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两汉哲学思想发展的概述

（一）绪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哲学最繁荣的时代之一，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活水源头。所以，学习先秦哲学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整体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首先介绍先秦诸子百家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派别及其代表人物，以及其在哲学上争论的主要问题，然后再对两汉哲学争辩的主要问题作一概括性的说明，对中国古代哲学作一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

从春秋末年至秦国统一，所以能出现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既是当时新旧社会制度大变革的反映，也是夏、商、周哲学思想萌芽逐步成长的结果，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

先秦诸子百家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一中心问题，从不同哲学层面，对礼与法、古与今、义与利、名与实、性与情、力与命、天与人诸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在不断的辩论中，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统一国家寻求治国之道及其理论根据。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春秋末期，这是“百家争鸣”的开创时期。随着奴隶制走向解体，封建制日益兴起，社会政治领域中展开了变革与反变革、“礼治”与“法治”的大辩论。郑国子产“铸刑书”，公布于众，使民知法。邓析制“竹刑”，“不法（效法）先王，不是（赞成）礼义”（《荀子·非十二子》），打破“刑不上大夫”的礼制。他们是先秦法家的理论先驱。邓析“好刑名”（刘歆：《邓析子·序》），是先秦名家的先驱。齐国管仲既主张“法治”，也提倡“礼治”，他实际上是稷下黄老学派的创始者。老子提出道论和“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思想，开创了道家学派。孔子提倡“为政以德”，主张礼治，贬低“以力治国”、“以法治国”，开创了儒家学派。墨翟代表“农与工肆之人”，主张“兼爱”、“非攻”，抨击“伤生而害事”的“礼”制，既“非儒”，又“非命”，都是批判儒家的。孙武主张以“法”治军、以“智”治军，反对墨家的“非攻”、道家的“非战”，是兵家学派的创始人。郑国子产提出的“天道远，人道迩”，齐国晏婴、越国范蠡提出自然主义天道观，成为战国末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的理论先驱。

第二阶段是战国初期和中期，这是“百家争鸣”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各个学派如雨后春笋滋生，诸子并立，群星灿烂，在学术领域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大争鸣、大辩论。齐国出现稷下黄老学派，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礼法并用的思想，将儒、道、法思想融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新的学派。秦国商鞅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成为法家的理论奠基人，同儒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儒家在激烈的社会变动中发生分化，出现了孟子之儒。孟子“距杨、墨”，批评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思想。孙膑是战国中期兵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庄子发挥老子的思想，提倡“无为而治”，既反对儒家的“以德治国”，亦反对法家的“以法治国”和兵家的“以力治国”。在名实的论辩中，名家已形成为独立的学派，提出了完整的名学思想体系。惠施和公孙龙是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墨家在分化中形成了后期墨家，它对庄子和名家的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提出了批评。

第三阶段是战国后期，这是“百家争鸣”的总结时期。这一时期，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百家争鸣”亦由争辩走向融合，百川归海，势不可当。战国末年邹衍在总结春秋管仲和战国子思、孟轲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德终始”、“五德转移”的思想，使阴阳五行思想盛行于战国末年和西汉初年。吕不韦门客编辑的《吕氏春秋》，名为“杂家”，实际上是诸子百家理论走向融合的产物。儒家进一步分化出荀子之儒。荀子适应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发展要求，对诸子百家作了历史性的批判和总结，为建立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国家提供了完整的政治学说和哲学体系。他是先秦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峰。韩非在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系统的法治理论，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流行于战国中期至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也适应“百家争鸣”殊途而同归的要求，将儒、道、法和阴阳诸家的思想加以综合而形成了独立学派。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虽然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结束，但在哲学领域的辩论并没有停止。汉代哲学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不同诠释，围绕着天人关系，分别从天人、力命、形神、性情、义利和知行诸方面展开了争论，从而把中国哲学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