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经常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一种封闭的体系，一些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也常常误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一两本书或几条干巴巴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

马克思本人的经济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大家知道，马克思在大学时候的专业是法律，但他对哲学和历史尤有兴趣，获得了柏林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求学时期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还一无所知。1842年10月到1843年3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遇到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和要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的“难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1844年上半年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次尝试。此后，马克思在他写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涉及或专门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合著）、《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

1857年到1858年5月马克思写下了一系列经济学手稿，被称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手稿是马克思自1843年以后的15年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结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作了详细的论述，对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作了科学论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形成。

1859年6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公开出版。1863年7月，马克思完成了一部包括23个笔记本的手稿，被称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完善了劳动价值论，周详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并在更深的层次上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作了论述。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1卷终于在德国汉堡出版，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形成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确立。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人。1843年恩格斯发表的《国民经济学大纲》，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一些主要理论观点作了严肃的批判，这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重要文献。1845年，恩格斯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问题。随后，他和马克思一起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重要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恩格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资本论》第1卷发表后，恩格斯写了大量的文章来介绍这部巨著的光辉思想和伟大意义。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花了整整11年零9个月的时间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在这一过程中，他还根据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情况，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完善。此外，恩格斯还创作了《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重要著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了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形态，为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以列宁、卢森堡、希法亭、布哈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了俄国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撰写了《论粮食税》、《论合作社》等重要的经典著作，对落后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和方法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在列宁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53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在这个基础上，苏联经济学家集体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第一次有了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部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提出，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学界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出现了一大批有创见的论著。此外，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对“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研究，也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理论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发展。在美国，在“激进经济学派”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学派中，有保罗·巴兰、保罗·斯威奇、霍华德·谢尔曼、安瓦尔·谢克、罗伯特·布伦纳等一批重要经济学家。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垄断、停滞膨胀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令主流经济学不可小觑的成绩。比利时学者恩斯特·曼德尔，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和资本积累的现代特征方面，提出了值得重视的独到见解。在日本，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仅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庭抗礼，在大学的讲台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发展出若干学派。其中的宇野学派中，有伊藤诚等重要的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论和危机理论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在美国和英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罗默和埃尔斯特等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他们遵循“微观基础”的方法论，把个人的理性选择作为理解整个社会经济现象的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新解释。在法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调节学派”，则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运用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对二战后出现的所谓“福特主义积累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安得列·根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阿尔吉里·艾曼纽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提出了“中心—外围”论、依附论、“不平等的发展”、“世界规模积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一系列理论。以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等等。这些学者所提出的理论和观点虽然也存在不少可以商讨的地方，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在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经济思想，用于指导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关于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所有制结构的理论等。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艰难任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例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注意综合平衡；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各方各得其所；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