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不但丰富多彩，且极具变化。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则是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如此急剧的社会与文化变动，引发了众多学者关注明代历史的兴趣。他们将自己的观察点落实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晚明时期，深入其中，进而考察其基本的变化，并得出了几乎相同的见解。如余英时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之一”。^[1]周启荣认为，16世纪的中国社会，充满着矛盾与吊诡。其具体的特点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诸如城市化，城市文化的繁荣，教育机会与识字的增加，城居地主的出现，家长式统治和家族束缚的衰落，^[2]等等。俄国学者沃斯克列辛斯基对17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作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认为，17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这是一个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内具有显著转型特征的时代，一个因哲学、宗教、科学和道德等诸多传统观念发生危机而亟待重新估衡的时代，一个为寻求通向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的新途径而痛苦反思的时代。^[3]

毋庸讳言，由于研究者的切入角度不同，对这一段历史如何认知乃至定性同样存在着差异。如金克木通过中、西比较，对明代思想、文化的近代化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明代经济虽有发展，民间文化虽很热闹，但商品流通不畅，文化控制不衰，不可能出现欧洲同时期的经济和文化变革。他进而认为，明代还没有产生近代欧洲的个人人格理念和理性观念。从思想到知人论世、处理事务，还是惯于判断而不惯于论证，论证也往往是因果二段式、问答式，不是推理式。零星的思想火花各代都可以有，不能发展为文化思想。个人的享乐不等于“个人主义”。自私不等于“人权”。中国的文化史上没有出现欧洲的近代。^[4]这一论断，尽管亦可以视为一家之言，但有下面两点值得商榷，并进而引发讨论：一是作者或许对欧洲有充分的了解，但对明代社会、文化显然缺乏有深度的掌握，从作者仅仅简单举出王阳明、李贽、朱载堉、李时珍、汤显祖、徐霞客、黄宗羲、王夫之这么几个有名头的人物，可知作者尚未深入到明代史的深层。若是借此简单地论定明代商品流通不畅，文化控制不衰，即使不能遽判为武断，但说其对多年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或文化史学者成果的不尊重，则并不为过。二是这一论断，不可否认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影子，于是在对待中国独特的近代化道路的问题上，不免戴有一副有色的眼镜。

这就涉及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认识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研究，必须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这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坚持此论且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数沟口雄三与塞普拉（Cipolla）。沟口雄三的中国近代社会观，建立在以下两个新的观察中国的视野之上，以保证对中国近代化的考察不再带有主观片面性，而使其更加客观化。这两个新视点是：一是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视野（他把太平天国时期以后的所谓革命路线纳入范畴）向前推至前近代期，建立一个综合的或长期的视野，重新确立一个新视点，借此以俯瞰、推敲中国革命；二是反对把欧洲近代视为普遍性的价值基准以及一元性地归结到欧洲，而是具体考察中国（还有日本）各自的近代，如何以各自的前近代为基体，又如何借助这个基体表现出（纵使是在与欧洲的对比上）的相对的独立性。^[5]又根据塞普拉的观点，确定工业革命在任何国家的确切日期，一如确定中世纪或近代的开端，无疑是一种武断的做法。换言之，工业革命或者说近代化的来临，是一个在观念、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诸方面上发生综合变化的渐进过程。^[6]两者所言，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性且符合历史实际的看法，且对于重新认识明代社会多有裨益。

有鉴于此，作者选择明代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变迁这一特殊时期，以士大夫这一社会阶层为个案，并通过士大夫阶层的观念与价值体系的转变历程，借此阐明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的渐进乃至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