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5辑）
-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 23585字
- 2020-08-29 05:59:51
战后美国城市隔都的质变[1]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 梁茂信
内容提要：隔都作为19世纪美国犹太移民的聚居区，在20世纪演化为以黑人为主的种族隔离和民权运动后阶级隔离的标志。它在地理上经历了一个从识别到界定的过程，在文化上完成了从民族文化向种族和阶级文化的转变。隔都的变迁既是战后美国城市经济结构和政府政策发展的产物，也是各族裔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选择迁移的结果。隔都的永久化孕育了新兴的底层阶级。美国学界相关研究为今后探讨隔离与美国政治制度的关系及其对美国公民权利的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美国 中心城市 社会隔离 隔都 底层阶级
“隔都”（ghetto）[2]作为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犹太人聚居区的指代，在19世纪末美国城市化进程中曾兴盛一时。到20世纪上半期，它演化为美国城市黑人社区的代名词。在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隔都”的人口、文化与经济结构等均发生质变，它不仅成为贫困黑人与美国主流社会隔离的孤岛，而且其附近的贫困白人、亚洲裔和西班牙裔下层也出现“隔都化”（ghettoization）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趋势扩大到了大都市区之外的农村地区。这些变化表明民权运动前的种族隔离已演化为一种覆盖各族贫困人口的阶级隔离。对此，美国学者的研究热潮不减，硕果日见，并围绕底层阶级（underclass）问题展开了多年的讨论。国内研究中，大多集中在以黑人为主的种族隔离问题上，尽管有个别学者也提到“阶级隔离”问题，但却未见深入系统的分析。[3]有鉴于此，笔者拟做浅显分析，以窥其本质。
一 贫困人口的隔都化趋势
欲论隔都区，应先界定其含义及其与贫民区（slum）和破败区（blighted area）的差异。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三者肇端于19世纪末美国的城市化。作为学术概念，美国学界的界定始于20世纪30年代。1929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哈维·佐尔博在对芝加哥进行潜心研究后指出，贫民区是“一个社会下层居住的、隔离的萧瑟区……一个就业母亲和子女较多、生育率高、婴儿死亡率高、非法生育和人口死亡率高的地区……一个黑帮活跃的地区”。1930年美国学者安德鲁·林德对贫民区和隔都分别做了界定，认为贫民区的民族背景庞杂，贫困化程度较高，邻里关系冷淡，但隔都的民族特征突出，居民都沿袭本民族文化传统与习惯，邻里关系密切，与外界联系较少，是“外国人的殖民地”。1937年，美国国会在颁布《住房法》时也对贫民区做了界定，认为其多数住房破败不堪，缺乏通风、采光和排污设施，是一个“对居民安全、健康，或道德构成威胁的居住区”。相对而言，破败区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概念，是指城市某些街区因社会或经济条件，“导致物业的评估价值与现时条件下可用于任何意义上的公众福利开发价值之间出现脱节……整个社区处于停滞和无利可图的状态”。[4]
显然，隔都作为“外国人的殖民地”，其实就是欧洲犹太人隔都的延续。例如，在16世纪初的布拉格就居住着1万多名犹太人，他们在宗教礼拜、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周边完全隔绝，隔都内有自己的教堂、法庭和监狱，不少居民甚至一生未“出城”，去世后也被葬在隔都。这类现象在当时的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地并不罕见。[5]
19世纪末，大批犹太移民先后从沙皇俄国、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进入美国，由于他们不说英语，信奉犹太教，对美国主流文化知之甚少，因而进入美国东北部城市后建立了自己的隔都。在当时美国的排外主义浪潮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受到排斥的犹太移民为自我保护，遂将自己封闭在隔都之内。同期的意大利和亚洲移民也因相同的境遇，纷纷建立了民族社区——中国城、小东京、小意大利、小波兰等民族社区比比皆是。由于欧洲移民的社区与其所在的城市经济的融合程度较高，因而其居民都能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内迁居白人居住的郊区。只有亚洲移民因受到的排斥时间较长，其隔离状况到二战后才有所好转。[6]
在20世纪上半期，随着美国南部农村黑人不断向北部和西部城市迁移，城市黑人隔都逐渐形成。与早期的犹太人隔都相比，黑人作为早期黑奴的后代，已经完全被美国化，与白人主流社会之间并无民族国家概念上的文化差异。然而黑人隔都的界定、地理范围、空间标志和测量指标等方面的参数选择，遂成为美国各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各地城市相继爆发大规模的种族骚乱，同时，美国史学也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新社会史学的问世自然使黑人隔都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有学者通过对19世纪的自由黑人的研究后认为，在北部各州废除奴隶制之后，“黑人隔都（Negro ghetto）关键的结构和性质就展示出惊人的持久性。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大都市区黑人的生活一直保持了不间断的、带有悲剧性的相似性”。在纽约市的黑人隔都，到处是“肮脏的住房”和“狭窄的小棚屋”。由于人们居住非常拥挤，“迫使受到排挤的老鼠不得不出走”。[7]这项研究将黑人隔都问题提前了近一个世纪。那么，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的黑人隔都有何不同？
从1968年发行的著名的《克纳报告》[8]看，当时主要指四方面的含义：（1）黑人隔都首先是“种族隔都”；（2）黑人的贫困化程度及相关问题都比较严峻；（3）政府政策与白人执法奉行双重标准；（4）与主流社会的隔离程度较高，形成了令人鄙视的“贫困文化”——失业、家庭破裂，人情冷淡，“卖淫、吸毒和犯罪营造了一种以个人缺乏安全感和紧张关系为标志的尔虞我诈环境。”[9]显然，20世纪的黑人隔都与19世纪毫无二致，但黑人隔都到底在哪里？空间上应如何识别？
在60年代美国政府实施向贫困开战的政策期间，联邦人口普查局等机构为识别贫困人口及其居住区，编制了5项参数，即家庭收入、孤儿、低于8年级学历的成年人、非熟练男性工人和不符合标准的住房。依此排名最低的25%的“人口统计区”被定为“低收入区”。当然，生活贫困和居住在贫困街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个人贫困界定的参数是其年收入，而贫困街区的界定依据是贫困人口的参数。比如在1980年全美最大的100座中心城市中，有810万人口被界定为贫困人口（其中有520万人口居住在贫困区，有290万贫困人口居住在贫困区之外）。[10]不过，从此之后，“人口统计区”就成为学界衡量并确定隔都的地理单元。一个“人口统计区”是否属于隔都，取决于其街区破败程度、居民贫困化程度、与主流社会的隔离状况及社会犯罪率等。也有学者使用了男性失业率、女性单亲和福利依赖比例等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概念，将这类街区称为“匮乏街区”或“派生统计区”（derivation tracts）。派生统计区是指与隔都区相邻的街区，因经济功能下降和居民贫困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退化为隔都。到90年代初，美国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界定的标准是：（1）根据“最宽泛的界定和测量”标准，从“长期贫困”人口中扣除老年人和残疾人；（2）根据社会犯罪、单亲家庭、接受福利救济的比例等要素，划出“底层阶级”街区。凡贫困率超过40%的街区均为“隔都”。[11]
然而，在实践上，因关注隔都问题的学者来自历史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领域，彼此关注的焦点千差万别，所以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界定”。当谈论隔都时，人们只知道它是“用来暗指隔都居民的贫困和民宅的破落”。但“隔都的边界在何处？人们众说纷纭”。1990年，美国城市政策委员会以商业部的“人口统计区”为依据，然后按照贫困率划出20%、30%和40%的统计区。其中0～20%的街区为非贫困统计区，20%～40%的街区为“混合收入统计区”，超过40%者为“隔都统计区”。以20%作为“混合收入统计区”与“非贫困统计区”的界线并无争议，但将40%作为隔都的界线却惹来非议，因为贫困率达到39%的统计区与40.1%的统计区之间并无实质差别，但报告中坚持认为：“40%的贫困标准适合于识别大多数隔都街区”。[12]从这一标准观察可以发现，战后美国城市隔都发生了质变：二战前以族裔文化为核心特征的隔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贫困化、社会犯罪、单亲家庭及对福利的依赖程度等。这样的界定并非要否定隔都的民族文化元素。相反，其族裔结构比以前更加复杂，不仅包括黑人，还有白人、西班牙裔、亚洲裔和欧洲裔等。例如，美国城市政策委员会对1980年美国人口统计的分析发现，当年居住在隔都的244万贫困居民中，黑人占64.9%，西班牙裔占21.8%，白人占13.1%。[13]
同年，青年学者罗伯特通过对各地城市隔都居民的构成分析后认为，“尽管黑人隔都受到多数媒体的关注，其他群体的隔都化也不应被忽视。……城市中心的族裔多样性比通常认识到的更加多样化”。他认为，在80年代的底层阶级人口中，英国裔占17%，非洲裔黑人占20%，德国裔、法国裔、爱尔兰裔、挪威裔和瑞典裔等西北欧裔占21%，东南欧裔占9%，盎格鲁美国人（Anglo Americans）占7%，其他非白人占4%，其他白人占3%，其他西班牙裔占4%、墨西哥裔占5%、亚洲裔占1%。其余为身份不详者。在各群体中，黑人占比最高（19%），其次是墨西哥人（13%）。英国裔和爱尔兰裔是西北欧裔中占比最高的，各占7%，其他西北欧族裔占2%～6%。在东南欧裔中，西班牙人达到13%，意大利人达到6%，是东南欧裔中占比较高的群体。亚洲裔达到6%，印第安人达到8%，其他非白人达到15%，其他西班牙裔达到16%，盎格鲁美国人达到10%。[14]不言而喻，当代美国隔都居民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种族问题，而是一个种族和阶级相互交织的问题。
隔都的面积有多大？各地不尽相同。在东北部地区，极端贫困区的集中程度高于南部和西部地区。纽约和芝加哥等北方大都市区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贫困率超过40%的隔都，而洛杉矶的贫困人口分散在各街区。位于芝加哥中心城南区的隔都面积达到25平方公里，芝加哥西区的隔都达到26平方公里。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哈莱姆聚集区”（The Bronx Harlem cluster）达到23平方公里。布鲁克林区的“下东区聚集区”达到45平方公里。在南部的大都市区，各极端贫困区的空间距离比较遥远。例如，在杰克逊维尔，一个极端贫困区与另一个极端贫困区的最近距离为21公里。[15]这些数据表明，在大型大都市区中心城市，一个隔都区就是一座庞大的城中之城。
必须指出的是，贫困人口的“隔都化”并非囿于城市。非大都市区也即农村贫困人口的隔都化趋势之快，以至于到90年代，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农村隔都”贫困化程度超过了中心城市的隔都。[16]在90年代初的美国南部，超过100万农村黑人（56.2%）居住在贫困率超过40%的县。在西班牙裔人口中，有28%居住在贫困率超过40%的县。在得克萨斯州农村地区，有46%的西班牙裔人口居住在贫困率超过40%的县。在密西西比州的蒂尼卡（Tunica）县，不少居民居住在“即将坍塌的小破屋，许多情形下，屋内没有管道或排污设施。街道是凸凹不平的土路，社会问题泛滥……它们就是城市隔都区”[17]。在2000年之后的在密西西比三角区的农村黑人中，其贫困率超过58.2%。在2005～2009年，居住在极端贫困区的白人达到16.6%，黑人的比例高达49.2%。西班牙裔为33%。再从非大都市区与中心城市的差异看，农村的“隔都化”程度比中心城市更高。在2009年，居住在贫困社区的黑人占非大都市区黑人的45.9%，而在大都市区仅为35.1%。在非大都市区的贫困黑人中，57.6%居住在高贫困区，大都市区仅为47.7%。[18]值得关注的是，在农村隔都的居民中，白人增长较快。在俄勒冈的亚姆希尔（Yamhill）县，“处于就业边缘的白人家庭似乎在复制两代人之前毁灭黑人家庭的病态心里”。底层阶级的各种特征——长期失业、辍学、非婚生育、吸食毒品和社会犯罪等问题严重泛滥。[19]这种“隔都化”现象“也存在于新英格兰的所有小城镇”[20]。
二 隔都的亚文化变迁及其含义
从美国内战结束到1920年，城市作为美国社会发展最富有活力的平台，其不可替代的主要推动力是外来移民。1920年，外来移民及其在美国生育的子女仍占美国城市人口的60%以上。移民不仅为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在文化上丰富了美利坚民族文化，使美国人能够在借鉴和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推进美利坚文明的发展。尽管当时这些移民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主流社会的排斥，但多数欧洲移民经过两代人的奋斗融入了白人社会。因此，隔都作为外来移民踏入美国社会的跳板，继续发挥着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它在“送走”一批批已完成美国化的移民之后，又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新移民。通过这种方式，隔都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绽放出灿烂的民族文化，为美利坚民族多元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与欧洲移民相比，亚洲移民是美国历史上最先受到排斥的群体。他们不仅成为被禁止入境的对象，而且在入籍、就学、就业、购买土地、租赁等许多方面受到限制。被隔离的亚洲裔，因为求生而获取各种资源的空间受到压缩，导致亚洲裔社区处于衰微状态。到二战后，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松动和反隔离法的实施，入境的亚洲移民日益增多，其社区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同时代的欧洲移民社区相比，亚洲裔社区的经济造血功能、文化传承以及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更强大。特别是多数亚洲裔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更高，因而他们在二战后美国的种族歧视中也能逐渐融入主流社会。与欧洲移民相同的是，在先来的移民迁出本民族社区后，后来的移民依次迁入，形成了亚洲裔隔都的繁荣和发展的格局。
从黑人的状况看，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在人口数量、经济产值、就业机会和社区服务功能等方面，居于大都市区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中心城市作为一个共同体，白人与黑人等少数民族同处于一个共同体内，其与白人的隔离属于一个共同体内不同城区的隔离。在“分离但平等”的法则下，黑人与白人共同分享一个共同体内的社会资源。在黑人隔都内，各阶层的黑人休戚与共，家庭和经济结构的多样性特点更加完善。这种跨越阶级的混合有效地“维持着地方的核心制度，例如街区俱乐部、教堂、学校和青年有组织的娱乐活动”。中产阶级提供了社区的领导力、道德范式，以及反对各种不良行为的约束力。同时又因为黑人隔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白人社会相接，隔都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其功能齐全，社会机制也能正常运转。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共有的自立、勤奋、读书、工作、追求幸福等价值观都在隔都继续发挥作用。然而，在民权运动中获利甚多的黑人中产阶级纷纷迁移到环境更好的郊区之后，实际上就脱离了与下层黑人共有的城市共同体，进入了郊区城市，出现了城市作为共同体之间的隔离。由于“在就业市场技术、角色模范、经济和家庭稳定性方面，优势并不明显的处境不利者们就被滞留在身后，形成了日益集中孤立……其居民中的青年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工作伦理的判断出现了社会化的衰退”[21]。表现之一就是贫困黑人感到在政府立法中的种种许诺与残酷的现实之间有“一种无法兑现的期望”，地方白人官员抵抗反隔离的法律进一步加剧了黑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特别是当地政府的疏远感和敌视感。尤其是隔都的警察作为代表白人权力的制度性象征，经常存在种族歧视行为，这些都让黑人相信，美国的司法制度奉行一种双重标准——一个是针对黑人的，一个是为白人服务的。黑人对白人社会的敌视情绪油然而生。[22]
从隔都与主流社会的关系看，如同一些美国学者所形容的那样，两者是一种类似于第三世界国家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作为美国大都市区的“内部殖民地”，它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将黑人隔离起来。[23]到7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奉行带有“自由放任”色彩的新联邦主义政策，将支持重点从以有色人种为主的中心城市转向以白人为主的郊区。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务链条随之断裂，经济上的孤立加剧了下层民众的失业率。居民街区“自然环境的失修和制度的坍塌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居民的社会低劣感，向其居民传递了一个他们是不值得市政官员关注和照顾的二等或三等公民的信息。这种社会价值丧失的信息不仅仅是通过坍塌的桥梁、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泄漏的污水管以及皱迹斑斑的火车铁轨线路来传递的，而且还通过超级隔都区内及其周围的警察、法庭和监狱等具有侵略性执法和惩罚性管理来传递的，导致黑人下层阶级被监禁人数出奇的高”。这种将地域、种族和贫困相联系的刻板和偏见，使美国社会将隔都看作“只有社会遗弃者可以容忍生活的、充满暴力和邪恶的温床”。[24]
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的恶化，以及心理上的中伤，通过两种途径，对隔都区居民及其社会结构产生一种有害的影响。第一，从内部看，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导致黑人士气的丧失，加剧了隔都居民彼此的疏离感，居民的社会活动范围随之缩小。这种“社会性的收缩”和“认同感的丧失”削弱了黑人的凝聚力并产生一种愤世感。第二，从外部看，空间上的刻板也会改变并加强社区之外的公民、企业主、市政官员对隔都区居民的恐惧感与疏离感，使隔都成为一种“不能去的地方”。企业主不愿到隔都投资，也不愿意雇用其劳工，怀疑他们缺乏工作伦理、技术和进取心。更为关键的是，隔都空间的退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使公众对隔都产生一种无可救药的错觉，进而导致地方或各州的官僚们实施一种更具有侵略性的遏制性政策，并以改善社区环境的名义，将隔都区的贫民驱赶到偏僻的城市地带。[25]
从黑人的角度看，隔都社会地位的下降、居民认同感的缺失，加上主流社会的长期歧视，导致隔都黑人像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掠夺”和60、70年代的“贫困文化”以及80年代的“底层阶级”讨论后，90年代又出现了“对抗性文化”。[26]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对抗文化就已出现，其载体就是青年黑人。《克纳报告》中指出：“典型的骚乱者是一位少年，或者年轻的成年人，是他本人所参加骚乱的城市的终生居民、一位高中辍学生……他对自己的种族感到很自豪，对白人和黑人中产阶级抱有敌视。尽管他对政治比较了解，但对政治制度表现出高度的不信任”。[27]
进入80年代后，贫困率、离婚率以及女性单亲家庭比例的上升，导致黑人社区价值观的破碎。许多黑人青年浑浑噩噩，世风日下，在非婚生育、毒品、辍学和暴力犯罪等方面，不负责任的行为几乎达到失控的状态：“种族主义、性主义、暴力和各种可以想象的无忧无虑的消费主义的泛滥。恰好是由于黑人社区价值体系的削弱，尤其是青年人以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沉迷于大众文化中最为消极的方面。”其中典型的黑人青年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没有家庭教养，也没有受到类似于教堂或学校的影响。简言之，他极易陷入大众文化展现在他面前并且想要的那种世界。所以，他为了金钱和工作岗位，沉迷于毒品文化，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尊严，参与到团伙文化之中。这些追求的悲痛结局常常是要么进入监狱，要么死亡”[28]。黑人暴力文化的表现就是社会犯罪率的大幅增加。1991年，全国有19座城市的凶杀案超过历史纪录。1979～1989年间，中心城市的犯罪率平均增长了33%，其中芝加哥增长173%。1989年有3座城市的犯罪率达到“极端严峻”的程度。[29]2010年，芝加哥南区所折射出的“城市凄凉和社会绝望”，使有的美国学者将其称为“超级隔都”，其“物质的退化、制度的转移和街区精神与行为之间的负面关联，使爆炸性的种族关系和相互矛盾的阶级变化正在……席卷大都市区”。[30]
对抗文化的另一种极端形式是种族骚乱。一战结束后，刚刚来到北方城市的黑人立足未稳，就受到白人的排斥并发生了多起种族骚乱。就种族骚乱的密集度、规模和破坏性而言，最严重的骚乱则发生在1964～1967年。此后，虽然种族骚乱的数量和密度有所减弱，但其破坏程度却丝毫没有减弱。在1990年洛杉矶骚乱之后，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我们的国家仍然在受到审判”。因为美国还没有找到洛杉矶骚乱爆发的原因，也没有解决中心城市隔都居民的孤独、隔离与绝望的社会根源。他说：“我们的城市和街区因为种族、阶级和族裔而在地理空间上变得更加隔离。”隔都居民中到处弥漫着“一种绝望、不信任的气氛”。[31]
那么，战后的外来移民为何没有产生与黑人相似的亚文化呢？由于战后美国移民政策进行了多次消除种族歧视的改革，促成了移民来源地发生转换，亚洲和拉丁美洲取代欧洲，成为当代美国外来移民的主要来源。虽然外来移民也曾像黑人一样受到歧视和隔离，许多移民特别是亚洲移民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们不能参加政治选举，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不利的社会底层。但是，与黑人不同，移民不是退出就业市场，而是积极参与，并通过新闻媒体、就业市场竞争及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与主流社会实现“制度性的接触”和融合。[32]这样，他们和自己的子女最终走出隔都，迁至环境更好、资源更多的郊区。
亚洲裔之所以能成功融入主流社会，主因在于其创业与工作。一些美国学者对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北方城市的经济结构、职业增长类型、就业与学历的关系，以及低学历劳工与蓝领职业的空间配置等问题进行研究，然后又将黑人与外来移民进行比较。他们认为，与黑人不同，亚洲裔的商业实体是以家庭为基础而建立和经营的，在实体运转初期资源紧缺的条件下，他们利用家庭不计报酬的劳动力发挥相互支援的作用。此外，亚洲裔的亲缘关系和家庭结构极大地促进了其商业实体的成功。在80年代抵达美国的亚洲移民中，直系家庭之外的“其他亲戚”分别占菲律宾和越南移民家庭的55%、韩国移民的49%、华人的46%、印度移民的41%。这种具有外延性特点的家族关系可以通过分担房租、承担抵押贷款成本、提供子女照顾服务以及失业时期的经济保障等方式，使移民家庭作为经济实体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将族裔和家庭团聚的资本化，许多新移民创办的经济实体，包括从洗衣店到餐馆和杂货店等，在那些被践踏的城市街区开业，在经济的其他方面处于不利的环境下，为其成员提供职业和流动性的选择。”反观黑人及其经济实体，从进入市场到流动的每个环节都会遇到困难。在接受调查的自主就业黑人中间，70%的人认为缺乏社区支持是他们最可怕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与许多资料中记录的黑人收入流向其他族裔社区的现状，导致著名的黑人记者托尼·布朗（Tony Brown）说：“华人在帮助华人、韩国裔在帮助韩国裔，古巴裔在帮助古巴裔，但是，黑人在帮助其他每个人。我们一直在进行美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商业自我抵制。”所以，在旧金山的华人社区，一美元可以在投资中流动5～6次，而在黑人社区只流动一次就消失了。[33]最后，移民与黑人不同的是，在先来的移民进入主流社会后，新入境的移民又陆续迁入，为本民族社区注入了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生产技术和市场购买力，所以，亚洲裔社区如同二战前的欧洲裔社区一样，能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 隔都的扩张与美国政府的政策
战后美国贫困人口的隔都化源于多种因素。其一，二战后期美国军事技术的发展掀起了战后科技革命的浪潮，推动美国经济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时代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后工业时代的转变。表现在时空概念上，就是美国经济经历了两个层次上的再配置。第一，在区域结构上，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衰落，西部和南部迅速崛起。到1980年，西部和南部在人口规模和国民生产总值等方面超过东北部和中西部，成为美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第二，在大都市区化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心城市、郊区和非大都市区也经历了区位功能的转换。中心城市作为二战前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经济学界熟悉的“空心化”过程。所谓“空心化”包括三个层面上的含义。首先是美国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包括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企业，向中南美洲和亚洲部分国家转移。其次是指美国的部分企业或公司总部，从北方的中心城市向西部和南部城市的郊区迁移。最后是指创造蓝领就业机会的制造业，为扩大生产规模或升级改造，纷纷向本地郊区或非大都市区迁移，甚至包括商品零售等服务业部门也出现了郊区化的趋势。[34]在这种转换中，各地中心城市的蓝领岗位数骤减，而白领职业剧增（参见表1）。
表1 1959年与1989年美国10个中心城市主要行业就业人数和比例变化统计[35]
续表
其二，美国经济的波动周期也难免影响到中心城市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从1969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并在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滞胀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大都市区居民人口发生巨大变化。白人上层社会、中产阶级以及经济条件明显改善的少数族裔纷纷迁移到郊区，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多样性特征的郊区社会。[36]相反，中心城市的许多街区人去楼空，街区破败现象加重。除了最贫困的人口之外，那些“最糟糕的住房便退出房源，或闲置起来……房租和价值也在下降”[37]。
其三，在企业和白人郊区化进程如火如荼的背景下，黑人完成了20世纪的两次大迁徙。第一次发生在一战爆发后的十多年间，第二次发生在二战爆发后的近30年间。两次大迁徙改变了黑人的地理分布。例如，在1900年以前，黑人的城市化程度较低，多数居住在南部农村。1910年，黑人的城市化比例仅为28%，1968年则达到69%。从地域看，居住在南部之外的黑人在同期从9%上升到45%。[38]
黑人两次大迁徙的过程实际上是其隔都化的过程。他们虽然完成了空间上的转移，但其知识与就业技能等生存性要素仍停留在农业经济对劳动力需求的层面上。因而黑人到北部和西部城市后，在就业市场上出现了经济的“功能性变化”与其劳动技术的脱节。特别是在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全球化因素的作用下，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已经转化为“提供信息交换和更高品质服务的中心”，以前的制造业中心（例如商品加工、仓库管理和商品零售等）等为非熟练劳工提供的就业机会此时被知识含量更高的白领替代。处境不利的黑人劳工根本难以胜任。此外，白人中产阶级的郊区化本身也带走了大量的蓝领职业，包括家政、杂货店、汽车与家电维修、商品零售等。[39]这些结构性变化加剧了黑人就业的难度。
其四，如前所述，黑人中产阶级的郊区化对黑人隔都的发展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这一因素与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一起，不仅加剧了黑人隔都的孤立性，而且其面积还进一步扩张。在1970～1978年，美国318个大都市区中心城市隔都的贫困人口从189.1万增至244.9万，增长了29.5%，其中在118个大都市区增长超过118%。居住在隔都的贫困黑人从124.7万增至159万，增长27.5%，其中有96个大都市区总计增长了100.9%。相对而言，隔都的西班牙裔贫困人口从28.5万增至53.4万，增长了87.4%，其中在116个大都市区的隔都贫困人口增长277.6%。与此同时，因城市商业改造，全国有88个大都市区的贫困人口减少39.6%，81个大都市区隔都的贫困黑人减少了38%，37个大都市区的西班牙裔贫困人口减少了41.6%。此外，在70年代，“混合收入统计区”退化为隔都区的数量，在克利夫兰为21个，密尔沃基为11个，费城为43个。对上述变化，美国城市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混合收入统计区也出现大批人口流失的事实有点令人惊讶。人们可以预测到，这些地段贫困人口的增长加速了其隔都化进程。”[40]当然，在隔都扩张的过程中，除市场经济机制及其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外，联邦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究其要者，大致可归纳如下：
其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为实现其冷战战略，颁布了《1956公路法》。此后到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向各地城市提供了修建高速公路的巨额资金。按照1984年美元计算，联邦年度拨款在1965年达到160亿美元的顶点后，尽管在70年代不断下降，到1980年仅为110亿美元，但联邦政府用于城市公共交通的支出从1964年开始增长，在70年代每年增长40%，到1980年达到28亿美元。穿越中心城市的高速公路网络及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建设，方便了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的通勤，刺激了富有家庭的郊区化。这种影响在中心城市交通利用方面体现得十分明显。在70年代，全国大都市区劳工使用转乘交通的人数大幅减少，其中东北部大都市区减少近60万，中西部的降幅超过33万。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区，其负面影响更加突出。例如，芝加哥减少了13%，费城降低了28%，底特律的降幅达49%。[41]也就是说，联邦高速公路网络系统的副产品之一便是人口与企业的郊区化。
其二，在美国的权力体系中，各级政府的分权与自治使美国联邦政府在战后“没有一套真正的城市政策”，结果使“私有市场因素在塑造城市区域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报告中又认为，从积累性效应看，联邦政策通过刺激郊区就业机会增长，促进了富有人口的郊区化。同时，由于联邦政策偏向于新区开发，对老区改造支持乏力，导致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失业率和贫困率的上升。[42]另一方面，许多郊区为“防止环境的退化”，限制少数民族、单身或单亲家庭入住。也就是说，“种族、性别和生活方式方面更加隐蔽巧妙的歧视”，使“空间隔离越来越演变为美国人迁移的障碍”。甚至白人和黑人中产阶级为保护居住环境，避免房产贬值，纷纷“加固其与城市底层阶级在社会和身体上的空间隔离”，比较流行的方法是通过分区制和建筑法规提高住房规格与造价，最终以“合理”的方式将贫困人口排斥在外。对此，美国联邦政府作壁上观，没有像欧洲发达国家那样，“为那些愿意追随就业机会的人们的迁移制定政策或计划。”尽管“美国总统80年代全国政纲总统委员会”提出为迁移者提供一定的就业和搬迁补贴等9项建议，但最终无一得到落实。[43]
其三，自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开始，美国联邦政策的核心之一是向贫困率较高、就业岗位流失较多的地区提供公共援助。它虽然有助于城市衰落地区的失业人口在私有房地产市场购买住房，但“却无助于解决居民劳动力与当地就业岗位之间的技术脱节问题”。事实上，空间上的集中援助可能不经意间，通过将贫困人口与中心城市蓝领就业岗位下降的街区捆绑在一起，“加剧了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的脱节和在教育方面处境不利者的困境”。同时，它会对中心城市的失业者产生一种“‘粘贴性’因素的作用”。因为“在当地享受为数不多的援助，也比到一个陌生环境里去寻找工薪低的低层岗位的日子更加宽裕”[44]。这方面的例子就是公共住房计划，其实施地点一般选定在中心城市，然后再通过降低贫困人口的申请门槛，直接促成了贫困人口的集中。例如，在70年代兴建的公共住房中，有72%位于中心城市。到1980年，这些项目所在中心城市的贫困率超过了60%。[45]
另一方面，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1969年，它在夏皮罗诉汤姆森判决中指出，各州不得向申请“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的单亲家庭提出居住年限的要求。这项具有法律性效应的解释加速了女性单亲家庭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1979年，美国330万接受该福利的家庭中，9.1%的家庭在1975～1980年完成了从某一中心城市另一中心城市的迁移，而未申领该福利的家庭的比例仅为4.1%。尽管统计数据中没有贫困家庭的住址、迁移模式和流向等信息，但中心城市人口贫困化的因素中，除一些经济条件较好者迁居郊区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来申请该福利的家庭不断增加。在1975～1980年间，享受该福利的贫困家庭中，有65%的家庭有迁移行为，而未接受福利家庭的迁移比例达到51%。5年之后，接受福利的家庭中82%的家庭仍在原地居住，5%迁移到另一座大都市区中心城市。但在1979年没有享受福利的家庭中，同比分别为72%和5%。[46]这表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加速了贫困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
其四，对于联邦政府在遏制隔都问题上的不作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而美国学者提出批评，认为隔都的根源在于美国的政治制度。由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多元的和竞争性的，特别是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上的三权分立，以及地方、州和联邦三级政府的纵向关系上，常常衔接不畅，诸多环节上的利益差异又使彼此间在诸多问题上矛盾重重。国会作为美国各种利益集团汇聚的核心平台，其立法过程与内容“常常是在不考虑如何实施的情况下，在最后期限的压力下达成的复杂的政治博弈。涉及政策所在领域问题的争议越大，即将形成的政治博弈就越显得复杂”。更令人头疼的是，“执法人员中……许多公共机构的主要官员都是政治任命的短期官员，他们经验不足，且经常关注个人的职业阶梯”。[47]这种敷衍塞责的态度和利益取向，自然会将隔都排除在重点关注之外。为说明这个观点，下文再举几例。
1968年，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斯·B.克拉克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我阅读过……1919年芝加哥骚乱的报告，感觉就像阅读1935年哈莱姆骚乱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943年哈莱姆骚乱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和关于瓦茨骚乱的麦康委员会的报告。……它就像《爱丽斯历险记》一样，同样的感人画面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同样的分析、同样的建议和同样的无动于衷。”[48]克拉克所说的“同样的无动于衷”就是在批评美国政府碌碌无为的表现。这种无所作为的政策仍然是民权运动后的常态。
在1967年种族骚乱之后，美国政府成立了著名的克纳委员会。它在随后完成的《克纳报告》中陈列了12项黑人民怨，其有8项与政府有关，其余4项与市场经济运作机制和白人的歧视有关。也就是说，隔都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美国政府，其次是市场运作机制和白人的歧视问题。尽管后4项与政府政策并无直接的逻辑关联，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其内在的逻辑关联还是存在的，因为美国经济、市场和种族关系方面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联邦宪法、法律和司法体制的制约，属于美国联邦调控政策的范畴之内。因此可以说，隔都不仅仅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机制运作的产物，也是美国政府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克纳报告中讲得很清楚：“隔离与贫困在隔都创建了一个绝大多数美国白人一无所知的毁灭性的环境……美国白人从来没有完全明白，而黑鬼却从来不能忘却的是……白人制度造就了它，白人社会维系着它，容忍它。”[49]为了彻底解决隔都问题，《克纳报告》中提出诸多建议。可是，“20年过去了，一切都没有变化”。[50]一言以蔽之，隔都问题依然不在美国政府的视野之内。对此，1976年，美国“郊区行动研究院”执行主任在国会做证时，道出了美国城市隔都问题产生的本质所在：“它是由愿意接受绝对和相对贫困的国家（按：美国）造成的，而且政府在根除贫困方面毫无作为。”如果美国不采取更加公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允许已有的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继续，那么，“越来越成为美国贫困人口家园的城市就不会获得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隔都贫困的新近动向，只有作为更加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象征，从政策目的上去理解”。[51]尽管这种要求从联邦政策上反思隔都问题主张属于美国人的内省行为，但其中揭示的问题本质却表明，美国城市隔都问题的主因在于美国的政治体制本身。
四 美国学界围绕底层阶级的辩论
隔都的永久化与扩张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底层阶级（underclass）。它生成于20世纪60年代，增长于70年代，到80年代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群体。例如，底层阶级居民占底特律中心城市居民的比例从1970年的5.9%跃至1990年的25.2%，纽约从3.3%上升到9.3%，芝加哥从7.2%上升到16%，亚特兰大从7.2%上升到10.5%，洛杉矶从4.4%上升到6.6%。从种族构成看，少数民族比例较高。例如在1990年，底层阶级人口占纽约黑人的12.9%和西班牙裔的11.5%。在同年的费城市，底层阶级黑人的比例是21.7%，西班牙裔高达51%以上。芝加哥的黑人底层阶级比例是23.9%，西班牙裔为15.2%。[52]
从美国学界的研究看，尽管在19世纪末有人在论及“大城市的社会渣滓”时，就触及底层阶级的某些特征，认为“他们对礼仪、安静，甚至家庭和睦都一无所知……他们的身体、智力和道德上的不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贫困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到20世纪初，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在评论贫民窟时，提出了同样的思想。[53]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美国学界的真正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谁是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人，学界众说纷纭。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认为，最早对底层阶级概念提出界定学者是自由派作家肯尼斯·克拉克。他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底层阶级”概念。[54]也有学者认为，底层阶级概念是贡纳尔·默达尔在1963年出版的《对财富的挑战》一书中提出的。之后，担任美国劳工部副部长的丹尼尔·莫尼汉在关于美国城市黑人状况的报告中道出了底层阶级的实质。[55]尽管上述学者在概念等方面的论述有待完善，但其共性是不仅指出了底层阶级的地理位置、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而且粗略地勾勒出其亚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对后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更重要的是，被誉为研究底层阶级的泰斗级人物的威尔逊在评价60年代的成果时，将其定性为自由派，认为其“多数证据是基于印象派的……忽略了长远趋势下民族或城市现场研究中采集的数据”。所以，自由派“描述的问题、倡导的解释或提出的政策性建议，都很少有共识。甚至对‘底层阶级’的界定也几乎没有共识”。有鉴于此，威尔逊经过对芝加哥南区的长时研究，于1978年出版了《种族重要性的淡化》。他在宏观历史背景下，解释了美国种族关系和黑人中产阶级状况的改善，呼吁各界关注“城市底层阶级”的状况。在威尔逊看来，由于学界“忽略了我关于黑人底层阶级状况恶化的更加重要的观点”，于是，他决定全面论述底层阶级产生的根源。在这一原则下，威尔逊在1987年出版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扛鼎之作——《真正的处境不利者》。该书指出了底层阶级的“社会病理”与问题的表征，认为底层阶级在70年代就已形成并发展到“灾难性的比例”。[56]他在分析底层阶级的成因时，既不同意保守派的贫困文化说，[57]也不同意自由派的种族主义说，而是主张从超越种族的、更加广阔的社会组织视域下进行研究。他说：“解释这些问题的泛滥需要对一系列复杂的其他因素的具体解释，包括美国经济的转变。”在他看来，向贫困开战的观点和种族观“都没有将真正的处境不利者的命运与现代美国经济的功能联系起来，因而无法解释……少数民族在后伟大社会时代和后民权运动时代状况的恶化问题”。[58]威尔逊强调的因素包括战后美国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黑人大迁徙、黑人中产阶级郊区化以及白人郊区化的影响等。简言之，隔都内在运作系统的瘫痪是底层阶级问题加剧的根源。
由于威尔逊的研究对象囿于芝加哥南区的贫困黑人，其地域、种族和经济结构上的限制性衍生出一系列令美国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底层阶级仅限于大都市区黑人吗？种族歧视因素消失了吗？如何测定某一个或某几个街区属于底层阶级范畴？底层阶级具有相对独立属性吗？底层阶级的隔离属于种族还是阶级隔离？
在《真正的处境不利者》面世后，学界很快掀起了讨论的热潮。里基茨和索希尔在《界定和观测底层阶级》一文中得出了与威尔逊既相似又不同的看法。相似之处是批评自由派强调地理因素的作用，把底层阶级看成某一固定地域上贫困人口中的一部分，在概念上混淆了贫困人口的经济地位与底层阶级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本质区别。在分析底层阶级成因时，他们在威尔逊的结构主义理论与保守派的“文化贫困”说之间，采取了折中的路径，认为底层阶级的“行为是因为外部因素的作用（歧视性遭遇的历史，或者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或者是自我气馁或生活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反映。最大的可能是，底层阶级的行为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59]。后来，索希尔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提出了一个可能引起争论的观点，认为底层阶级“实际上具有鲜明的城市特征，在美国农村地区几乎不存在”[60]。对于这个问题，后文还会论及。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甚至有学者否认底层阶级的存在，他们与“人数更多的贫困大军”并无区别。[61]对于这种观点，还有学者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进行了补充，认为美国是一个“由粗犷的个人主义组成的国家。其含义是没有阶级，没有群众，只有3亿……主宰自己命运的人”[62]。
然而，否定底层阶级存在观点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相反，多数学者在视角和方法上积极探索底层阶级的成因，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研究。例如，修斯等人在肯定威尔逊解释的同时，从地理学角度，强调客观环境对底层阶级行为的影响。他们强调说：“研究内城变革恰当的组织原则应该是‘受影响的隔都在孤立状态下的被剥夺’，而不是‘被孤立于主流社会模式和行为准则之外的底层阶级人口’”。通俗地说，就是环境影响了人群，而非人群影响了环境。作为一个有效的研究框架，这种方法超越了既有的模式和表象，从城市结构性扩张中寻找动因，在方法上将隔都的变迁与中心城市的经济结构变化联系起来，强调底层阶级的地理属性，否定了“街区”作为空间概念在研究中的局限性。有鉴于此，修斯提出用“底层阶级的隔都”来取代“隔都底层阶级”的概念。[63]
在此观点提出之后不久，北卡罗来纳教授、黑人学者伯克希尔刊文指出，威尔逊关于底层阶级成因分析的贡献是突破了自由派预设的研究框架，错误是他忽略了种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威尔逊认为“种族主义不是解释底层阶级的必要部分，但他对此没有提供有力的支持”。按照威尔逊的逻辑，“如果种族主义能有助于解释底层阶级，那么没有黑人是富有的”。这种逻辑与“威尔逊自己对底层阶级的解释关键前提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威尔逊认为经济上的困境是底层阶级产生的前提。在伯克希尔的视域中，种族主义“是解释底层阶级不可缺少的部分因素”。因为在底层阶级形成之前，种族主义已根深蒂固。在美国这样一个鼓励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国家里，“生活机会的平等”无法实现，因为任何政治改革都不能打破美国既有的家庭不平等的事实，更不可能阻止富有家庭为其子女天赋的开发提供比贫困家庭更好的条件。因此，无论政府和社会怎样去改善底层阶级的条件，底层阶级的其子女“获得市场需要的劳动力技能比其他儿童所能得到的更少”。[64]伯克希尔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威尔逊研究成果中的不足。
底层阶级是一个阶级吗？宾夕法尼亚州社会学教授海斯勒从公民权利学说的角度指出，底层阶级与19世纪的流氓无产阶级十分相似。尽管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语境中，底层阶级的出现表明社会的不平等在加剧，他们在迁移、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照顾等方面的权利受到限制，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他们只是“一种类型的人，展示出与主流社会行为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文化特征”。他们作为美国公民中的组成部分，与主流社会追求的价值观目标无异，但又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所以只能通过骚乱或犯罪发泄不满。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底层阶级置于阶级结构之外可能更加合适”。[65]
然而，青年学者吉布在考察和比较了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阶级观后认为，马克思按照生产关系，将生产过程中的人群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者是一种竞争和对立关系。资产阶级利用资本优势，建立了满足自己利益需求的制度。韦伯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活机会”，包括成功、幸福和财富。它们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通过商品和技能交换获得收入。因此，阶级划分是按照“市场实力”决定的。二是，每个人的命运都会受到社会地位的影响，其发展就是“地位群体”，在同族通婚和生活方式的其他元素中，给予同族优先待遇，其核心就是财产。按照这种逻辑，吉布划分的阶级结构中具有明显的职业特征，即专业技术人士、管理阶层、技术人士、工艺工人、服务业工人、体力劳工和底层阶级。[66]在各阶层中，唯独底层阶级不在就业市场。这种划分的弊端是：（1）它打乱了经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格局，颠倒了专业人士中与企业总管和总经理等的秩序；（2）不同的学历不仅对每个人的职业层次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界定阶级概念时，不能忽略经济收入、学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可是，这些元素并未体现在上述界定中。
与上述观点相似但界定方法不同的是，加里·罗利森也对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学说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按照我的方式界定底层阶级，我还是建议正统的马克思阶级分析学说”。从生产资料的占有角度看，凡拥有生产资料者属于资产阶级，反之则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而劳动力缺乏市场价值并且未被资产阶级接受的劳动力人皆属于底层阶级。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被剥夺了劳动力交换的权力，因而处于失业状态。这中界定一方面把阶级看作是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处于敌对关系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又将他们置于种族关系之中，认为“黑人底层阶级与贫困白人有着根本的差异，因为黑人被排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丧失了平等交换劳动力的机会。[67]这种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作为商品交换的思考，及其与美国种族关系的结合，提高了底层阶级理论定性的层次，是所有成果中最富有说服力的解说之一。
如果把底层阶级看作阶级的解释是成立的，那么，与之相关的社会隔离是否可以被解释为阶级隔离？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著名教授道格拉斯·马西等人通过对美国60座大都市区的研究，认为威尔逊所说的隔离实际上就是“阶级之间的隔离”。而且，“日益增长的阶级隔离产生了一个新的世界，其中城市空间组织和居住在其中的各群体的地理位置，越来越受到种族和阶级相互作用的影响”。在今后较长的时间内，种族和阶级隔离会成为美国以“地方”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和空间上的不平等。马西由此提出了“地方政治经济学”说，认为在以地方经济为标志的就业市场中，包含着许多相互竞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例如地方商业、市政、学区和规划区等因素。它们都会影响地方经济的增长。[68]这种观点得到了康奈尔大学教授李希特等人的肯定，认为自2000年起，种族和阶级隔离“是一个特色鲜明，相互重叠的现象”。贫困的少数民族“在宏观层面上（跨越城镇和县）存在着高度的隔都化”。“特别是农村黑人更容易集中在贫困的城镇和县”。如果仅仅关注中心城市的隔都，“可能会在一个高度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日益增长的时代，忽略贫困故事中大部分内容。”因此，从“地方隔离”（place segregation）的角度观察，可能是解释美国贫困问题的根本。由于贫困区的贫困人口属于“双重的处境不利者”——他们本身是贫困的，又面临着所在区域就业机会、学校质量差，以及公共服务不足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忽略地方层面上的贫困问题，可能会忽略美国“这个国家贫困故事中新出现的维度——宏观隔离与空间上的经济巴尔干化问题”。[69]这种解释与马西等人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借鉴。
结语
综上所述，隔都作为战后美国隔离的产物，经历了由种（民）族隔离向以黑人和民权运动后的种族和阶级隔离的方向转变，其中的亚文化也经历了由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外来移民文化向黑人的对抗文化和阶级文化的转变。它既是美国社会和经济机制运作的产物，也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牺牲品。更重要的是，底层阶级作为一个新生的阶层，与上层社会、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一起，构成了当代美国社会完整的阶级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隔都作为当代美国社会最高级别的隔离形式，对美国社会流动性机制及美国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产生了哪些不利性的影响？同时，社会隔离又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美国的公共价值观及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简介：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
[1]本文为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美国公共价值观悖论研究”（项目编号：15JD77000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王希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资料查阅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2]Ghetto被译为“隔都”，是笔者在《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中的首次尝试。王旭教授对此译法予以肯定。参见王旭《拓宽美国城市史研究的成功尝试——评〈都市化时代〉》，《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
[3]国内相关研究中，较有影响的论文有：胡锦山《美国城市种族隔离与黑人贫困化》，《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王旭、俞阅《近年来美国黑人的郊区化与居住隔离》，《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孙群郎《美国大都市区的阶级和种族隔离与开放郊区运动》，《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孙群郎《美国郊区进程中的黑人种族隔离》，《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孙群郎《美国金融机构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世界民族》2016年第5期。
[4]梁茂信：《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第249～251页。
[5]保罗·博彻森涅斯：《墙后：隔都的故事》（Paul Borchsenius，Behind the Wall：The Story of the Ghetto），斯平克翻译（translated by Spink），乔治艾伦与尤温有限公司，1960，第15～16页。
[6]内森·坎特罗威茨：《纽约大都市区族裔与种族隔离：白人族裔群体、黑人和波多黎各裔的居住模式》（Nathan Kantrowitz，Ethnic and Racial Segregation in the New York Metropolis：Residential Patterns Among White Ethnic Groups，Blacks and Puerto Ricans），普拉杰尔出版公司，1973，第16～17页；周敏和詹姆斯·盖特伍德：《当代美国亚洲裔》（Min Zhou and James V.Gatewood，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纽约大学出版社，2000，第17页。
[7]吉尔伯特·奥索夫斯基：《隔都的持续性》（Gilbert Osofsky，“The Enduring Ghetto”）《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55卷，1968年第2期，第243、246页，http：//www.jstor.org/stable/1899555（2017年3月1日下载）。
[8]《克纳报告》原名是《克纳报告：1968年全国民事动乱咨询委员会报告》（The Kerner Report：The 1968 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它取名于该委员会主席、伊利诺伊州前州长奥托·克纳（Otto Kerner）的姓。
[9]美国全国民事动乱咨询委员会：《克纳报告：1968年全国民事动乱咨询委员会报告》（U.S.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The Kerner Report：The 1968 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众神图书公司，1968，第12～14页。
[10]全国城市政策委员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全国研究院：《美国内城的贫困》（Committee on National Urban Policy，Commission on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 and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Inner-city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国家科学院出版社，1990，第69～70页。
[11]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政策发展与研究局：《美国城市的再考察：20世纪80年代的透视》（U.S.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Rediscovering Urban America：Perspectives on the 1980s），美国政府印刷局，1993，第234页。
[12]全国城市政策委员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全国研究院：《美国内城的贫困》，第9、18～20页。
[13]全国城市政策委员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全国研究院：《美国内城的贫困》，第32～33页。
[14]罗伯特·马梢·乔布：《族裔与不平等》（Robert Masao Jiobu，Ethnicity and Inequality），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第58、60、78页。
[15]理查德·格林：《贫困集中的观察与城市底层阶级》（Richard Greene，“Poverty Concentration Measures and the Urban Underclass”），《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第67卷，1991年第3期，第242、248、249页，http：//www.jstor.org/stable/143935（2017年3月1日下载）。
[16]丹尼尔·T.李希特、多梅尼科·帕里西、迈克·C.塔奎诺：《种族排斥的地理、隔离与贫困的集中》（Daniel T.Lichter，Domenico Parisi and Michael C.Taquino，“The Geography of Exclusion Race，Segregation，and Concentrated Poverty”，）《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第59卷，2012年第3期，第367页，http：//www.jstor.org/stable/10.1525/sp.2012.59.3.364（2017年3月1日下载）。
[17]全国城市政策委员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全国研究院：《美国内城的贫困》，第34页。
[18]丹尼尔·T.李希特、多梅尼科·帕里西、迈克·C.塔奎诺：《种族排斥的地理、隔离与贫困的集中》，第368、376页。
[19]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夫：《白人底层阶级》（Nicholas D.Kristof，“The White Underclas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12年2月9日，ProQuest历史报纸（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第A23页。
[20]彼得·安德森：《新罕布什尔达比镇的阶级战争：每个新英格兰的城镇都是如此，但在地图上不容易找到》（Peter Anderson，“Class war in Darby，N.H.It's like every NewEngland town，but it's not easy to find on the map”），《波士顿全球报》（Boston Globe）1991年5月8日，第2～3页，http：//proxy-iup.klnpa.org/ login？url=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94592455？accountid=11652（2017年8月17日下载）。
[21]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政策发展与研究局：《美国城市的再考察》，第242页。
[22]美国全国民事动乱咨询委员会：《克纳报告》，第10～11页。
[23]罗伯特·布劳纳：《国内殖民主义与隔都的反叛》（Robert Blauner，“Internal Colonialism and Ghetto Revolt”），《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第16卷，1969年第4期，第393～408页，http：//www.jstor.org/stable/799949（2017年3月1日下载）。
[24]洛伊克·瓦克昆特：《超级隔都区的凄凉与象征性诋毁》（Loǐc Wacquant，“Urban Desolation and Symbolic Denigration in the Hyperghetto”），《社会心理学季刊》（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第73卷，2010年第3期，第217页；http：//www.jstor.org/stable/27896232（2017年3月1日下载）。
[25]洛伊克·瓦克昆特：《超级隔都区的凄凉与象征性诋毁》，第218页。
[26]斯蒂芬·斯坦伯格：《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平等研究中的种族主义作用》（Stephen Steinberg，“The Role of Racism in the Inequality Studies of William Julius Wilson”），《高等教育黑人杂志》（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第15卷，1997年春，第111页；http：//www.jstor.org/stable/2962712（2017年3月1日下载）。
[27]美国全国民事动乱咨询委员会：《克纳报告》，第7页。
[28]《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霍华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罗纳尔多·沃尔特斯：将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市：黑人社区再开发战略》，载美国参议院《美国城市的状况：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听证》（“Targeting Resources to Central Cities：A Strategy for Redevelopment the Black Community by Ronald Walters，Ph.D，Professor，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Howard University，Washington .D.C”，in United States Senate，The State of Urban America：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United States Senate），第103届国会第1次会议，参议院听证103～167号（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First Session，S.Hrg.103-167），政府印刷局，1993，第110页。
[29]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政策发展与研究局：《美国城市的再考察》，第250页。
[30]洛伊克·瓦克昆特：《超级隔都区的凄凉与象征性诋毁》，第215页。
[31]《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西斯内罗斯的发言》（“Statement of Henry Cisneros，Secretary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Washington，D.C.”），载美国参议院《美国城市的状况：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听证》，第26页。
[32]芭芭拉·施密特·海斯勒：《底层阶级的比较观：城市贫困、种族与公民资格的几个问题》（Barbara Schmitter Heisler，“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Underclass：Questions of Urban Poverty，Race，andCitizenship”），《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第20卷，1991年第4卷，第469～470页，http：//www.jstor.org/stable/657687（2017年3月1日下载）。
[33]约翰·D.卡萨达：《城市工业的转变与底层阶级》（John D.Kasarda，“Urban Industrial Transition and the Underclass”），《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501卷，1989年，第43～44页，http：//www.jstor.org/stable/1045647（2017年3月1日下载）。
[34]关于战后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参见梁茂信《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第2章；梁茂信《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第2章和第5章。
[35]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政策发展与研究局：《美国城市的再考察》，第278～279页。
[36]关于人口与产业的郊区化，参见梁茂信《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
[37]全国城市政策委员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全国研究院：《美国内城的贫困》，第91页。
[38]美国全国民事动乱咨询委员会：《克纳报告》，第236～237页。
[39]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政策发展与研究局：《美国城市的再考察》，第241页。
[40]全国城市政策委员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全国研究院：《美国内城的贫困》，第35、49页。
[41]全国城市政策委员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全国研究院：《美国内城的贫困》，第230、232～233页。
[42]全国城市政策委员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全国研究院：《美国内城的贫困》，第223～224页。
[43]美国总统80年代全国政纲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城市——透视与前景：美国大都市区与非大都市区政策与前景专家组报告》（United States President's Commission for a National Agenda for the Eighties，Urban America in the Eighties，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Report of the Panel on Policies and Prospects for Metropolitan and Nonmetropolitan America），政府印刷局，1980，第57～59页。
[44]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政策发展与研究局：《美国城市的再考察》，第243页。
[45]全国城市政策委员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全国研究院：《美国内城的贫困》，第225页。
[46]全国城市政策委员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全国研究院：《美国内城的贫困》，第238～239页。
[47]理查德·P.内森：《制度性变化与底层阶级的挑战》（Richard P.Natha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Underclass”），《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501卷，1989，第175页，http：//www.jstor.org/stable/1045657（2017年3月10日下载）。
[48]美国全国民事动乱咨询委员会：《克纳报告》，第29页。
[49]与政府相关的八项民怨是：警察行为、教育机会缺乏、民怨解决机制缺乏、休闲设施不足、司法管理歧视、联邦计划不足、市政服务设施缺乏和福利计划不足；其他4项包括：失业与就业不足、住房不足、消费与信贷歧视，以及白人的不尊重行为。参见美国全国民事动乱咨询委员会《克纳报告》，第2、8页。
[50]《评论与瞭望：克纳报告20年之后》（“Review and Outlook：Kerner 20 Years Later”），《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1988年3月28日；ProQuest历史报纸（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第16页。
[51]《郊区研究院执行主任保罗·达维多夫提交给美国众议院银行、货币与住房委员会的文书》（“Paper Submitted to the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Banking，Currency and Housing by Paul Davidoff，Executive Director，Suburban Action Institute”），载美国众议院《美国城市的新生：银行、货币与住房委员会听证》（in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The Rebirth of the American City：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Currency and Housing），美国众议院，第94结果会第2次会议，第一部分，政府印刷局，1976，第61页。
[52]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政策发展与研究局：《美国城市的再考察》，第274～276页。
[53]梁茂信：《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第288～289页。
[54]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真正的处境不利者：内城、底层阶级与公共政策》（William Julius Wilson，The Truly Disadvantaged：The Inner City，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第4～5页。
[55]胡金山：《20世纪美国黑人城市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第372页。
[56]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真正的处境不利者》，前言第7～8页；正文第3～5页。
[57]关于黑人状况的“贫困文化”说，参见奥斯卡·路易斯《五个家庭：贫困文化中的墨西哥裔案例研究》（Oscar Lewis，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纽约贝斯克公司，1959；丹尼尔·P.莫尼汉：《论贫困的认识：社会科学的透视》（Daniel Patrick Moynihan，On Understanding Poverty：Perspectives fromthe Social Sciences），纽约贝斯克公司，1968。
[58]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真正的处境不利者的再考察：给霍克柴尔德与伯克希尔的答复》（“The Truly Disadvantaged Revisited：A Response to Hochschild and Boxill”），《伦理学》（Ethics）第101卷，1991年第3期，第595页，http：//www.jstor.org/stable/2381471（2017年3月10日下载）。
[59]厄罗尔·R.里基茨、伊莎贝尔·V.索希尔：《界定并观测底层阶级》（Erol R.Ricketts and Isabel V.Sawhill，“Defining and Measuring the Underclass”），《政策分析与管理杂志》（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第7卷，1988年第2期，第318页，http：//www.jstor.org/stable/3323831（2017年3月1日下载）。
[60]伊莎贝尔·V.索希尔：《附录一：底层阶级的回顾》（Isabel V.Sawhill，“Appendix A：The Underclass：An Overview”）第136卷，1992年第3期，第382页，http：//www.jstor.org/stable/986911（2017年3月1日下载）。
[61]乔纳森·劳赫：《对底层阶级的过高估计，缺乏对贫困人口的认识》（JonathanRauch，“Overestimating the Underclass，Failing toUnderstand the Poor”），《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1989年6月25日；ProQuest历史报纸（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第A3页。
[62]加布丽埃勒·里什：《美国农村悲惨的收获》（Gabrielle Rish，“Rural America's bitter harvest”），《塔斯马尼亚星期日报》（Sunday Tasmanian）2010年8月22日，第26页，http：//proxy-iup.klnpa.org/ login？url=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746327208？accountid=11652（2017年8月17日）。
[63]马克·艾伦·修斯：《对权力的误读：关于“底层阶级”谬论的地理透视》（Mark Alan Hughes，“Misspeaking Truth to Power：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the‘Underclass’Fallacy”），《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第65卷，1989年第3期，第187～188页，http：//www.jstor.org/stable/143834（2017年3月1日下载）。
[64]伯纳德·R.伯克希尔：《威尔逊论真正的处境不利者》（Bernard R.Boxill，“Wilson 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伦理学》（Ethics）第101卷，1991年第3期，第285～284页，http：//www.jstor.org/stable/2381470（2017年3月10日下载）。
[65]芭芭拉·施密特·海斯勒：《底层阶级的比较观》，第456～457、460～461、463～464、475～476页。
[66]各阶层的构成是：（1）专业技术人员含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医生等；（2）管理阶层包括议员、行政执行官、会计、采购员、总经理；（3）技术人士包含技术员、销售员、后勤管理、秘书和办公室职员；（4）工艺工人包括精密生产工人、工匠、农场主和机械师等；（5）服务业工人包括洗衣工、消防员、警察、酒店和餐馆服务员；（6）体力劳工包括机械操作员、装配工、电机操作员、操作员；（7）底层阶级的构成是长期贫困者、退出就业市场者、非法职业人员（毒品贩子等）等。详见罗伯特·马梢·乔布《族裔与不平等》，第28～29页。
[67]加里·罗利森：《与黑人相关的底层阶级术语的探讨》（Garry L.Rolison，“An Exploration of the Term Underclass as It Relates to African-Americans”），《黑人研究杂志》（Journal of Black Studies）第21卷，1991年第3期，第293～294、297～299页，http：//www.jstor.org/stable/2784338（2017年3月1日下载）。
[68]道格拉斯·S.马西、乔纳森·罗思韦尔和瑟斯顿·多米纳：《美国隔离基础的变化》（Douglas S.Massey，Jonathan Rothwell and Thurston Domina，“The Changing Bases of Segre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年鉴》（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626卷，2009，第74～90页，https：//www.jstor.org/stable/40375925（2017年3月1日下载）。
[69]丹尼尔·T.李希特、多梅尼科·帕里西、迈克·C.塔奎诺：《种族排斥的地理、隔离与贫困的集中》，第366、383～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