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得以初步形成。而资产阶级是否形成，则是一个国家能否建构市民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学者曾认为，中国直至辛亥革命以前，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并以此否认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中国台湾的一些学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中国大陆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缺乏深入、全面的探讨，而且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对资产阶级往往是立足于批判，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也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80年代以降，中国大陆史学界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日趋重视，十余年间不仅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还出版了一些颇具分量的专著。这些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说明，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的确已形成了一支作为独立社会力量的资产阶级队伍。不过，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究竟在辛亥革命前的哪一个具体时间形成，中国大陆史学界似乎仍持有不同的见解。下面对几种主要的观点做一些介绍和分析，并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随着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中国的资产阶级即已相应形成。^[17]持此观点的论者并未就这一问题展开详细说明，只是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两段话作为主要依据。列宁指出：“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18]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19]

就一般情况而言，上引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本身都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任何一个阶级，从其产生到最终形成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起初所产生的只能是这个阶级的一部分成员，当其成员越来越多，并且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政党，凝聚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之间有了明确的阶级认同感，并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姿态出现，才能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因此，不能将某个阶级一部分成员的出现，直接说成是某个阶级的形成。

如前所述，在近代中国，资本家的出现是比较早的。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商业，一些传统商业也逐渐向新式商业转化。那些经营新式商业的商人，可以说就是商业资本家。与传统商业向新式商业转化相伴随，一些传统商人也逐渐向近代商业资本家转化。19世纪70年代以后，又诞生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出现了工业资本家，而且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工商业资本家出现之后，虽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尚不具备独立阶级队伍的基本特征和自觉意识，彼此没有紧密的组织联系，被隔绝分散在为数众多且互相排斥的会馆、公所等行会之内，力量也比较有限。因此，在引进西方机器设备、肇始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而是由国家政权及其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开明改革派以推行洋务运动的方式，扮演了工业化的发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资本家只是担任了配角。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阶级形成的发展过程做过论述，前引列宁和毛泽东的两段话，实际上也指的是资产阶级内部成员即资本家的产生，并不能理解为资产阶级已形成。认为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中国资产阶级即已形成的观点，直接将少数资本家的出现等同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形成，显然是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了。从目前情况看，这一观点也未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和赞同。

第二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要是被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呼唤出场的”。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只能处于前者的附庸和助手地位，远未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独立的发言权”。^[20]

以往的有关论著，大多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充当了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的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则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其理由是维新派和立宪派主要代表和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与愿望。革命派则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言人。第二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主要依据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维新派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则主要表现为革命派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尚未跃居主角地位。这里姑且不谈维新派和立宪派是否仅仅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革命派是否只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即使承认这一点，也很难说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就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因为这涉及另外两个不能混淆的问题，即阶级的政治代表与阶级主体不能等同。在一般情况下，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阶级主体的产生发展，并非同步，而是往往有超前或滞后的现象，所以也不能不加区别地等同视之。在近代中国，由于社会动荡频仍和各派政治力量消长急剧，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发展脱节的状况更为突出。如果单以政治代表出现，就断定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或阶层已经形成，这在政治思想超前产生，社会物质基础滞后发展的近代中国，难免有失偏颇。

考察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程度，也很难说当时已经形成一个能以独立社会力量姿态出现的资产阶级。不容否认，当时的资本家在人数上已进一步增多，实力也有所加强，但他们彼此之间仍仅限于行业或乡谊等十分狭隘的联系，组织的发展程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思想上尚无明确的阶级认同感，也就是说仍不具备自觉的阶级意识。因此，不能说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资本家在戊戌变法期间的表现，是与其发展状况相吻合的。由于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我们看不到各行业的资本家互相联合起来，在戊戌变法这样一次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中，集体表露自己的态度和采取统一的行动。当时，也没有任何一个资本家的统一组织或机构，代表整个工商业者的利益，直接表达他们的要求，领导他们参与变法运动。从整体上看，似乎工商业者对戊戌变法并未予以多大的关注，几乎看不到他们的有关言论和行动，只有少数资本家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一些变法活动。而在20世纪以后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经济活动中，工商业者却无不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姿态，互相协调配合，公开表明其政治态度，并采取相应的统一行动。从这一重要侧面，即可看出戊戌变法时期的资本家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资产阶级队伍。

第三种意见认为，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戊戌变法以前，投资于商办新式企业的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基本上没有脱离原来买办、地主和官僚的地位与立场，只是开始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化。所以，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增长，资本家数量相应增加，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跃上了政治舞台。此时，作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资产阶级才真正形成。^[21]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第三种意见从四个方面做了说明，是论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形成较为全面的一种观点，其视野和角度较前均有拓展，不仅涉及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直接考察了资产阶级主体的自身发展态势，因而更有说服力，得到多数学者的首肯。目前，大部分近代史教材和有关著作都采用了这一观点。不过，这一观点仍稍显不足，主要表现为对资产阶级主体的考察尚欠充分，特别是未从资产阶级的组织发展和思想意识方面进行分析。另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间界定，似乎也过于宽泛。

对于这一问题，我曾在1987年写过一篇论文，提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时间为清末的20世纪初。这篇文章主要是从当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组织程度的新发展着手，依据有关史实从新的视角进行论述的。之所以说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形成于20世纪初，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资本家已明显萌发了过去所没有的群体认同感，对自己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使命也获得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趋于高涨，并产生了强烈的合群合力思想，因而已初步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另外，这一时期资本家的组织程度也明显提高，成立了商会这一联结工商各业的新式社会团体。商会诞生后，改变了以往公所、会馆各立门户的分散隔绝状况，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各行各帮的工商业者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各省商会密切配合，协调行动，又进一步使全国的工商业者联结成一个整体网络。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商会联成一个有着共同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集团，而且获得了社团“法人”地位，进而能够采取种种办法将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国会请愿运动中，工商业资本家大都通过商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可以说只是在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才真正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组织机构，从此他们不再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的姿态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因此，商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22]这一观点提出之后，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

迄至目前，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清末的20世纪初已经初步形成的结论，史学界似已无多大争议。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与近代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概括地说，其主要差异在于，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不是在原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基础上，由手工工场主和包买商演变而成，它的前身主要也不是类似西欧那样的市民阶层，而是一部分与手工业没有密切联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这一方面是中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比较幼弱以及社会发展特点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独特的产生和发展道路。

在西欧许多国家，中世纪兴起的新式工商业城市大多具有程度不同的自治权利。城市中的居民，即是所谓的市民阶层，多数也是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原来大都是封建庄园中的农奴，有的系逃出庄园来到城市。当时，许多独立自治的城市规定农奴如在城市中居住满一年，即可取得自由人资格。也有的市民是以向封建主交纳代役租为条件而进入城市的。除原有在城市形成过程中即有的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较早进入城市的许多农奴，也逐渐成为商人、作坊主等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较晚进入城市的农奴则大多成为徒弟、帮工。但即使是徒弟、帮工，出师后如有一定积蓄，也可成为师傅自行开业。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因素日趋增长，又从这个市民阶层中产生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并逐渐形成一个力量强大的资产阶级。当然，从市民阶层转变成近代资产阶级，同样也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斗争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也曾有过如下的论述：“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23]

中国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存在具有独立自治权利的工商业城市。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即已出现，但发展十分缓慢，规模也很小，直到鸦片战争前仍未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又强行斩断了中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自然发展进程。除少数能够为外国资本主义所利用，与外国资本主义发生密切联系者得以继续发展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大多衰落不振，失去了正常发展的机会。因此，不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不足以孕育出近代资产阶级，而且当时的中国也没有出现西欧近代资产阶级前身那样的强大市民阶层。这一特点，决定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由市民阶层发展而来。

上节所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特产生道路，则使得一部分原与手工业没有直接联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包括买办），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受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通商口岸的一部分旧式商人在丰厚利润的吸引和刺激下，开始经营西方机器工业品，与资本主义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各方面相应出现了变化，也逐渐转变成为近代商业资本家。

近代中国工业资本家的来源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早期的机器工业是通过购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设备而产生的。资产微薄的小业主或小商人往往力不能及，只有那些原来虽与手工业没有联系，但已有较多积累的官僚、地主、买办和大商人才能胜任。考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和初步发展阶段的一些主要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企业的创办人和主要投资人的社会身份，即可看出这一特点。据各方面的不完全统计，1872～1913年，华资25家纱厂的41个创办人和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26人，商人5人，另有10人是买办。1895～1913年，华资28家面粉厂的30个创办人和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11人，买办10人，商人9人。1872～1913年，华资12家轮运公司的15个创办人中，有地主和官僚9人，商人2人，买办4人。另外，同一时期毛纺、缫丝、榨油、卷烟、水电、水泥、煤矿等7个行业共计80家企业的103个创办人中，有地主和官僚67人，占65.0%；商人15人，占14.6%；买办21人，占20.4%。^[24]1913年后地主和官僚所占比例下降，商人比例增加，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来源构成的基本格局仍未根本改变。

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与当时中国市民社会雏形的萌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在考察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萌发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中国的特殊国情与资产阶级独特的发展道路。在一般情况下，论述欧洲市民社会的产生，往往会涉及市民阶层。因为欧洲的近代资产阶级是从市民阶层演变而来，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形成，又与欧洲市民社会的建构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同步而行的。有的学者曾认为，中国历史上不能产生市民社会的原因之一，乃是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强烈的东方特点，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类似于西方历史上的完善的市民阶层”。^[25]中国没有产生如同西欧那样的强大市民阶层，这一结论并没有错，本书前述有关内容对此也做过简略论述。问题在于，欧洲的市民社会并非直接由中世纪的市民阶层所建构，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民阶层演变成为近代资产阶级之后形成的。马克思对此曾做过说明。他在深入考察欧洲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后明确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26]因此，欧洲市民社会产生的直接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中世纪市民阶层与市民社会的产生之所以有一定的关联，仅仅在于它是资产阶级的前身，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做过论述，说明“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直接指出：“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27]但是，从市民等级演变发展出近代的资产阶级，这只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世界上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并不意味着在各方面历史环境不同于欧洲，尤其是没有市民等级的近代中国，就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形成市民社会。

上面已经阐明，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即已初步形成，只是其前身并非市民等级，而是由一部分投资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旧式商人、地主、官僚和买办演变而来。因此，尽管中国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市民等级，但仍然形成了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如前所述，探讨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生，关键在于考察是否形成了资产阶级，而不是只注重于有无市民等级。换言之，近代中国虽然没有市民等级，但由于形成了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形成类似于市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生活领域。当然，资产阶级的形成只是市民社会出现的前提之一，还需要结合其他因素，特别是对有关具体史实详加考察，才能得出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的结论。

同时，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不是从市民等级发展而成，而是由旧式商人、地主、官僚和买办演变而来，故而与欧洲的近代资产阶级相比较，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许多方面都具有较为突出的局限性，尤其是独立性尚欠充分，表现出持续的过渡特征与不纯粹性。所以，即使他们能够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类似欧洲那样的市民社会，也势必会表现出各种不同于欧洲市民社会的诸多弱点。这方面的情况，本书将在后面集中加以论述，此处暂且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