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每值天下危亡、治道衰颓之际，匹夫挺然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不计自身安危，勇于担当。如屈原、申包胥、杜甫、欧阳修、陈东、岳飞、虞允文、胡铨、辛弃疾、陈亮、陆游、文天祥、谢枋得、叶居昇、方孝孺、于谦、王阳明、杨继盛、高攀龙、杨涟、周顺昌、刘宗周、黄道周、祁彪佳、倪元璐、江天一、张煌言、夏完淳、张家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佚名画网巾先生（见李世熊《画网巾先生传》）、沈烈士、张锯匠（见张岱《石匮书后集·义人列传》），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汲汲于世用，乃至舍生取义，虽九死而不悔，被称作忠人烈士、慕义君子。匹夫心怀天下，奠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传统价值观的核心要素。
一、“匹夫”之义
“匹夫”一词，在《论语》中凡两见：《子罕篇》：“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宪问篇》：“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孟子》中凡八见：其一为梁惠王曰：“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下》）其二为鲁平公将往见孟子，嬖人臧仓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孟子·梁惠王下》）余六次皆孟子答门人万章时所提及：“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孟子·滕文公下》）“（舜）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孟子·万章上》）“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万章上》）“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万章上》）“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孟子·万章下》）“思天下之民”一条又见于《孟子·万章下》，语重复。
孔、孟所说“匹夫”“匹夫匹妇”，谓庶人，即小民、丘民、百姓。“匹夫不可夺志”一节，皇侃《论语义疏》卷五：“谓为匹夫者，言其贱，但夫妇相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质，衣服短狭，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妇也。”《论语注疏》邢昺疏沿用夫妇相匹为释：“帅，谓将军也。匹夫，谓庶人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贱，但夫妇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匹夫匹妇之为谅”一节，邢昺疏：“谅，信也。匹夫匹妇，谓庶人也。无别妾媵，唯夫妇相匹而已。言管仲志在立功创业，岂肯若庶人之为小信，自经死于沟渎中，而使人莫知其名也。”孔子言“匹夫不可夺志”，赞庶人勇气可嘉；言“匹夫匹妇之为谅”，不苟同庶人重于小信。孟子谓梁惠王好“匹夫小勇”。臧仓称孟子“匹夫”，以其为庶人。孟子称舜贵为天子，其弟象不应为“匹夫”。又谓尧、舜皆“匹夫而有天下”。孔孟所谓“匹夫”，俱指庶人，或对“天子”言，或对诸侯、卿士、大夫言。
关于“匹夫”，《荀子·大略篇》：“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儒效篇》：“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王霸篇》：“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匹夫可“士”，可“天子”，可“贵富”，其别即在贱贵不同，穷达迥异。《庄子·杂篇·盗跖》有“仲尼、墨翟穷为匹夫”，“故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恶美”之语。对天子言，孔子、墨子皆匹夫；对诸侯言，孟子为匹夫。就尧、舜言，未为人主前，亦是匹夫。故《韩非子·功名》曰：“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
匹夫与天子之分，在“穷”“势”有别，“禄之天下”“穷至匹夫”各异。天子有贤与不肖，匹夫亦有贤与不肖。自先秦至魏晋，世人谈说“匹夫之勇”“匹夫之谅”“匹夫之孝”“匹夫之仁”，不免寓含贬义。孔孟不赞同匹夫好小勇、小善甚于仁德。《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杜预注：“讥王蔽于匹夫之孝，不顾天下之重。”《左传·桓公十五年》“郑世子忽复归于郑”，杜预注：“修小善，絜小行，从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计。故君子谓之善自为谋，言不能谋国也。”儒者不赞同“匹夫之勇”“匹夫之孝”“匹夫之仁”，盖因其以小害大，意非专贬庶人。魏晋至唐代，推尊门阀望族，贵、庶之分判然。自宋以后，科举大盛，匹夫易为国家所用。后世匹夫之义略有小变，天子一家外，皆为匹夫。农夫商贾、百工之民固皆匹夫，士大夫虽贵为宰相，亦莫能外。所谓“匹夫”，概指天下士民。
二、“天下兴亡”之辨
明遗民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云：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集释》卷十三）
顾炎武辨“保国”“保天下”之异，提出“保天下”重于“保国”，“保天下”，匹夫虽贱而有责。后世沿之，清末民初学者尤多昌言“匹夫有责”。光绪二十二年（1897），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顾炎武曰：‘有亡国，有亡天下。’梁启超曰：‘强敌、权奸、流寇，举无足以亡国，惟吏胥可以亡国；外教、左道、乡愿，举无足以亡天下，惟学究足以亡天下。欲救天下，自学究始。’”“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之耻欤？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人人以为吾无责也，其亡忽焉也；人人以为吾有责也，其兴浡然也。”（《饮冰室合集》）章炳麟《革命道德说》：“昔顾宁人以东胡僭乱，神州陆沉，慨然于道德之亡”，“匹夫有责之说，今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之云云。”（《太炎别录》卷一）梁、章之说各有识见，梁氏径云“天下兴亡”，章炳麟直提“匹夫有责”。其时“匹夫有责”已为常谈。叶昌炽《陆韬庵诔》：“匹夫有责，愿以死济。”（《奇觚庼文集》卷下）尚秉和《辛壬春秋·清臣殉难记》载江阴赵彝鼎尝自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顾氏“保天下”之说遥接孟子，孟子则得于孔子。春秋末，孔子见天下礼崩乐坏，倡仁义礼乐以救世。其道不行，犹“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篇》），每自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左传·哀公十四年》），意非轻于“匹夫”，而在拯溺天下自任，不肯稍怠。战国时，天下以攻伐为贤，丧乱更甚。孟子述孔子之道，以时世不同，乃有小变，思保民为上，鼓吹王道，欲以仁义匡合天下。所论“保民而王”，不离于“仁义之本”“为政以德”，重在“保天下”。尝游事齐宣王、魏惠王，虽长于游说，而齐、魏不能用。孔孟之徒身处衰世，怀“平治天下”之志，周流不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篇》）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后世匹夫匹妇，关心家国天下，如宋太学生陈东以上书直言死，明末吴民颜佩韦、杨念如等以抗击奄党死，都体现了庶人担当天下的精神。
欲论“匹夫有责”，必先明辨“兴亡”之义。“天下兴亡”不仅指向朝代更替，还指向治道兴衰。一治一乱，构成中国历史的基本形态。虽然平治少，乱世多，“兴亡”之义犹可辨。
首先，“亡天下”不等于家天下覆亡，其衡量标志是“道丧”，为政失德。匹夫如何定“正统”，亦据天下是否平治，仁德是否为本。
对世道变迁，孔子有清晰的认识。《论语·为政篇》：“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他看来，周恐未必永传无替，故倡“为政以德”“本于孝悌”。门人子路、子贡以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因疑其“未仁”。孔子则赞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曰“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篇》）。其中已蕴含孟子“保天下”之义。孟子承孔子之说，倡“仁义”治天下。梁惠王问：“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尽心下》指出：“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丘民”，即百姓、匹夫。齐宣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之事曰：“臣弑其君，可乎？”答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赵岐注：“言残贼仁义之道者，虽位在王公，将必降为匹夫。故谓之一夫也”，“《书》云‘独夫纣’，此之谓也。”孟子以夏桀、商纣失道，等之匹夫。汤伐桀，《论语》未见誉辞，《孟子》并举商汤、周文王，赞其除暴安天下之功。《孟子·万章上》称“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又深叹唐虞择贤禅让，匹夫可以德有天下。自夏立国，其法不行，孔子空有舜、禹之德而“不有天下”。荀子论“兴亡”，与孟子相类。《荀子·君道篇》：“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也。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谓匹夫。故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孟子求能“保天下”“安天下之民”，荀子所谓“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得天下则天子，失天下则匹夫，与之同调。
秦、汉而后，随着君权及中央集权强化，以家天下定“正统”，指易姓改号之“亡国”为“亡天下”，不重“保民”“保天下”，致使“亡国”与“亡天下”不辨。北宋而后，汉人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更替变化，“正统”判定存在两大形态：一是以家天下定“正统”，元、清皆“正统”；二是以“夷夏大防”定“正统”，元代宋，清代明，均“余分闰位”，宋、明之亡非仅“亡国”，并亦“亡天下”，元、清之兴实亦“亡天下”。
按孔、孟、荀所说，易姓改号，天下未必亡；“仁义充塞”，姓虽未易，天下已危。顾炎武叹说“亡国”“亡天下”不辨，“大义不明”；不明“保天下”“保国”之异，“匹夫有责”难言矣。黄宗羲对此也有深刻的反思，《原君》：“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原臣》：“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其意亦重于“保天下”“保民”，措意甚深。
其次，“天下兴亡”不在政治统治的稳固与崩坏，而在华夏礼乐的传承与否。
礼乐是中华文明最有价值的创造之一。夏、商、周是礼乐文明奠立时期，礼乐对三代文化信仰、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确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价值观生成于三代，礼乐思想、仁义观念的源头无不在此。仁义与礼乐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礼崩乐坏，亦即“道丧”。三代以后，礼乐成为衡量“天下兴亡”的重要标准，即以“治礼义”（《孟子·梁惠王上》）、“弃礼义”（《战国策·赵策三》），论定“兴”或“亡”。《战国策·赵策三》载鲁仲连义不帝秦之由：“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秦兼有天下，终以失礼乐、仁义，世论其为“乱”，而非“兴”。如黄宗羲《原臣》所云：“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
复次，明于“夷夏之辨”“夷夏大防”，以夷乱华、夷变夏为“亡天下”。
衣冠礼乐、仁义为本是华夏文明的创造，始于唐虞，奠立于三代，孔子集其大成。孔子赞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即衣冠礼乐为夷狄所变。《论语·八佾篇》：“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谓华夏无君，礼乐、仁义犹存，夷狄有君，终恃气力。“夷夏之辨”，根本上即明于“文明”，重于衣冠礼乐，崇信仁义为本。由此“夷夏大防”成为“天下兴亡”的一大判断标准。
自五胡乱华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多次夷夏政权交替、南北分治的局面，最著者为晋室东渡、宋室南迁、宋元鼎革、明清易代。靖康之变后，南北分治及夷变华夏长达五百余年。东晋北伐，桓谭、刘裕各有建功。所关涉晋室中兴，不惟在复兴晋之正统，还在于逐夷兴夏。金兵南侵，北宋亡；元兵南下，南宋亡；清兵入关，明朝倾覆。这三次大的历史变革，皆非由汉人政权暴虐无道所致。宋、明君主本无大恶，徒以异族入侵亡国。在汉人看来，此“亡国”即“亡天下”。宋、明士民冀望中兴，除维护宋、明正统外，还包括持重仁义、尊奉礼乐、严辨夷夏三大方面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说，岳飞、张浚等人的北伐，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抗清，都有着特殊的内涵。宋、明士人及遗民持“夷夏大防”以辨“正统”，多激烈之论。如辛弃疾《自治》：“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臣窃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宋遗民郑思肖之论尤为激烈，《古今正统大论》云：
后世之论古今天下正统者，议率多端。自《春秋》后，史笔不知大伦所在，不过纪事耳。纪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伪者正，后世无以明其得失，诸史之通弊也。中国之事，系乎正统；正统之治，出于圣人。……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譬如牛马，一旦忽解人语，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之童见之，但曰“牛马之妖”，不敢称之曰人，实大怪也。《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此一语盖断古今夷狄之经也。拓拔珪，十六夷国，不素行夷狄之事，纵如拓拔珪（注云：伪称元魏，伪谥文帝）之礼乐文物，僭行中国之事，以乱大伦，是衣裳牛马而称曰人也，实为夷狄之大妖，宁若即夷狄而行夷狄之事以天其天也？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宁可紊哉！（《心史·杂文》，《井中奇书考》）
郑思肖尊夏攘夷，以夷狄入主中原为“亡天下”。北魏袭用汉人礼乐文物，思肖亦贬其“僭行中国之事，以乱大伦”。顺治二年（1645），清人颁薙发令、易服令。薙发易服，即如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所说“裂冠毁冕，变为胡服”。汉人士民多有不薙发易服而殒其身者。即使薙发易服，心犹多不屈。明遗民屈大均作《长发乞人赞》：“哀今之人，谁非刑余？为城旦舂，髡也不如”，“拔我一毛，宁死王鈇。为我之学，不同杨朱”，“无发则鬼，所在一车。有发则人，今惟一夫。”（《翁山文外》卷十二）
宋、明亡国，非因帝王失德、酷虐无道；元、清据有天下，非因有仁厚之德。故郑思肖《久久书》愤懑说：“吾为大宋民，吾君之德不纣，彼非姬发而夷狄，天如之何倾有道之国？”“然昔之国亡，必有太康、孔甲、桀、纣、幽、厉、哀、平、桓、灵、僖、昭之君，酷虐祸乱，大坏天下数十年，民大怨憝，奚而不丧？本朝人君，万无一焉，故愤闷不平。”（《心史》，《井中奇书考》）以孟子“一治一乱”之理来看，自不可解。“外乱”变逆，以致“亡国”，国丧而天下亡，则宋、明士民“保国”，亦是“保天下”。不可否认，“夷夏大防”有一定的民族狭隘性，但由其重于仁义道德、礼乐文明，不当视为落后的观念。
仁义，礼乐，夷夏，构成“天下兴亡”之辨的三大要素。“保国”与“保天下”有所不同，当夷夏之变介入，二者趋于合一。一般说来，在传统价值观中，“保天下”重于“保国”，仁义、礼乐重于正统。当然，汉人不乏忠于一姓，置“保国”于“保天下”之上者；亦不乏以异族新朝为正统，推“夷夏大防”入顽固不化、不识世变者。崇尚仁义、礼乐，以“保天下”审视“兴亡”，无疑超越了单纯的“保国”观念。顾炎武《日知录》指出不知“保天下”，徒知“保国”，犹是“大义不明”。黄宗羲《原臣》也强调：“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兴亡”之辨，诸说纷杂。要之，崇仁义，尚礼乐，辨夷夏，体现了中华传统价值观的主流。
三、“匹夫”之责
“天下兴亡”，匹夫又有何责？无疑，推尊仁义，崇尚礼乐，以保天下，是匹夫应对兴亡治乱的主要责任。以下从急纾国难、天下平治、经邦济世、忠心许国、道存国存等方面略述之：
其一，危亡之际，急纾国难。匹夫激于国家大义，勇于有为。其人如张巡、许远、南霁云、颜真卿、颜杲卿、杜甫、虞允文、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于谦、金声、吴其沆、夏允彝、夏完淳、张家玉、张家珍、江天一、孙嘉绩、张煌言、麻三衡、吴应箕、吴昜、陈函辉、张煌言，不胜其计。南宋绍兴末，虞允文奉命犒军采石，以完颜亮渡江在即，招散兵迎战。或曰：“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他人坏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曰：“危及社稷，吾将安避！”（《宋史·虞允文传》）采石大捷，有关载记不免夸大。然若无允文迎击，金兵渡江甚为可能。明英宗为宦官王振唆使，亲征瓦剌，土木堡被俘。朝内忷惧，于谦临危受命，坚守京师，击退来敌。英宗被俘，瓦剌居为奇货，挟之攻宣府、大同。于谦扬言：“社稷为重，君为轻。”瓦剌计不得逞。王世贞《于谦传》叹说：“功以之成，祸以之生。”盖于谦以天下为重，忘自身安危。明亡之际，书生竞纾国难，死为鬼雄，徽州江天一、松江夏完淳皆其烈者。宋、明两代，百姓奋起者亦不乏其众。天启间，魏忠贤阉党屠戮东林正士，其事与东汉末党锢之祸相类。东林之难，关涉国家大故。士大夫慷慨赴义，民间亦风起云动。杨涟被逮，壮士剑客聚而谋救于道中。锦衣卫官旗至桐城逮左光斗，县中父老子弟张檄，示击缇骑。李仲达就逮，郡中士民攘臂奋呼，险生变故。周顺昌被逮，激吴民之变，颜佩韦、杨念如等人愤而殴击官旗。宋、明亡国之际，百姓抗争，飞蛾扑火，不知名者多。张岱《石匮书后集·义人列传》所载萧山商贩沈烈士、锯匠张烈士，皆失其名。顺治五年，沈烈士椎牛酾酒，集里中少年数百人，祭旗起义。清兵选悍骑千人来击，沈、张迎战，力尽死。清兵曰：“自入关来，未曾见此好蛮子。”
其二，天下平治，舍我其谁。国家危亡，“肉食者鄙”，不足“保民”“保天下”，匹夫乃越位代之。元兵将至临安，丞相陈宜中逃遁，文天祥骤擢右相，奉使元营。言官谏臣尸餐素位，庸庸食禄，正士职掌他曹，布衣无禄位之寄，而上言直谏，批鳞折槛，宋人胡铨、陈东、明人叶居昇、杨继盛、杨涟等皆是。陈东率太学生伏阙上书宋钦宗，乞斩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等“六贼”，以谢天下，决策亲征，以威北敌。宋高宗即位，陈东上书乞留李纲，罢黄潜善、汪伯彦，又请亲征以还二帝，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作士气。布衣欧阳澈亦上书言事，并斩于市。宰臣秦桧主和，王伦引金使萧哲、张通古以“诏谕江南”为名南来，士民群情激愤。胡铨抗疏，乞斩王伦、秦桧、孙近，《戊午上高宗封事》激呼“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足可砭顽起懦。洪武初，朱元璋下诏求言。叶居昇上书言“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极陈利害，语皆切直，下狱瘐死。嘉靖间，严嵩、严世蕃父子结党营私，朝政紊乱。谢瑜、叶经、王宗茂、何维柏、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吴时来、张翀等劾之，叶经、沈炼、杨继盛身死，余皆被谴。诸子非不知抗颜直论，批鳞折槛，或将为奸邪所陷，危及家人，终不肯弃“天下平治”。“舍我其谁”，最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持守与价值取向。
其三，经邦济世，忧危竑议。黄宗羲《原臣》：“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士人关心世变，竭其思虑，发为忧危竑议，以为经邦济世之用。如贾谊、晁错、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陈亮、辛弃疾、刘基、宋濂、方孝孺、王阳明、海瑞、倪元璐等，皆济世之才。陈亮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竭忧国事，屡上书宋孝宗，陈说中兴大计。其《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疾呼“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废”，欲孝宗“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书中详陈“国家立国之根本”“天下形势之消长”，反思宋立祚以来政治得失，批评当世儒生“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其说不免偏激，然大有道理。辛弃疾进宋孝宗《美芹十论》，上宰相虞允文《九议》，皆有洞见。《宋史·虞允文传》：“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以讲和方定，议不行”。洪武间，朱元璋用意自专，法令严酷，政弊滋甚。方孝孺身在草野，踧然而忧，谓圣王之治，先德教而后政刑，作《深虑论》十篇，思深虑远。他如解缙《大庖西封事》、王阳明《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海瑞《治安疏》、汤显祖《论辅臣科臣疏》，或效贾谊献长治久安之策，或直言极谏，献除弊革陋之计。
其四，忠直许国，九死不悔。《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张溥《五人墓碑记》：“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值天下变故，匹夫以身许国，矢志复仇，或衔恨沉渊，忧愤而死，或慷慨捐生，从容就义。张巡、许远、南霁云、文天祥、史可法、吴昜、夏允彝、黄道周、江天一、夏完淳、张家玉、瞿式耜、张同敞、张煌言等皆其人也。安史之乱，叛军攻睢阳，张巡、南霁云与许远共守睢阳。张巡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碎。城陷，不屈死。颜杲卿守常山郡，城破被俘，骂贼不屈，断舌而死。厓山之败，陆秀夫负幼帝赵昺蹈海，军民从死者众。明亡之际，东南士民抗清最烈。江天一佐金声倡义旗于徽州。兵败，金声以其有老母在，劝说从死无益，天一不肯，同解至南京，十月八日，并斩于市（龚翰《江天一传》，《江止庵遗集》卷八）。同死者尚有陈际遇（按：《雪交亭正气录》作“陈子皮”，民国《歙县志》卷七《人物志》注云“陈，一作程”）、吴国桢、佘元英。休宁王世德以金声被执，必欲从之，见金声被刑，自刎死。女子舍生取义，亦多有之。顾炎武嗣母王氏在清兵下昆山、常熟后绝食而殁，临终遗命炎武：“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顾炎武《先妣王硕人行状》，《亭林余集》）顺治二年，会稽章钦臣佐孙嘉绩起兵。明年，江上师溃，钦臣入山结寨。妻金氏能用兵，山中呼为夫人营。夫妇被执，金氏例没为奴，嫚骂不屈，官吏恐吓以磔刑，金氏曰：“死则死耳，吾不可辱。”竟磔之（《鲁之春秋·金氏传》）。死生事大，匹夫匹妇不爱其家，不惜其生，其死皆关涉家国天下。
其五，爝火不灭，道存国存。孟子主于“保天下”，荀子则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就儒家所辨“兴亡”言，国亡不意味天下亡，国兴不意味天下兴。当君道不失，国家遭遇“大厄”，“保天下”与“保国”合为一体，宋朝士民抗元，明朝士民抗清，俱是“保国”而“保天下”。宋、明之社既屋，士民犹多不屈，以“道存”求“国存”。郑思肖《一是居士传》：“今天下人悉以为非赵氏天下，愚哉”，“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无疆土而亡。”（《心史·杂文》，《井中奇书考》）清薙发令下，汉人士子不甘受辱，或引颈受戮，或逃于空门，匿居土室，遁隐深谷，徙居海外。黄宗羲《两异人传》载“避世之最善者”二人（《南雷集外文》），虽得于传闻，实生动记录了清初江南士民心系民族家国的一段痛史。遗民与逸民不尽同。归庄《历代遗民录序》云：“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归庄集》卷三）宋、明遗民严辨夷夏，“怀道抱德，不用于世”。如谢枋得抗元兵败，卖卜建阳。元廷访求遗逸，枋得力辞不赴，甘为大元“游惰民”“宋顽民”，余生所欠，惟有一死。被强执至大都，即绝食死。遗民各竭其力，护惜爝火不灭，宋、明虽亡其国，犹以“道存”而存。此亦见“匹夫有责”之意。
四、选注原则和旨趣
本编选注诗文，节录经史、杂著，得93篇。共分五个单元：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天下平治，舍我其谁；经邦济世，深谋远虑；忠心许国，九死不悔；爝火不灭，道存国存。各单元选文大旨，前已述之，此略及其他：
（一）选文不避名作熟篇，稍事生新，兼重为用。
本编选文略于唐前，详于宋后。唐前名家名篇，历代选家多录，注解亦详。宋后之作，尤其是明清之作，虽名篇传诵不衰，然合于本编题旨者甚多，大都未经历史检汰、注家详解。为避免肤熟，且为求广大之意，故本编选录唐前之作少，宋以后之作多。
名家名作今或不录，或略存之，或生篇与熟篇并列，稍求生新。如贾谊《陈政事疏》、韩愈《张中丞传后叙》、王禹偁《待漏院记》、海瑞《治安疏》、屈大均《读陈胜传》、全祖望《梅花岭记》、龚自珍《明良论》、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鲁一同《关忠节公家传》、黄遵宪《冯将军歌》、丘逢甲《春愁》、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秋瑾《宝刀歌》，又如《后汉书·马援传》《后汉书·李膺传》《后汉书·范滂传》《晋书·祖逖传》《清史稿·冯子材传》及《左传·鲁昭公二十四年》“郑伯如晋”一节、《战国策·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一节、刘向《列女传》“鲁漆室女”一节，皆不录，而选屈原《哀郢》、杜甫《北征》、欧阳修《与高司谏书》《朋党论》、张溥《五人墓碑记》，以及《论语》《孟子》《礼记》数节，以见略存之义。陈东之文，于《登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外，更录《辞诰命上皇帝书》。胡铨之文，于《戊午上高宗封事》外，更录《上孝宗论撰贺金国启》。辛弃疾词不录，于《进美芹十论》外，更录《自治》。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望祭文丞相》二名篇并录。谢翱诗文，于《登西台恸哭记》外，更选《散发》《梅花》诗。杨涟之文，于《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外，更录《狱中血书》。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正气歌》不录，而选《议纠合两淮复兴》《扬子江》《至温州》《自叹》诸诗。张煌言《奇零草序》不录，而选《贻赵总督书》一文及诗《一纪》《即事有感》《八月辞故里拟绝命词》。夏完淳《狱中上母书》《大哀赋》不录，而于《精卫》《细林野哭》诗外，更录《自叹》一首。顾炎武诗文，《日知录》“正始”一则不录，而于《精卫》外，更选《吴同初行状》《先妣王硕人行状》二文及诗《京口即事》。郑思肖《一是居士传》、舒岳祥《解梅嘲》、徐阶《杨公墓志铭》、杨继盛《朝审途中口吟》、高攀龙《与东林诸友》、江天一《寄家书》、顾炎武《先妣王硕人行状》、黄宗羲《思旧录·孙嘉绩》《两异人传》、李世熊《画网巾先生传》、张家玉《揆闷》《夜走博罗》、张家珍《梦马》等，皆不愧经典之作，虽选家不乏，但鲜有注解，盖属今之稍生新者。其他可选篇目尚多，如汤显祖《论辅臣科臣疏》、吴应箕等《南都防乱公揭》、史可法《遗书》、瞿式耜《浩气吟》、张岱《石匮书后集·沈烈士、张烈士传》、屈大均《长发乞人赞》等，本编因篇幅有限，未能选录。
本编选文兼重为用，不擅自裁革，断其文气，伤其元气，并见匹夫思深虑远，非徒以气盛。细读这类文字，可明古今兴亡之故、治乱之理，有裨于经世致用。概言之，选文既重于明德性，又重于鉴世之用。
（二）注释参酌古今，略事辨正。
本编所选诸篇，多已有古人旧注或今人新注。唐前之作，大抵以参酌旧注为主，时参考今人新注，大都注明。其间虽有参考，而意见不合，则不复注明，既为避讳，亦为免去口舌之争，殆本编非专事订正考辨。
汉唐章句训诂，颇可效法。本编诗注略效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时或数句一解，重于由来、意旨、典故、本事，兼作字词训释；文注略效张孟兼《释登西台恸哭记》，数句或一段作一注，通其大旨，兼作字词训释。诗文、杂著注释，颇重旧典出处、今典考覈，时嫌冗赘。编者以为非此不能发覆作者意旨，故不惮其繁。本编发明虽少，但力求发覆作者苦心，读者翻览，庶几可见。
本编所选诸篇已有古今注解者，不轻易袭用，必先自为，再掇采旧说，或补葺完善，或新作发明。兹举数例如下：
历代名家注杜，可谓盛矣。今人选注杜诗，时多发明，然犹有可商量者。如《北征》“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二句，今或谓白雪以喻颜色白皙俊美，不免误解。此后八句皆写儿女衣衫不备寒态，惟此二句写饥状，合之十句，并写儿女饥寒。王嗣奭《杜臆》：“颜色白胜雪，乃饥色也。”仇兆鳌《杜诗详注》径引之，皆可信。
张溥《五人墓碑记》见于明崇祯刊本《七录斋文集存稿》卷三，向为选家所重，注者不下十余种，惜多沿讹袭谬。此篇究竟作于何时，罕见详考。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一日，诏布魏阉罪状，魏忠贤畏罪死。文震孟撰并书《募恤五人后碑》在天启七年，五人之葬虎丘当在是冬，张溥作记亦在此际。崇祯元年，诏赠周顺昌太常寺卿，谥忠介。文中“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盖后来所增。颜佩韦等被杀于何时，世多未知。同治《苏州府志》沿康熙旧志称天启六年七月“弃吴民颜佩韦五人于市”。康熙二年（1663）十二月十八日，计六奇亲至五人墓，《明季北略》卷二《周顺昌》：“至十月，公柩至阊门河下。马杰云：‘周吏部忠臣已死，速杀我等，去辅彼作厉鬼击贼！’颜佩韦云：‘上本是毛都堂，今本下，生杀在彼，我辈杀了，先去寻他。’毛闻之大怒，适报升兵侍，即委理刑斩五人于阊门吊桥。”其说可信。五人就义在天启六年冬，张溥所记“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无误。至于文中字句，今注易误者大抵有三：一是崇祯刊本记时有未确者，即“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顺昌被逮在天启六年丙寅，非七年丁卯。其为编校偶误，抑或手民之误，今未能详。检抄本《张太史订正七录斋集》、明崇祯刻本《媚幽阁文娱二集》《颂天胪笔》，皆作“丁卯三月之望”。涵芬楼抄本《明文海》作“丙寅三月”。今注家多未指出此误。二是“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注家多谓“吾社”指复社，未详其为江南应社，当时尚未结复社。三是“缇骑按剑而前”，注者多未详“缇骑”指锦衣卫校尉，即官旗。《明季北略》卷二《周顺昌》：“锦衣卫掌堂田尔耕遣官旗张应龙、文之炳等六十余人分拿公等。十五日至苏州。”宣旨之日，“旗尉文之炳等妄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击百姓”，“佩韦等不胜愤，振臂大呼曰：‘吾辈谓天子诏耳，东厂何得逮官？’首击之炳，百姓从者千计，以伞柄击缇骑”。其当注而未注者，亦有数条。此举一例，如“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五人墓在虎丘山塘，墓基即普惠生祠，毛一鹭媚珰所建。五人初非葬于山塘，阉败，始移葬于此，“大堤之上”，即山塘。虎丘故有白公堤，自虎丘至金阊，盖七里而遥，俗称山塘（范允临《计部张公重修白公堤碑记》，《输寥馆集》卷四）。
汪琬为清初古文大家，其《周忠介公遗事》《江天一传》采他人之说或听之传闻，载记时可存疑，或有显误，未见注家指出。如《江一天传》所载江天一事得闻于同郡翁天章。开篇曰：“少丧父，事其母及抚弟天表，具有至性。”按方熊《江天一传》，天一父士润为崇德皂林驿驿丞。按龚翰《江天一传》、魏禧《江天一传》及道光《歙县志》卷八《忠节》，士润一名大润，字元玉，官武昌金牛岭巡检。张献忠攻武昌，士润率乡兵拒之，自沉于江。顺治二年十月，天一《寄家书》云“只是父亲远在天涯，不知消息为憾”，“父在远地”。汪文“少丧父”之语未确。
明人所云“二祖十宗”，有具体所指。二祖，谓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十宗，谓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而惠帝朱允炆、代宗朱祁钰不在其列。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可以见二祖十宗之灵”，《狱中血书》“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汪琬《周忠介公遗事》“二祖十宗实式冯焉”，皆此定指。左光斗《狱中同杨大洪魏廓园顾尘客周衡台袁熙宇夜话》“上与二祖列宗欣其缘”，“二祖列宗”即“二祖十宗”。今或不明其为定指，而曰“指熹宗以前明朝的皇帝”，不妥。
前人未有详注者，本编自为释，略事考证。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李世熊《画网巾先生传》、黄宗羲《两异人传》、谢翱《梅花二首》诸篇皆是。兹不例举。
本编选文仅能粗别为五类，限于篇幅，佳作未录者多有之。注解最为不易，不知者但以为翻检辞书，即亲为之，择释字面，常不免隔靴搔痒，南辕北辙。盖不深究作者之旨，强为解说，误人恐深。笔者初不知敬畏，率易从事，悔之已晚。近十年来，绝口不应选注之役。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中华传统价值观丛书》，周绚隆先生命我承其一。受命三载，彷徨不已，乃强为之，历时岁半得六十余万字，删繁就简，粗成一编。重检一过，念旧伤新痛，心自警然。此编初选篇目，尝祈请王允亮、莫崇毅、鲍有为诸君相助。选文失于当，解题失于偏，评说失于支离，注释失于粗疏，文字失于冗赘，穿凿附会，沿讹袭谬，语不中的之弊，诚所不免，皆有待于贤者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