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的地方领导阶层与地域社会
- (日)佐藤仁史
- 4142字
- 2020-06-24 23:35:28
第一节 夫束的结构及其得利者
一、清末夫束问题及其弊害
嘉定县夫束的成立和编设,已有稻田清一为我们进行了细致且深入的研究。他和笔者同样使用《疁报》,以该报的报道内容说明“图”(明清时期田赋征收的基本单位)这一地方行政单位如何推动地方统合。[9]笔者的关注点与稻田虽有交集,但笔者的问题是:清末民初士人对夫束的看法为何?对夫束的态度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关联,是如何反映到地方政治上的?以此为基础,本章欲弄清夫束问题及其发生的背景。
根据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三《赋役志·约法概要》的记载,夫束问题的起源与清初至雍正年间实行的徭役简化,有不可分的关系。在一条鞭法改革到摊丁入亩的过程中,嘉定县的徭役并没有完全被废除,而是被并到保正体系中,进一步再把税、役负担转嫁到按图编派的“夫束”之上。所谓夫束,原本是指专为疏浚河道而编设的一种劳役。按规定:田地多者充夫头,少者充协夫。后来,除水利外,“钱谷”与“刑名”两大行政经费,也一起推给承担夫束劳役的业主。这种不公的做法,时常引人非议。[10]山本进也曾以嘉定县夫束为个案,分析同治、光绪朝督抚主持下的财政改革。[11]夫束根据“夫册”底册中登记的所有田地或编户的资料来编派。有清一代,嘉定县对“夫册”虽做过局部性的修订,但未曾有釜底抽薪的改革行动,以至于夫束的弊害一直延续到清末。[12]
接着笔者利用革除夫束期成会上呈给江苏都督的一份陈情书,观察清末夫束的结构及其弊害。陈情书里对夫束问题的指控,可谓包罗万象,有助于我们对其有深层的了解。[13]根据陈情书,夫束的弊害结构,因下列原因而更加严重:(一)夫束编派本身就欠缺劳役分配的公平性;(二)行政费用又转嫁到夫束头上,让问题雪上加霜。至于劳役摊派的不公,还可细分:①“夫束”底册上记载的劳役负担者和实际上的田地所有者有出入;②因坐图、外图使得劳役负担人数减少;③乡绅免役。以下将分别讨论这三点。
第一,“夫册”上记载与实际拥有田地者不符的问题。夫束是按照每个图管下的耕地面积总额来分摊。耕地的所有状况、夫束劳役的分摊者、分摊数目都记载在“夫册”里。县衙的胥吏有需要时,便按着“夫册”去摊派劳务和经费。据称这“夫册”每10年作一修订,所以在这10年里,即便因土地买卖使得夫束负担与田地所有者之间出现实际上的偏差,但由于夫束的摊派记载并没有跟进,就常出现“役多田少”或“有役无田”者,因过重的负担而至穷愁潦倒。
第二,坐图、外图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出在夫束是按“图”为单位来编排的。一图的土地并不一定就是属该图(坐图)的业户所有,可能所有者是外图的人户。依照惯例,外图的田主可豁免土地所在之图的夫束劳役。于是利用这个漏洞,有些人就卖掉坐图的田地而购入外图的土地,如此一来,就得以免役。因此,原本按土地百亩以编列一夫的摊派原则,由于实存田地的减少,无计可施之下,只好按40~50亩或10~20亩的土地面积单位来承担一夫劳役。
第三,乡绅优免,造成负担不均。依嘉定县的惯例,乡绅向来对夫束就享有优免权。清末的嘉定县,不在地地主的现象日益频繁,不少土地归县城或上海、宝山富绅所有。这批富绅免役特权的替罪羊,便是本图的业户。由上可知,按底册应承担夫束的人与实际上应负担夫束的耕地数字互不吻合。夫束摊派伊始,已埋下劳役分配不均等各种隐患。
另外,夫束弊害之所以严重至此,是因为本地的业务经费也转嫁于夫束。行政费用负担如何转嫁到夫束头上?下面就透过征税的侧面来观察其结构。上述的陈情书中提到负担征税费用的弊害时,举出“陋规”与“捆垫”二事。关于“陋规”是这样描述的:[14]
一曰陋规之害。官之征粮倚库总为左右手。库总责之仓差,仓差责之粮差,粮差者即夫束所出之现年也。粮差不能直接于官也。而仓差之对于夫束遂巧立种种名目,以为敛钱之地,约而举之。若报现年费,若保结,若认状,若谕话,若仓规鞋袜,若板上钱,若封银,若看洋,陋规之名,析之不下数十种。一岁所需,每图率有数十元之巨。……近数年来需索尤巨。奸胥猾吏视为生利之大宗,而民间之生计乃大受其影响矣。此为大害之一。
“库总”相当于嘉定县的胥吏头目,从管理金库的库吏里推选。[15]与库吏同具举足轻重地位的是管理仓库的仓吏。[16]以库总为龙头的库吏、仓吏等胥吏集团,派仓差带领衙役,前往管辖该图的粮差处征收钱粮。粮差在地方承办催征钱粮的役务,和地保的情形一样,现年夫头不是雇人代征,便是自己充当。所以不论如何,现年必须承担陋规的结果是不变的。另外,有人经年累月包揽地保或粮差役务,为的是从中获利。这种专业化的现象,也是江南一个很显著的特征。[17]话说回来,他们在遭仓差百般勒索后,仍能从承揽的差保之役中获得利益,想来必定是他们背后和胥吏群体结成了私人关系。在这种情形下,现年夫头得咬着牙关,扛下重担。综合上述讨论,我们脑海里隐然浮现出一道需索的食物链。库总-库吏、仓吏-仓差、衙役-保正、粮差-现年,名目繁多的地方行政经费,推诿给现年业户的需索体系,顿时浮现在眼前。
除了种种“陋规”,包括上缴机关的费用都转嫁给现年以外,让夫束在征税业务之弊害更加不堪的原因,则出在“捆垫”。“捆垫”又是什么呢?[18]
二曰捆垫之害。捆垫者,勒令夫束现年赔垫钱粮之谓也。现年举办之粮差,官无俸给以养之,势不能枵腹从公也,乃不得不仰给于夫束之协贴,此垫于俸给者一也。一粮差之报充于上下两忙,必需现年预为垫缴若干,其数视图之大小以为差,大者百余元至数百元不等,小者数十元至百余元不等,此垫于起卯者二也。及粮务将竣,而富绅大户往往拖滞不缴,仓差不敢追也。荒田绝产又多,无从追索,仓差不肯问也。惟向粮差催迫结账,不结则缧绁随之。于是粮差不能垫,则责现年,以分任之。现年窘于追呼之吏之络绎其门。非向仓差认重利以贷钱,即变卖其田产以应之。甚至无产可卖,而卖妻鬻子,流离失所者,岁必数起。此垫于结账者三也。
名目繁多的行政费用重担,源于夫束劳役摊派的不均,迫使现年夫束为筹措经费,终至倾家荡产,甚至“卖妻鬻子”。仅从征税业务也可看出,现年被迫承受着过重的负担。不仅如此,连刑名、水利业务中也出现同样的转嫁现象。先看刑名业务,当所属的图发生杀人或强盗案件,县衙门派皂隶来调查案情,这时皂隶就向保正索取经费,保正转向现年索取各种经费。[19]另外也有现年充当保正或职业化保正来包揽。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一连串地方行政经费如何转嫁于现年的过程。再看水利业务,这原来也是夫束的分内工作,因水利事业系“官督绅办”,所以除了胥吏的需索,复加以“绅”中饱私囊,这虽与钱谷、刑名业务不同,但是对夫束强加的压迫则没有区别。
陈情书进一步抨击夫束弊害时,把焦点聚集在夫束体系的一个面向。稻田清一对夫束体系的分析极为透彻,他认为:以充当现年业户为首的群体性纳税的面向,和职业性的粮差来承包征收税粮的面向,是同时存在的。此一见解极具说服力。顺着稻田的见解进一步推断,对这难以截然划分的两个面向,废除夫束推动派集中炮火抨击夫束的包揽征收,但对群体问题——亦即达成地方统合的一种“合理性”问题,却等闲视之。[20]因此,凡触及革除夫束弊害的实质性行动,最后竟动摇了切实完成征税业务群体的根基。
二、夫束之得利者
很显然,高踞在夫束这一需索体系顶端的得利者是胥吏集团,他们通过差保执行实际的县政业务。由夫束所建构起来的此一利益群体,具体属于什么性质的势力?对于这一疑问,辛亥革命后担任民政长的许苏民(1867-1924),在南翔镇出版的《寥天一鹤》中,有一段值得琢磨的记载。当时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则“黄绅戴吏”的谚语,[21]说到嘉定县的胥吏集团,“戴吏”也就是戴氏一族的代名词,家喻户晓。[22]戴氏族人中戴思业,从清末至民初长年担任库总,也是县民政署的重要职员,充当胥吏头,把持行政中枢要职;只是到了民国初年,因涉嫌亏空正税而锒铛入狱。[23]另外,戴氏有11人在民初的县民政署担任职员。[24]他们下面有个胥吏“同业工会”,组织力强大,这应该是戴氏倚重的政治筹码,[25]戴氏一族不仅是胥吏,也是典型的地方精英阶层。戴思恭(1872-1958)就是一例。他有生员的身份,辛亥革命后在县政府身居要职,如嘉定军政分府副民政部长、县民政署总务课长等。1912年与1918年分别被推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912年在嘉定县组织共和党分部,是共和党、进步党阵营的骨干力量,对县政有极大的影响力。[26]从戴思恭表面的经历看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地方精英,但发生在清末的一起事件,则启人深思,让我们得以一窥他政治行动的本质。事情是这样的,戴思恭本来担任禁烟局总董,后因挪用公款而下台,连同选举权也被剥夺。[27]我们不难想象:在他挪用公款的行动背后,实际代表着一个将参与行政或接近权力视为发财良机的集团的痕迹;进言之,县衙里纵容贪污的人脉关系也发挥着作用。
图2-3 《寥天一鹤》
那么,透过需索体系而拥有既得权益的这一群体,支配他们行动的规范又是什么?我们不妨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胥吏或保正:他们分布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外围,试图斩断随着国家力量渗透在地方社会上的各种纽带;他们滋生蔓延,成为一中间团体,以获利为目的,即以功利之有无作为行动标准。[28]但柏佑贤认为:胥吏或保正等这种需索体系下的得利者,他们的行动可以从经济活动多层次的包揽结构——“包”伦理脉络中来理解。的确,柏的解读对于上述集体行动规范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理解。根据柏佑贤的看法,所谓“包”是一种“以物为对象时难以确定化的成果,以人为对象时得以确定化”的社会秩序。所以他表示:“在(包的秩序中)中国人的行动,特别是在社会上人与人的交往出现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社会之所以特别被称为人伦社会之缘由。”另外,柏对“包”伦理的见解是:它是“人际交往中所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借由引入第三者的包揽,以保证其稳定性”的一种规范。[29]
田地资料是税、役负担或行政经费负担的根据。当田地资料在管理上失去真实性时,此时的对策并非对物——即从技术层面下手,而是官方找胥吏或差保,由他们找现年业户去收拾。夫束问题就蕴含着这样把问题转嫁到“人”身上的结构。在这一转嫁结构中,也有不少胥吏或专业化的差保,靠着在县衙内或当地的人际关系包揽业务,赚取收益。这些人所承揽的业务,是倚仗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源,即动用关系来解决问题。但随着地方自治渐行发达,“包”这种伦理或其得利者,对有权参与政治的新一代精英来说,已成为眼中钉,是必须拔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