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中共创立时期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大会。很有意思的是，后来从长征结束时开始露骨地与毛泽东对立的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897年生）和刘仁静（后来变成“托派”，新中国成立后发表声明作了自我批评，生年不明）一起，作为北京代表出席大会。前一年3月，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代表来华，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河北人，北京大学教授，1889—1927），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安徽人，中共第一任书记，后来被开除出党，1879—1942），结果是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共产党的创立做了准备。接着，在这些共产主义小组之下，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把“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中国的是1902年的梁启超，自那以后约二十年，在中国开展了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其中的核心人物，特别是李大钊，他把曾受无知和歪曲宣传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正确意义传播到了中国，他在这件事上是有功绩的。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受到了这两人的强烈影响。他在第二次去北京时，似乎比上次有更多的机会同李大钊交谈。1920年9月，在长沙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推进留苏的运动。翌年春，刘少奇（湖南人，曾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1898年生）、任弼时（湖南人，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1904—1950）、肖劲光（湖南人，曾任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1903年生）、罗亦农这些人去苏联留学，就是由这一运动促成的。毛泽东自己同赴法留学运动时一样，也没有去留学。他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土地是1949年12月。不过，他当时已经在考虑应该实行俄国式“彻底的全面革命”，为此必须建立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他还在湖南的《大公报》（1920年9月5日）上发表文章，在给巴黎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也强调了这些观点。蔡和森转述了欧洲的社会运动现状，用激烈的语言批判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对此，毛泽东赞成说“见地极当”。恐怕正是为此，这一理论问题也出现在了中国。与蔡和森等人的来往书信，曾由毛泽东编辑成三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出版。^［34］在20世纪60年代中共同苏联共产党就原则问题进行论战时，曾提到考茨基、伯恩施坦在中国已有先例，或许便是指此。

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为了建立党的组织而活动。湖南地区委员会成立后，他担任书记。当时的地区委员会负责范围也包括江西安源路矿，他不仅指导长沙的手工业工人、人力车夫、工厂工人的劳资斗争，而且指导路矿工人的组织和斗争。那时候，李立三（1921年冬以后）和刘少奇（1922年秋至1925年春）进入安源，站在工人的前头参加斗争。

后来，在延安担任过财政部长的李六如（湖南人，1887年生），在其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作家出版社，1961年）中描写的，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党开展相当活跃的工作的情况。李六如（小说中的人物叫季交恕）是与武昌起义有关的志士，由于对国民党失望而在长沙十分苦闷。他在担任教员期间结识了何叔衡，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后参加了共产党。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留着光头，有人称他为“陆军头”，身材不胖，个子相当高，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是一个开朗的青年，穿着中式棉上衣，脚穿黑色棉布鞋。李六如为他经常手拿报纸和书籍走路那种用功的样子感到吃惊和敬佩。

1922年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他参加了翌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陈独秀对立），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上海的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1924年1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国民党合作是党的方针），被指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那一年冬季，他因病休假回湖南疗养。生病疗养，这也是他跟斯诺说的，而在其他资料中还有一种说法，即在党中央里人际关系不好，被迫以生病为名离开。据张国焘后来说，他是由于对国民党采取过于“右倾”的态度受到批评，被免去中央委员职务后派到湖南的。^［35］生病恐怕是事实，但是与陈独秀对立也是事实。这种事情可另当别论，比起当中央委员什么的，在湖南做农村工作对于他来说或许更为畅快。

1925年春，他出现在故乡韶山之后，马上号召农民组织起“雪耻会”，意思是清除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遭受到的国耻。然而，也不仅限于此，通过“雪耻会”的活动，他在故乡周围的村子里建立起共产党支部，培养了党的干部。据说，地主为此曾请求反动派出动军队逮捕他，于是他逃往了广州。他离开上海是在1924年冬，出现在韶山前的几个月是在长沙度过的。第一首词《沁园春·长沙》大概就是当时之作，或许是以当时的见闻和感想为基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