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1978～2018）
- 陶一桃 鲁志国
- 18417字
- 2020-08-29 06:17:28
从经济特区谈中国道路的实质与内涵（代序）
陶一桃
这里所说的中国道路，是指1978年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与路径。具体地说，就是在一个传统意识形态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大国里，在区域及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贫穷国度中，以创办经济特区为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突破口，旨在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国家的力量和执政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与勇气，在原有体制内部逐步完成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使中国经过独立自主的全方位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制度自信、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生幸福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1]
中国道路是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之路，其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其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道路的形成过程，既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更是一个用观念战胜观念的过程。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潜能的“渐进式改革”，在逐步实现社会转型中保障着稳定，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着均衡，在发展繁荣中走向共享。而这一切又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鲜明特质。相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所选择的道路，中国道路不仅以其自身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自身选择的正确性，而且还探索出一条转型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可借鉴的发展方式与路径。
所以说，对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的思考与研究，不仅是对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与现实的探索，同时是对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演进历程的研究，对中国制度变迁路径的研究，对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研究。[2]因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走过的艰辛而辉煌的历程，就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由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就是由盲目闭关自守走向全面政策开放与制度开放的过程，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而美好的征程。而这一切不仅始于经济特区的创立，同时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实质与内涵。
一 关于中国道路的学术讨论
这里所谈的中国道路，无疑是一个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它既不是曾经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走过的那条道路，又不是可以被直接照搬或借鉴的既有模式。它的形成既需要向传统意识形态挑战的胆识与智慧，又需要勇于改革的大无畏精神与气概。所以对中国道路探索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用观念战胜观念的过程。
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问题，不仅为学者所普遍关注，更是几代政治家和有识之士为之终生奋斗的理想所在。我们曾有过“师夷之长以制夷”的真诚与无奈，更有过“超英赶美”的狂热与尴尬，但目标与实现目标道路的南辕北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所选择道路的正确性。有学者比较了19世纪和20世纪主要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点后指出：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相结合，经历数百年自然演进而形成的。其中私有制、市场导向和逐渐变革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20世纪以来，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效仿激进改革的苏联模式，并以同样激进的政治革命为先导，通过具有显著革命性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工业化进程，希冀在具有无限革命情怀的纯粹公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计划和激进改革的力量快速实现现代化。但是，这一苏联式的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在经历了短暂而狂热的成功之后，便陆续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中国社会也受到波及。直到20世纪80年代，凭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集体智慧与胆略，中国社会才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寻中找到了一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实现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规划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以创办经济特区为起点，以改革开放为宗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以全方位社会改革和全面发展为方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3]这条道路不仅被几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不断丰富、发展、完善，而且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实践、检验与印证。
1.关于中国道路的起点问题。可以说关于中国道路的起点问题，是这里讨论的时代前提，因为对它的厘定不仅具有史学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探索价值。我认为，今天所谈的中国道路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和独特背景的特定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共运史或党史的概念。百年以降，中国人民一直在孜孜寻求民族独立、科学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道路。无论是从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还是从标志着新中国诞生的1949年算起，中国人民都是沿着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奋斗着、前进着。但是，中国历史上曾经走过的道路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的道路并不是一个含义上的道路。所以这里所谈的中国道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广义地理解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近12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4]另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有30年的时间我们是虔诚地学习、实践着苏联模式，并不是走着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的。而对以苏联模式为典型代表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大前提，也是中国道路形成的重要前提。正因如此，无论从逻辑还是从理论与现实意义上来说，我们都不能把被“否定”的东西当作一种继承来保留，更不能把改革看作对“被改革”的“发展”。我赞同中国道路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的时间划分，正如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先生所说：当我们谈到中国道路的时候，主要是指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的发展和一系列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其《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一书中也把中国道路称为中国独特的改革开放之路，并称这条道路是“发展转型”与“体制转型”双重转型之路。
2.关于中国道路讨论的前提问题。我认为摒弃极“左”的意识形态和冷战的思维方式，是探讨中国道路问题必须明确的意识形态前提。因为我们绝不可能再回到“姓资姓社”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上去，否则将是一种历史倒退。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而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视察时做出的斩钉截铁的历史性判断：“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只有“不争论”，才有向世界展示出另一条发展道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发轫；只有“不争论”，才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完善；只有“不争论”，才有以先行先试为使命的经济特区的创立与发展；只有“不争论”，才有创造无限奇迹的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所以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大可不必耿耿于怀，更不要简单地把“历史终结论”看作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某种战胜。因为“历史终结论”的现实依据是苏联的解体，并非资本主义的胜利。所以我认为，把“历史终结论”理解为宣布传统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结束更为客观。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这位一直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的西方学者的另一些观点。如他曾说：美国不能决定民主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产生。要明确的是，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的话，外人不能将民主强加其身。有关民主和改革的需求必须来自国内。因此，民主水平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时机逐步成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有赖于政治和经济的逐步完善。他还指出：“发展并非由富者赠与穷者，而只能由穷者自己达成。”福山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的访谈时对“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如下的回应：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但同时认为，由于中国模式源自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所以在世界其他地区不可复制。从福山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断言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点，但并没有否认中国改革开放所选择的道路及其意义与价值。
3.关于是否存在中国道路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如果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置于现代化国家构建的理论框架中，由于当代中国大陆尚未完成现代化国家的构建，当下形成的独特制度组合缺乏足够稳定性和可扩展性，因而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当然也就无所谓中国道路。我更愿意把是否存在中国道路的争论，理解为看问题的角度或方法的不同。首先，中国道路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不能因为模式尚未形成，就否定道路的存在。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由曾经的普遍贫穷向今天的共同富裕的迈进，还是40年发展的辉煌成就和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的创造，都是中国道路的生动体现与折射。所以，上述观点用来说明不存在中国模式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但由此否定道路的存在则未免有些武断。其次，我并不完全认同中国模式的提法，因为模式本身具有制度的固化性与范式性的内涵，对于还处于探寻、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来说，还有许多开拓性的实践等待探索，还有许多制度变迁有待发生。我们并不是在制造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式，而是在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径。或许模式尚未形成，但对道路的探索早已开始。这条道路在40年的砥砺前行中已经日渐清晰并逐步形成。
二 经济特区与“渐进式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同时“渐进式改革”又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鲜明特质。“渐进式改革”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潜能；以经济改革为切入点，以全方位改革为方向；以发展经济为着眼点，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非均衡发展为路径，以协调共享发展为宗旨。这一改革的逻辑路线从一开始就通过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前行轨迹。
1.“渐进式改革”的实质。从理论上说，“渐进式改革”是一种建立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之上，在一个宏观经济相对平衡稳定的国家中进行的由政府主导的逐步扩展并深入的市场化改革。这种制度变迁突出表现为进行改革的国家充分利用已有的社会组织资源，尤其是国家力量，发起、推进社会改革，具有新旧体制并存的双轨过渡的过渡性和政府主导的强制性中的诱致性的特点。从改革的进程来看，呈现出鲜明的由局部到整体，以及体制内强制性制度变迁与体制外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互推进的显著特征；从改革的内在逻辑演进来看，表现出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协调，以及以先行的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特质。[5]
“渐进式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发展经济入手的，它成功的关键在于首先以特殊政策的力量，调动了社会个体对创造财富的渴望，肯定了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正当性，给予个体致富的空间与传统体制内无法拥有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正是这一转型模式的内生机制，在给予了人们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发展的可能的同时，充分调动了市场经济主体——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此赢得了人民对改革的广泛支持与热情参与。
2.“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渐进式改革”无疑是相对于“激进式改革”而言的。作为不同的改革方式，实质上喻示着不同的改革道路或路径选择：首先，“激进式改革”更注重整体改革的先行性，有破釜沉舟、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在实际进程中往往是先搞改革、后求发展，并通过人为降低发展速度来推动改革。而“渐进式改革”则更注重经济改革的先行性，以发展促改革，以改革谋发展。既要坚定不移搞改革，又要励精图治谋发展，从而用经济的稳定增长，来支持坚定的社会改革。[6]其次，“激进式改革”基本上是以“破”字当头，即先破后立，采用“休克疗法”，首先彻底破坏计划经济体系和国有制度，然后进行新体制建设，结果在很多情况下造成体制的“真空”状态。而“渐进式改革”则基本上是以“立”字当头，先立后破，在改革过程中不断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同时，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在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情况下，不断减少指令性计划。在使传统体制功能和权力收缩的同时，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扩张、完善，从而既避免了体制的“真空”状态，又让一个崭新的体制在不断被改革的原体制内逐渐产生、完善并发挥越来越强大的功能。[7]最后，“激进式改革”更看重速度，力求速战速决。如俄罗斯改革始于1990年8月制定的“500天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渐进式改革”则更看重稳健，坚持循序渐进，逐步实施。其典型做法是以非均衡发展的战略，通过局部“先行先试”的方式各个击破，从而通过边际均衡破解难题。即通过建立经济特区以及政策性“增长极”的形成与“扩散效应”的发挥，以非均衡发展的方式逐步实现全方位改革和全面发展。
从“渐进式改革”的进程来看，只要作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发轫者——政治领导人或领导集团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只要改革有恰当的顺序性、步骤性和整体协调性，渐进式的改革就会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发挥出制度绩效，从而沿着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开放道路持续下去。因此，政府将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从“渐进式改革”实施的方式来看，还有助于减少、降低因改革所带来的各类风险与成本（以创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使人们在逐渐承担改革开放的社会代价的同时，也逐渐得到改革开放的实惠。这不仅有助于增强人民对正在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可、参与及支持，而且可以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持续而富有绩效地扩大改革开放的社会效益，从而使市场经济文化以及相关要素渐进深入思变的人心，融于变革中的社会，社会观念日渐达成共识。[8]这在提高人们对改革的方式、路径、成果认同感的同时，还会培育、激发起源于经历改革之后的社会机体内部的各种潜在的改革动力，即深化改革的动力与需要，从而所有人分享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利益。
3.经济特区与“渐进式改革”。经济特区作为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在“摸着石头过河”理念下，构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实践模式与载体，而“先行先试”、“率先示范”、“敢闯”又构成了这一重要实践模式的内涵与品质。如果说非均衡发展是面临发展不均衡约束所选择的一种改革、发展的方式或路径，那么“渐进式改革”则是同样面临这一约束所选择的一种改革、发展的步骤。作为同一改革过程相互支撑、相互推动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自然发生，保证了转型进程从局部向全局的稳步推进，保证了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动的有效结合，保证了经济的市场化与全方位改革的渐进式发生与实现，保证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协调，从而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实践，证明了中国道路的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
经济特区既是“渐进式改革”的产物，又是“渐进式改革”的载体。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渐进式改革”作为一种降低改革成本、减少改革阻力的制度变迁的方式选择，不仅以首先选择创建特区的方式开启了中国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而且以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的方式，如各类特区、新区、自贸区的建立，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在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逐渐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从而逐步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版图。从改革的内涵来看，经济特区作为“渐进式改革”的载体，不仅通过“先行先试”推动、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与完善，而且推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由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逐渐扩展到政府管理体制、社会治理机制、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教育医疗卫生、法治社会建设等全方位的社会改革，从而以“渐进式改革”方式，逐步实现社会转型的目标。同样可以说，经济特区作为“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实践模式与载体，与“渐进式改革”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内涵。
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充满挑战而又成就卓著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为转型中的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同时以其路径选择的正确性和发展的辉煌，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发展与完善，促进了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时代脚步，掷地有声地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9]因此，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中国道路形成、演进的角度，给予经济特区本身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10]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经济持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或单纯的特殊政策之产物，更不是一项带有时效性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内涵。甚至可以说，没有经济特区的创建，就没有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实践；没有经济特区的示范，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确立与发展；没有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就没有中国道路的探索；没有经济特区的率先与引领，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与积累；没有经济特区的拓展与创新，就没有实现中国梦的坚实的制度与物质力量。[11]
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渐进式改革”是适合中国国情，为人民所拥护并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的路径选择，并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显著特征。今后这种“渐进式改革”道路是否能继续富有制度绩效地走下去，既是对执政党理念、信心和智慧的考验，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理论问题。第一，对中国社会而言，中央政府无疑是这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最直接的发轫者、倡导者和领导者，又自然成为这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首要的“被改革者”。[12]一方面，没有中央政府的决心、决策和授权，就不可能有来自基层的改革开放的实践；[13]另一方面，政府又无可避免地处于政府的权力同样需要由政府的权力来制约的自我革命之中。[14]所以，政府无可替代地承载着同一改革进程中的改革和自我革命的双重使命，而这一双重使命相伴而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第二，转型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又涉及对官僚体制和官员权力的制约过程，而伴随自我革命进程的权力的弱化，也就是早已固化在旧体制内的既得利益的丧失。因此，并不是所有人，尤其是作为改革发起者、执行者的官员，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旨在制约、减少或弱化权力的制度变迁的。当不改革任何人都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时，官员们的改革热情是高涨且积极的。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并形成稳定的利益格局时，通常是“无所谓失去”的百姓远比官员对制度变革会具有源于经济人本能的热情。所以，在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变迁中，有效抑制“权力和由权力决定的利益再分配走向，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和阶层对制度变迁的参与程度与热衷程度”。[15]同时，执政者坚定的改革决心和保证改革不断深化的整体机制的科学性、可延续性与现实的可操作性，又客观上构成了改革的内在制度动力。第三，有怎样的政府就会有怎样的制度安排，政府自身的文明程度是确保社会规制文明的根本前提。所以，对于转型社会而言，政府的认知能力以及认知能力的提升，政府的观念及观念的解放，政府的行为及行为的合法与正当性，不仅关系人民的福祉，决定着改革政策的制定与路径的选择，更决定并影响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最终目标的实现。[16]第四，提高政府官员执政能力与水平，既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要求，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得以继续的体制机制保障。[17]因为，政府的认知能力与水平以及政府的远见卓识与视野，会通过减少改革政策与措施执行中的交易成本和摩擦成本的方式，决定改革的边际收益与总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立一个健康而有效率的社会运作机制，比单纯培养具有道德的人更有客观约束力。第五，“渐进式改革”的过程，是伴随着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即由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全能政府，转变为“守夜人”政府；由传统体制下的权威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提供法律、制度等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政府。从某种角度上说，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而言，政府的制度供给在一定意义上比经济资源本身更加重要。因为资源是不会自动创造财富的，而由政府提供的经济社会赖以建立、运行的社会秩序构架，则是使资本创造价值、财富创造财富的制度保障。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意义上说，没有政府提供的稳定而宽松的社会秩序，人类的许多理性行为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尤其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功绩，不仅是使亿万中国人民普遍富裕了起来，更在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伴随着一系列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规制在先行先试的探索中不断被确立、构筑并日臻完善，深刻的制度变迁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远远超越财富增长本身。[18]
三 中国道路的实质与内涵
中国道路是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之路，其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其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道路所体现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曾经的迷茫与困惑中，独立自主地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式与路径。因此，中国特色表明的是独特的历史性、独特的国别性和社会发展道路的差异性，而不是对现代化固有内涵与价值判断的某种否定。所以，中国特色只是“特”在通往目标的路径选择上，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上，而不是目标本身。从根本上说，中国道路的探索过程既是对人类文明的认同过程，又是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过程。[19]这一过程承载着一个民族独立自主谋求繁荣富强的动人故事，更体现了改革开放倡导者、领导者探索的胆略、自我革命的勇气、选择的智慧与民族担当的情怀。
20世纪80年代，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因变革而动荡的年代。但是，与其说变革改变着世界，不如说变革方式本身以改变变革者自身的方式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触目惊心而又让许多人茫然若失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相比，几乎悄然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变革的跌宕起伏中迈出了稳健的探寻脚步。
我以为，比较东欧、苏联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所选择的道路，以创办经济特区开启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中国道路，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而这些基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演进特殊性的中国特色，基本反映了中国道路的实质与内涵。
1.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把改革成功的动力和希望根本性地寄于自身社会的变革之中，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政治前提。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没有诸如“华盛顿共识”[20]所附带的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必然认同和教条式规定，也没有以接受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巨额投资、资本与技术援助等为交换前提的条件，更没有已经被别人设定好的毫无选择地向资本流动开放、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约束，有的只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正因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开始的。而这一切又源于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更新。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那么观念更新与解放思想则是实现这一路径选择的前提；如果说没有观念更新与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实践，那么改革开放的实践又把观念更新与解放思想从穷变通久的理念变成了摧枯拉朽的现实。[21]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敢闯的精神，而敢闯精神又成为中国社会冲破传统体制的真正力量；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创新的理念，而创新的理念构成了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宽松、包容、自由、分享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而这样的制度—文化环境又为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与自由的空间。“北京共识”[22]的提出者乔舒亚·库珀·拉莫曾指出：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能保持独立自主，是“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最根本的区别。因为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在实现发展的进程中是否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自身可持续的发展再生力量。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独立自主，不盲从西方的所谓“经典”[23]，根据国情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政略，才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有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与有关各国的管理不善及腐败统治相混合，在10年内破坏了十几个经济体。而当年最无视西方压力的中国，却结合自己的国情，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风格与模式。[24]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曾这样总结东欧剧变：“硬性照搬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为东欧地区各国和苏联制定经济政策服务，使这些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5]
2.以创办经济特区的方式优先发展经济，首先开始经济体制改革。这虽然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却是十分正确的选择，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切入点。
对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改革必须是全方位且根本性的，但改革切入点的选择应该是相对风险最小且收益最大的。只有首先通过局部的改革来改变贫穷的现状，才能让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从而拥有认同、参与改革的勇气与热情。优先发展经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切入点，首先把最有可能迅速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实现目标的探索途径，现实而又具有实践意义地展现了出来。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曾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做过深刻的概括，他认为这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三位一体”方案。这个方案意味着选择了它的国家在改革的初期，市场化和民主化，民主化和民主政体，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及全民选举等，都自然被视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前提条件和必须同时完成的最终目标。[26]由于苏联等全面接受了西方社会的“指导”，由于那些只顾说教的西方政治家和崇尚自由主义的学者，自己都没从根本上弄清楚他们所“指导”的那些国家，转型的真正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正确路径到底是什么，所以，对于转型过程与目标认知上的严重欠缺，对于实现目标路径选择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严重匮乏，不仅使过程与所要实现的目标发生了偏离，也使手段直接摧毁了所期待的美好目标的实现。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则以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在“渐进式改革”的探索中为转型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达到目标的途径。
3.以经济特区为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试验田”，“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创造经验，探寻道路，普遍推广；既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开放，又为原体制留出“渐进式改革”的时间与空间，这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稳妥而具有可操作性的整体思路与实践逻辑。
“华盛顿共识”最初针对的是已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但市场经济尚处于不完善状态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针对那些完全没有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国家。正因为如此，由于问题和解决问题方法的南辕北辙，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似乎并没有从这种“共识”中真正获得富有绩效并令人满意的答案。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利弊得失问题，关于在一定条件下，“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两种转型方式哪一个更具有低成本高效益的特质问题，一直是国际学界尤其是俄罗斯精英争论的焦点。这种争论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无疑是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或路径选择问题。然而这一路径选择问题，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转型的成败及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缺乏实践支撑地坚信，只要引进市场经济体制，就会立刻收获社会转型的改革绩效，经济效率也会随之立即提高。因此，社会转型应该采取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方法。在这种认知基础上，激进式的、休克式的转型方式成为当时东欧一些转型囯家执政党，尤其是主要领导者的主导思想。如以叶利钦、盖达尔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就十分乐观地认为，一旦俄罗斯确立了市场经济并推行经济自由化，为社会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自由竞争条件，俄罗斯的经济就一定能够走出危机。所以，以叶利钦、盖达尔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积极而热切地主张完全采用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观点与策略，并以此指导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完全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在社会转型中的主导作用。但是，与政府观点相对立的，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一些学者的观点则截然不同。这些被称为“学院派”的学者虽然赞同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但坚持认为政府应该参与改革的全过程，并对改革进行宏观管理。更倾向“渐进式改革”的俄罗斯“学院派”，耐人寻味地提出了走“特殊的俄罗斯道路”的主张。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意识到了，对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笃信，是执政的民主派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同时也意识到，仅凭借市场机制自发地自由配置资源，从而自然而然地实现经济增长的观点是极其错误而又无法真正实现的。因为转型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改革效果与结果的未知性与不可预见性，改革路径和方式的探索性及无法避免的试验性与试错性。因为对于转型中的计划经济国家而言，我们是无法假定市场经济和那些支撑市场经济的制度机制与社会规制是先天存在的。所谓“转轨”就是制度的创建，即在一个原本没有市场的社会机体内，去创造那些曾经陌生的制度。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热若尔·罗兰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身固有的教条主义，由于新古典经济体系自身并没有涉及转轨问题，先天就缺乏科学有效的转轨经济理论，所以它无法给予人们能够预见到俄国问题严重性的理论依据与智慧。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引导下，一些人尤其是领导改革的当权者，错误而固执地坚信，只要实施全面放开，只要尽快削弱政府权力，市场经济体系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经济增长也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自然而然地发生。但是俄罗斯转型的失败与尴尬告诉人们，如果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之前一个国家政权就已经解体了，那么不仅孕育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基础会急剧恶化，而且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也将失去应有的制度与政权的支撑。有学者认为，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休克疗法”转轨模式的深层根源。冷战遗留下来的那种无限的“道德热情”和对冷战“胜利”的盲目陶醉，成为自由主义崇拜者热切拥抱急风暴雨般的“休克疗法”的思想根基。在这种近乎盲目崇拜的情结驱使下，那些“休克疗法”的推崇者不仅试图，而且完全相信在一夜之间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创建出一个崭新的、纯而又纯的、干干净净的私人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这种简单而又似乎充满革命热情的想法，被许多中外学者称为雅各宾式和布尔什维克式的狂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模式的翻版。历史似乎开了一个沉重的玩笑，与充满自信的西方改革顾问所承诺的情景相反，经济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的放任迎来的不是“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经济的繁荣”，而是俄罗斯以及东欧大部分转轨国家的社会经济的严重下滑甚至崩溃。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是学理主义者。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主义，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27]中国道路成功的实践不仅是对教条主义的有力批判，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
4.“以开放促改革”，是在原本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有效消除传统意识形态阻碍，快速提升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能力与水平，从而顺利开启制度变迁进程的一个有效步骤，这也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
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人们希望通过这个几乎是唯一的窗口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另一方面，这个曾经让国人既陌生又好奇的窗口在把中国带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把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与市场文化引入亿万中国人民的崭新的生活之中。[28]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不是简单的交换、价值、货币、贸易和技术，从根本上说它是制度、体制、文化与文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还是制度的竞争。这种竞争绝对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的赶超与攀比，因为指标的背后一定有社会规制的力量。所以，打开国门引进的不仅是资金、技术和设备，必然包括理念、思想和规制。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始于经济特区的创办，那么中国的开放也得益于经济特区的建立。改革开放作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既相互促进，又互为因果。没有改革的勇气，就没有打开国门的天空；没有坚定的开放，就没有推动深化改革的制度力量。以开放促改革，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策略，它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作为完成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智慧，它不断以外部的力量，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进行。沿着“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经历了由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与转型的过程；在制度上经历并仍在经历着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的演变与深化的过程。两者既体现为逻辑上的演进，又表现出发展进程的统一性。它们都是“以开放促改革”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又是“以开放促改革”的制度绩效与收获。当然，相对于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而言，“以开放促改革”既是中国智慧，又体现了中国国情，更是一种道路的探索、寻找与彰显。
5.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进程的坚定领导，并形成了具有卓越制度绩效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是中国社会面对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约束，完成制度变迁目标最具有效率与巨大动员力的政治资源与力量，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与政治制度保障。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和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说明，中国特色是具有独特制度魅力的。这一魅力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标志，就是“举国体制”所形成的自上而下实施改革、调动资源的高效而强大的政体架构。“举国体制”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无比巨大的集聚力和空前的动员力，不仅是任何其他体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相对于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而言，它还能够更加有效地把控社会转型的方向与步伐，避免权力真空的混乱与无政府状况的发生。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证明：中央政府以及强大的“举国体制”，会在社会资源稀缺或有限的大背景下，根据国家整体战略部署充分高效地集中资源干大事，并且还会以改革决策的高效性和全局性引领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方向。[29]这也正是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的体制力量。
有些美国学者依据中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转型的实践，提出了这样一个敏感但现实的问题：对于经济改革而言，民主化是最优的政治制度吗？当一个国家需要进行激烈的社会变革时，专制是否比民主更有效？在这些美国学者看来，叶利钦的民主政府遭遇到了种种困难与麻烦，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则在社会主义制度引导下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30]他们甚至还认为，中国改革的历史性成功和俄罗斯民主政府的惨痛失败，在鲜明的对比中为一党制做了很好的背书。[31]基于这样的比较，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学者提出了关于“无序”和“专制”的概念。他们认为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一方面需要以政府的权力来控制有可能发生的社会无序，另一方面还要用改革所产生、释放的制度力量来抑制无法回避的专制。[32]在市场经济不能离开西方基本民主制度的命题下，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激进的快速推进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式。但是正如结果所展现出来的，转型后的俄罗斯虽然得偿所愿地具有了改革者所期盼的民主政体形式，然而国家的力量却急剧下降，社会也令人痛心地变得混乱无序，民主的形式并没有顺理成章地真正给“华盛顿共识”的信仰者带来所渴望的自由的内容。被西方社会认为亚洲缺乏民主的一些国家，如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同样是社会主义的越南，在逐步完成社会转型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高度稳定。“中国奇迹”和“举国体制”与其说是作为一个“谜”挑战着“华盛顿共识”，不如说作为一种成功的实践丰富着制度变迁理论。[33]2004年初，俄罗斯进行议会选举时有议员曾问普京：为什么中国吸引的外资达到500多亿美元，而俄罗斯吸引的外资却大大低于中国？普京给出了耐人寻味的回答：要向中国学习。[34]
6.不断自我改革的政府，是制度变迁得以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进行并渐进深入的原动力与根本保障。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以“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来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并批评“华盛顿共识”是一个智力型教条；同时，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又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观点，以作为对“华盛顿共识”的理论与现实的挑战。[35]
“后华盛顿共识”与新制度学派十分相似，他们也看到并强调制度因素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作用。同时他们与制度经济学派一样，认为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单纯或简单的经济增长，必然包括社会的全面发展与革新。“后华盛顿共识”相比于“华盛顿共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同时关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系统性问题。诸如经济发展的质量、收入分配、贫困与消除贫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后华盛顿共识”不仅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出发，看到了市场不能完全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可能性，还从市场失灵的现实出发，承认并强调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不可替代的力量。“后华盛顿共识”还比较尖锐地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尤其抨击了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及其经济紧缩政策。[36]当然有学者认为，对“华盛顿共识”最深重的挑战并不是“后华盛顿共识”，而是以持续经济增长做后盾的“北京共识”。[37]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对以构建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以政府最小化和私有化为手段的“华盛顿共识”的最强有力的挑战。
中国社会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成功实践证明，一个不断自我革命的政府，是社会制度变迁得以持续下去并不断深化的理性头脑与权力保障。因为在这样的制度变迁的框架内，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与权力同时解决发展和发展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大多是没办法交给“看不见的手”去完成的。诸如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中建立民主规则和市场法治规则，如何考察、判定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如何评估、构建市场经济中关键性制度和社会秩序，如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来确定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中的角色与功能，如何抑制转型时期大规模的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如何避免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所产生的有碍深化改革的惰性，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等问题，都依赖政府自身不断自我革命所产生的动力、判断力和决策力。
由于普遍贫穷是中国开启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所以非均衡发展道路就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由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前提，所以“渐进式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实践步骤；由于“中国道路”的形成是一个既无现成理论指导，又无成功经验借鉴的探索过程，所以创建经济特区就成为降低改革开放成本与风险的最佳路径选择。经济特区作为中国道路的探索者，以先行先试的实践，沿着非均衡发展路径，踏着“渐进式改革”的步伐逐渐探索、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经济特区作为中国道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创建正式开启了中国道路的探索，它的发展不断丰富着“中国道路”的内涵，它的成功更是深深印证着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繁荣与富强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与追求，但实现或达到这一美好目标的路径选择是多样的，所以从来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或模式。国与国之间的发展经验是可以借鉴并分享的[38]，但说到底，适合自己的才可能是最好的，从而才会是最有用也最富有制度绩效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所以，从世界近现代史的角度来说，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的伟大探索，更是对人类文明的民族贡献。
雨果说：“无知结束之日就是自由开始之时。”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当13亿人民摆脱了无知、封闭、保守，从而真正走向自觉、开放、变革，也就真正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强有力的思想与制度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十九大报告向全中国人民所展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魅力。
[1] 陶一桃、鲁志国：《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总论”，第1～8页；陶一桃：《深圳印证中国道路》，《南方论刊》2014年第6期；陶一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2012年10月30日《深圳特区报》。
[2] 陶一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2012年10月30日《深圳特区报》。
[3] 陶一桃、金传：《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0年第1期；陶一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2012年10月30日《深圳特区报》；陶一桃：《深圳印证中国道路》，《南方论刊》2014年第6期。
[4] 陶一桃、鲁志国：《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总论”，第1～8页；《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特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比较与借鉴——2014中国经济特区论坛观点综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5年第1期。
[5] 王曙光：《转轨经济的路径选择：渐进式变迁与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6期。
[6] 王曙光：《转轨经济的路径选择：渐进式变迁与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6期。
[7] 王曙光：《论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现代经济学大典》（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第237、238页。
[8] 孔田平：《东欧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模式与过渡方式》，《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1期。
[9] 陶一桃、金传：《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0年第1期；陶一桃：《深圳印证中国道路》，《南方论刊》2014年第6期。
[10] 陶一桃：《继续敢为天下先勇当排头兵》，2015年8月25日《深圳特区报》；陶一桃：《论中国经济特区的新使命》，《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5年第1期。
[11] 陶一桃：《继续敢为天下先勇当排头兵》，2015年8月25日《深圳特区报》；陶一桃：《论中国经济特区的新使命》，《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5年第1期。
[12] 陶一桃：《香港制度环境及基础性制度的借鉴》，《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3] 陶一桃：《一座城市与一个时代》，2008年12月1日《深圳特区报》。
[14] 陶一桃：《一座城市与一个时代》，2008年12月1日《深圳特区报》。
[15] 陶一桃：《香港制度环境及基础性制度的借鉴》，《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6] 陶一桃：《一座城市与一个时代》，2008年12月1日《深圳特区报》；陶一桃：《继续敢为天下先勇当排头兵》，2015年8月25日《深圳特区报》。
[17] 陶一桃：《继续敢为天下先勇当排头兵》，2015年8月25日《深圳特区报》；陶一桃：《论中国经济特区的新使命》，《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5年第1期。
[18] 陶一桃：《一座城市与一个时代》，2008年12月1日《深圳特区报》；陶一桃：《香港制度环境及基础性制度的借鉴》，《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9] 陶一桃、金传：《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0年第1期；陶一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2012年10月30日《深圳特区报》；陶一桃：《深圳印证中国道路》，《南方论刊》2014年第6期。
[20]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亟须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21] 陶一桃：《一座城市与一个时代》，2008年12月1日《深圳特区报》；陶一桃：《深圳印证中国道路》，《南方论刊》2014年第6期。
[22] “北京共识”被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23] 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认为：在“华盛顿共识”分崩离析、世贸组织会谈中断、阿根廷经济脆弱不堪，以及世界大多数地区不知新的发展范例为何模样的情况下，“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了希望。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核心概念——创新、不对称性、注重平等、探索有关公民地位的新思想，正在吸引那些怀着追求发展与安全的雄心，但数百年来看到的是由于过度依赖发达国家援助而接连失败的发展模式的国家。“北京共识”使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靠自己成为一个强国的希望，虽不至强大到足以称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强大到实行自决。本文作者对乔舒亚的观点进行了更深层次的阐述，并做出进一步总结。
[24] 孙申：《编辑要具有政治家思维》，《编辑之友》2005年第3期。
[25] 田春生：《“华盛顿共识”及其政策评析》，《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希望——西方学者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实践》，《参考消息》2004年6月10日。
[26] 田春生：《“华盛顿共识”及其政策评析》，《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27]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11页。
[28] 陶一桃：《改革开放：中国制度变迁的唯一路径选择》，《特区经济》2007年第10期。
[29] 陶一桃：《从特区到自贸区：中国自贸区的特殊使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30] 田春生：《“华盛顿共识”及其政策评析》，《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31] 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第38页。
[32] Williamson，John，“Democracy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World Development，1998，21.
[33] Kornai，Halfway and Byways，MIT Press，1995.
[34] 田春生：《“华盛顿共识”及其政策评析》，《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35] Joseph E. Stiglitz，“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WIDER Annual Lectures 2，Helsinki：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1998，January.
[36] 邹加怡：《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中国理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7期；田春生：《“华盛顿共识”及其政策评析》，《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37] 王曙光：《论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现代经济学大典》（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第237、238页。
[38] 陶一桃：《从特区到自贸区：中国自贸区的特殊使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