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史料

本书为了贯通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进行叙述，参考了多方面的史料，略记如下。

本书中最重要的史料，是笔者在重庆市档案馆收集的重庆地方档案资料。首先是作为本书主要研究对象的聚兴诚银行档案资料，包括董事会^[55]议事录和人名录等，主要是从1937年银行开始实行法人化到1953年合并为全国公私合营银行为止的内部资料。记载法人化以前状况的史料和对于分析经营状况比较重要的账簿类史料，由于史料散逸和尚未公开等，使用受到限制。上述史料不仅是了解内陆地区金融业状况的重要参考，在综览国民政府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意义上也极为重要。在重庆市档案馆，能够看到的还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聚兴诚银行管辖机关的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以及主管工商行政的工商业联合会的资料。

笔者在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国史馆”收集了以国民政府财政部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层面的资料。其中有许多资料显示了1934年前后国民政府的支配力量开始波及四川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些资料对于了解迄今难晓实情的地方都市中民间银行的实际状况非常重要。

其次较为重要的是在重庆出版过的各种定期刊行物。首先是报纸，重庆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商业报纸《重庆商务日报》^[56]，以及广涉政治、经济的《新蜀报》^[57]等地方报纸。1938年以后，《大公报》^[58]转移到重庆出版。这些报纸都持续刊行到1950年前后，因此对于了解重庆的政治、经济状况十分重要。关于重庆的地方银行和金融，有《四川经济月刊》（四川省银行，1934～1949年。1945年以后为季刊）、《聚星月刊》（聚兴诚银行，1915～1949年，中途数次停刊）、《重庆市银行通迅》（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1950年～）等由重庆的银行出版的杂志。关于全国的状况，利用了《银行周报》（银行周报社）和《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Office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关于各个时期的政府政策，使用了《国民政府公报》（国民政府文官处）、《重庆政报》（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工商》（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等公报资料。

在四川地方，与金融相关的统计资料极为有限。不仅是四川，关于整个近现代中国金融统计资料的利用，可以说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本书中主要使用了《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重庆经济概况（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等同时代的研究书籍中所刊载的统计。这些统计数据虽然多数未记载出处，并存在和其他出版物的数值矛盾或者缺乏可信度的情况，但对于了解当时的金融状况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聚兴诚银行，到目前为止也有各种出版物。经笔者确认，最早出版的是1962年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庆市政协政治学校、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重庆市档案馆合编的《聚兴诚银行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62～1964年出版的《重庆工商史料选辑》（第1～5辑）也刊载了关于聚兴诚银行的回忆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类似的出版活动暂时中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工商界人士名誉恢复潮流的影响，《重庆工商史料》得以再版。其第3辑《重庆工商人物志》中，刊载了聚兴诚银行创办者杨粲三的长子、名誉恢复后曾担任市政协副主席的杨受百的回忆录；第6辑《聚兴诚银行》中，全部是关于聚兴诚银行的各种记述，这是本书的重要资料之一。

另外，笔者自2002年9月至2003年5月在重庆对三位人士做了采访（参照卷末参考文献目录）。其中包含曾在工商业联合会中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人，作为南下干部转战各地、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人，与重庆近郊的小城市北碚工商行政相关的人。对于这些人士的采访成果，为笔者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