博兰、博兰德，本书正文中统一译为博兰德，注释中从所引文献。和考德威尔（Caldwell，1982）、克兰特（Klant，1979/1984）等人的著作相继出现，由此引发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新时代。

从学术统计的角度也可以证明1980年是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开元年”。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教授丹尼尔·M·豪斯曼曾列举出1984—1993年出版的50本有关方法论方面的重要论著，而此前的1975—1983年却只有19本。他认为，这些数字表明从1980年开始，经济学方法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了。他认为，1980年以后的经济学方法论，除了表现为多元论、建构主义、对波普尔传统的评价等争论之外，有关经济唯名论的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和实践的哲学分析等也逐渐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