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经济学与政治

虽然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义语，但是，在经济学前面加上政治一词还是经常引起误解，以为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和经济相加的学问，甚至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政治经济学一词最初产生于法国的重商主义时代，是与公共行政和国家作用的增大相联系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重商主义的政策逐步让位于自由放任政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与政治相分离，剩余的占有和分配是由私人作出的，它们通过市场交易发生联系，这个领域获得了自主性和独立性。这种变化反映在思想上，就出现了经济理论的“去政治化”、“去社会化”和“去国家化”的倾向，这是政治经济学逐渐被经济学这一名称所替代的社会根源。这一点，已为当时的经济学家所认识。在191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讲义》第二版中，威克塞尔指出：在

现代，对于极端自由的原则的确有了抵制，可是在现实中，则仍然是个人主义的纯粹私有制度占优势。由于这个理由，所以，许多现代作家都想抛弃这个名称的形容词“政治”或“国民”，而只称为经济学；或者完全创造新的名称，例如“财富学”或“交换学”等。（注：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7、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政治因素对市场经济的影响日渐增大，国家全面深入地介入了经济生活之中，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和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重要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又产生了经济学与政治学联姻的要求，产生了“新政治经济学”。（注：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909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A.唐斯（A.Downs）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说：“为了在规范或实证层面上解释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社会的政治体制；因此，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必须综合为统一的社会行为理论。”（注：A.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57，280.）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说，“不管是政治学或者是经济学，从一定程度上讲，由于它们各自孤立地研究问题，都已陷入了贫乏枯竭的状态，结果是两头空。”（注：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新政治经济学看到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们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治过程的经济分析或者是政治与经济的交叉，抹杀了经济学的独立性，把经济学事实上归结于政治学的范畴，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与政治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的领域。政治主要指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处理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经济则主要指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等活动。经济与政治的基本关系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第一，生产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关系，因而也是一种政治关系。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为基础的，这种差别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一个阶级占有了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劳动时，就产生了阶级对立，例如，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封建主、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等等。其中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阶级处于统治、压迫的地位。这些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往往导致剧烈的政治以至军事冲突。但是，有时这种矛盾也会采取相互妥协的形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因此，虽然阶级和阶级斗争属于政治范畴，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却是以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为基础的。

第二，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和有效运转，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保护。在一定的经济关系基础上产生一定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和国家形式，它们反过来通过军队、警察、法律等强制工具来保护特定的经济关系和产权制度，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没有国家强制力量的保证，任何合法和稳定的制度都是不可能建立和实施的。而任何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经济制度的努力，也都首先要改变国家的性质。

第三，无论在哪个社会中，总有一部分国家职能是经济职能，总有一部分政府行为是直接的经济行为，如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社会保障、公共工程、环境保护、教育卫生、经济稳定、经济发展、行政管理等等。政府的这些活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行为规则或制度，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经济性的。政府这部分职能越大，经济和政治重合的部分越多。

政治和经济的上述关系是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如果我们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则会看到，在这里，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又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公有制经济中，国家不仅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来从外部对经济生活产生间接影响，而且要作为公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从内部对经济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国有经济体制的任何变动，如政企关系、党政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都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政治现象，经济与政治在这里是合而为一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经精辟地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136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注：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载《人民日报》，2014-05-28。）

总之，一方面要看到，政治与经济、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政治因素的考虑，其结论一定是空洞贫乏的；另一方面要看到，政治经济学既不是政治学，也不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相加，它是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为对象的一门科学，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