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二

王燕　世界银行前资深经济学家

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非常高兴看到青年学者程诚博士的著作出版。我与程诚相识于2013年夏季林毅夫教授创办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第一届暑期研讨班期间。那时国内研究国际发展援助合作的学者甚少，我在授课时发现程诚是为数不多的对于国际发展援助的历史渊源、正反面经验、文献资料非常熟知，颇有独特见地的学者之一，印象极为深刻。之后，我们在学术上交流讨论甚多，志同道合，互相鼓励。今受邀写序，欣然提笔。

国际发展援助合作及其融资是涉及经济、金融、社会、历史、外交、地缘政治及全球治理等的跨学科领域，极为复杂。该领域过去许多年来一直被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极弱。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在全球贸易、经济增长、国际发展援助合作与投融资方面逐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这方面以新兴发展中国家经验为基础的南南合作的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数据不透明，案例评估不足，对外援助合作的法律法规更是严重缺位。

本书从中国与非洲发展合作的历史和现状开始，以历史的视角分析了中非合作的渊源，历经半个世纪的尝试，过程跌宕起伏，包含了挫折、学习、调整和新世纪以来的高潮，讲述了一个完整而精练的故事。作者对于西方主导的官方发展援助理论进行了回顾、反思和批判，在中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详细阐明了中非发展合作特征、它与经合组织所定义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区别，特别是中国特色的“造血金融”而不是“输血金融”，是平等互利共赢的“队友”关系，而不是“恩赐”关系。本书结构层次清晰、文献综述宽泛、实践案例丰富，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国际视角、独特见地、基于中非合作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而获得的真知灼见。在理论框架方面，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中外学者的不同理论研究的客观评价——将本书置于严谨的经济学逻辑之上。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以独特的视角，以成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经验为基础，开创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路。他和他的合作者们正在努力以同一视角研究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含宏观、贸易、金融、产业政策与创新等），其中包括国际发展合作及其融资领域。林毅夫的著作总是从回顾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成功与失败的历史实践开始，继而探讨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上升到理论高度，探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或政策。2008年，当林毅夫作为第一位从发展中国家遴选出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加入世行时，当他经过深入研究东亚和中国发展经验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及倡导“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主张时，世行内部主流经济学家中响应寥寥。2011年，当林毅夫首次提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比较优势的转移会给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创造巨大的发展机会，中国会从跟随的雁成为引领之龙（from a following goose to a leading dragon）时，许多人（含世行内部工作人员）曾嗤之以鼻，以为不可能实现。八年之后的今天，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时势的发展，中非合作、“一带一路”的迅猛发展，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去”为东道国创造了上百万工作岗位（本书中有丰富的案例），许多当时的预测已经或将变为现实。思路决定出路。历史上，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换代、新旧工作岗位的创造/替代，以及生产率的提高。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比较优势转移的角度，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大力推动南南发展合作的动机、动力和互利共赢的源泉。正如我与林毅夫合著的《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指出的，中国将贸易、援助与投资相结合，利用自身的三大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南南合作，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共同攀登结构转型这座大山，以便实现互利共赢。第一，中国刚刚完成了从落后的农业向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在近四十个产业部门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下降，这些行业正好符合非洲国家的比较优势，用直接投资方式把它们转移到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形成产业链互补，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第二，中国在多年的自身建设中发展了建筑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主要源于较低的劳动成本、较好的工程技术教育，以及其他国家未有的巨大的规模经济。比如，建设高铁的总成本比发达国家建设同类高铁低三分之一。将这一比较优势用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可以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第三，根据Hofstede（2010）的研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具有长期价值取向（long term orientation）和较高的储蓄率。我们将具有长期价值取向的十年期以上的资本定义为耐心资本。耐心资本（与热钱、快钱、移动资本不同）不以短期利润为目标，而是以共同发展为宗旨的类似风险投资的股权和债权投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中国在提供耐心资本方面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正在运用各类国家/地方/部门/企业建立的绿色发展基金或产能合作基金（类似中非发展基金）进行股权投资，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实业的发展，以便在较长时期内实现互利共赢。这一思路也逐渐被英美等更多发达国家所接受。

本书的作者能够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地指出经合组织官方援助的弊病，提出南南合作需要更加宽泛的“发展合作融资”，其中包括各种以发展为宗旨的股权和长期债权投资，这与我们的建议不谋而合，非常难能可贵。能够看到这位青年学者的杰作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篇幅有限，不能展开。谨以此文抛砖引玉，聊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