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特区创设前的国内环境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绝不是偶然，是中国共产党因应国内外的主要矛盾做出的历史必然选择。刚结束的“文革”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打乱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广大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和提高，计划经济僵化停滞的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面对经济民生方面的困境，急需坚强和睿智的领导核心去领导人民群众解放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复出到掌舵，逐渐引领全国人民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政经氛围带来了新气象，为改革开放进行了舆论和理论铺垫。

一 生活水平长期低位徘徊，人民期待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刚结束“文革”的共和国，可谓百废待兴。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使国民收入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政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政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5]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5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客观来讲，“崩溃说”或许言重，但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断，是不争的事实。

1978年之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部门占90%以上，工矿企业一律按八级工资制拿工资，农村则根据出工情况拿工分，收入差距不大，“铁饭碗”、“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1957～1978年，由于片面追求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实行粗放式扩大再生产，忽略了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质量很差。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工业，按净产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1957年至1978年平均增长3.4%。其中独立核算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仅增长2.6%。国民经济的另一重要部门——农业，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的紧缺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按净产值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仅为1957年的94.8%，年均下降0.2%。由于增长效率低，到1978年，全社会每个就业人口所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为632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34%。从这些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形势非常差，一些部门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

经济上的发展无力也直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实际工资而言，万人拥有的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网点及其从业人员，1957年分别为41.81个、117.17人，到1978年则减少到13.04个、63.14人。这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在居住条件方面，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低于1952年的4.5平方米。农村居民平均每人使用房屋面积，1978年为10.17平方米，比1957年少1.13平方米。^[6]以上数据真切地反映了改革之前人民物质贫乏、生活困顿的事实。特别是农村生活尤为困苦，其中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7]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农业部原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勤俭节约、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长期的贫困面前，人难免“穷则思变”。广东边防的“逃港潮”就是对赤贫境遇的一种无奈反抗，即所谓的“用脚投票”。经过各种运动之后，群众更盼望物质丰富的美好生活到来，这种朴实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并逐渐成为推动中国转型的原动力。面对国计民生如此凋敝，共产党人也在不断思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何在？当时按照这样的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还有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吗？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就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总之，那个转折时期，再也不要过苦日子慢慢成为上下最大的共识，重新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二 传统计划经济难以为继，体制亟待革新

总体来讲，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多年，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通过指令性计划全面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优先发展重工业，执政党对社会生活进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底色。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作为基础经济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是基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理论，计划经济有利于实现社会大生产的优越性；二是苏联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工业化成就，取得了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在“二战”刚结束的国际环境下，对新中国有强大的示范效应；三是当时的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非常落后，百废待兴，需集中力量办大事。

客观来讲，计划经济在共和国的早期建设中，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比如迅速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慢慢地，计划经济的负面影响就显现出来，如存在投入多产出少、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品种单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等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又犯了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作用的错误，计划严重脱离了实际的情况，不仅没达到目标，还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到了“文革”时期，僵硬地执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低下也和此有很大关系。

今天回头看，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由于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又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共同富裕没有实现，共同贫穷却成了普遍现象。面对旧体制，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8]

但在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1978年，人们对计划经济本身的制度性缺陷理解并不深刻。人们更多的是觉得在清除破坏分子之后，应该加快发展以弥补之前十年在经济发展上欠下的债。著名的“洋跃进”风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虽然其出发点是希望快速实现工业化突破，但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它仍采用集中决策、运动推行的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进行，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结构更加不均衡，民生不但没得到改善反而陷入进一步的困境。

一般认为，“洋跃进”一个明显的标志是1977年7月国务院的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了“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第二年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要求：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1978年为6095亿斤，要求以后平均每年增产272亿斤，“四五”平均每年增产178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1978年为3178万吨，要求以后平均每年增产403万吨，“四五”平均每年增产122万吨）。后八年“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大大超过过去28年的总和；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后八年“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按照计划的设想，这么大的建设规模，资金一方面要靠国内积累（1978年积累率高达36.5%，仅次于“大跃进”时期），另一方面期望通过举借外债获得大部分资金。而建设方面主要靠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完成了，这也是这次风潮被人们称为“洋跃进”的由来。

这种准备短时期内再造十个大庆油田类的计划，虽然“雄心未曾倒，斗志与天高”，但显然忽视了现实条件，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其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锐意进取，但实质是体制僵化、贪功冒进的产物。就在1978年2月提出“洋跃进”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之时，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家中，捶胸顿足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9]头脑发热的结果，是到1978年底，我国物资、财政、信贷和外汇支付都发生了大的不平衡。首先，三个产业的比例失调。从基建投资看，农业占10.6%，轻工业仅仅占5.8%，重工业占48.7%。其次，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新项目上得过多，超过国家负荷能力。1978年基建投资479.3亿元，比上年增长31.5%，占当年财政收入的40.7%。最后，积累率过高。重生产、轻生活，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使国家经济的失衡愈演愈烈。

实际上，希望扭转经济颓势、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是当时高层决策者的共识，对于“胆子再大一点”有乐观和谨慎之分，但没有方向上的争执。因此“洋跃进”教训的重点不在于是谁负主要责任，而在于探究为什么加快经济发展的美好愿望却结出了苦果？“洋跃进”再次以冰冷的现实，证明了不改革既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没有市场机制的调节和配合，仅凭美好的愿望，最后难免又落入高标准、瞎指挥、运动式的窠臼中。

虽然“洋跃进”中开始兴建的一些大型项目，如宝钢，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是造成了高额财政赤字，国家在1979年第一次“超发”了400亿元货币就与此背景直接相关。当然，“洋跃进”还是有一个“积极意义”的，即其所造成的危机和萧条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倒逼”改革的作用：政府再次采取了“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开放集市贸易，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突破口。“洋跃进”所暴露出的旧有模式配置资源的盲目性，也促使决策者更重视市场的调节配置作用，为其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总之，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正处在“变则通，不变则壅”的节点。“文革”遗留下来的民生困顿问题尚未解决，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的“洋跃进”又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导致本来就困苦的人民群众生活雪上加霜。这些危机必须从根本处、体制上着手解决，再也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

三 政治思想领域拨乱反正，上下思变图新

“文革”之后的经济现实困境，充分暴露了传统体制的弊端，但如果没有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后来的改革开放只能是空中楼阁。政治思想领域经历的两年（1976～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10]，是最难但又是决定性的转折。说“徘徊”主要是指“文化大革命”虽已结束，但一定时期内总的指导思想没有变，“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在起作用。说“前进”是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复出，对中国内政外交的伟大转折起决定性作用；接着，从1977年底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文革”遗风随之减弱，成强弩之末；呼唤新时期的呐喊由弱变强，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工作方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一系列事件中，邓小平同志在政坛上的第三次复出，是“徘徊时期”的决定性事件，可以说直接加速了中国走进新时期的步伐。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整顿”反映了全国人民人心思定、渴望安定团结、尽快结束“文革”的迫切愿望。他在整顿中所表现出来的深邃思想，坚决果断、勇于开拓的气概，驾驭复杂局面、统领全局的帅才风范，尤其是在“四人帮”横行得意时，他以“无非是再次被打倒”的一往无前的精神，敢于唱“文革”的反调，纠正“文革”错误，使国人从心底里将开辟“新时期”的愿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粉碎“四人帮”后，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决要求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呼声中，1977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终于复出。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邓小平复出之初非常低调务实，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科学、教育事业。他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眼光，亲自领导了科学教育文化的拨乱反正，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又一个“科学的春天”。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两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11]“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2]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问题。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也为随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时培养了大量人才。

随着工作的展开，邓小平同志不断熟悉情况，对于中国发展的症结也越来越明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点了“三把火”来开辟改革开放之路。其中在广东和四川点的前两把火就集中在当时还有诸多“禁区”的经济政策方面。1977年11月，刚复出的邓小平外出视察的第一站就选择广东。11月17日，他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听说有些地方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这引起了他的深思。他明确指出这是错误的，是形式主义。由此他感觉到：“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他对一些政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到外汇问题时，他说：广东紧邻港澳，搞外汇有很多门路，要多搞点外汇，赚回钱来。把生产生活搞好了，才能解决一些老百姓“逃港”的问题。他还要相关部门研究广东、福建两省的侨务政策。这表明，此时他已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两省作为突破口，冲破闭关自守状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的问题了。随后，在研究一个会议文件以什么为纲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地说：“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1978年2月初，邓小平在出访缅甸、尼泊尔途中返回四川成都短暂休整。当时，四川一些农村采取“文革”前“包产到组”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遭到一些非议。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后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他提出要清理一下现行政策，“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邓小平的这番话，使深有思想压力的四川省委领导如释重负，备感鼓舞。不久，四川省委就制定《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始进行农村改革的探索。广东和四川的这些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点火”之举，点燃了改革开放的思想之火，指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

由于邓小平的特殊地位和独特影响，他的复出使全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有了精神领袖。从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开始掌握了改革开放、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主动权。但邓小平所倡导的这些革新之举，也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狙击。“文革”结束后，虽对“四人帮”的祸国殃民的罪行进行了清算，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仍有巨大的市场，当时主政的主要中央领导人就坚持“两个凡是”观点，因循守旧，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和反对。中国当时急需一场思想风暴去扭转抱残守缺的陈旧观念，一场关于真理标准与思想解放的运动正在酝酿中。

1977年底，胡耀邦在党校创办的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论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真理只有一个》的文章，提出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5月10日，《理论动态》刊登了一篇经胡耀邦审定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5月11日、12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和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论。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指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月24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该文章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有力推动。之后，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检验》，刊登在9月10日的《理论动态》上，9月25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全国均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通过大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打破了长期以来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人们很自然地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3]。邓小平从多方面破除对社会主义的老观念、老框框。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照搬别国模式搞不成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等等。从四十年的实践证明来看，这场大讨论为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扫掉了不少思想上的障碍。

危机带来觉醒，困顿带来反思。总之，回首改革开放前的那两年徘徊期，争执是在所难免的，但一个共识已经达成，这就是要改革，要发展经济。试问，除了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有什么能够得到人们的拥护、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呢？这是从战争年代和“文革”年代的苦难里走过来的老一辈人的普遍想法，朴素但实事求是，后来的经济特区的发展繁荣充分证明了他们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