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谁缔造了洪武盛世

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时期(公元1368~1398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铁马,权谋厚黑。但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史实,却在历史长河里被忽略了。

这个史实,是一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顷,户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国家岁入米、麦合计32789800石,官仓储粮71800000石,不计民间百姓储量,亦可供全国官民支用3年。全国棉花总产量11803000余斤,果木种植总量10亿株。全国各府县共开塘堰4000987处,疏通河道4162处,修筑堤岸5048处。《明史·食货志》如此评价这一时期:“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

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

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的。

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

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

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

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

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

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人。说这三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

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

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几笔,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详,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

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诀”,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儿都闪光的好钢。

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

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增加财源;前线用度庞大,就发挥数学特长,精打细算。尤其是对北方战事,不顾前线将领反对,几乎缩减各类开支达一半,更不辞劳苦,将各类开支的用法详细开列清单,交前线诸将执行。财政实在吃紧的情况下,就减少宫室修建开支,拆东墙补西墙缓解燃眉之急。苦心终于没有白费,至洪武五年,徐达、李文忠的北路军北逐蒙古,在定西和上都会战里接连消灭元朝的有生力量,虽有岭北之败,却暂时解除了元朝残余势力对大明边境的威胁。南征军也捷报频传,攻克福建、广东诸省,平灭四川明玉珍的割据政权。堪称奇迹的是,这几年间,明朝国内生产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百姓未增加负担,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长,既不过分劳苦百姓,又保证前线供应,完成一统江山的伟业。奇迹的背后,是杨思义呕心沥血的劳动。

战争结束了,而属于杨思义的差事却刚刚拉开帷幕。自担任户部尚书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事事以安民为先,其建议的多项政策,都切中了大明朝经济建设的脉搏。各省水旱灾频繁,杨思义建议国家设“预备仓”,以备水旱灾害赈济之用。此举沿用整个明、清两朝,惠泽无数苍生。屯垦大兴,杨思义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桑麻。不几年国家桑麻产业大兴,更带动丝绸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在北方设九边军事重镇,但九边初设,边关钱粮匮乏,国家用度也捉襟见肘,杨思义提议设“开中法”,即在国家经营食盐贸易的前提下,允许商人以向九边送粮的方式换取盐引,获得贩卖食盐的特权。此法一出,全国商人纷纷响应,争相在九边购地屯垦,招募流民耕种。结果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九边从此钱粮充足,边防大振;商人们换取盐引,获利颇丰;山东、陕西、山西、河北、辽东等饱受战火荼毒的边关地区,因商人竞相屯垦,重现阡陌纵横,经济繁荣之相。在开中法中获利颇丰的商人们,渐形成了两个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商人集团——晋商集团和徽商集团。

身负大才的杨思义,却从不恃才傲物,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称他“宽宏容达”,特别是与朱元璋的相处中,杨思义性格宽厚,说话讲究分寸,即使是与朱元璋相左的意见,也能以合理的说话方式获得朱元璋的认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这位大贤始终器重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会做人,更因为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知道,这位思维缜密、眼光卓越的户部尚书,从来都是位急农民之所急的干才。《明史》上的评价虽简略,却客观:“虽本帝意,而经画详密,时称其能。”

北方屯垦迅速发展后,因陕西一带劳动力匮乏,杨思义主动请缨去陕西,落实朱元璋移民实边的国策。不久后担任陕西参知政事,在任期间呕心沥血,安抚移民,发展生产,令陕西在短期内经济勃兴,移民们安居乐业。做完这一切后,这位洪武朝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这位思维缜密、谋划周详、眼光卓越的能臣,以其宽厚的人品,精细入微的行政方式,撑起了洪武朝经济恢复的大局。论无名英雄,他可称翘楚。

以杨思义为户部尚书的大明王朝,经济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仅有善于谋划的杨思义显然不够。古人云“治国之道,柔猛相和”,宽宏容达的杨思义显然属于柔的一面。再精细的谋划,也需要严格的律令保驾护航,因此,有了第二位无名英雄,监察御史韩宜可。

汇聚明朝宦海英杰的《明史》里,诸多直臣皆被大书特书,流芳百世,其中着墨最少的韩宜可,堪称他们中间的祖师爷。

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与杨思义类似的是,他险些成为贰臣,元朝至正二十一年,焦头烂额的元王朝张榜求贤,壮志满怀的韩宜可欣然前往,应征监察御史一职,却因身份低微无门路而失败。之后闲住于家,洪武元年,在刘基的推荐下,先任山阴教谕,兢兢业业数年,终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等来了那个迟到多年的任命——监察御史。

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御史一职,和元朝大不相同,朱元璋改革言官机构,全国设十三道,共110名监察御史,官职为正七品,任务是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以纠劾官吏不法行为为要务,官职低却权位重。而履任的韩宜可也用行动证明,他仿佛天生就是为监察御史一职而生的。

在洪武年间,韩宜可是个人见人怕的人物,特别是有不法劣迹的权贵,几乎对其又恨又怕。他为人刚直,不畏权贵,甚至敢捋朱元璋的虎须。洪武初期李善长退休,胡惟庸继任中书省左丞相,堪称万人之上,刘基也被其排挤害死,旁人敢怒不敢言,唯独韩宜可不惧。某日胡惟庸伙同朋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觐见朱元璋,正亲热谈笑间,韩宜可突然闯入,当面弹劾胡惟庸等人“大奸似忠”,恳请朱元璋杀胡惟庸以谢天下。说话不分场合,又对准皇帝的宠臣,自然惹得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场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即刻命锦衣卫捉拿入狱,然而受尽酷刑的韩宜可毫不屈服,始终大骂胡惟庸不止。消息传到朱元璋处,冷静下来的朱元璋终为之动容,下令将其释放。

后来胡惟庸果然事败,株连无数大臣,韩宜可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韩宜可再接再厉,成日纠劾重臣,被其弹劾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大明朝开国的功勋人物:傅友德、王弼、陆忠亨、廖永忠、蓝玉……却不是如朱元璋所说的“排陷大臣”,每次弹劾都条理分明,掌握真凭实据。也曾有权贵嫉恨,比如蓝玉就曾放言说要让韩宜可好看。韩宜可闻言大笑,每夜睡觉下令全家打开大门,酣然入眠。消息传到蓝玉处,这位一生杀人无数的跋扈将军也不得不敬而远之。

以恶对恶的韩宜可也有让权贵们难以想象的一面——宽容。但凡大案,他总力主反复核查,避免株连无辜。任陕西按察司期间,曾上书朱元璋,对因罪发配凤阳的官员们进行重新核查,解救不少无辜者。震撼明朝官场的“胡蓝案”“空印案”,韩宜可周旋其间,竭力解救无辜官民,却将自己牵连进去。后来朱元璋亲自核查,将其开释。曾有人告发韩宜可贪污,朱元璋也怀疑,特意微服私访至韩宜可家,只见韩家破屋烂瓦,一家老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朱元璋还是怀疑:莫不是钱都偷偷藏起来了。韩宜可坦荡,当着朱元璋的面将家中钱箱倒空,自嘲说“我从无攒钱,也无钱可攒”。

在朱元璋眼里,韩宜可有时候很不识时务。比如有一次,朱元璋欲将犯罪大臣的家属赐给臣僚,别人都叩谢皇恩浩荡,唯独韩宜可坚决反对,并力陈查案不该祸及妻女,此种做法更有悖天理人伦。朱元璋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作为褒奖,将韩宜可提升为山西布政使。韩宜可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朱元璋的儿子——晋王的不法行为,这次又捋了虎须,被朱元璋贬官到云南清棉做知县,到任后安抚地方,体恤当地少数民族,兴修水利。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

朱元璋过世后,洪武三十一年,即位的建文帝下诏,提升韩宜可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是韩宜可一生里得到的最高职务。因长年劳顿,赴任途中,行至杭州时病逝。《明史》载,“是夜,大星陨,柄马皆惊嘶,人谓‘宜可当之’。”

尽管史料的说法有神话色彩,却不容否认一点,这位一生让朱元璋又爱又厌,用之嫌烦,弃之又不忍的直臣,是整个洪武一朝,政绩最为惊天动地的铁面御史。洪武一朝吏治之清明,为整个明王朝之最,以韩宜可为代表的直臣们居功甚多,他的价值,恰如朱元璋对他的一句评语:清廉股肱之臣。

“猛”的韩宜可,“柔”的杨思义,是大明王朝定国安邦的两位重要人物。但说到底,两人都为中央人物,国家政策若要顺利实施,更少不得地方官的落实。这其中的杰出人物,就是第三个人——费震。与上两位相比,他是个“猛柔相和”的人物。

与杨思义相同,费震在《明史》中的记录同样简略,字号不可考,生卒年不可考,唯独籍贯列了出来——江西鄱阳人。与杨思义相比,这位同样儒生出身的能臣在前元时代却默默无闻,既未考取过任何功名,更未担任过任何要职,直到洪武元年,才在旁人的荐举下入朝为官,得到的第一个职务,是江西吉水知州。

看似起点要高于韩宜可,却是一个比御史难当的苦差事。此时的吉水几经战乱,乡民大量逃亡,在册的人口,仅为元朝时期的四分之一,在册的土地,荒芜更达四分之三。恢复民力,发展生产,谈何容易。

费震迎难而上了,土地荒芜,就出告示,广招流民耕种。人丁逃亡,就下乡走访,挨家挨户劝说,更派衙差四处寻访,招纳外逃乡民回乡。春耕钱粮捉襟见肘,便把上面拨付的修缮衙门的钱尽数拿出,发给乡民做安家之用。他颁布严令,严查玩忽职守的官吏,到任仅3个月,就参劾罢免渎职官吏7名,还规定辖区各地府衙衙差要定期轮班,下乡给孤寡乡民们做义工。历经3年,吉水地区终于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到其任期满时,吉水当地土地不但全部复耕,产量更远超前元时的水平。

卓越的政绩传到中央,恰好陕西汉中发生变乱,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朱元璋大笔一挥,升费震为汉中参政。可到任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更苦的差事。汉中当地,多年来一直是明元战争的主战场,屡遭兵祸下,民生遭重创,赤地千里,白骨累累。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盗匪横行,且画地为牢,时常打家劫舍骚扰地方,甚至劫掠官仓,抢夺官粮,直闹得怨声载道。明王朝曾派几任酷吏署理此地,更屡派大军围剿,却终是劳而无功。这次的担子,落在了费震身上。

没有悍将的骁勇,没有酷吏的狠辣,费震迎难而上了。到任后安葬战乱中死难的百姓,拨专银抚恤死者家属,走家串户访问,请旨朝廷减免赋税,暂时安定了民心。可盗匪问题仍是大患,不久后盗匪果然大起,肆虐州府不说,更大肆劫掠官粮。费震不慌,一不调兵镇压,二不撒网搜捕,相反贴出安民告示,允许民众从官仓借粮,秋收后按数归还,不加官息。消息传出后,让同僚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昔日气焰嚣张的盗匪们,而今成群结队主动缴械投降,费震则既往不咎,拨划土地妥善安置。不几年,杀气腾腾的盗匪尽成务农守法的良民,肆虐汉中多年的盗匪之患,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地解决了。同僚问原因,费震解释:当地盗匪只劫粮不劫财,可见尽是衣食无着的穷苦百姓,只能宽柔安抚,方得安民之效。

宽柔的费震,对待贪官污吏的“猛”却不亚于韩宜可。治理汉中时,治下一官吏违法,其靠山恰是对费震有保举之恩的李善长,费震不徇私情,令其遭到严惩。铁面无私的结果当然就是恩公李善长的报复。不久后,中书省右丞杨宪犯罪被诛,本与杨宪无瓜葛的费震莫名其妙地成为杨宪一党,幸好朱元璋以其之前的善政,允许他出钱赎罪。而后,他继续自己洪武朝最佳地方官的生涯,山东闹水灾,湖广闹旱灾,广西闹民乱,都是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结果也都将这些大明朝最穷、最苦的不毛之地,治理成欣欣向荣的乐土。

洪武十一年,久历地方的费震终于被调回京城,出任户部尚书,主持了洪武朝定制官吏的俸禄工作,而后胡惟庸案大发,株连官员无数,其中包括某位曾得李善长授意诬陷他的仇敌。费震则不计前嫌,倾力营救,终使这位仇敌从宽发落。之后湖广水灾,他受命出任参知政事,在完成了安抚地方,恢复生产后,因年老请求退休,最后善终于鄱阳老家。朱元璋时代屡兴大狱,株连官员无数,沉浮其间的费震却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

纵观他一生的执政履历,可得出四个字——以德服人。做知州,以德服百姓;做参政,以德服盗匪;做尚书,以德服仇敌。宦海一生,几乎善良地对待了身边每一个人。在大案频生、杀戮频频的朱元璋时代,甚至在整个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黑白交织的官场上,这样的人物,诚为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