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价格链条传导的现实逻辑

近年来，我国CPI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涨落交替，国民经济在生产、消费及投资等领域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CPI通货膨胀率起伏波动的影响。正因为如此，CPI既成为公众和决策层最关注的通货膨胀指标，也是本书在其他章节重点研究的对象。然而，CPI只是国民经济运行众多环节中的一个环节（即消费环节），所以CPI的变化只是反映了消费领域的价格走势，是生产—消费链上的下游价格指数，而诸如工业生产等其他环节的价格指数对国民经济发展与宏观政策制定也同样非常重要。

同时，在从生产到消费这一链条上，不同价格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动态传导效应对宏观政策的动态调整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如果处在上游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对CPI有显著的动态传导效果，那么当PPI高企而CPI尚未明显上涨的时候，决策层就可以依据二者之间的动态时效与量化驱动程度来确定未来政策走向，实现有效的前瞻性政策调控目标。显然，不同阶段价格指数之间的动态传导机制是宏观经济分析领域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近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例如，贺力平等（2008）专门研究了2001—2008年PPI与CPI的彼此驱动方向问题，经验结果显示处于下游的CPI是处于上游的PPI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这一结果意味着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的涨跌发生在工业生产价格变化之前，CPI的变化对PPI的动态走势有预测效果，而PPI的变化对CPI没有显著的预测效应。下游价格向上游价格传递，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贺力平等（2008）对此做出了解释，认为这一结果暗示了在影响以CPI来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率方面，需求层面的因素的作用相对大于供给层面的因素的作用。但这一解释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因为即使需求因素在价格形成机制中占主导地位，仍不能很好地解释基本的价格传导规律。根据价格传导的基本规律，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一般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然后通过产业链向中下游扩散，最后传导到消费品价格。因此反映生产环节价格水平的PPI应该对反映消费环节价格水平的CPI具有一定的动态影响。

当然，由于CPI不仅包括消费品价格，而且包括服务价格，这与PPI在统计口径上不完全一致，因此PPI与CPI出现暂时不一致的情况是可能的。但如果PPI与CPI的传递规律持续处于背离状态，那么显然不符合价格传导规律。另外，在对不同价格指数进行动态传导分析的动态模型中，只包含PPI和CPI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不同阶段价格指数之间的动态互动效果，从而削弱经验结果的稳健性。更重要的是，贺力平等（2008）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忽略了对价格序列非平稳性的处理，因此检验统计量的统计推断是无效的。这一点我们在经验分析中将具体讨论。

申银万国研究所（2008）也集中研究了PPI与CPI的互动关系，但得出的结论与贺力平等（2008）的结果并不一致。申银万国研究所认为，2003年以前属于通货紧缩时期，所以将2003年作为分割点，利用简单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分别判断1996—2002年以及2003—2008年PPI与CPI的传导关系。结果发现在2003年以前PPI先于CPI变动，而2003年以后PPI的变化滞后于CPI的变化。其主要结论是PPI的变化对CPI的影响已经体现在当期的CPI上，对未来CPI的影响不大。但需要注意的是，以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作为通货膨胀率动态路径特征分析的分割点缺乏科学严谨的统计理论依据。另外，简单的相关性分析无法给出不同价格指数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动态传导关系。当然，申银万国研究所的分析同样没有全面考虑不同阶段价格之间的动态影响。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具全面性，有必要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和深化。特别是随着我国各个环节价格指数的统计体系日趋完善，从购买、生产、流通到消费不同环节有层次鲜明的不同价格指标。例如，在原材料购买环节有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RMPI），在工业生产环节有PPI，在企业商品批发环节有企业商品交易价格指数（CGPI），在消费环节有我们熟悉的CPI。不同环节的价格统计指标分别涵盖了国民经济从原料购买、工业生产、企业批发到居民消费的上中下游的价格水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价格统计指标体系。这些价格指标的建立与发展不仅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为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宏观政策制定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

对于以上提及的四大类价格指数，从价值链排序角度来看，首先是企业购进生产原材料，然后企业生产产品，再经过企业对企业的商品交易以及其他中间流通环节，最终进入消费领域。因此，RMPI居于PPI的上游，PPI居于CGPI的上游，而CPI则处于链条的下游。因此，按上中下游的层次划分依次是RMPI、PPI、CGPI和CPI。如果上中下游价格传导机制遵循传统的层次顺序，那么RMPI的变化将引起PPI变化，再引起CGPI变化，进而将推动CPI变化。当然，不同价格彼此之间的动态传导关系可能并非直觉上这么简单。例如，当特定的外生冲击造成CPI不断攀升的时候，市场对未来的预期可能会显著影响原材料以及工业产品等的定价，从而形成从下游价格CPI向上中游价格反向动态传导的情形。

可见，在原材料购买、企业生产以及居民消费所对应的不同阶段，价格指数之间既有概念上的区别又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研究上中下游价格指标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动态传导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驱动方向问题，能够为判断未来总体价格波动趋势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国外文献的相关研究（如Weinhagen,2005; Frey和Manera,2007）也证实了这一点。

另外，原材料购买、企业生产以及居民消费对应着不同的生产消费阶段，但货币因素对不同阶段价格的驱动机制如何，至今学界还鲜有研究。而无论上中下游价格之间的传导机制还是货币对不同价格的驱动机制，都对判断未来总体价格波动趋势和货币政策走向至关重要。

有鉴于此，本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阶段的多个价格指标进行了更深入的动态传导机制研究。具体来说，我们将所分析的通货膨胀指标扩展到上中下游四大类不同的价格指数，分别对应国民经济生产与消费四个主要环节，即原材料购买环节、工业生产环节、企业商品批发环节以及消费环节。在此基础上，本章集中研究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上中下游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动态驱动关系？第二，不同价格指数之间的动态预测与驱动机制如何？第三，货币供给对哪类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直接驱动效应？

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如何判断未来几年我国价格波动的总体趋势。同时，对以上三大问题的深入分析，能够为决策层提供关于我国各类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彼此之间的动态驱动效应的信息，从而有助于相关政策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更好地进行科学判断和科学决策。并且，货币供给与各类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分层次的驱动关系（即直接驱动与间接驱动）为科学判断当前形势下宏观经济决策的进一步走向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依据。

在结构安排上，本章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二节对中国四大类不同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的动态路径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第三节依据四类价格指标构建了多变量动态模型系统，并进行了协整检验、误差修正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第四节阐述了实证结果对当前宏观治理的含义与启示，在已有动态模型系统内加入货币因素，重点分析了货币增长率对上中下游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的不同驱动效果；第五节对本章内容进行了归纳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