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法国大革命）中，他们（法国人）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1]与法国大革命一样，关于十月革命的成就，东西方包括俄罗斯自身有不同的评判。从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国家的实践以及之后的苏联解体看，现实的成就比当初设想（理论上）的要小——如托克维尔所言，革命往往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甚至于浪漫主义）开始，以集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结束。可以说，十月革命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这段历史中理想与现实的交错，新制度与旧制度（包括人性与习惯等）的交错，这种交错造就了苏联（包括其失败与历史影响）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史。

当然，不论我们怎么评价列宁和他领导的十月革命，一直到今天，列宁和十月革命的历史影响和成就并没有结束。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只能回到逝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去考察列宁和十月革命。这场革命给后来的历史留下了很多痕迹和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两种社会制度以及它们的关系问题。这是本书要考察的问题，也是列宁的国际战略和实践所面对的问题。

列宁的国际战略思想与实践是当代社会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开端和组成部分，也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虽然列宁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十月革命及其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的国际战略和实践对历史和今天的影响一直在持续。系统地梳理列宁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实践将有助于重新认识十月革命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开启的现代世界政治格局，认识苏联至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基本关系演变，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两种制度关系的变迁和可能走向。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3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关于这场革命的发生，列夫·托洛茨基曾这样描述：“整体上看，革命与进化的关系，就是武装起义与革命自身的关系，都归结为一个临界点。到那时，积累起来的量变就会突然转化为质变。但是起义自身也不是同质的和不可分割的行动；它内部也有自己的临界点，自己内部的危机和高潮。”^[2]这场积累起来的革命像暴风雨一样洗礼了俄国，同时也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一场“新社会的分娩”。但是，新生的政权在这场革命之后的前行却不顺利，面临着革命内部和革命外部的困难。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里，如何巩固这样一个脆弱的社会主义政权？因此，从一开始，外交和国际战略问题就摆在了列宁面前。正如列宁所说：“十月革命一开始，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问题就成了我们最主要的问题。”^[3]列宁的国际战略思想应运而生。作为列宁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战略思想主要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它包括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两大内容。原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在《回忆列宁》中指出：“大家早就公认苏维埃共和国有一套完整的对外政策，它比苏维埃的对内政策更具特色。”^[4]在国内，旧制度被打破，新制度等待建立，一切几乎处于废墟之中；在国际上，一个马克思所预言的将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出现，这对于资本主义“旧”制度而言是一个挑战。在这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列宁必须运用一种新的国际战略去应对它。契切林指出：“十月革命以前，从来没有人试图制定一套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对外政策纲领，甚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也从来没有系统而完整地阐述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对外政策，系统而完整的对外政策存在于他的脑海之中。”^[5]在这个背景下，列宁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想（理论），继续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历史定位和立场，与帝国主义国家对立和革命；另一方面，他必须面对现实的苏维埃政权的处境，设法让这个政权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下存续和发展。因此，他进行了两个维度的工作，一个是拉拢团结落后的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另一个是寻求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和解，最大限度地避免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破坏和攻击。可以说，这样一种国际外交的战略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奠定了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战略理论基础。它使得苏联开创了社会主义外交及世界外交的新局面；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生存和发展的先例，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际事务树立了榜样；为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了最初的努力和探索。

苏俄围绕着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两大核心主题制定了系列的外交战略并且进行了实践，稳定和维护了苏维埃政权，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世界革命的发展。可以说，列宁的国际战略思想与实践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战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后来的历史表明，在现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里，任何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都要首先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换言之，都面临着如何处理革命与和平共处的关系问题。

一百多年过去了，人类社会物质经济文化和政治文明等都取得了巨大发展和进步，但是，世界政治所处的基本形态和框架依旧没有变，也就是说，我们依旧处于十月革命开启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形态共存的历史阶段。从十月革命到冷战，以至于到今天，两种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基本关系，除了合作交往互利，还面临着冲突与对抗。冷战的影响并没有消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政治制度所携带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它们之间的冲突依旧深刻地潜藏在国际战略和外交领域。全球化促进和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和方式，增进了很多共识和理解，但是这不等于取消了历史（十月革命之后）留下的两种制度的差异与对立。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但中国的发展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社会主义运动道路，在另一个维度表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平的、非对抗的方式。

透过历史，我们看到，在过去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的关系问题可以概括为“相互承认”的问题：资本主义如何能够承认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并获得社会主义的承认；社会主义如何承认资本主义，并获得资本主义的承认。“相互承认”是黑格尔之后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也是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个相互承认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相互斗争和相互理解、和解，或替代的过程。而相对于社会个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制度之间的承认应该是所有承认事件之中最大的承认（抑或是最为重要的承认），也是全球化与现代性进程中迫切需要面对的难题。今天，经过一百多年的共存交往（包括斗争与合作），在世界政治文明的基础上，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共识增多，另一方面二者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立也逐渐深化、细化和聚焦化。两种制度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共识或差异已经逐渐具体化到现代政治的一些具体议题上：在所有制差别的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越来越淡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所有制的差别，或者我们不将这种差别作为政治对立的出发点），现代国家之间的政治差异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实践主体对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基本理念的认知判断和实践上的差异，除此之外，宗教意识形态也是介于政治和文化间的更深层的差异。这些都可能构成任何两个国家合作或对立的深层因素。美国著名政治学学者亨廷顿曾指出：“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6]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我们不能泛化“文化”这个概念，也不能笼统地在“文化差异”这个旗帜下而忽略或掩盖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文化并不是虚的，也不是完全离开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的。在这里，亨廷顿忽略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它是后者塑造的。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从十月革命到冷战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他们所获得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制度形态的影响和塑造。再者，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离开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谈文化是无法成立的。事实上，冷战之后，国家之间的关联合作与冲突依旧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可能是过去和今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西方和东方）国家的重要差别，也是可能的摩擦的深层原因——除了直接的军事、经济贸易利益等冲突之外。在这个背景下，社会主义如何生存和发展，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如何摆脱对抗，获得承认，乃至于相互承认？这非常重要。这需要领导者和一代人的智慧，更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从理论和实践中寻求经验与智慧。在这个背景下，应回到马克思和列宁，回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论述，回到列宁的国际战略与实践，也就是回到两种制度的关系之开端与本质，回到源头。

在今天，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进步与走向成熟，但是相对于西方国家三百多年的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的建构，我们仍然处于探寻阶段。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外交战略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依旧是：如何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参与西方社会？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求同存异？今天，我们重新回归和梳理十月革命前后这一段国际战略和关系史，重新思考列宁提出和面对的问题——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还是和平共处？如何革命与和平共处？——这将有利于我们理清两种制度关系的开端与实质，有益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背后的实质和源头，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本书的基本任务是梳理、分析和总结列宁的国际战略思想与实践，即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如何处理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关系。然后在这些梳理中理清历史，探寻意义与启发，进行相关评述。本书将按照以下思路展开。

第一章将对列宁国际战略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理论渊源进行论述。根据资本主义垄断的新发展，以及列宁对此的判断，本文将列宁的国际战略思想产生的历史大背景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列宁认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此，列宁在逐渐理解与掌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同时，吸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政治等重大问题的理论和观点，借鉴并批判了同时代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的成果，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帝国主义危机、整个时代特征以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历史使命做出的判断，这构成了列宁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这些认识和判断仍然是列宁制定苏维埃主权国家国际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这部分力求对列宁国际战略思想的历史背景进行梳理，尽可能地呈现历史，概述列宁的时代观、帝国主义论、战争观与和平观及对苏维埃俄国的定位，分析列宁国际战略制定的理论基础及前提。

第二章将对列宁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世界革命——进行分析论述，重点阐述世界革命思想产生的出发点、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指出这种思想对当时的苏俄所产生的意义。苏维埃俄国建立初期，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决定了列宁领导的苏俄选择以世界革命为重心的对外战略，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以世界革命保卫苏维埃政权。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与巩固政权的需要，列宁的世界革命思想不断发展和成熟。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将国际战略的重心由推动世界革命转向发展国内经济建设，与资本主义的武装斗争转向经济领域的斗争，但自始至终列宁都没有放弃世界革命。在列宁看来，世界革命是人民追求真正和平、自由和解放的正义战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唯一正确途径。在列宁世界革命思想的指导下，苏俄实现了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利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促进了欧洲和亚洲的无产阶级革命。

第三章将对列宁国际战略思想的另一主要内容——和平共处——进行梳理和论述。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是列宁国际战略思想的两大主题和支柱，也是把握列宁国际战略思想的两个层面。二者始终缠绕在列宁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实践环节中。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列宁始终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思想。与此同时，迫于形势需要，苏俄也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战略。它包括与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落后、被压迫的国家）的和平共处。苏俄努力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建立关系，支持其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向帝国主义国家提出停战请求、签订和平条约，对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在国内战争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与苏维埃俄国形成特殊“均势”的到来，列宁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及策略，这为苏俄顺利开展国内经济建设奠定基础。苏俄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两制和平共处是世界革命与社会主义和平战略思想的策略之举。这种“两制和平共处”虽然有局限性和策略性、妥协性的色彩，但是为苏联政权的稳固和发展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

第四章将根据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这两大主题线索，按照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国内革命和外国势力干涉时期、新经济政策三个历史时期，对列宁的国际战略思想在领导苏俄处理周边关系和大国关系，以及伊斯兰国家之间关系时的出发点、原则、具体政策措施等实践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第五章将综合理解和评价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思想和实践内容。从历史处境和使命上看，列宁提出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是基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的需要；二者相互关系、互为需要。从长远看，二者服务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目标。也就是说，革命与和平虽然是对立的，但是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和平，“和平”（两制和平共处）是为了更好地为革命创造条件和机会。但是，我们也将分析和阐述列宁国际战略给苏俄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留下的负面效应及其局限性。

以史为鉴，读史自省。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从冷战结束到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和竞争的国际格局，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深刻地意识到：社会制度的产生和变迁并不是理论的线性过程；世界革命也不是理论构建和主观努力的结果，也不能是一群人“刻意奋斗”的结果。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遵从马克思的智慧，我们将清醒地看到，人类历史总是在不同的制度之间的相互承认和斗争之中前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行进是历史自身的内在变化过程，所谓的“世界革命”应是人类整体性的发展的总体性事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关联的规律决定的；在任何历史时期，我们都不能试图加快或者刻意去实现这个进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交互的两个环节，不应该成为对立的标签。和平共处不应是策略，而是两种制度交流借鉴和学习的过程，是交互承认的过程，是目的；和平不是世界革命的手段，而是承认与共同发展的基础。这种和平共处是差异性基础上的共存，只有在这种差异性的共存中，世界的发展作为人类整体性事件才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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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7，第29页。

[2]〔俄〕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1152页。

[3]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载《列宁全集》35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50页。

[4]〔俄〕格·瓦·契切林：《列宁与对外政策》，南京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回忆列宁》（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556页。

[5]〔俄〕格·瓦·契切林：《列宁与对外政策》，南京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回忆列宁》（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556页。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琦、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12，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