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被“左”倾分子排挤

后来，毛泽东在保安^［102］曾对埃德加·斯诺说：“从1932年10月起，直到长征西北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103］

1931年11月20日，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最后一天，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项英和张国焘），所以，他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并非不可思议。不过，可与被看成是中国共产党正史的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相对照，书中就此事是这样记述的：

“左”倾分子所组织的临时中央，在一九三三年也不得不迁入中央红军根据地。临时中央到达红军根据地后，虽然已与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工作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等会合，组成了正式的中央机关，但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特别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的领导。

《菩萨蛮》（第11首）并非写当时的战斗，而是回顾以前的战斗。这与过去以同红军一起战斗为题材的一系列词作略有不同。这恐怕还有被“排挤在红军领导之外”的原因。

所谓“左”倾教条主义集团，指陈绍禹（王明，安徽人，曾任中央委员，1904年生）、秦邦宪（博古，江苏人，曾任延安《解放日报》社长，1907—1946）、张闻天（洛甫，江苏人）、王稼祥（安徽人，曾任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何子述（不明）、沈泽民（文学家茅盾之弟）等。他们是留苏学生出身，因此也被称为“留苏学生派”。这些人从1926年开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春，该大学校长、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的米夫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们随之一起回国。燃烧着青年热情的他们与当时支配中国共产党的李立三形成了对立，经过艰难的党内斗争，他们掌握了1931年1月以后党内的权力，成立了临时中央委员会。而且，据说米夫和共产国际还为他们撑腰。由于“年轻没有实际工作经验”^［104］，他们超越民众中间强烈的“保卫中国”的要求，提出了“保卫苏联”、“保卫中国革命”的口号，再加上打击中间派，使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共产党组织，因为执行了他们的方针而完全被破坏。失去基础的党中央不得不离开上海，转移到江西省中央根据地。他们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失败。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是1933年9月开始的。动员的兵力达百万，其半数包围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国民党的兵力空前之多，不过，红军也壮大了起来，而且由于在福建的第十九路军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部队中分出相当多的兵力对付那里。因此，要是能够支援福建的革命政府，对于红军来说一定可以创造更有利的形势。然而，“左”倾分子强调福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反动性”，不予支援，便使其在短时间内崩溃了。此后，蒋介石就集中兵力向第一方面军进攻。

以南昌为据点的蒋介石的作战方针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不再穷追深入，而是在占领一个个地方以后进行固守，筑起碉堡，以备反击。他们还修筑军事公路，进行经济封锁，企图将红军变成瓮中之鳖。

碉堡是用土、木材、石头等修筑成的岗楼，内部有三四层，留有枪眼，是一个小型要塞。其优点是，红军的山炮或迫击炮根本破坏不了它。据1934年统计，从湖北南部到广东边界，共修筑了约7000个碉堡，由军队建造的很少，多数是让当地农民出钱出力修筑的。

蒋介石以这种作战为基础步步逼近，首先占领了黎川。共产党中央的“左”倾分子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进行反击，可因为碉堡的原因而失败了。后来，红军又攻打东南面的资溪桥，也遭到失败。在敌人主力和碉堡之间辗转之后，红军又转换成防御性作战，把兵力分散到各地进行抵抗。然而，这时红军已经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经过一年的苦战，只好从中央根据地撤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是1934年11月10日失陷的，三天前在那里刚刚举行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念大会。

在敌人强大、我方弱小的时候，应该采取战线流动的运动战方针，而不应该采取战线固定的阵地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原理。不过，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在《毛主席诗词》出版以前，有人推测《清平乐·会昌》是1929年即第三次攻打福建时所作。从内容上看，这样的理解并不勉强。而按正式版本的说法，那是1934年夏写的。然而，那时候毛泽东是在那里么？会昌是江西南部的县城，那里是粤赣党的领导机关和军队指挥机关所在地，离前线只有30多公里。当时，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南方战线的红军第二十师便驻在会昌县城。如果黎川方面是主要战场的话，那里是以掩护后方的形式与数倍于红军的两广敌军作战。虽然尚未发现解释毛泽东曾到与主战场相反方向的会昌的有关资料，但当时在会昌的一位政治指导员写了回忆录，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105］

按照回忆录的说法，当时红军第二十二师正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就几天前筠门岭战斗的失败教训进行总结。他们在筠门岭以近半年的时间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但最后遭到三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攻击，战壕和掩体均遭破坏，子弹缺乏，最后撤退到了筠门岭以北的新开河，重新构筑战壕。过去曾转战江西、福建各地连战连捷的干部战士，对第四次反“围剿”后期提出的新军事方针不满，该方针与通过流动式游击战积极对敌发起进攻的毛泽东的做法不同，是一种固守战壕的消极防御方针。形势一天天恶化，兵力眼看在减少。而在农村又采取了消灭富农的政策，中间阶层开始动摇。随着国民党大军的接近，谣言在苏维埃区内流传，还有人公开打起“白旗”，手持梭镖和枪支发动叛乱骚动。在党内，也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类的现象，并且采取了直接从苏联输入（大概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所以“使人惴惴不安”。

第二十二师的干部们（执笔回忆录的政治指导员等）认真地总结了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坦率的反省。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搞清楚，正像会场（新开河的祠庙）外的天气一样，人们的心情阴沉沉的，如乌云低迷不见晴天。尽管模糊不清，但他们已经感觉到打败仗的真正原因在于第四次反“围剿”后苏区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当时，司令部作战科的值班参谋来到回忆录作者那里，转告他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从会昌打来电话，想与前线指挥员通话。毛泽东在电话中对第二十二师的英勇战斗情况给予热情慰问，并指示今后要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牵制敌人，同时主力要进行整顿。而且毛泽东还出了题目：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打不好仗？回忆录的作者说，他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意识到毛泽东想说的是什么。接着，毛泽东又讲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秘诀：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小股敌人。敌人若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要打他的尾巴；如果敌人是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回忆录的执笔者说，他紧紧抓住电话，从心里喊出：“对呀！对呀！”第二十二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重新调整了战术，并在各部队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所以士气高涨，在四五天时间里，通过小规模的战斗打败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农村工作也改进了。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或许想在南方战线找到挽回败局的办法。如果认为北方战线失败明显的话，那么在1928年以后，证明在多次战斗过的地方，如成功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游击队的江西、福建省交界处寻找出路，并非不可思议。这种推测或许有点过分，毛泽东可能想在按自己的军事方针改变南方战线局面战胜国民党之后，以此胜仗为依据，来纠正党中央的极左倾向。即使毛泽东没有这样的想法，对比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方针造成的北方战线失败与按照毛泽东的方针带来的南方战线胜利的事实，人们自然而然也会清楚，在总体把握中国革命方法的基础上两种方针的优劣。

然而，“特别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的领导”的动向，也并非没有在得到暂时平稳的南方战线反映出来。在毛泽东之后赶来的中央工作检查团，检查了第二十二师的干部。有些人被免职，有些人被开除党籍，有些人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招待所”。毫无疑问，这种检查和处分是站在与毛泽东相反的立场上。

说是“招待所”，而回忆录中并没有清楚地加以解释，只知道那是在“国家保卫局”管辖之下，大概那是作为特别机关收容政治犯的地方吧。据说，受到处分的干部尽管内心不满，但他们以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观点，以及通过自己受处分可以让其他党员吸取教训这一对党的忠诚态度严格要求自己。回忆录的笔者也被送到过“招待所”。比他晚两周，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的团长和政委也被收容了。他从他们两人那里听说，毛泽东还在南方战线与红军战士亲切交谈，分析形势，指出了今后的方针，十分高兴。这位笔者当时只有20多岁，他想不到在毛泽东的这些活动与自己被处分之间，存在着用肉眼看不到的激烈政治摩擦。然而，有一天，同样进“招待所”的另一个同志问他：“老弟！你知道不？现在有人在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他很吃惊，又听这个人解释：“我也才知道党内存在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种可以说是牢房的环境里，回忆起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和红军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以来的经过，他认为还是毛泽东的方针正确。1934年10月，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作者好像以被收容者的身份参加了这次长征。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

回忆录中说：“我们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读到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一声春雷，在我们耳边震响着。亲身体会到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多大损害的人，当时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是很难形容的，我们激动得掉下了眼泪。拿着一份油印的遵义会议决议，如饥似渴地、逐字逐句地阅读。”就在第二天，他们都被分配了工作（即被从“招待所”释放出来了）。……

为了理解第12首词，此处将涉及其他一些事情。身在南方战线，因而将视野扩展至那里的毛泽东的背后，存在着从上述回忆录作者命运中可以看到的情形。也许这首《清平乐》中“风景这边独好”一句的“独”字，反映了毛泽东所处的这种困难处境，以及为克服困难打开革命局面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