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甲申年（1884年）年末，朝鲜发生武装政变。清廷在年初也曾有政变，军机大臣全部被更换。根据清代制度，军机大臣是掌管国政的最高官职，负责辅佐皇帝，把决定的事情下达给行政机关。然而，这个时候，光绪帝还未成年，后来虽然成年了，在位三十四年间却全由西太后独掌大权。
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是恭亲王奕䜣。恭亲王是咸丰皇帝的胞弟，道光帝的第六子。西太后是咸丰帝的皇后，她生的同治帝无嗣而终，遂让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即位，就是光绪帝，甲申年刚刚十三岁。醇亲王也是咸丰帝的弟弟，道光帝的第七子。西太后之所以能掌握政权，主要是由于恭亲王的支持。然而，对于西太后来说，这正是一个令她不安的因素。
“中法战争摆在面前，需要新的政府成员。”以此为理由，恭亲王被撵下权力宝座，代替他的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西太后觉得醇亲王比恭亲王好支配得多，而且醇亲王之妃又是西太后的亲妹妹。
“老太爷”，这是对道光皇帝第七子醇亲王的称呼。他为人谨慎，自己儿子即位后他便辞官告退，于此可见一斑。为人谨慎的另一面，就是没有一贯的抱负。西太后看中他的也正是能听话这一点。果然，后来任海军衙门总理，负责新海军建设，西太后对他说：“把买军舰的款子拨一部分来，我要修一处园林！”他便按照西太后的意图，挪用了海军经费。西太后就用这笔买军舰的钱款，修建了颐和园。
清廷的政变给予朝鲜政界以微妙的影响。
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这一事实，使朝鲜要人们联想起大院君。因“壬午军乱”被清廷禁闭在保定的大院君，就是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
“设身处地，醇亲王会同情大院君的。”这个想法倒也合乎情理。起用醇亲王是在三月，消息传到朝鲜，便有人散布：“大院君即将被释放回国。”
往坏里说，大院君是野心家，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他是个热情的好斗者。他的儿媳闵氏也是有这种倾向的女性。也许可以说，两人是前生注定的竞争对手。对于闵妃及其一族来说，大院君永远被幽禁在中国才是最理想的。
金玉均等人的“新党”企图抵制飞扬跋扈的闵氏一族，在武装政变后建立新政权时，他们分明知道仅靠自己一边的人，无法组成新政府，因此才联合大院君一派。一时间，大院君的名望高涨起来。“新党”想同大院君一派组织联合政府，正是要利用这种名望。
闵妃是不希望大院君归国的。但是，就国王李熙来说，大院君是生身之父，而朝鲜是极端重视儒教伦理的国家，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争取生父的释放，一定要遭受猛烈的谴责。所以，他多次派出使臣，恳请释放生父大院君。然而，清政府认为大院君是“壬午军乱”的“罪魁祸首”，必须严加处置，岂能释放。朝鲜国王为了尽孝心，便派遣闵种默为“问候使”，侨居保定，以慰藉大院君。在甲申的前一年，又派亲兄，即大院君的长男李载冕来保定探望。
“这可不妙！”李鸿章心想。大院君是鼎鼎大名的阴谋家，“问候使”来往倒可以，但只怕借此酝酿阴谋。李鸿章决定，除了侍奉的少数仆从，禁止外来人见大院君。
“太严厉啦！”大院君一派大失所望。
遭受闵氏家族压迫的大院君的党徒们，梦想有朝一日拥戴大院君夺取政权。李鸿章并不是杞人忧天。清政府当局禁止大院君会客之后，大院君一派的希望仿佛断绝了。但是，第二年醇亲王被起用，他们又跃跃欲试。
“处境相同的醇亲王成了首席重臣，大院君极有可能被释放。”大院君一派有意制造这样的谣言。不久，又传开“云岘宫的古玩开卖了，统统被日本人买去”之类的谣言。
云岘宫在汉城的大院君宅邸之内，主人被押解到国外之后，亲族处理着家产。现在谣传，云岘宫里秘藏的为数甚多的古代美术品，被悄悄地卖给了日本人，恐怕是得到了大院君的允许，不，就是根据大院君的命令卖的。那么，为什么呢？“那还用问！为了凑钱买通清廷的醇亲王和李鸿章他们……看着吧，局势就要变了……”
当然，醇亲王和李鸿章不会被收买而释放大院君。但是，在朝鲜，这个谣言为人们所相信。大概是因为朝鲜贿赂之风盛行，凡事都要靠贿赂。
“听说醇亲王已经点头，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听说立夏以前……”
谣言被添枝加叶，活灵活现，这当然是为了刺激反大院君派。
反大院君派并不全是闵妃一族人。例如，先王正妃赵太妃的两个外甥赵成夏和赵宁夏，在“壬午军乱”中勾结闵氏一族反对过大院君。诱骗大院君时，赵宁夏出了不少力。后来大院君知道了这件事，恨得咬牙切齿。
一旦大院君归国复权，不仅闵氏一族，赵氏兄弟也将遭到报复。于是，赵氏兄弟又同闵氏家族勾结起来，反对释放大院君。
他们的工作对象就是李鸿章，因为汉城的街头巷尾传说：“醇亲王赞成释放大院君，而李鸿章似乎是反对的。”
禁止“问候使”会面，所以，人们认为李鸿章对大院君是相当严厉的，想利用李鸿章来反对释放大院君，然而，从朝鲜悄悄溜进中国的密使，却发回了使闵氏一族悲观的情报：“李鸿章在对法外交上很不得手，正受弹劾，因此，他的发言毫无力量，完全依靠他是危险的。”
闵氏一族又开始向日本做工作。他们想，李鸿章下台了，还有日本。
“清廷若释放大院君归国，庆尚道等地将发生动荡，在釜山等地居住的日本商人和家属将受到威胁。请劝告清廷停止这种不明智的做法。如清廷不听劝告，就请日本出兵，保护侨民。”
但是，日本方面表现冷淡。
关于释放大院君的消息，后来就自消自灭了。反对派的策划一无成效，而大院君派也毫无进展。醇亲王是个消极人物，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正因如此才被西太后起用。只有其他重臣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才会参与讨论，总是处在被动地位，从不主动提出问题。
“靠醇亲王解决不了问题。”大院君也终于觉察到这一点。醇亲王虽然是首席重臣，但他绝不是实权者。最高实权者，还得属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是，大院君改变了战术，派遣使者直接向李鸿章乞求赦免。
李鸿章对大院君的使者李益瑞说：“这样的奏折，应呈交都察院。”但都察院拒不受理。这一事实，使汉城的反大院君派放下心来。
“在目前情况下，既定方针不能变。”李鸿章通过幕僚说明了不受理的理由。这个说明，当然不是官方的。都察院不受理并没使大院君陷于绝望的深渊，因为有个“在目前情况下”的注解，就是说将来有可能变更。李鸿章是个现实主义的政客，情况一有变化，随时都准备改变方针。
将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作为对策，也可能“释放大院君”，李鸿章把大院君当作策略上的一个棋子，总是牢牢地记在心上。
我不会被遗忘的！——大院君得到了这种印象。
2
“甲申政变”时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后来当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是优秀的汉学者。事变后清廷派往朝鲜的吴大瀓是一流的金石学家，并擅长书画。日本支持金玉均的头号人物是福泽谕吉，人人皆知。要求中、日联合抵御沙俄的黄遵宪，是外交官，也是清末著名诗人，著有《朝鲜策略》。写出“朝鲜善后六策”的张謇，是科举的状元，颇有才学。
如上所述，这一时代围绕着朝鲜政局登场的人物，多数是文人学者。李鸿章派往朝鲜担任财政顾问的德国人穆麟德，也是知名的东洋学学者。尤其在语言学研究方面，他业绩出色，名著《满语文典》（A Manchu Grammar）声誉更高，不过，在甲申年这部名著尚未问世。
穆麟德的当五钱、当十钱的货币铸造在朝鲜引起通货膨胀，作为语言学者他是很出色的，但作为国策顾问，他就不称职了。他本人对于朝鲜的政治、行政、财政、产业等，确有一番改革的计划。但他是清廷雇用的外国人，关于朝鲜的改革策略，首先须得到清廷的谅解，也即李鸿章的谅解。然而，李鸿章把穆麟德的一切计划，全都给否了，使他渐觉没趣。
甲申年闰五月，沙俄同朝鲜缔结通商章程，居中斡旋的便是穆麟德。据说，穆麟德还从沙俄那里得了一枚勋章。
穆麟德是德国人，受雇于清廷，委派到朝鲜，对清廷谈不上什么忠诚之心。他想改换雇主，投靠沙俄，首先就要在朝鲜要人中培养亲俄派。
前营使韩圭稷、左营使李祖渊，以及金智性、赵宠熙等要人都成了亲俄派。在朝鲜政界，原来只有事大党和“新党”两个集团，分别是亲清派和亲日派，这时又出现了第三集团。对于野心勃勃地想要拉山头的政客们来说，亲清、亲日两派的座次已经排定，抢不着交椅了，所以他们非常欢迎新派别的诞生。
金玉均发动“甲申政变”时，杀掉了韩圭稷和李祖渊等亲俄派人物。在金玉均看来，亲清派和亲俄派都是保守派，一丘之貉，应该一起消灭掉。
闵妃这一派保守集团，以亲清派为主流，但清政府的压迫太过分，他们就若隐若现地亮出亲俄路线来抵抗。
为了同朝鲜缔结通商章程，俄国派来驻天津的领事卡尔•伊凡诺维奇•韦贝，帮助韦贝的就是穆麟德。穆麟德的背后是否有德国的意图，不得而知。不过，这时的德国还不便向朝鲜伸手，但又不愿意让某一国单独在朝鲜巩固势力。穆麟德很可能是为德国的利益而帮助韦贝的。
不久，韦贝当上俄国驻朝鲜代理公使兼总领事，后来又当了驻中国代理公使。中日战争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时，韦贝在背地里异常活跃。他同德国也常有联系。
“甲申政变”后，穆麟德曾去过日本，同驻日俄国公使达维德洽谈向朝鲜派遣俄国军事教官的事情。“甲申政变”是以日本为后台的武装政变，由于袁世凯的介入而失败，从此，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若两国以兵戎相见，战场一定是朝鲜。为使两国不发生冲突，第三国侧身其间可能是上策。以闵妃为中心的朝鲜政府自然要对作为第三国的俄国寄以期待。经过穆麟德的努力，亲俄派虽然势力还小，但总算有了。在政变中损失了几个亲俄派要人，但还剩下金智性等实力人物。
朝鲜政府派金智性去海参崴，同俄国滨海省总督会谈。这件事，当然不能让宗主国清廷知道，也不能让日本知道。时机到来之前必须保守秘密。
金智性别名镛元，广为人知。他于甲申年十二月到达海参崴，随员有权东寿、金光勋等。逗留半个月，洽谈了以下问题：
一、俄国派遣军舰保护朝鲜沿海。
二、俄国派遣教官训练朝鲜士兵。
随后，金智性在密约上签了字。
这一谈判是极其秘密地进行的，但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泄露了。同海参崴邻近的吉林珲春厅副都统依可唐阿获得了密约的情报，急报中央。次年三月，李鸿章命令驻在朝鲜的商务总办委员陈树棠调查。
明明是领事职责，却用了个“商务总办委员”的别扭职衔，原因是清廷仍想把朝鲜当属国看待。属国不是外国，因此要避免外交上的职衔，如公使、领事等。
于是，陈树棠开始调查。国王李熙极力否认。金允植审问了亲俄派赵宠熙等，供认：“小人等未经国王、大臣批准，私自去海参崴，同俄国官方交涉。”
国王和王妃以及外署督办（外交大臣）金允植等人，对于往海参崴派遣密使的事，岂能不知，但是，不论亲日派、亲清派，虽然集团有别，却都要拼命地发挥小国的全部智慧，以便生存下去。既然事情败露，就努力把牺牲缩到最小限度。
这一情报，天津的李鸿章当然也全部掌握了。
俄国在朝鲜的影响逐渐扩大，形势也不断变化，为了对付这个局面，李鸿章开始琢磨手中的棋子了。
若隐若现地舞动俄国这张牌的，主要就是闵妃和她的党羽们。国王李熙是个无所作为的人，总被闵妃牵着鼻子走。用什么方法能抑制这种态势？旅顺的袁保龄向李鸿章献策：释放大院君，“以父临子”。
大院君这里也一再地命李益瑞进行活动。甲申年的次年四月，大院君第三次恳请，也未成功，但作为窗口的礼部，态度友善，使人感到形势越来越好。
日本以朝鲜为舞台同清廷斗争着，它也反对像俄国这样的第三者闯进来。相互斗争的两国，在排斥俄国势力这一点上，利害倒是一致的。日本一向不承认朝鲜是清朝的属国，唯有这时，外务相井上馨向驻日中国公使徐承祖表示：清应当对朝鲜施加影响，以防止俄国势力之浸透。平常，日本总是谴责清廷对朝鲜施加压力，说这是“干涉内政”，但现在竟劝说清廷对朝鲜内政加以干涉，真是个奇妙的现象。
释放大院君，确实是强有力的一着儿棋。闵妃同大院君的对立是相当激烈的，“壬午军乱”之际，大院君险些把闵妃杀掉。如果这着儿棋能起到牵制闵妃的作用，那是再好不过的，但万一走过了头，引起朝鲜全局的大乱，可就鸡飞蛋打。
第一步，李鸿章让住在保定的李载冕回国，告诉李熙：“现在就以朝鲜国王的名义，派使节向清廷恳请，父亲很有可能获释。”
朝鲜国王得到暗示，岂能置之不理，立刻任命闵种默为正使、赵秉武为副使，准备启程。但是，有人从中设置障碍，使“陈奏使”迟迟不能出发。为阻止大院君归国，闵妃一伙派闵泳翊去天津，所请之事遭李鸿章拒绝。后来，又派金明圭前往，提出：“归国可以，但请延缓数年。”李鸿章也未同意。
“时机已到。”李鸿章做出判断，把大院君召到天津晤谈。
“我已向各位军机大臣请示，关于你的释放问题，眼看就可以解决。不过，你归国以后，打算做些什么呢？”李鸿章问道。
将近三年的拘押生活，使大院君大体上能听懂中国话了。他们时而口谈，时而笔谈；笔谈虽麻烦，但可以留下证据，是其长处。
“我吃够了苦头，再也不想担任国事了。”大院君答道。
这时，他看出李鸿章的脸上闪现一丝疑惑和失望，于是又补充道：“如果宗主国能派我去监国，做些进言之事，还是可以的。”
朝鲜承认清廷为宗主国，但清廷实际上并未派出监国。明朝时也是如此，宗主、从属，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的。作为例外，元朝时倒是有过，但已经是六百年前的事了，无人记得。
形式上承认宗主权，而实质是独立国，但一旦迎来监国，瞬间就会失掉独立。大院君为了获释，做了一个非常失算的交易。
“假如有关外交上的事，令郎要同你商量，你将如何回答？”
“指的是什么事？”
“大清政府现在也是多事之秋，对朝鲜不能处处予以关注，需要让其他国家也分担支援之责。例如，我大清已同日本订约，双方撤出驻防军，以后，军事教官怎么办？”李鸿章问道。
“劝他向美国聘请。”大院君立刻答道。
大院君知道清政府最不戒备的外国，就是美国。
“那可太好啦！……还有别的吗？”
“有……”大院君有点儿吞吞吐吐，“忠告王妃，不要干预朝政。”
“噢……这可是件难事……”
“这有何难，自古以来女人……”
说到这里，大院君噤口不言了。他想说，自古以来女人不许干预朝政，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他想起清廷正由西太后这样的女人一手掌权，赶紧闭上了嘴。
“你的心情我全明白了。尽我的力量，说服军机大臣诸公吧。”李鸿章结束了谈话。
其实，只要他决定放，就可以放，用不着请示军机大臣。即使西太后反对，他也有办法叫她让步。
派谁送大院君呢？李鸿章琢磨起人选来。这是需要胆量的任务，还是那个年轻人最合适……
“往项城打电报……那个年轻人目前有点儿怨气……”
李鸿章开始考虑电文。
3
“火速来天津。”
——想来想去，最后李鸿章决定用简短的电文，这样会更为有效。李鸿章估计袁世凯正在等待着决定性电报。
袁世凯在河南的农村东游西逛，无所事事，但他一直密切关注时局的动向，尤其是朝鲜的形势。叔父袁保龄经常写信给他通告情况。
“世凯的东山再起仍然在朝鲜问题上。”袁保龄总是这么想。
“旅顺来的信真多啊！”袁世凯的妻子说道。
“在旅顺我的知己多，当然信就多。”袁世凯从妻子手里接过来信。
根据中日《天津条约》，中、日两国都从朝鲜撤回了军队。从汉城撤回的清军，移防旅顺。在朝鲜苦乐与共的战友们现在都在旅顺，难怪他的知己要多了。不过，从那里来的信之所以非常多，主要是袁世凯一个劲儿地给他们写信的缘故。
袁世凯对别的事情并不挂心，只有朝鲜问题，他不愿败给任何人。一提起朝鲜，就好像听到自己的名字一样。
清廷正式决定释放大院君，是在甲申年的次年（1885年），阳历9月20日。朝鲜“陈奏使”一拖再拖，终于抵达北京。
“派你押送大院君。”李鸿章见到袁世凯，立刻宣布任务。
“让丁提督去不行吗？”袁世凯反问道。
他从叔父的信中得知，这一任务很多人推举丁汝昌去完成，但李鸿章反对，选中了袁世凯。
“若派丁汝昌去，怕被认为是清军重返朝鲜，就是说，他这个人太显眼……所以，我想换个小人物。”李鸿章答道。
的确，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军人色彩未免太浓厚。刚刚按中日《天津条约》从朝鲜撤兵，如果丁汝昌有所行动，恐怕被误解成清政府违反协定。
“是……小人物？”袁世凯似乎很不服气。
“当然，是小人物。只把首脑换一换，其他人员照旧。”
“随行人员都有谁？”
“王永胜、黄金志、张绍华、黄建筦……”李鸿章屈指念道。
“全是总兵级的。”袁世凯同意了。
倘若提督丁汝昌带上数名总兵，是很平常的，但是，就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阵容似乎过于堂皇了。
“这是中堂的有意安排。”袁世凯立刻领会了用意。
选派押送大院君归国的负责人时，丁汝昌的名字被提出来，李鸿章没有立刻反对，他一开始就决定起用袁世凯，只是不急于说出。委派丁汝昌的呼声很高，紧接着便讨论了随员的人选。会议快结束时，李鸿章才不慌不忙地说道：“刚刚同日本缔结了协定，派出以军人为首的使节团值得考虑，随员是军人还可以，只是首领，在目前，我认为不派军人为好。”
这的确是正确意见，谁也不能反对。那么，以谁为首呢？不消说，这个人必须熟知朝鲜情况。只是押送，抽调勤务在身的忙人也不妥当……啊，有了，袁世凯正在家乡，听说他母亲病况好转，用他最合适。
于是决定只调换首领，随员照旧。
率领一批总兵出使朝鲜，朝鲜人对袁世凯的评价肯定会更高。他们会认为袁世凯很有权势，这就是李鸿章的用心所在。他巧妙地在人事会议上做了些手脚。
一周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使节团在天津上船。大院君及其长子李载冕等二十余人，在大沽口改乘军舰“镇海号”，开赴朝鲜。
“镇海号”驶达仁川是阴历八月二十五日，阳历10月3日。听到大院君归国的消息，汉城沸腾了。穆麟德对闵妃一派要人说：“现在正是同俄国定约的时候。”他想最后说服他们。
“陈树棠的眼睛雪亮，一不留神儿，与俄国合作的事就会露出马脚！”
闵派要人是慎重的。穆麟德掩饰不住他的嘲笑，说道：“大院君一回国，以清廷势力为后盾，会把你们闵氏全杀光的，如今还怕什么？”
“听说大院君发誓归国后不再参与政治。”
“那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为什么清政府偏偏在这个时候释放大院君？明摆着是为了牵制闵氏家族！”
“我们对清廷是顺从的，大院君也不能把我们怎样。”
“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在海参崴的谈判不是让清廷知道了吗？清廷不会认为你们是顺从的。你们拼命乞求别释放大院君，结果又怎样？……依我之见，不如同清廷所惧怕的俄国打交道。”
“跟俄国人不熟悉……弄不好，会被他们勒索的。”
19世纪末，美丽富饶的亚洲诸国开始以怀疑的眼光观察帝国主义列强。朝鲜接近俄国，也是胆战心惊。清廷是二百余年的宗主国，它的一些做法，大体上已经掌握。而俄国也不无侵略野心，现在接近它，它会怎样控制朝鲜，却无从知道，所以，不熟悉的俄国更为可怕。
“老实说，俄国正寻求不冻港；当然，这会引起英国和日本的不满，美国也一样……只不过是使用不冻港这么点儿事情嘛。从清廷手里夺回整个朝鲜，然后借出港口的一部分，难道不合算吗？”
“不过，现在……”
也许大院君明天就踏上朝鲜国土，闵妃一党已经顾不上长期对策，得赶快想办法应付眼前。
闵妃找来兄弟们，共同商议。
凭大院君一个人，是无法肃清闵氏一族的。而且，这次清廷使节没带来军队，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对于这种意见，闵妃和穆麟德一样，认为他们是太天真了。
“固然，大院君只有两只手，”闵妃说道，“可是，只要有人愿意为他当走卒，他就可能做出大事来。”
闵妃的紧急对策就是立刻处死大院君的残党，斩断大院君的手脚。而且，要尽量戏剧性地处刑，使那些与大院君一同归来的人们胆战心惊，不敢参与同闵派的斗争。闵妃决心要实行恐怖政策。
“三年前煽动‘壬午军乱’的叛逆者现已查明。”以此为借口，闵妃逮捕了她认为是大院君派的金春永、李永植等人。大院君一行到达仁川之日的早晨，这些人被“凌迟”。
凌迟是一刀一刀地割杀的酷刑，在死刑中，比绞刑和斩刑更重。
“什么！没人来迎接？一个人也没来？”
登陆仁川，袁世凯听说没人迎接，顿时气得脸色苍白。
其实，朝鲜政府派了“迎接使”李寅应去仁川，但是，他得知那天早晨的处刑那么凄惨，吓得躲了起来。在大院君到达之日搞处刑，这无疑是闵妃一党对大院君派的宣战。
虽然上司有令，但如果真的去迎接，说不定就会给加上什么罪名，丢了脑袋。想来想去，李寅应到了仁川，但没敢在大院君面前露面。
他之所以到仁川，是不违背上司命令的意思，他之所以没露面，是不欢迎闵派的敌人大院君的意思，这真是无可奈何的处世法。
袁世凯的脸色苍白了一阵之后，泛起红潮。他压住愤怒，劝慰自己：今天来的幸亏不是丁汝昌，而是我袁世凯。这种时候，比起他来，我想出的办法要高明得多。
国王的生父归国竟没有一个人前来迎接，这是出人意料的。对于这种事态，预先毫无准备，必须临机应变。袁世凯在思考对策之前，就自信他想出的办法一定要比武夫丁汝昌高明。
“该怎么办呢？……”袁世凯把眼睛瞪圆，张望了一阵，又眨了几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