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美学（第6辑）
- 邹华 王旭晓 杜道明
- 10字
- 2020-08-29 05:00:08
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研究
节俗的缘起与价值
——以汉代定型的五大节日为例
王旭晓[1]
摘要：节俗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本文以汉代定型的五大主要节日为例，来分析节俗的缘起与价值，以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审美精神的理解，更好地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民俗 节日 汉代 缘起与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
Abstract：The folk custom of festival is the carrier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different ethnic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 and value of the folk custom in five major festivals of the Han Dynasty for the purposes of foster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esthetic spirit，as well as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he brillia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folk custom festival the Han Dynasty origin and valu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节日，一般是指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日子，可以由国际组织或宗教组织来倡导与指定，也可以由国家倡导和指定，但更多的是来自传统民间文化，是民间流行的风尚与习俗，即民俗。民俗是指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出于内在的需要而逐渐形成、扩大、规范为有一定稳定性的文化活动。《汉书》中写道：“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上之所化，指上层社会由上而下的教化，是一种推动的力量，所以叫风；下之所化，指下层民众用以自我教化的东西，它在民间为人人所习，所以叫俗。《说文解字》把“俗”释为“习也”。《乐论》中写道：“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俗”指的是下民之自我教化与众人所传习。因此，民俗是传统文化的根脉与载体。各国各民族的节日，一般都是节俗。本文以中国定型于汉代的五大主要节日——年节、元宵、端午、七夕、重阳为案例来分析节俗的缘起与价值，并从中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美学的精神内涵。
一 年节：欢庆迎新
百节之首为年节。年是个时间概念，年节与计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也是最早形成的节日。据文献记载，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观测天象变化以指导农业生产。到周代，人们根据农作物生长的周期循环，逐步认识了“年”的时间概念。《说文解字》对“年”的最早解释是“谷熟也”，“有年”即农业有收成，“大有年”指农业大丰收。与此同时，出现了人们欢庆农业丰收的活动。这种欢庆活动在新旧交替的时候进行，是年节的雏形。
汉代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年节风俗活动的环境和物质条件；历法的定型又使年节有了固定的时间。如汉初沿用秦代的颛顼历，以今之九月为一年之终，以十月为一年之始。汉武帝时改颛顼历为太初历，以夏历的正月为岁首，并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从而使年节风俗活动有了固定的日期，年节也基本定型。这时的年节，已经从周代产生的年终庆丰收和祭祀祖宗的习俗扩大到驱鬼避恶的活动，充分体现出汉代人尊神事鬼的风俗。
除夕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是辞旧迎新的时刻，这一天的首要之事是防鬼进门。因此每到除夕，汉代人必以桃木刻削能制鬼的神荼、郁垒两人形象立于门上“以御凶”，同时在门上悬挂苇索，供两位神仙兄弟缚鬼用，称为“悬索”。张衡《东京赋》中所写的“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之句，正是对这一风俗的真实写照。这一风俗后来演变为在桃木板上写两人名字再挂在门上，即“桃符”。汉代墓室常见刻画于墓门的武士模样的神荼、郁垒，显然是为防鬼进入。
立神荼、郁垒于门户可以把厉鬼拒之门外，但不能把恶鬼驱除干净。所以除夕之夜还要举行声势浩大的击鼓驱鬼除瘟疫的舞蹈仪式——逐傩。“逐傩”又称“傩”或“大傩”，起源于原始的巫舞，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在民间一直盛行不衰。汉时傩舞已从民间传入宫中，汉宫大傩规模浩大，声势惊人。《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举行大傩仪式时，先选10岁以上、12岁以下的中黄门子弟120人为“侲子”，都戴大红头巾，穿皂青衣，手持大鼗鼓，组成伴舞大队。领舞的是驱疫辟邪之神“方相氏”。这方相氏头戴饰有四只金黄色大眼睛的假面具，身蒙熊皮，穿黑衣红裙，手持戈矛和盾牌，带领12个人扮演的吃各种凶鬼恶怪的猛兽，组成舞傩大队。朝中文武大臣也都头戴大红巾帻会于殿前。时辰一到，黄门令宣布逐疫开始，于是中黄门唱，侲子和，方相氏带领十二猛兽跳起傩舞，一边挥舞手中的器物，一边大声呼喊，警告那些凶恶的鬼怪，如不赶快逃走，就要被猛兽肢解、吞食！傩舞队伍在宫中各处舞动三遍，然后持火炬送疫疠凶鬼出端门。门外千名骑士传火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又有千名五营骑士接送火炬到洛水边，掷于洛水之中，表示把疫疠凶鬼镇压于水底，使之不能再出来害人！汉代画像石中有许多关于傩舞的图像。河南密县打虎亭的一块画像石把驱疫辟邪之神方相氏描绘得栩栩如生：脸上有四只大大的眼睛，面目狰狞。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前室北壁横额上的一幅大傩图上有十几位戴有假面、身有羽毛的凶神，正在追逐、吞食四散奔逃的象征凶鬼魑魅的奇禽怪兽。这是对汉代傩舞的形象记载，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方相氏打鬼“能力”的尊崇。
除夕过后，新年来临，新年的第一天是为“三元”之日，即岁之元、月之元、日之元。元者始也，旦者晨也，后人称这一天为“元旦”。当雄鸡高唱之时，人们就开始了迎接新年的活动。首先要在堂阶前用火烧烤竹节，使其噼噼啪啪发出巨大的音响，声震四方。据晋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载，人们烧烤竹节发出声音是“辟山臊（魈）恶鬼”。山臊恶鬼是一种住在西方深山中的怪人恶鬼，一尺多高，一只脚，生性不怕人，而人一旦撞上它就会发冷发热，生起病来。这种怪人恶鬼最怕巨大的声音，所以人们利用爆竹发声来赶走它。爆竹之后，全家老幼穿戴得整整齐齐按次祭祀祖神，拜贺新年，再团聚在一起喝椒柏酒。汉人认为椒是玉衡星的精灵，吃了使人年轻耐老；柏是仙药，吃了能祛除百病。所以喝了椒柏酒就可以更年轻健康。在这之后，还要饮桃汤，桃汤以桃之叶、枝、茎三者煮沸而成。饮桃汤可以压邪气、制伏百鬼。
汉时年节还有一些禁忌。除夕时一般要杀羊，悬羊头于门；还要“桀鸡”，即肢解而杀，以禳除恶气。但新年第一天不但不能杀鸡，还要在纸帖上画一只鸡，贴在门上，好似门神。不杀鸡是因为汉人认为正月一日是鸡日，二日是狗日，三日为猪日，四日为羊日，五日为牛日，六日为马日，七日为人日，家畜、家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与人同时步入新年，一日既是鸡日，当然是不能杀鸡的。而画鸡贴在门上充当门神以辟邪，则来自当时的一个民间传说，尧王在位时有一个叫祗支的国家进贡来一只重明鸟，眼睛像鸡，鸣声似凤，能搏击猛兽狼虎，使妖魔鬼怪不能害人。当时的人们无不洒扫门户盼望重明鸟落在自己的门上。但这种鸟后来不再出现，于是人们刻木或铸金做成这种鸟的样子置于门户之间，盼望能使魑魅妖鬼望而却步。画鸡置于门上，实际上是由重明鸟的传说演化而来。
从晋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对年节的记载可以了解荆楚地区民间年节活动的习俗，也可由此了解汉时年节活动的大概：“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帖画鸡，或斫镂五彩及土鸡于户上。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凡饮酒次第，从小起。”[2]
每逢元旦佳节，当百姓欢庆之时，皇帝即举行元旦大朝会，御临正殿，接受群臣朝拜庆贺。所谓大朝指其礼仪隆重、规模盛大，是专为节日庆贺而设的。元旦的朝贺因在正月正日，又称“正朝”。东汉时，每年元旦清晨疏星在天时，都城的街上已是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官吏们上自诸侯、三公九卿，下至四百石的小官，服饰鲜明，峨冠博带，乘舆骑马，赶赴宫廷向皇帝朝贺。群臣入宫朝贺要依官职高低，向皇帝奉送年礼。汉制规定，公侯奉玉璧，二千石官员送羔，一千石、六百石送雁，四百石以下送雉。皇帝在德阳殿接受朝贺，接着设宴让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上殿宴饮。官员们先是向皇帝举觞敬酒，山呼万岁，然后由大司空奉羹，大司农奉饭，在鼓乐声中开始欢宴。皇帝还在此时考察臣属的学问，令通经史者互相考辨诘难，义有不通，即夺其席，让与通者。群臣各有表现，有歌功颂德的，有勉强应对的，有义理不通被夺席的，有博通经史侃侃而谈的，有议论宏发获胜夺席的。《后汉书·儒林列传》中记载，光武帝时，大经学家戴凭为侍中，正旦朝贺时，与群僚辩论经史，在辩论中接连获胜，“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3]一时传为佳话。
可以看出，年节的缘起为欢庆，期望新年有更好的生活，驱鬼逐傩同样出于这个目的。人们对新的一年里美好生活的期望在年节的各种活动中显现与落实，使人们的精神有了依托。年节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二 元宵节：敬神礼佛
正月十五是新年里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古代称夜为宵，是为元宵节。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时祭祀“太一”神。“太一”也称“泰乙”、“太乙”或“泰一”，是天神中最尊贵者，其地位在五帝之上。太一神早在战国时已被人们敬祀，《史记·天官书》说中宫天极星中最明亮的一颗为“泰一常居也”。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时，亳人谬忌奏请祭祀太一神。他提出，自古以来，天子都在东南郊设坛祭祀太一，祭祀的日子为春秋两季，祭品是每天以牛、羊、豕三牲献祭，连续七天。汉武帝听后立即在长安城东南建了一座太一祭坛，按照方士的说法祭祀。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方士李少翁得到汉武帝的宠爱，他建议在长安西北甘泉修筑离宫，画天、地、太一诸神像。又过了两年，汉武帝久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师，能召鬼神治病，汉武帝通过他与神通话，神说汉武帝的病很快会好转，又说要在汉武帝病愈后与他相会于甘泉宫。汉武帝很高兴，回到甘泉宫后身体居然恢复了健康。因此大赦天下，置寿神宫。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在甘泉宫修建太一祠坛，计三层。上供太一神，下有五帝，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排列青、赤、白、黑四帝，黄帝排在西南角。汉武帝祭祀时对五帝及日月诸神不过长揖而已，唯独对太一神虔诚下拜。对太一神的祭祀不只限于正月十五，但以这一天祭太一神最为隆重。《史记·乐书》记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4]这种在甘泉宫大张灯火、通宵达旦祭祀太一神的做法，加之夜晚常有流星经过祠坛之上，形成了正月十五张灯结彩的习俗。
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印度佛教界有正月十五僧徒俗众聚观佛舍利、放光雨花的习俗，认为是上元天官赐福的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从此，自汉武帝起正月十五放灯祭太一神的仪式与燃灯礼佛的仪式相结合，使得正月十五夜的城乡通宵灯火辉煌，士族庶民都可以外出观灯游玩。《艺文类聚》记载：“汉家以望日祀太一，以昏时到明，令夜游观灯。”[5]《事物纪原》也记载：汉代西都长安城有执金吾负责宵禁，“晓瞑传呼，以禁夜行”。唯有正月十五夜，皇帝特许执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允许士民踏月观灯。
由此可见，元宵节的缘起是敬神礼佛。对神佛的崇拜是民俗的原初因素，也是一种原初的信仰，是人们在精神上为自己寻求对抗不可知力量的依靠。这也正是元宵节的价值。
三 端午节：避恶辟邪
农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节，是我国古代夏季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起源于何时说法不一，但最主要的是北方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日”而进行避恶的各种活动与南方龙舟竞渡的民俗，并附会以纪念屈原逝世的活动。而就汉代来说，端午民俗主要是避恶。
至晚在战国时代，北方中原地区的人们已把五月五日视作“恶月”“恶日”。《大戴礼》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6]应劭所撰《风俗通义》记载：“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屋，令人头秃”，等等。[7]甚至五月五日所生孩子也是不祥之兆：“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8]王充《论衡·四讳》也记述了当时风俗：“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9]所以，自战国至汉，凡五月五日所生之子总是被视为祸害。如战国时的孟尝君田文，因是五月五日所生，其父田婴就欲置他于死地，是其母私下将他抚养成人。汉成帝时权势显赫的王凤也是五月五日生，其父当年提心吊胆地把他养大。汉末历经六朝（自安帝，历顺帝、冲帝、质帝、桓帝至灵帝）而官运亨通的胡广，据说是生于五月五日，因此生下来就被父母藏于葫芦中投之于河，幸而未被淹死，被人收养，乃托葫芦所生，姓胡名广。可见，从战国到两汉，人们一直认为五月五日是可怕的“恶日”。从时令上看，五月五日是刚过夏至进入盛夏之时。古人认为这种时节天地间有毒气产生，需要小心防范。《艺文类聚》就有“夏小正曰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10]
为了避恶辟邪，汉代人有五月五日系五色线的习俗。《风俗通义》中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问遗。古诗云：‘绕臂双条脱’是也。”“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后汉书》中也记载，在五月五日“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11]
以青、赤、黄、白、黑等五彩丝线合成彩索，或挂于门户，或系于手臂，就能避恶辟邪，甚至避兵。这是因为汉代流行阴阳五行说，五色代表五方：白属金，主西方；青属木，主东方；黑属水，主北方；赤属火，主南方；黄为中央，属土。所以，五彩索挂于门上，有桃符的作用；系于臂上，可以驱瘟病、除邪、止恶气，因而称为“长命缕”、“避兵缯”或“续命缕”。当然，以如此多彩的丝线作为装饰，也有显示妇女养蚕缫丝之功的意思。
吃粽子是汉代端午节的重要习俗。《风俗通义》记载，在端午前一天，人们要用菰芦叶裹黏米，以醇浓灰汁煮熟，即粽子或称“角黍”，在端午节食用。汉时，这一食品还无特殊的纪念意义，不过是一种时令食品，表明吃了粽子，岁序便进入夏季了。所以民间有“未食端午粽，棉衣不可送，还要冻三冻”，“吃了五月粽，寒衣收入柜”等说法。在酷热季节即将来临之际，吃这种能清热降火的米制凉食，换上轻薄凉爽的夏装，也有辟邪与祈求平安过夏的意义。《中华古今注》中记载，东汉皇帝在端午节常赐给群臣百僚乌犀腰带，汉章帝时“常以端午日赐百官水纹绫裤”等等，同样有禳毒除瘟病的意思。
汉末，端午节又被赋予纪念历史人物的意义。东汉末年蔡邕在《琴操》中提出，五月五日作为节日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这一说法主要流行于北方，尤其是山西一带，因为那里的人民十分崇拜介子推。南方的人却推崇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传说屈原是在五月五日怀抱沙石投江而死的，于是人们把屈原之死与端午节联系起来。端午的龙舟竞渡本是古越民族龙图腾崇拜的遗俗，此时却附会为屈原投汨罗江之日，人们驾舟寻找他而形成的习俗。本是时令食品的粽子，也被楚人与屈原联系在一起。南朝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假托东汉光武帝时长沙人欧回之口说，欧回曾见一自云是三闾大夫屈原的士人对他说，每年人们投水中所祭之物都被蛟龙窃食，今后如有惠祭，当以楝树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所惧之物，可以防它窃食。于是五月五日做粽子时用楝叶并缠五花丝便成习俗。除此之外，各地还有纪念伍子胥、曹娥、陈临之说。但汉末至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战乱不已，介子推、伍子胥、曹娥、陈临的影响未能扩散到全国，唯有屈原的形象日益高大，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端午风俗与纪念屈原的活动从此结合在一起，传诸后世。
因而，端午节的缘起是避恶辟邪。人们面对可能带来灾难的不可抗拒的“恶月”“恶日”，会想方设法战胜它。这种战胜也是一种精神的战胜，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端午节节俗活动的价值。
四 七夕节：爱情与神仙
七夕节是基于牵牛星、织女星的古老神话而形成的。在三四千年前，人类社会有了纺织业，并结合对天文学的认识，关于牵牛、织女的故事便逐渐萌生出来。在西周的民歌《诗经·小雅·大东》中，人们已经把天上的星星与地上的耕织生活联系起来了。战国至秦汉，牵牛星、织女星被人格化。如《史记·天官书》记载，“牵牛为牺牲”，因为“南斗为庙”，在庙中祭祀必须以牛为祭品。而“织女，天女孙也”。他们分别居住于天河两岸，还没有发生联系，因此，七夕此时还不是一个节日。
进入汉代，封建制度已经比较完备，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模式反映在对星象的想象上，牛郎牵的牛不再是庙里的“牺牲”，高贵的天女也有了思凡之心，愿意做一个民间的织妇了。于是，就有了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汉代《古诗十九首》中有诗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中所描写的牛郎、织女虽已互有爱慕之心，但被清清浅浅的天河相隔，连说句话都不可能，只能隔岸相望，默默相思。善良的人们想方设法让他们相会，于是编出了鹊桥渡天河的传说。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中引《淮南子》云：“鸟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唐代韩鄂《岁华纪丽》中引《风俗通义》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汉文帝的皇后窦太后在少女时期头发稀少，因此受家里人歧视。每逢七夕之夜，家人纷纷走出家门看织女渡河与牛郎相会，却不让她出去。当时她的家人大概没有想到后来她会成为皇后，而且执政数年，并一直活到汉景帝、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时，在长安昆明池畔安放了大型牛郎、织女雕像。因此，关于牛郎、织女的故事已经广泛见于汉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班固在《西都赋》中写道：“集乎豫章之完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海之无涯。”张衡在《西京赋》中写道：“乃有昆明灵沼，黑水玄阯，……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蒙汜。”河南南阳有一块东汉的画像石，其右上方刻有河鼓三星，其下刻画有叉腿而立的牛郎，他右手高举鞭子，左手紧握缰绳牵着牛，左下方有四颗星作为二十八宿的女宿，其中还绘有一位挽着高髻作跽坐状的妇女形象，即织女，形象极为生动。这些传说与文学艺术反映出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已经形成，因而与他们的爱情相关的七夕节也基本成形。
七夕节之所以在汉代成为一个重大的节日，另一个原因是宫廷的重视，这与汉武帝有关。据《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是乙酉年（公元前156年）七月七日诞生于漪兰殿的，这使得当时已具节日雏形的七夕节突然显得重要起来。旧题班固撰、学者认为出于晋代葛洪之手的《汉武帝内传》中，还记载着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七夕节会见瑶池王母的详情。那是在元封五年四月的一天，汉武帝闲居承华殿，正与东方朔、董仲舒谈文论道，忽见一位美丽的少女身着青衣从空中冉冉而来，自称是“墉宫玉女王子登也”，是西王母从昆仑山派来，告诉汉武帝七月七日西王母要来会见他，让他从该日起持清静而斋戒，不理人间事。汉武帝承诺后，“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将天下四方政事全委托给宰相处理。到了七月七日，汉武帝“修除宫掖，设坐大殿”，燃起百合香，张开云霞般的锦幛作帏帐，点燃辉煌的九光灯烛，盘中装满玉门大枣，杯中斟满琼浆美酒，桌上摆列各种香果，如同“天宫之馔”。武帝自己穿上盛装朝服，静静侍立于阶下。二更时分，西南方白云升起，冉冉向宫中飘来，云中有箫鼓音乐、人语马喧之声。过了半顿饭时间，王母已来到殿前，群仙如鸟集于殿，光耀庭宇。王母乘紫云辇，驾九色斑龙，两旁有五十位天仙，皆乘一丈多长的銮舆。王母由两位侍女搀扶，上了大殿。那侍女看上去有十六七岁，都是明目流盼，神姿焕发的绝世美女。王母神采鲜明，仪态肃穆，佩戴着灵飞大绶带，腰悬分景之剑，头上高绾太华发髻，看去只有三十多岁，“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汉武帝内传》）。武帝上前跪拜问安。王母令汉武帝南面而坐，令侍女摆上不知其名的珍馔佳肴，又命侍女用玉盘端来七颗仙桃，王母自食三颗，让武帝食四颗。桃味甜美得难以形容，入口即化，余味无穷。武帝吃完后想留桃核作种子，王母告诉他这种桃树三千年才结一次果实，而“中夏地薄，种之不生”，武帝只得作罢。王母赐天书《五岳真形图》给武帝，又召上元夫人来见武帝。上元夫人传授武帝召天甲、左右灵飞之符方，这个符方可以“召山灵，朝地神，摄总万精，驱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龙”[12]。无疑，这个“七夕会王母”的故事是后来道教徒根据民间传说编出来的神话，与《潜居录》中所记载的汉武帝七夕登开襟楼遇仙女，仙女赠以“能避诸邪，群仙宝之”的宝剑等传说相似。但当时宫廷中已把七夕作为一个重大的节日，有种种宴饮庆贺活动却是事实。
《西京杂记》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晋人干宝所撰《搜神记》还通过汉高祖的宠姬戚夫人的侍儿贾佩兰在宫中的行事，记载了宫中七夕节的活动。这个侍儿后来嫁与扶风人段儒为妻。她在宫中时，每逢七月七日，都要在百子池跳于阗舞，并系五色线谓之相连绶。从上述记载看，“穿七孔针”是后来七夕“乞巧”风俗的先声，看织女渡河与用五色线结“相连绶”，也是把“七夕”看作爱情节的开始。
七夕的缘起有对爱情的向往，也有对帝王的神化。人们更接受的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体现了民间百姓对爱情与婚姻的美好向往。
五 重阳节：消灾避祸
重阳是夏历的九月九日。《易经》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故称“重九”，又因日月逢九，两阳相重，故名“重阳”。重阳之名，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屈原《远游》诗云：“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虽然有人认为这里的重阳是“九重天”的意思，并非节日之名，但后来重阳节特有的登高望远、饮菊花酒之类的风俗活动，在战国时已开其端。屈原《离骚》中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事物纪原》中又有“齐景公始为登高”的记载，即可以证明。但它们与重阳节之间有否联系还无从详考。所以从古籍记载来看，重阳节应该也是在西汉时定型的。
《西京杂记》记载，戚夫人的侍儿贾佩兰在宫中时，每逢九月九日便要“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花）酒”[13]。茱萸，又名“越椒”，或者称“艾子”，是一种药用植物，其味香烈，有驱虫、除湿、逐风邪、治寒热、利五脏、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古人把它作为驱邪的神物，在重阳节时人人佩戴。菊花，凌霜不枯，傲寒而开，气味芬芳，古人一直认为它有延年益寿之效。以菊花酿酒，在九月九日开坛取饮，汉时已成为时尚。重阳节还有登高的习俗，《西京杂记》记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从佩茱萸、饮菊花酒与登高祓禊的习俗来看，西汉时的九月九日虽不像五月五日那样是“恶日”，但也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从阴阳五行学说来看，重九是“阳”字登勤之日，地气上升，天气下降。天地之气交接，此时会有不正之气、邪气、恶气生发。所以节俗的主要活动是以辟邪去恶与祈求延年益寿为主要内容，登高显然是为避邪气。
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张道陵在四川创五斗米道形成道教的雏形之后，随着道教影响的扩大，九月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与登高的活动又被加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据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记载：“东汉汝南人费长房戒其道徒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灾，可令家人作绛帐，囊盛茱萸，系臂登高，饮菊酒，祸可消。’景如其言。夕还，见牛、羊、鸡、犬皆暴死。房曰：‘代之矣。’”这里所说的是东汉时随方士费长房学道术的汝南人桓景，他在外游学多年。一天，费长房告诉他九月九日他家会有大灾，让他速回家，全家人都要佩戴装有茱萸的绛色袋子，系于手臂上，登高饮菊花酒，才能消除灾祸。桓景依言而行，九月九日令全家登高。傍晚回家，发现家中的牛、羊、鸡、狗等动物全都死了。费长房说是这些家畜代替桓景全家受了祸。这种说法虽荒诞不经，但可以看出重阳节及其主要风俗活动在汉时已经形成。
重阳节的缘起与端午节相似，也是消灾避祸以精神活动来战胜恶的力量。
从汉代基本定型的节俗来看，其缘起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是给自己一种精神的力量。通过节俗的活动，神仙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远离人间的东西，他们可以与世间的帝王相会，可以接受民间的祈祷并满足人们的要求。鬼魅是可以驱逐的，它们怕门神、怕火、怕巨大的声响、怕桃木、怕茱萸、怕五彩丝线，它们不堪一击，不能破坏人们美好的生活。甚至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所形成的灾祸也是能通过节俗活动消弭的。所以汉代的节俗活动表现出汉代人精神活动的特点，即一种无畏无惧的积极向上的精神。而汉代的节俗活动与汉代的艺术一样，有着“尚大”“尚豪”“尚力”的力量与气势，呈现出大气磅礴、开阔豪壮的审美特点。
汉代，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形成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时期，是华夏文化的奠基时代，也是华夏审美精神形成大一统的时代。在汉代节俗中呈现的文化精神和华夏民族整体的审美精神，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与中华美学精神，以便更好地回应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任务——“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1] 王旭晓，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艺术学院教授。
[2]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7页。
[3]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中华书局，1965，第2554页。
[4]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二十四《乐书》，中华书局，1959，第1178页。
[5]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第四卷《岁时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第61页。
[6] （清）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卷二《夏小正》，中华书局，1983，第39页。
[7]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中华书局，1981，第564页。
[8]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561页。
[9] 黄晖撰《论衡校释》第二十三卷《四讳》，中华书局，1990，第977页。
[10]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第四卷《岁时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第75页。
[11]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志第五《礼仪中》，中华书局，1965，第3122页。
[12] （宋）李昉：《太平广论》第三《神仙三》，中华书局，1961，第15～23页。
[13]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85，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