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者、改革者、实践者和思想者——《中国高等教育散论》编者前言

高等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职能，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发展和1999年开始的空前规模的大扩招，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成就显著，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一举迈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处于从做大中国高等教育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转变的伟大时代。而这一实践和转变，也为高等教育自身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平台。

在世纪之交的十年和新世纪开头的十一年中，纪宝成教授作为一名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者、改革者、实践者和思想者，亲身参与、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性变革和跨越式发展。前十年，纪宝成教授作为政府部门的重要教育官员，先后担任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方向和路径的一个探索者和实践者，高等教育政策和改革方案的一个制定者、执行者和推动者，同时，他还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一个思考者、总结者和解答者。这个时期的一部分文章、讲话和访谈，收录到《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规划、体制与发展》一书中。

后十一年，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带领中国人民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实施“十年基础、十年腾飞”的发展战略，启动并推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历史进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赢得了师生校友的广泛赞誉。中国人民大学的改革发展成就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和海内外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评价。纪宝成校长这方面的一些文章和讲话，收录到三卷本的《大学的探索》一书中。与此同时，纪宝成教授从一个大学校长、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的视角，对宏观高等教育问题也进行了新的深入思考，作为一个专家学者、咨询者和建议者，既同过去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又有不同于政府官员的角度和视野，对新世纪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新的价值、新的作用和新的启迪。这方面思考的一些成果和文章，收录在读者朋友看到的这本《中国高等教育散论》一书中。

二

《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学的探索》和《中国高等教育散论》构成了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的主体部分。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纪宝成教授的个人经历、学识素养和工作实践是密切相关的。纪宝成教授1966年从北京商学院毕业后，大致经历了十年基层、十年教师、十年教育官员、十余年大学校长的职业生涯，期间的1978年至1981年，纪宝成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后留校任教。这一独特的知识背景、工作历练和人生历程，为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特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微观成型期（1981年至1991年）：纪宝成教授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了高等教育界的职业生涯。他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在教学实践中，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打通古今中外，注重教学法的研究和应用，因材施教，教学效果良好，深受学生欢迎，曾连续三年被学生评为“最佳授课教师”。他的科研成果也非常突出，并于1989年12月被破格评为教授，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他重视教材建设，主持编写的《市场营销学教程》自1989年出版以来被广泛使用至今。1985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务长和教务长，负责招生、教学管理、学科建设、学生事务、对外交往等等，做了很多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包括受国家教委委托主持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目录的修订。这十年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使得纪宝成教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高等教育的微观层面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思考，对大学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二）宏观成型期（1991年至1996年）：1991年12月，纪宝成教授从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长的岗位被任命为商业部教育司副司长（主持工作），半年后担任商业部教育司司长，又续任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负责管理商业部和国内贸易部十几所类型不同的行业性高等学校和全行业系统的中等职业教育、成人继续教育。这段时期，纪宝成教授积累了丰富的宏观高等教育管理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关系，高等教育的结构、规模、效益的关系，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高校的运行机制，高校的学科建设、教学质量、学科专业设置，商科高等教育的发展等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和论述。这一时期，他关于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以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等方面的思想认识已经成型。比如，他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较早地论述了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公益性，提出教育不可能完全商品化、市场化，“完全用市场化那一套搞教育是行不通的”，“教育是需要通过政府来投资的，试图通过教育来挣钱是不行的”。这样的重要思想他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二十多年，是他较早呼吁加大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

（三）全面发展期（1996年至2000年）：1996年3月，纪宝成教授调任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后任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参与到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火红的年代”、“战斗的岁月”当中，完成了从行业性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向整体的、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者的身份的转变。这一时期是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全面发展的成熟期，他关于高等教育的思想认识融入到他参与制定的改革方案、政策和实践中，而他负责制定的政策和方案又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的高等教育思想，这是一个鲜明的特征。比如他创造性地提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计算方法，既有较强的学理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指导性，这个计算方法是与国际接轨的，并沿用至今。此外，他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必须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并归纳出处理好十大关系，涵盖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他在汹涌的市场化大潮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他清晰地梳理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要解决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学校、学校与社会以及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等四个方面的关系问题；他系统地提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要形成四个“三”的格局；他较早地关注并论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等等。周远清同志曾对纪宝成教授这段时期的文章和讲话有如下评价：“是针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措施对策”；“包含着作者本人的理论探索，体现着作者的理论勇气”；“有的讲话虽没有展开，却包含着新思想的萌芽”。这些评价是准确而到位的。纪宝成校长一直站在高教管理体制理论探索和改革创新的前沿，为世纪之交高等教育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和跨越式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深化丰富期（2000年至今）：2000年9月，纪宝成教授离开教育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至2011年11月。在开展具体的办学实践，办好人民大学的同时，他继续对宏观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对在实践中形成的高等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化、拓展、提升和丰富。比如，他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上升到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明确提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做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政方针”，而不仅仅是教务处长们所提的教学质量，使得人们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全面的把握，并从宏观发力和微观努力两个层面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进行了系统论述。他对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思潮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剖析和批判，高高举起“为公立学”的旗帜，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证明了纪宝成教授长期以来坚持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正确性。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纪宝成教授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高等教育大众化看作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涉及社会的就业制度、就业观念、人事制度等方方面面。长期以来，纪宝成教授一直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变化趋势，对高等教育规模长时间快速增长的情况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个特点：一是以更快的速度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二是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总结了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三个跟不上”、“三个盲目性”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他提醒人们注意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建议采取“低速增长、稳步发展”的方针，注重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2006年11月，纪宝成教授应邀出席温家宝总理主持的教育座谈会，作为当时唯一在任的大学校长，他在会上就高等教育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发言。纪宝成教授还作为课题负责人和咨询委员会顾问，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制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三

《中国高等教育散论》主要收录了纪宝成教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期间关于宏观高等教育问题的部分文章和讲话，是其高等教育思想深化丰富期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些文章和讲话涉及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多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一个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考和认识，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内容，提出了多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路和方案，初步构建了富有特色、结合实际、符合规律的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实践发展和理论阐述的体系、框架。综览纪宝成校长这一时期的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述，可以发现其高等教育思想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是立足基础性，彰显战略性。对高等教育基本制度、基本结构、基本功能的关注，对高等教育重大主题、重要问题和重点难题的关注，是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纪宝成校长曾明确提出：“固然要关注教育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我觉得，要更关注教育的实质性和深层次问题。我们既要关注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也要关注教育本身问题;既要关注教育目前的一些问题，也要关注全社会长远、全面和根本的利益问题。”比如他建议将高教体制和科技体制统筹考虑，改变高教体制和科技体制“两张皮”的问题；比如他主张将高等教育分为“两个体系”（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实行“两个高考”；比如他将大众化高等教育视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提出一系列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建议；等等。正是这一系列的立足基础问题的“关注”，使得他对高等教育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宏观把握能力和分析能力，因而其观点和建议具有很强的战略性。

二是立足实践性，彰显旗帜性。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干中学，在工作中探索、总结、提升、创新，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实践问题，是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正是因为关注实践，与实践关系紧密，才能紧扣时代的脉搏，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也具有很强的旗帜性。比如，坚持教育的公益性，成为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一面旗帜；坚持教育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筹集为辅，成为主张政府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一面旗帜；呼吁全社会重视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成为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面旗帜；首创国学院，探索国学高等教育的理论和模式，成为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系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深刻剖析市场经济对高校的负面影响，成为主张坚守大学使命，守护大学精神的一面旗帜；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高等教育发展乃至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梳理、反思和解答，也使得纪宝成校长的观点和主张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和公众认知度。

三是立足理论性，彰显一贯性。曾经有人以开玩笑的方式提出“纪校长反对纪司长”的说法。对此，纪校长自己做了解答：“我认为‘纪校长’和‘纪司长’本质上是一致的，观点是一致的。……众所周知，我当司长时，坚决反对国民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反对‘一校两制’，坚持最基本的办学条件要求，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今天，我依然是如此，并没有发生‘纪校长’反对‘纪司长’。所以‘纪校长’很多时候都是赞同‘纪司长’的。”的确，纪宝成校长的基本思想观点具有长期的一贯性，能够在压力和风险面前坚持正确的主张不动摇。做到这一点，除了他本人的人品、个性和思想作风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观点和主张能够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符合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正确揭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高等学校的办学规律，这一点在他近二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此外，他对国际文化交流作为高等教育第四项职能的探讨，对大学“国际化”和“国际性”的辨析，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和特性的系统论述，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概念和关系的研究，对“宁静校园”的阐释，对所谓大学“去行政化”的议论，对德育与智育的关系的把握，对大学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的论述等等，都具有很强的思辩性和理论性，“看似平常却奇崛”，令人耳目一新。

美国学者布鲁贝克曾经把高等教育哲学分为两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和以政治论为基础。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则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实际上，从布鲁贝克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政治论的内涵，包含了认识论的成分和内容；认识论的取向，包含着政治论的目标和价值。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这两种思想观点往往交叉在一起发挥作用，重要的不是采取哪种哲学理念，而是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和交融。作为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名探索者、改革者、实践者和思想者，纪宝成校长既不同于纯粹的书斋式的学者，也不同于教育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他的高等教育思想，实际上就很好地体现了认识论和政治论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的平衡和交融。他善于将高等教育的抽象理论和思辨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鲜活的实践相结合来探讨问题；他善于将个人全面、和谐、自由的发展同知识的创造、学术的繁荣以及国家社会的发展需要统筹起来考虑问题；他善于通过“大实话”提醒被忽略的常识，揭示被“窗户纸”遮蔽的真相，发现人们习焉不察的重要问题，纠正人们习以为常的认识偏差。而这些，或许正是纪宝成高等教育思想的魅力所在和动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