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
- 鄢一龙 白钢 吕德文 江宇 刘晨光 江宇
- 10304字
- 2020-08-30 01:31:45
导论：共同体社会主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波澜壮阔，五百年的社会主义探索跌宕起伏，一百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历程惊天动地。
历史并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人类的历史始于真正共同体的胚胎，也必将迈向真正的成熟的共同体。我们正处于漫长21世纪的开端。
一、共同体与人类历史
“一篇读罢头飞雪”，一部文明史，数千寒热，几度兴衰。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不过是共同体构建、分化、冲突和演进的历史。
人类社会共同体需要处理三个基本的问题：一是共同体内部成员协调问题；二是共同体与大自然关系问题；三是不同共同体之间关系问题。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处理，构成人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共同体形态，以及不同文明的共同体形态。我们既拥有纵向的历史，也拥有横向的历史。
共同体中既有协作又有斗争，有时协作优先，有时斗争优先。在一个不平衡的共同体中，阶级斗争、阶层斗争、群体斗争等是推动共同体进化的内在动力。战争是共同体内部及共同体之间最激烈的斗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往往也推动更大的共同体形成。
共同体的协调方式主要有以下六种：亲缘与情感关系、利益交换、强制力量、对权威的服从、组织与动员、共同价值规范。
人类进入共同体的标志是出现劳动的协作，而共同体的分化首先是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分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共同体从低级到高级演进的历史。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共同体、古典共同体、传统共同体、资本主义共同体，正迈向社会主义共同体与共产主义共同体。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其能自觉地、协作地劳动。正是这一基本“类属性”，使得其作为主动的、超越的全新物种登上了地球的舞台。人类意识只有在集体生活中才得以显现。没有他人，也不会有自我。智人告别了动物被动的、“孤独”的存在，通过拥抱同类，寻求协作，而步入文明，同时也创造了“人之所以为人”。
西方启蒙学者关于人类自然状态源于孤立的个体人之间的战争状态的说法，不过是虚妄的假说。人类的文明发源于集体性，而不是个体性。集体协作，而不是个体之间的生存斗争，成为文明的开端。
人类文明始于原始社会的朴素共同体：人们聚群而居，简单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都是共有的，并没有严格的财产观念。人们进行集体的生产活动，过集体生活，共享劳动成果，族人信奉共同的神祇，人与人之间是高度平等的，经济社会地位差别非常小。
原始社会共同体是共同体社会未分化的形态，同时它又是真正共同体的胚胎。它包含着共同体各种协作方式的萌芽：一是来源于分工的协作。在原始的共同体中已经出现了不同类型工作的分工，包括狩猎者、食物加工者、房屋建造者等，所有成员通过协作共同应对艰苦的生存斗争。二是由亲缘关系发展出的集体生活。三是共同抗拒外来敌人。许多原始的群落都修有壕沟，以抵御外敌的入侵。四是共同价值规范。原始共同体往往具有共同的神祇与图腾，不遵循共同体传统生活的人往往会被驱逐甚至被消灭。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原始共同体开始解体，人类对其同类的掠夺成为历史常态。
古典共同体形成的标志是城邦与文字的出现，这标志着共同体的分化与协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历史学家一般将古典共同体出现后的阶段称为文明阶段，而将原始共同体时期称为蒙昧阶段。文明出现后，生产力水平提高，分工深化，开始出现专门的治理机构，城邦成为共同体的中心，共同体中阶层和性别开始分化。
一般而言，古典共同体的人口和地域规模都不会很大。随着人口的增长，古典共同体之间频繁地争战与兼并，使得更大的共同体出现。
传统共同体出现的标志是大一统力量的形成。这使得共同体的范围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减少了共同体内部战争，同时为商品交易提供了基础。
政治上，国家统一体开始出现，出现了专业的文官集团来治理国家，同时形成了共同的伦理规范与法律准则来维护共同体的利益；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规模开始扩展；对外关系上，形成了专业的军队来维护共同体的利益。
传统共同体是高度不均衡的共同体。其一是社会的阶级分化，地主、官僚、商人等富裕阶层占据了大量的财富，大多数劳动者生活贫困。其二是性别分化，强化了女性在整个生产劳动中所处的附属地位。
中国是传统共同体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中国的大一统，先是西周封建的大一统，继之以郡县制的大一统。大一统的政治体作为总合统一体，凌驾于小的共同体之上，从而能够汲取劳动剩余，应用于兴建水利、交通等公共设施，形成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共同体。[2]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纸币的国家，明清时期中国已经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国拥有延续了数千年的专业文官集团，使得其国家治理的规模和持久性都达到了其他文明体难以企及的高度。
儒家的理想国是天下为公的共同体。其基本构想是将家庭的伦理关系外推，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从而形成人人相亲、天下为公的共同体。儒家在亲亲的同时要尊君、尚贤，希望通过君主的明德为公，以及士大夫的贤能治理，造就一个公天下之治。
儒家所设想的共同体，又具有内在的不平等性。儒家五伦是等差秩序，强调尊卑有序，区分远近亲疏。儒家共同体以伦理为本位，缺乏实际的经济、政治结构依托，“天下为公”只不过是儒家的美好愿景。
资本主义社会是基于利益交换的协调逻辑占据中心地位的制度安排形式。资本将全球变成一个生产与消费的“大公社”，每个人的生存对于其他社会成员的依赖一刻也不能停止。[3]全球的分工与协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个人基于经济利益的积极性也被前所未有地调动起来，从而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
这种物质主义的共同体协调方式是从资本逻辑相对于共同体逻辑脱嵌开始的。资本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超越一切，成为社会的主宰。“华盛顿共识”被视为自由资本主义广为接受的概括，主要包括以下10条：
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
2．对公共支出的优先权进行重新排序，从无效益的津贴转向公共物品。
3．将扩大税基和降低边际税率结合起来的税制改革。
4．自由化的利率。
5．竞争性的汇率。
6．贸易自由化。
7．输入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
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9．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
10．有力的产权保护。
这10条特征，概括起来就是私有财产权、自由化与小政府，其核心在于不受控制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或者说对资本支配性的束缚力量的彻底解除。
资本主义共同体是不平衡的共同体，与生产消费公社化截然相反的是财产私有制。如同爱因斯坦所言，我们始终没有走出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不但从现象上看如此，就是从这些现象推导出来的经济规律上看也是如此。[4]
资本主义共同体造就了生产与需求的分化、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分化，并进而演变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分化、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分化。资本主义体系追逐利润的无限积累的特性，日益超越资本主义体系自身所能够容纳的边界，日益将资本主义推向共同体的反面，使资本主义变成极少数人的盛宴，并迎来它的总体性危机。历史的判定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古典共同体、传统共同体、资本主义共同体由于其内在的不平衡性，不过是“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共同体“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5]。
二、社会主义五百年
社会主义运动五百年本身就是对平等的共同体、也是对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的不懈的追索。
空想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与资本主义相伴随的“反向运动”。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体不过是一幅讽刺画，他们构想出新的理想国——乌托邦与太阳城。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使得社会主义真正具有了现实性，它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与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相结合，从而获得了通向未来的现实力量。
科学社会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在这里，联合体的成员是平等的主人，自由是共同的自由，联合是自由的联合。
这种平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经济社会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有关经济基础、政治结构与社会条件的一系列变革主张，以消灭劳资雇佣关系，实现劳动阶级的主体性。
将社会主义从设想转变为实践的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经典社会主义探索，真正在实践中回答了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苏联通过的《莫斯科宣言》，阐述了经典社会主义的特征：
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2．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级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
3．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5．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就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
6．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
7．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
8．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的工人阶级团结一致。
经典社会主义共同体试图造就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共同体，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文化、国际主义为其主要特征。
经典社会主义共同体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一方面，这种共同体旨在通过消灭资本对劳动的雇佣与剥削，解放劳动者，建设一个劳动者为主人翁的共同体。另一方面，这种共同体是以科层协调力量为中心的共同体构建模式。
苏联模式是科层力量协调的典型：科层力量延伸到生产领域、精神领域，这种强大的科层力量反过来又造成了对人的新形式的统治，而且在人员不流动的状况下，这种统治的力量表现得愈发强大。马克思对旧时代共同体这样评价：那些起初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的事物，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7]苏联模式也没有走出这一悖论。
苏联模式堪称人类伟大的试验之一。这种共同体试验失败的根源在于强大的国家、集体的力量压制了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自发的协调机制，使得共同体变得僵化，同时无法抑制共同体内部的官僚特权阶层造成共同体内部分化。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总体上仍属经典社会主义的范畴，不过它试图超越苏联模式，尝试能够将自下而上的协调与国家权力中心的协调结合起来，包括推进分权，通过政治动员来激发人民的主体性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苏联模式僵化的问题，但仍然没有能够摆脱两种力量冲突带来的困境，表现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周期性循环。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反向运动，它们在保持其根本制度不变的同时，吸纳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进行了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等探索。但这种探索无法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并未解决其根本上的不平衡性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探索对于建设新社会主义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三、中国的共同体社会主义
经典社会主义的问题就在于仍然没有能够破解共同体悖论。如何实现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与解放的自由的个体的有机结合？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对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命题的解答。
我们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说的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含义。如何理解自由人共同体？实现自由人共同体的条件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经典社会主义的体制进行了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而非转向资本主义。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增长奇迹，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减贫人口规模最大的减贫奇迹。
在实现空前的财富创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收入水平提高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提高，老百姓日子过得依旧艰难；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腐败问题成为整个社会的毒瘤；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大；道德水平滑坡；等等。中国进入了“新焦虑”时代，穷人、中产阶层、富人，焦虑的内容各不相同，焦虑的感受却彼此相似。
这一系列乱象的背后，究其根本其实就是一条——资本逻辑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在增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消解了社会主义共同体。市场经济在将个体原子化的同时，也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丛林战争”，“被猎者”苦不堪言，“狩猎者”也难以自得。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迈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即新社会主义，并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作出最终准备。
新社会主义是什么？它既超越了资本主义，又超越了经典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构想不同，新社会主义不是替代资本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吸纳资本主义合理因素的共同体社会主义，是吸纳资本逻辑并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以共同体界定新社会主义，是由于只有在这个阶段的共同体中，人类才开始迈向马克思当年所说的体现了人的本质，获得共同自由与真实自主性的真正共同体。
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生活方式，共同体社会主义不是个体本位，而是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社会主义就是大家一起建设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共同体。社会主义其实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真理，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饭大家一起吃，有困难大家一起分担，有荣耀大家一起分享。每个成员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主人翁，都能在共同体中寻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弱者在这个共同体中感到安全和温暖，强者在这个共同体中实现更真实的人生价值。
共同体社会主义是基于个体分工与集体意识的有机共同体。[8]共同体社会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性的解放，它给予人性中的个体性与集体性平等的尊重。在这样一个有机体中，人民主体性地位是通过个体主体性与共同体主体性的辩证互动来实现的。共同体的协调方式类似有机体的协调方式，既有自主、自发的协调，也有来自中枢系统的自觉的协调。
共同体社会主义有三个层次：（1）利益共同体——具有共同的财产是其基础。（2）文化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共享多元、丰富，同时又高度融合的文化价值体系。（3）命运共同体——长期共存，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体系是共生经济体。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体系是复杂的“生态系统”。广义生产要素（劳动、资本、科技、资源、土地、生态等）、不同类型生产者、不同类型消费者之间相互连接与耦合，构成一个共同进化的共生系统。
共生经济系统意味着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程度加深，生产力社会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日益呈现出跨组织、跨地域与跨国家的特征。
共生经济系统由公共产品、混合产品、私人产品生产组成。随着人类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一个充裕的阶段，非竞争性产权与非排他性消费的公共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公共产品比重的上升，将导致生产力的共生关系进一步形成。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财产共有制。共同体的生产关系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私有、公有并存，高度融合。
新的国民经济成分不是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而是按照资本所有性质划分，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合作资本、社会资本、小微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商资本七种经济成分。前两种是公有资本，中间三种是兼具公私性质的资本，后两种是纯私有的资本。
“共有经济”的产权形态也是一个高度混合、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共有产权、混合产权、开放产权等公私交融，资本和劳动共赢的新型产权方式不断涌现；产权创新推动平台经济的社会化，在保障股东、运营方收益的同时，让劳动者、消费者共享平台收益；随着公共产品在经济体中的比重上升，大量物品是共有的，全社会成员共同拥有使用权，共同享有收益权。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分配机制是共享分配机制。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分配机制。这是按贡献分配与按需分配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分配机制，总体上是依据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而对于基本收入与基本消费则实行按需分配。这种分配机制要求：推动劳资共享，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真正实现按照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将非生产要素分配机制挤出；通过强大的国家再分配杠杆来缩小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与福利差距。
共同体社会主义将保留大量的公有资产，拓宽全体人民直接共享公有资产收益的渠道，如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红利上缴比例，创新土地、矿产等公共资源收益的国民共享机制，通过充实社会保障金、国民分红等形式让人民直接分享公有资产收益。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逐步探索“不需要劳动就有基本收入”的制度。探索基于使用价值的民生品实物配给制，由共同体承担民生品实物配给的方式，可以挤出大量寻租泡沫，使得民生品回归使用价值属性，以低廉的成本实现基本民生保障。探索非货币化的基本公共消费制度，设立基本消费的衣、食、住、行场所，同时设置网络购物基本公共消费区。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协同机制。根据公共品、混合品与私人品的性质不同，实现市场、信息、计划机制相结合，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利润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结合，发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复合优势。
既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逐利润而推动生产的导向机制，也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与资本逐利动机不匹配，但关系到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的公共投资、公共消费领域，有效引导供给资源配置。
实现市场、信息、计划机制相结合。市场调控是以价格信号为基础的自发调控，信息调控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前瞻调控，计划调控是基于分散信息与国家战略导向相结合的自觉调控。信息平台既是市场增强机制，也是国家计划增强机制。三种资源配置机制互相结合，生产活动的盲目性、滞后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共治政治”。究其实质而言，这是一种人民基于共同利益，为实现共同目标，推进共同治理的体制。由于构成人民的成员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只有通过一个政治实体作为中介，才能实现作为整体的人民的自我治理。这一政治实体是共同体作为真实的、共同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最高象征，它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能够有效地汲取经济社会资源，“损有余而补不足”，用于推进共同体建设，能够将人民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行动，并最终实现人民利益的表达。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作为共同体领导力量的使命。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是双向塑造的辩证关系。人民的主体性虽然是本具的，但是它的现实化却离不开党的领导。恰恰是通过党的领导，人民才被组织起来，才有了集体意志、集体目标与集体行动，才获得了改变自身命运的主体性。
党的主体性来源于人民赋予，党的领导的正当性根源于人民民主，党实质上是作为人民的替身和中介，代表人民进行治理。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机制安排，避免党脱离人民，蜕变为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始终做到“三个人民”：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来自人民，首先指保持权力的开放性，通过选贤举能，发现并吸收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其次指通过调查研究等方式集中人民的意志与智慧，再上升到公共决策。依靠人民，指所有的政策的实施都必须通过人民，通过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来实现国家目标。为了人民，指党不能有自己的私利，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共同体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劳动阶级法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法权是并存的，两种力量存在持续拉锯战。要使得资产阶级无法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根本上需要用劳动阶级法权来限制并超越资产阶级法权，在资本化的经济环境中，创造出一种能够统摄与驾驭资本的逻辑，而不被资本的逻辑所统摄的意识形态体系。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自在、平等与觉悟。其既不同于流于空谈而实质上承认少数人优势地位的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公平、正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也不同于“有公无私”“大公无私”的经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在是比自由更高意义上的“自我”存在的确证。自在是对自由的扬弃，它抛弃的是空洞的原子化的形式自由，拥抱的是通过联合获得的人的全面发展与自主活动的实质自由。个体只有摆脱了其工具化、原子化的异化状态，才能作为真正的主体存在。自在的个体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个体通过自由的、创造性的、普遍的劳动，实现其作为人的类本质和全面发展，而又通过对劳动产品的占有，与其他个体成员成为平等的主体。共同体成员既是共同体的塑造者，又为共同体所塑造。个体实现内在自主性（不役于身）和外在自主性（不役于物），对自身的“天命”有清晰之自觉，践行对于社会、国家、人类的使命，获得安身立命的归宿，并将小我、大我、无我有机融合。
平等同样是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但是形式平等、机会平等，还追求实质平等。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有真实的平等；而只有平等的成员构成的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平等并非无差别，而是在“人之所为人”的类属性上，劳动的个体之间是无等差的，拥有同等的尊严、同等的自主性。人是作为真实的个体参与共同体建设，而不是作为奴役的对象、他人意志的工具性延长参与到共同体建设，并获得公平的报酬。
觉悟是共同体成员主体性的觉醒。共同体成员是作为创造性的主体，平等地参与共同体建设，他们同时要承担共同体赋予他们的那份责任。觉悟是人的内在超越性，是人心透出的向上之力量。“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性是浩瀚的，是人把自己局限了。共同体社会主义价值中的觉悟就是“超越小我，走向大我，超越物我，走向公我”，是人的社会性与集体性不断克服自私性的过程，这是通过日常的先锋性实践不断得以实现的。
自在、平等、觉悟是真正共同体的三位一体的价值观。自在者，平等觉悟之自由；平等者，自在觉悟之公平；觉悟者，自在平等之正义。有此三者，才有真正的共同体，而唯有真正的共同体才能求此三者。
从全球范围看，共同体社会主义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传统安全方面，不是追求建立在敌我关系上的“集体安全”，不是追求基于权力控制的绝对安全，而是追求基于共同利益与民主协商的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如同习近平主席所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不同于传统国际体系以安全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发展为中心，为全球各国提供发展机遇，使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
“不能通则不能融”，“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意味着文明冲突与隔离，也不意味着各种文化共存不相融的文化多元主义，而是美美与共、美美交融的情感与文化的共同体，人类多元文化通过平等交流、碰撞借鉴实现交融共生。“不能融则不能公”，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它追求更为均衡的全球化，而不同于将资本与劳动雇佣关系投射到全球，造成民族国家之间的剥夺与被剥夺关系的不平衡的全球化。“不能公则不能共”，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大的“国际合作社”。[9]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劳动者的共同体，是劳动者追求共同富裕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大同，在全球层面追求真实共同体的理想。
四、漫长的21世纪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超级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虚拟化、信息化与智能化在空前地放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潜能的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矛盾推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持续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体化已经断裂。21世纪是一个漫长的革命世纪，不论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是以自觉的、渐进的方式发生的，还是以一种暴风骤雨式的、剧烈对立的方式发生的。
“革命”的进程已经启动。这种革命导向的就是共同体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的前途，才能使得人类避免进入一个空前的大黑暗时代，而导向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对于21世纪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共同体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它是高度社会化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
共同体社会主义是共生经济、共有财产、共享分配、共同富裕、共同治理的社会主义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有以下几点特征：
1．高度社会化与共生的生产力。
2．共有财产制度。
3．共享分配机制。
4．协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5．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相结合的“共治政治”。
6．驾驭资本的劳动阶级法权。
7．自在、平等、觉悟的社会主义新人。
8．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产主义共同体是完善的共同体形态，是真正平等的、解放的成员的共同体，是人实现其普遍的、自由的、富有创造力的劳动本性的共同体。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本性才能得到完整实现。
人类终将告别“冒充的共同体”对同类的掠夺阶段，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走向自由人共同体的社会。这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自己就是这个解答。这就是漫长的21世纪革命。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3-126．
[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自述．富强，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 0 1 2：2 5 3-257．
[4]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自述．富强，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25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4．
[8]涂尔干将基于相似性的团结称为机械团结，将基于分工的团结称为有机团结。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3-92．
[9]本观点受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