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然科学的革命同社会科学的关系

第一项　自然科学革命对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意义

在第二章当代西方科学技术结构与功能的转变的分析中，已经大致说明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转变对于当代社会理论的深刻影响。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革命，对于当代社会理论的思想方法和基本论题的影响已经构成了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本章更进一步具体地说明自然科学的革命同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特别是说明这场革命对于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实际效果。

当代自然科学的革命对于社会理论研究的影响，首先是对于“科学”本身的认识问题。什么是科学？长期以来决定着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科学发展的方向。这主要指的是有关科学的标准、理论模式、方法论和发展规律的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当然首先影响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当自然科学仍然处于古典自然科学的发展阶段的时候，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中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些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则，在16—17世纪以后，受到了笛卡儿（RenéDescartes，1596—1650）和康德的哲学的影响，更进一步全面地控制了科学的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而自然科学各个部门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些传统原则的统治地位，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

按照上述传统原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将大量的经验事实加以收集、分类、分析和综合，然后运用逻辑归纳和演绎，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通则。在这样的科学观点指导下，一切科学似乎都是以追求精确性和经验可证实性为基本目标。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越来越突破上述传统的范围，在传统界定的经验领域之外，不断地发现许多新的可能性的领域。“经验”已不再成为“精确性”和“可证实性”的同义词。这样一来，科学也不再局限于那些“精确的”和“可证实的”感性经验的世界范围之内。

第二项　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革命及其理论意义

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发展和新成果，不仅改变了科学家和一般人对于科学及科学研究之对象的认识，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社会观、历史观和人生观。在现代数学这门学科中出现的“博弈论”，以及在量子力学这门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的学科中所提出的“波粒二象性”的概念，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可以由此说明当代自然科学的变革对于社会理论发展的影响。

数学的博弈论提出了有关数学语言的一系列重要的行为问题，它从数学观点观察和分析类似于人类游戏活动的复杂行为，研究游戏中各个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所以，博弈论远远地超出传统数学的范围，提出了必须从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加以综合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博弈论已经不是像传统科学命题那样，把重点放在对于现实对象的简单描述。它所强调的是预测性的可能发生的事件和后果。因此，博弈论不同于传统科学，不是依据固定不变的公式去寻求某个固定的确实答案。博弈论所研究的是人们如何按照游戏战略而理性地行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他们的行为将是如何。在消长博弈或零和游戏（zero-sum game）的复杂行为中通行的原则是：获胜一方的得益足以引起失败一方的损失。在这种类型的游戏中，尽管双方都知道固定的游戏规则，但每一方都有在实际行动中选择规则的自由。因此，当每一方进行选择的时候，并不知道对方所进行的选择。这种消长博弈的游戏模型是建立在潜在冲突和各种可能性的实现的基础上。而且，这种模型还提出了有关游戏各方的信息和信息的有限性的问题，因为双方共同知道的唯一信息，只是博弈的规则而已。在非消长博弈（non zero-sum game）中，博弈双方可以对合作和不合作进行选择。由于社会生物中人们的实际活动总是合作与竞争的混合物，所以，上述非消长博弈模式对于研究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运作逻辑会有重大的帮助。

物理学中最先进的研究领域量子力学，已经远远超出物理学的传统范围，同包括数学、哲学等一系列跨学科的各种理论研究相结合，考察微观世界的基本结构及其运动规律。量子力学的每一项重大成果，都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物理学，甚至整个科学的发展进程。量子力学强调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它们的运动不能用通常的宏观物体运动规律来描述。在这方面，德布罗意（Louis Victor de Broglie，1892—1987）、薛定谔（Erwin Schroedinger，1887—1961）、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和狄拉克（Paul Adrien Maurice Dirac，1902—1984）等人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量子力学用波函数描述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以薛定谔方程确定波函数的变化规律，并用算符和矩阵方法对各种物理量进行计算。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相结合，逐步建立了量子场论。

20世纪20年代，在认识了微观粒子具有量子性质以后，在量子力学基础上对经典统计物理加以改造而形成一种新的量子统计方法。与经典统计不同的是，量子统计除了考虑到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不连续性以外，还考虑到它们的“全同性”。所谓“全同性”，就是说，当交换两个相同粒子的时候并不出现新的状态。由于微观粒子分为费米子和玻色子两类，前者符合泡利不相容原理，后者则不符合这个原理，所以量子统计又分为费米-狄拉克统计和玻色-爱因斯坦统计。在温度比较高，因而可以不考虑微观粒子全同性的时候，量子统计往往近似地化为经典统计，被称为玻耳兹曼统计（Boltzmann Statistics）。

同样，理论物理的发展，也推动了其中量子化学、量子光学、量子电子学和量子生物学等新学科的发展。这些年来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又使上述新学科产生了更多的新分支学科，同时，也产生了横跨这些学科的一系列综合性新学科。遗传工程科学的发展，加强了自然科学对于生命现象的研究，不但为人工生命的发明和制造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推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全面协作，为探讨人工智能和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创了新的视野。所有这些新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看法，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科学的看法，特别是改变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传统关系。其结果，自然地引起了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广泛而深刻地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观和行为观，导致20世纪60年代后一系列包括“后现代”在内的各种新的社会理论的产生。

第三项　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对当代社会理论的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正如本书第二章第一节所指出的那样，当代控制论、信息科学和系统论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和当代社会理论的理论模式和基本概念。帕森斯在《行动、象征和控制论的监控》（Action，Symbols and Cybernetic Control）一文中，强调指出当代语言学有关语言二元结构的观念和遗传学有关遗传密码的论述，都直接影响了社会科学领域中关于社会结构和行动模式的研究（Parsons，T.1982：58-59）。

接着，帕森斯更具体地将系统论的系统观念运用到社会学领域中，并将“组织”界定为一个具有专门目标的系统。在“组织”这个专门系统中，存在着可以观察到的结构，具有实现目标和发挥特定功能所需要的资源，而且其自身也具有制度化的程序来运用这些资源。帕森斯甚至将组织的这种系统性运用于说明社会及其次系统的性质。

当代系统论也为社会的演化和变迁提供了另类的说明方式。系统论的著名代表人物普利高津（Iiya Prigogine，1917—2003）在《从存在到演化》（From Being to Becoming：Time and Complexity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1979）的著作中指出：“在平衡状态附近所有的涨落都是衰减的。但在远离平衡时，在不稳定点附近涨落有很大的反常；最初往往是在最小范围内发生，最后就在大范围内出现，以致使整个系统的样子都改变了，产生了新的状态。”（Prigogine，I.1979）普利高津的上述系统演化论为社会系统的演化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演化论的新的说明。

同样属于系统论，但又不同于普利高津上述观点的系统演化论，对于系统演化给予了另一种不同的说明。按照这一种系统演化论的观点，对于互相约束并互为环境的多系统来说，如果其中一部分系统有不可逆过程引起“熵增”，那么它们一定向某些其他系统发出信息。如果熵的增加标志着退化，信息的聚集标志着进化，那么在熵增的系统退化的同时，获得信息的系统就必然进化。按照这种理论，即使在孤立系统，其内部的不可逆过程也通过与环境的动力学作用而发出信息，使系统中熵增加的同时，也必定向外界发出信息。信息的产生就使互相关联的系统发生演化。这也就是说，系统的平衡状态也可以对进化作出贡献。

荷兰系统科学教授哈肯（Hermann Haken，1927—　）在他的《控制论与社会》（Cybernetics and Society，1977）一书中，将“结构”的定义归纳成两种：第一，结构是一组元素以及这些元素之间的一组关系。第二，结构是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可以用逻辑的、数学的或一般语言的描述来表达。此外，哈肯还进一步对系统结构的稳定性进行了系统论的说明，这种说明是以社会层次的组建方式为中心的。随着社会系统的网络的复杂化，社会的层次结构也纵横交错起来。从逻辑上看，社会的各层次结构，协同堆积、对称、宝塔式、树型、网状等基本结构，都具有互为依托和相互补正的稳定性。层次结构能使社会上层与下层进行信息沟通，使目标得以贯彻，资源分配有序，规范层层贯彻流通，保障了社会生活的稳定（Haken，H.1977）。

第四项　自然科学基本概念的转变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重新调整了人们对于科学基本概念的认识：“合理性”、“规律”、“逻辑”、“精确性”、“模糊”、“可能性”、“稳定性”和“必然性”等概念。长期以来，它们构成现代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中心范畴。因此，对这些概念认识的转变，也改变了对科学的本质、基本任务和基本方法的看法。

以色列巴尔·伊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吉塔·图莱亚（Gitta Tulea）和厄内斯特·克劳斯（Ernest Krausz）共同研究当代西方社会的变迁及其特征之后指出：“由于我们的历史，甚至最近和最直接的历史，可预见性越来越少，（变迁的）偶然性的幅度，呈现为社会现实的一种不变因素，并因此而变成为社会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而且，这样一来，它也成为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学诠释的基本观点。”（Gitta Tulea and Ernest Krausz，1993：210）

同样地，另一位研究后现代社会的专家阿聂斯·海勒（Agnes Heller，1929—　）也指出：“偶然性的显现是现代世界的基本条件（the appearance of contingency as the condition of the modern world）。”（Heller，A.1988：531-550）

霍金（Stephen Hawking，1942—　）则进一步指出：“在微观物理和宏观物理中，在生物学领域中，非决定性的概念越来越被公认为正当的诠释性的，甚至是操作性的手段或工具。”（Hawking，S.1988）扎德（Lotfi Asker Zadeh，1921—　）在1965年创建的模糊集合论和他在1978年结合概率论所提出的“可能性理论”，为“不确定推理”提供了新的方法。模糊数学被引入模糊集合及其隶属函数，打破了经典集合论有关确定的二值逻辑的局限，转移到多值逻辑，也就是不可数的多值逻辑的基础上来。这就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认识的“是”和“非”的狭隘标准，使属于某个集合的绝对的“是”和“非”的关系变得更加灵活。

通过模糊数学和模糊理论的研究，也进一步提高了对于人类语言的功能的认识。人类语言具有表达主客观模糊性的能力。扎德从研究模糊语言入手，把一个以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中的字句作为“值”的“变量”，称为“语言变量”。他以“真”、“很真”、“完全真”、“不很真”和“不真”等词作“值”，把真假当做语言变量加以处理，得出了模糊逻辑的系统，为“近似推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fuzzy Logic）的诞生，填补了传统逻辑关于思维模式研究中的空缺。逻辑学家哈克（S.Haack，1939—　）认为，越来越多的逻辑学家已经注意到“模糊性（Vagueness）或含糊性、不明确性”在逻辑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Haack，S.1978）。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模糊数学迅速地发展，其研究成果包括“模糊模型识别”、“模糊综合评判”、“模糊语言”、“模糊逻辑”、“模糊控制”、“模糊规划”、“模糊拓扑”和“模糊测度论”等等。所有这些对于研究人类思维模式和人类行为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新价值和新观点。

数学、逻辑和思维科学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人工智能科学和遗传工程学的进步。同样，自然科学其他部门的最新成果，也同数学、逻辑和思维科学的新发展相呼应，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改进和完善化奠定了基础。

显然，当代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对自己的认识，改变了对人的思维和认知活动的本质和基本任务的看法。例如，目前有关认知结构方面的理论或学说，就深受计算机所谓IP模式的基本的思考取向的影响。此种取向基本上是把人类大脑看成是高级的计算机。

关于在这种情况下所提出的“语意网络模式”（semantic network models）和“群集模式”（clustering models，Solso，R.L.1991：206）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例证。近几年来，随着许多研究者的努力，虽然这两类基本模式又各自逐渐发展，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变种（variations）来，但是基本的想法还是离不开计算机的基本模式。

依据语意网络模式，人类的知识在记忆结构里是由许多概念的符号来形成基本节点，而某种符号又把这些节点之间联结成“语意网络”（semantic network）。

在此基础上，一个完整的语意网络就更加复杂得多。一个完整的网络，就是将许许多多的节点以及许许多多的箭头，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因此网络模式的基本想法，就是把知识当成许多符号以及这些符号之间的关系的某种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各个符号又根据符号间的相互关系来界定各个符号的意义。

第五项　自然科学革命对思维认知模式的改造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不但改变了社会本身的结构，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的看法，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思维活动、认知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的看法，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本身。通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某些重要概念，像时间和空间，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社会科学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对于社会行动中的时间和空间的结构和性质的最新研究，也同样对自然科学发生了重要影响。本书将在第二篇、第四篇和第五篇，深入说明自然科学中的时空概念对于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当代许多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包括鲁曼、吉登斯和布尔迪厄，都以崭新的时间概念，作为重建社会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

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受到传统知识论的影响，一直以自然科学为榜样，把寻求客观对象的带普遍性的通则或律则看做是基本的目标。按照这个观点，“科学”之为科学，就在于能从瞬息万变的和不定的现象中归纳出具稳定性的普遍规律，为人们提供一般的真理。这样一来，凡是不能总结出对象的普遍性通则或律则的研究活动，都要被排斥在科学之外。这种传统观点曾经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凯旋式的进步而根深蒂固。正因为这样，对偶然性的研究也慢慢地被忽视，甚至被排斥在科学之外。

然而，如果说自然界本身原本就充满着偶然性的话，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就更加充满着偶然性。社会中的偶然性之所以更加普遍，甚至更加横行，就是因为社会中有“人”的因素，特别是“人”的极其复杂的思想和精神活动的干预和介入。

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文化越发达，“人”的极其复杂的思想和精神活动，就越干预和介入社会生活，社会的运作就越带有偶然性，整个社会越渗透着不确定的因素。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东（Raymond Boudon，1934—2013）和布里科（Francois Bourricaud，1922—1991）在谈到当代社会学研究模式及方法时指出：“（长期以来一直被看做是否定性和消极性的）非决定论（indéterminism）及其方法，已从边陲地位变成为一种基本的方法。它成为分析大部分当代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把决定论看做是科学诠释的基本假设的那种观点，至少在社会科学中，已占据次要地位。”（Boudon，R./Bourricaud，Fr.1989：115）

本书第四篇将详加论述的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也强调社会系统的“复杂性”（komplexitaet）、“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鲁曼指出，其系统理论所强调重点不在“结构”，而是“功能”之运作及其效果之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依据相对的、相关的和多重交错的“参考点”（bezugspunkt）的功能分析的原则，就是其“功能分析的最基本和实质的问题”（Luhmann，N.1979：5）。正因为这样，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极力反对传统社会学理论方法论中之因果决定论，同时也强调任何理论化约之有限性、相对性、不确定性及可变性。由此，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所论述诸因素，具有高度的“偶然性”（kontingenz）（Luhmann，N.1987：379-388）和“双重偶然性”（doppelte kontingenz）（Ibid.：148；603-618），也具有“自我指涉”（selbstreferenz；self-reference）、“自我生产”（autopoiesis）和相互“沟通”（kommunikation；communication）的特征（Luhmann，N.1987：66，126f，634；1975：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