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球竞争中胜出的制药业

古巴在医疗领域的成功是由于坚持了20世纪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在制药领域的成功则更显示了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

在20世纪的时候，古巴的制药业是在经互会的框架下运行的。古巴在1959年革命后遭到美国的制裁禁运，因此它的经济发展不得不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紧密结合。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1949年成立了经互会，形成了经济贸易共同体。各成员国根据专长分工合作：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工业化程度高，它们大量生产机械；保加利亚农业发达，分工生产农产品；苏联的石油等矿产非常丰富，向经互会国家提供廉价石油等矿产。经互会国家之间虽然有些矛盾，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曾有一段好时光。当时，国际上发生了石油危机，西方经济阵脚大乱，经互会国家由于得到苏联的廉价石油，在世界经济混乱中能够保持稳定发展。古巴是1972年正式加入经互会的，它的专长是生产蔗糖，经互会国家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其购买。同时，古巴可以得到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苏联石油和东欧机械。经互会帮助古巴获得了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古巴也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超越低端的蔗糖生产，能够成为经互会中的“制药专业户”。20世纪80年代，古巴的一些医药人员对干扰素抗癌很感兴趣，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做深入研究。当时，国际上的干扰素权威在芬兰，芬兰那时也和经互会签订了合作协定，古巴就派了专家团去芬兰培训学习。这次赴芬兰的培训学习对古巴的制药研发有极大的意义，笔者2010年访问古巴时还常听到人们讲起芬兰培训对古巴制药研发队伍建设的贡献。正当古巴制药业在芬兰培训后开始起步时，苏联解体了，经互会解散了。在20世纪90年代古巴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古巴政府决定把仅有的资源集中投入制药业，这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进口替代”问题，因为需要用国产药替代以前从经互会国家进口的药；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远期可能的“出口带动”，这是很大胆的战略抉择。

在经互会解散之后，古巴制药业若要实现“出口带动”，就必须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下规划，就需要进行21世纪的社会主义探索。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努力，古巴的制药业获得了成功的发展，它的一些药品尤其是疫苗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美国虽然对古巴百般禁运，却特别批准几种古巴药品可以进入美国，譬如脑膜炎疫苗和刺激免疫系统抗肺癌细胞疫苗，因为这是顶尖产品，难以替代。古巴终于成功实现了制药业的“出口带动”，向世界包括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出口药品。2007年古巴的药品出口已超过其传统的低端优势产品蔗糖、雪茄等。

古巴当年选择制药业作为“出口带动”的产业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因为制药业有其特殊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恰恰可以在这种特殊性上发挥优势。制药业的一大特殊性是：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极不对称，研发成本非常高，生产成本非常低。面对这种特殊性，资本主义私有制药企业必须依靠专利和垄断保护，它们把新药的价格定得很高，用专利和垄断来保护这种高价，以便能够支付前期的研发投入。但是，这种高价对社会整体的医药支出和卫生健康显然是有害的。社会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国企接受政府拨款做研发，不使用高价专利策略，这一方面降低了社会主义公费医疗的成本，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私企在研发药物时的短视性和狭隘性。

在古巴制药业的发展过程中，有三个社会主义元素发挥了独特的优势。

第一是全局性。社会主义政府的计划注重全局性，避免了利润最大化的短视和狭隘。疫苗的发展是个突出的例子。美国的医药公司一般不注重研发预防性疫苗，因为疫苗的长期利润很低，而且疫苗使人不生病、不买药，影响企业卖药赚钱。作为整个公有经济一个部分的古巴药厂，发展药物的逻辑就和私企不同，其视角是让人少生病、少买药，以便减少长期的公费医药支出。所以，疫苗成为古巴制药业的重点发展项目，最终也成为古巴在全球化竞争中的亮点产品。

第二是合作性。社会主义的国有机构可以在统一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充分合作。古巴在药物研发过程中，常会有数个研发机构介入，发挥各自的强项来进行合作。这种强调合作的体制使得科研成果可以立刻由全社会分享，不受专利保护的限制，还可以避免相关项目再做重复实验浪费资源。另外，从人员配置的角度来看，这种体制能够调动跨领域的大量人才进行合作，资本主义经济的私人机构则很少能够有足够资源来这样做。

第三是“以医促药”。社会主义的家庭医生制度为药物研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库和试验基地。古巴家庭医生为病人建立了完整的健康档案，这些资料汇入社区联合诊所的资料库，再和全国的系统连接，研发机构可以很方便地使用这些资料。病人的病历、家族成员的相关因素、社区环境的状况……都在资料库里，这对研发来说是很宝贵的大数据，其他国家很难具有如此全面的大数据。当药物研发出来要进行临床试验的时候，由于家庭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相互熟悉关系，很容易得到病人的知情配合，家庭医生还可以近距离地观察病人的各种反应，作出专业化的记录，这对药物研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