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晚清民初的思想、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了。但是我们很少从在地的眼光出发，讨论地方上的变化，甚至由“下”而“上”去厘清国家的变化。即使有，也都是从动乱时代的材料与状态着手，对于非动乱时代的状态了解不多。而佐藤仁史的《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一书，便是由“下”而“上”出发所做的研究中的一部好书。

承佐藤先生好意，要我写一篇序，我因为行政忙碌，无法一一综述本书每一章的要义，只能选择三个要点略抒我的感想。

2014年的诺贝尔奖化学奖，颁给了几位利用超高解析荧光显微术来窥探细胞内部分子活动的化学家，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提出从地方出发来看历史的道理，因为在这个层次内可以看到地方上非常细致复杂的活动。当然，历史不可能只写各个地方，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较大的发展脉络下来看它的发展。但是经过这一层的努力之后，再回过来看时视野、境界就显得不一样了。

为何要从“下”出发？“出发”是什么意思？用“出发”一词是强调“注意力”所投注方向的不同，注意力所及的地方才有历史；一如调整显微镜般，在聚焦之后，才能看到许多原先看不到的东西。如胡塞尔所言，注意力所集中的地方，光会有光晕及余光的、残余的之分；或如博格森的研究指出，人的注意力有一个浓淡的光谱，最核心的地区往往最为浓密。没有注意力，即使某事发生了，往往也不会被看到；即使看到了，也较少去面对它，或动手处理它。

从“上”出发或从“下”出发，观看事物的角度和视点是不同的。从“上”往“下”看的视野，和从“下”凝视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虽然看的是同一件事，但立基点不同，所看到的也往往不同。在变动的时代里，我们可以将焦点放在“地方”，看其信息如何传递，新的知识又在地方社群产生怎样的反应？什么样的信息传递是通畅的？何者被人们接受？何者不被接受？对于这些，我们目前都还没有基本的了解。

在佐藤的书中，我们看到从晚清新政以来，地方社会突然由一层变为两层。就像是第一章提到地方自治课题中，城镇乡内可以细分为城自治区与乡自治区。而且，在由上而下加上一层之后，还要将两层变回为一层，期望一切皆在中央“制度化”且能掌握的范围中。因应新的局势而出现了好几种现象。第一，不同层级的地方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第二，新旧之间的关系；第三，“下”与“上”、“上”与“下”之间更衍生出许多新的关系，它们往往互相循环取利，到底是“假意”或“真情”，不能一概而论，而且许多处还与在地的复杂实况相关。伴随行政区域的设定之后，带来税收、政党利益乃至官民人际网络的纠葛，我觉得佐藤在书中对这些极为复杂的层面做了很细致而有见解的处理，而这些层面是由“上”而“下”俯瞰时所不易察觉的。

这些复杂的状况不免使我们感到，一次又一次的新政策、一波又一波的新思潮究竟在地方上造成什么影响？好比一位篮球选手带球上篮，一般都只注意他上篮的动作以及是否得分，却忽略了他一路拍打篮球之际，每一次拍击，球的内部所承受的力量、撞击地板的角度，乃至于球的反弹都相当不同。拍打得太过用力，说不定球要泄气甚至破了；拍打得不够，球可能弹跳不起来。一方面篮球撞击地板，一方面则是地板将之反弹而起，这些变化，就像是地方社会产生的变化。如果我们一直只从全国性的角度，或仅从制度方面着眼，等于只是注意带球上篮及得分与否，不免忽略了球员拍打时篮球内部的变化。多年来，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在观察历史变化时，如何既观赏带球上篮的动作，又能注意到每一次拍动篮球时内在的冲击？

佐藤书中有几章在讨论盛泽、嘉定、陈行等地方社会内部的变化。盛泽的新知识分子在推动平民教育同时，也带来镇乡之间的分裂，使得“文明化”并不能涉及农村范围。而嘉定的政争，虽然只是一项夫束赋役改革，却凸显了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关系，并非能轻易革废。至于陈行的地方领导阶层，经由收集竹枝词来贴近百姓生活，并以乡土志诉诸“合群”与“改良”的观念。总括来说，无论是通过乡土志教科书内容，还是竹枝词民谣所展现的地方意识，地方势力与秩序都在不间断地重组，而来自中央的态度、政策及主流舆论的方向，往往是最大的划分力量。时代政治局势及思潮之起伏，其实与地方上不同势力之间的起伏也有分不开的作用。譬如书中提及夫束改革，即与晚清立宪派、革命派之势力起伏相关。这些看似地方派系的对抗，背后常有政治意识的主导，进一步演变到民国初年成为政党对立的关系。

受限于我个人的专业，我最感兴趣的是近代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词下渗的部分，还有新思想运动中它们向下渗透、扩散到什么程度。

佐藤认为市镇社会是这个新思想运动的末梢。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观念下渗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些筛选。那么，何以在广大的词汇、概念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到达下层社会？这些思想、概念又在地方社会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地民众对它们有什么特别的了解？它们为何与地方精英、现实派系的划分或权力的布局息息相关呢？

我所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是，近代地方社会是不是因为新报刊的流播，而出现一种“合伙人效应”。在佐藤的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新式精英惯于透过媒体，形成舆论，进而造成影响，如《疁报》这类在地媒体，对地方社会起过很大的作用。^[1]近代地方“舆论社会”的形成是一种新的现象，胡适曾在一篇英文文章这样提醒我们：“突然间，在地方出现大量的刊物，它们形成地方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小小的地方社会中，向来都是仰赖大都市提供知识的，它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舆论社会。”^[2]而这个舆论社会，在不同程度上把当地社会“政治化”了，它们反复发挥动员力量，成为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也造成地方势力的重新划分。

谈到“舆论社会”，我想借用智利小说家赫纳罗· 普列托（Jenaro Prieto Letelier，1889-1946）的《合伙人》（El Socio）中的情节稍作说明。《合伙人》借沸腾股市中的一个小人物，烘托智利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小说主角胡亮做生意很不顺利，常找人调头寸，却常常被人问到合伙人是谁？他索性就捏造了一个英国合伙人——戴维思，从此大发利市。人们于是不再相信胡亮，只相信他所捏造的合伙人，甚至最后弄得胡亮不得不安排一场假的决斗，将他的合伙人杀掉，并登报声明。但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决，胡亮在商场腾空而起，倚靠的是戴维思；后来他一败涂地，也是因为合伙人戴维思。^[3]

我认为近代中国“舆论社会”的形成，产生了一种“合伙人效应”，即订阅或批读新式报刊的人，在仿佛之间往往想象自己在某些地方有一群合伙人。每天送来的报刊也像一位定期来访的合伙人。这些合伙人的数量很大，彼此并不认识，却隐隐然关联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这个设想与Benedict Anderson的“印刷资本主义”，以及由“印刷资本主义”产生“想象的共同体”不无关系。我认为是有一群散布在各地、互不相识的读者，共同接受某一思想观念，隐隐然认为互相之间是“合伙人”，再由这个合伙人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合伙人群体是想象的、虚拟的，唯一的关系只是共同阅读；可是在巨大的时代氛围中，他们成为地方上象征权力的拥有者，而且支持或反对这些概念，成了划分派系、分割权力的工具。一旦大气候变了，“合伙人效应”当然也会面临变化。

佐藤的书充分吸收中、日史学界对地方社会的研究成果，他深入“地方性史料”，大量运用地方刊物、报纸、杂志，而且尽力掌握其复杂的互动关系，分析新旧政见与各种势力，这些势力既是思想意趣的，又是现实利益的，它们层层套叠又循环取利，构成了一幅色块斑斓的印象派油画。

王汎森

2015年秋天

[1] 此外，佐藤另有《20世紀初頭の中国における地方政治と言論——江蘇省嘉定県の地方紙“疁報”に即した初歩的分析》一文，富士ゼロックス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1999.12。

[2]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5册，第254页。

[3] 赫纳罗·普列托（Jenaro Prieto Letelier）著，曾茂川译，《合伙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