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利奥塔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批判

利奥塔是后现代理论家中集中研究“后现代的条件”的著名思想家。他有关“后现代的条件”的分析，实际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个社会理论的中心是集中批判现代和后现代的知识问题。在这一点上，利奥塔几乎和福柯、德里达和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　）等其他后现代思想家一样，都是以批判现代知识问题为中心去探讨整个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基本问题。

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著作，包括《论现象学》（La phénoménologie，1954）、《论述和人物》（Discourse，figure，1971）、《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偏离》（Dériveàpartir de Marx et Freud，1973）、《冲动的机器》（Des dispositifs pulsionnels，1973）、《性冲动的经济学》（Economie libidinale，1974）、《改造者杜桑》（Les transformateurs Duchamp，1977）、《异教徒的指示》（Instructions Paiennes，1977）、《异教徒基本知识》（Rudiments Paiens，1977）、《震撼的叙述》（Récits tremblents，1977，与摩诺里合著）、《太平洋之墙》（Le mur du Pacifique，1979）、《后现代的条件》（La condition postmoderne，1979）、《论正义》（Au juste，1979，与狄波合著）、《绘画的部分》（La partie de peinture，1980，与马谢洛尼合著）、《阿尔伯特·艾默的近著中由色彩建构的时间》（La constitution du temps par la couleur dans les oeuvres récentes d’Albert Ayme，1980）、《论区分》（Le différend，1983）、《通过绘画对于经验的杀害》（L’assassinat de l’expérience par la peinture，1984）、《知识分子的坟墓及其他论文》（Tombeau de l’intellectuel et autres papiers，1984）、《判断的功能》（La facultéde juger，1985，与德里达等合著）、《向儿童们解释的后现代》（Le postmoderne expliquéaux enfants，1986）、《热情：对于历史的康德主义批判》（L’enthousiasme：La critique kantienne de l’histoire，1986）、《海德格尔与“犹太人”》（Heidegger et les“juifs”，1988）、《非人》（L’inhumain，1988）、《阿尔及利亚的战争——1956—1963年论文集》（La guerre des Algériens Ecrits 1956—1963，1989）、《长途旅行》（Pérégrinations，1990）、《对于崇高的分析讲演录》（Lecons sur l’Analytique du sublime，1991）、《关于童年的讲演集》（Lectures d’enfance，1991）、《后现代的道德精神》（Moralilés Postmodernes，1993），以及《政治论文集》（Political Writings）等等。

第一项　社会的信息化和信息的社会化

在其后现代文化论述的奠基性著作《后现代的条件》中，利奥塔集中研究了当代知识结构及其功能的根本变化。利奥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中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知识的信息化、媒体化、技术化、符码化、商业化、全球化和政治化及其多样化（Lyotard，J.F.1979）。

知识的信息化是上述知识性质和结构转变的关键。因此，利奥塔首先集中分析知识信息化的性质和过程，同时一刻也离不开研究战后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变化。由于利奥塔是现象论者，他主张以“回到事物自身”的现象学方法，去说明当代西方知识及其社会条件的变化过程。知识信息化和社会的“后现代化”是他分析的一体两面，而这两面又是共时双向互动的。

由此出发，利奥塔一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知识信息化的整个社会历史过程，并把知识信息化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双向共时互动，具体地展现在知识信息化和社会生产力病态性膨胀、商业网全球化、管理技术高度科学化和政治化、通讯媒体的渗透性、知识语言结构和描述方式以及西方人思想模式的多元化和不确定化的论题分析上。

当代西方知识信息化，首先是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生产高度发展所需要的。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生产力高速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生产的发展，要求知识进一步生产化、工具化和技术化，同时要求知识生产的速度同生产本身的发展速度相适应。生产发展和知识发展的速度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的发展速度越快，它们之间的互动和相互推动越采取恶性循环的形式。

生产和知识的高度发展，凸显了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们不仅越来越急需有关生产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信息，同时也需要获得和传播越来越多有关知识生产的信息。社会和信息发展速度的增加，又加快信息本身的再生产和更新的速度。因此，在后现代社会中，不仅产生了生产和知识的信息化的结果，也导致一种关于信息本身信息化的结果。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从此充斥了整个社会。而信息的生产及其传播速度越快，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知识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高速度变化和发展。

其次，当代知识和社会的信息化，是社会本身高速度发展及其急速变化的结果。当代社会进入了一种新的时间结构，其中，社会的高速度变化，不仅表现在单向直线的维度上，也表现在多维度和象征性的复杂结构中。这就使当代社会的变化速度，逐渐成为不可掌握的事物，表现为具有潜在的多种风险性的神秘时间结构。社会发展的速度也因此成为各种可能性、或然性和概然性的因素，呈现出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一切，不仅使掌握和传递信息成为非常重要的事，而且，生产和制造各种新的可能信息，也就成为提高社会地位和扩大权力的重要途径。

第三，社会和知识的信息化也是当代社会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结果。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不仅表现在发展速度的不可掌握性，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内在结构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社会复杂化的结果，推动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尽可能采取多种可能的人工智能手段，进一步掌握整个社会的复杂结构及其动向，其结果又加强了社会的人工化。人工化因素的增强，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的复杂化和神秘化。在这种情况下，追求高速度地掌握多种信息，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四，社会和知识的信息化同当代社会的商业化相辅相成和相互推动。当代商业活动的增强及其泛滥，本来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一个结果。大量制造出来的产品，成为商业流通销售进一步泛滥的基础和条件。当代商业活动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商业活动的地方，不仅在于商业流通量及商品品种的多样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代商业活动和流通的速度及流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一切现实的物质性产品可以成为商品，而且，越来越多的象征性和可能性因素也可以成为商品。而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进一步推动商业管理化的过程中，也同时推动了商业的信息化。不仅商业需要高速度的信息交换和流通，而且信息本身也成为商品，使信息活动和流通同当代商业的高速度、多流量和多元化相互交错和相互推动。因此，商业信息化和信息商业化也成为社会和知识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环节。

第五，当代社会的消费性是当代社会和知识信息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上述社会生产高度发展和商业在社会中的泛滥，推动了当代消费能力的提高，也改变了当代社会消费的结构和性质。消费活动成为社会成员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因而也促进了信息化的发展。消费不仅成为信息沟通的基本途径，也成为信息表达的基本场所，成为信息生产所关怀的重要领域。当代社会的消费品质和特征，不同于古典社会，远远地超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范围，一方面同人们追求各种声誉和休闲需要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当代社会的畸形商业活动和权力角逐紧密相连。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社会的消费是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人为消费和文化消费，同时也是当代政治和商业所操纵的一场游戏。消费的象征化和游戏化，使消费本身也成为高速发展和多变化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进行和更新急需掌握和传递信息；同样，信息的泛滥又促进消费。

第六，当代社会是信息网络化的系统。信息网络不仅成为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日常生活活动的主要杠杆，也成为社会权力网络控制和协调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手段，成为社会制度和组织管理的重要渠道和支柱。利奥塔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巴黎波堡地区的蓬皮杜（Beaubourg）文化中心举办过一场后现代社会和文化展览会，整个设计和内容都凸显了信息网络的重要意义。鲍德里亚为此写了《波堡的效果》（L’effet Beaubourg，1977），深刻分析后现代社会信息化的意义和效果。在利奥塔和鲍德里亚看来，后现代社会的信息化及其网络化，不仅改变了后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和生活心态，也改变了后现代社会的权力和道德的性质。后现代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结果，使整个社会布满了由信息流通和生产系统所控制和建构起来的活动框架，同时也塑造了后现代人的符号化精神心态。

第二项　后现代社会知识的信息化

后现代社会的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的双重过程，是同这个社会的知识信息化紧密相连的。后现代社会的知识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不同于古希腊时代的知识，也完全不同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社会的知识。信息本身本来是知识发展的一个结果，或者说，信息只是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知识的一个手段和工具。但是，后现代社会的结构变化，使信息改造了整个知识的结构，同时也使信息本身成为知识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

信息（information）一方面表示告知、通知和沟通的行动，另一方面又是这些行动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说，它是信息告知过程所传播的内容及其媒体系统的总称。后现代社会信息的膨胀和泛滥是同当代社会的复杂化的过程相平行的。信息的原意，就是为一种数据（material）组织，建构和给予一种形式（form）。在西方文化史上，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第一位明确地为信息界定上述定义。在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中，显示信息隐含着使一种资料可能获得形式，从而得以具体化所必需的那些基本能量和力量。亚里士多德哲学强调，任何事物都是由数据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所构成；任何数据，只有获得形式才能从潜在的可能性变成为现实，因而形式高于数据。数据获得形式时，同时也就从形式中获得了现实化和具体化的能量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了信息的重要意义。但是，后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使后现代社会的信息单纯地变成信息发射者和接受者以及在两者之间的传播媒介的符号系统。后现代信息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2001），在研究通讯的过程中创立了现代信息科学。他说：“通讯的基本问题，就是精确地或近似地在一端复现另一端选择的讯号。”（Shannon，C.E.1949）

香农是总结后现代社会信息的特征后做出上述定义的，但香农所创建的新型信息科学又加速了信息的符码化及其纯数学性质。因此，后现代社会信息的变化，不但改变了古代有关信息和知识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信息在知识发展和真理体系中的正常地位。

在后现代社会到来以前，信息同知识的关系呈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信息是关于原始的和未经加工的事实和数据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是知识产生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但信息并未成为完善的系统化知识的主要构成部分。第二，信息是知识形成过程中最初的观察活动的成果，在这意义上说，信息是直接同经验活动的感知和各种最基本的感性认识相联系。信息也就因此成为各种最初的经验感受的表现。信息有待知识吸收、加工和提升，有待系统化和改造成为科学知识。由此构成信息同知识进一步进行的理性分析和判断活动的特殊关系。第三，信息更多地包含着技术性的经验和知识，记录和累积某些技术活动的成果和经验，因此信息的内容有助于了解不同认知过程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技术发展状况及其运用结果。第四，信息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现了各种科学性的观念和表象的部分内容和形式，因此，信息也成为科学理性知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信息的状况有时也表现出各种科学观念的发展状况及其争论的程度。

后现代社会和知识的信息化，不但从数量上和形式结构上使信息本身发生了变化，使信息充斥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使信息本身的性质及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也就是说，使信息本身发生了一场革命。

如前所述，根据香农等后现代信息理论家的定义，后现代的信息变成为发射者和接受者及其间的传达媒体所构成的信号系统。按照这样的定义，发射者成为信息的起源（sorce），也就是一种“原因”（cause）。作为原因和起源，发射者显然就具有某种力量和能量，某种发出实际效用的权力（power）源泉；与发射者相比，信息的接受者就处于“惰性”（inertia）地位。根据这样的信息内在结构，信息的产生、传递和运作及其效果，主要决定于发射者。发射者就成为整个信息系统生命的决定性因素。信息的上述结构的变化，对于当代社会信息的生产和再生产及其传递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影响着整个社会为争夺权力的再分配以及争夺对整个社会控制权的斗争架势。

后现代信息结构的变化，也使信息本身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当代社会信息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可传递性、可储存性、可占有性、可给予性、可卖性、可让与性和可盗取性。当代社会信息的上述特征，同样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对于改变整个社会和文化的性质发生着重要影响。

第三项　信息的符码化及其社会意义

当代社会中知识的信息化，主要表现为知识的符号化或符码化。当代知识的符码化是当代知识语言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主要表现。知识本来就是某种语言论述，是在不同社会历史时代所创建和不断延续的话语体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言论述和话语体系的结构。语言论述和话语，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最适用于表达和建构真理。但实际上，利奥塔和其他后现代思想家一样认为，语言论述和话语，远远超出语言符号表达和沟通真理的功能范围，而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状况密切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建构及其正当化的重要组成因素。因此，西方知识体系语言结构在当代的符码化，不仅标志着西方语言结构及其文化基本模式的根本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代社会整个结构，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垄断性霸权势力的兴起和发展的结果。

首先，利奥塔充分顾及到社会政治霸权的发展同经济生产能力的膨胀，以及同科学技术飞跃式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显然，如果没有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强大科学技术力量作为物质基础，当代社会就不可能以最高的效率创造和推广信息工业及其技术。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知识结构语言论述的符码化，首先是由社会经济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决定的。

当代知识语言论述的符码化，使当代知识的论述性质和结构，借由丰富多样和瞬息万变的符码化形式，而进一步变得多元化、不确定化、自律化、被宰制化和人工化。从语言论述结构同社会运作和社会宰制的关系来看，上述变化将有利于社会上占据统治和垄断地位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势力的发展。

信息符码化的结果，使信息的生产和传递及其处理过程，完全脱离了信息本身的质的内容，完全排除了被传播的信息的实际意义，消除了沟通的语意部分。这样一来，后现代信息的运作过程变成为以处理符号、密码和各种人工符号为优先的数学程序的处理程序。随着后现代社会信息符码化的向前发展，为控制信息及其系统的斗争，就越来越集中在传播中的符号选择及其相关联系的搭配工作。这样一来，信息的发展逐渐地远离经过民主讨论的自愿协商所规定的共同意义系统，而成为少数掌握信息制造企业及媒体系统的社会力量的控制工具。

第四项　知识真理标准客观性的丧失

当代知识论述结构的符码化，使一切有关真假区分的科学认识活动变得更加相对化和不确定化。在后现代社会到来以前，特别是在古典时代，语言论述的语言结构多多少少还存在着客观的真理标准。在那个时候，根据古典语言结构中符号同意义的二元相符关系的逻辑，一切科学知识论述都有相对统一的规范化标准。而且，在古典时代的语言结构中，科学知识论述除了具有在科学界通行的普遍性的标准之外，还保持同日常生活语言和大众社会语言的密切关系。在这个条件下，任何知识论述体系的语言结构，受到了比后现代社会更严格的社会标准和日常生活标准的限制和检验。也正因为这样，在古典时代的语言论述结构的变化，不能超出日常生活语言和基本社会语言的规范体系。

到了后现代社会，语言论述结构的符码化，其变化的程度和可能性，与其说受制于社会日常生活语言和科学共同体普遍化语言的规则，不如说更受制于制造和扩大符码化的各种当代科学技术力量，受制于同这些科学技术力量密切相结合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语言知识论述结构的符码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科学技术力量及其背后的社会势力的利益和意向。

由于后现代社会中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越来越同商业化的利益相结合，上述后现代知识语言论述的符码化倾向，同具有政治和文化性质的大规模商业营利活动相结合，同样也加速具有政治和文化性质的商业活动对于整个社会的宰制及其统治的正当化。

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语言论述结构的符码化及其信息化，使知识的原本意义的真理游戏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具体地说，就是指当代知识论述中真理标准客观化问题的彻底丧失。利奥塔在谈到后现代社会的语言学转折的时候，强调指出，这一转折不仅意味着西方语言论述结构本身的变化，也标志着作为西方文化灵魂的哲学和普遍主义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 universaliste）基础的彻底垮台，意味着对“理论”的传统兴趣的衰弱，意味着整个人文科学及其精神的失败，意味着后现代逻辑技术论的凯旋，意味着资本在全世界统治势力的巩固和扩大，也同时意味着政治的绝望的开始。这一切，使当代语言论述逐渐失去所谓客观真理的标准。

第五项　后现代信息的媒体化

语言论述真理标准的进一步相对化和不确定化，本来就有受媒体传播系统控制的符码化知识体系的基本特点。由于知识的信息化，任何当代知识的产生和发展，都仰赖于媒体传播系统及其运作。在后现代条件下，任何新的知识论述，不但其建构过程，而且其传播和持续的生命界限，也要靠媒体传播系统的运作。也就是说，首先，任何当代信息化的知识论述，都是在媒体传播系统的人为宣传造势下诞生和发展的。当代信息化的知识论述，不再依靠古典时代那些所谓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创造力，也不需要像古典时代那样按照普遍的标准进行客观的检验，而是要靠媒体传播系统的启示和督促。媒体传播系统，不但成为传播当代论述结构的信道，也成为当代知识论述的创造力的根源，成为当代知识论述的真理标准，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当代知识论述在社会中兜售的价值标准的判定者。但由于媒体传播系统本身具有浓厚的商业性质和强烈的被宰制性质，所以，传播媒体这个知识“根源”实际上成为真正的“病灶”。

当代知识论述的符码化，不但改变了当代知识的创造过程，而且也改变了这些知识论述的传播过程及其性质。在传播过程中，政治化、商业化和文化化的媒体传播系统，可以根据随时随地的需要和人为标准，根据它们估量到的整个利益的变化以及它们所处的权力关系网络，任意改变在媒体信道中被传播的知识论述的结构。当代科学技术通过媒体传播体系，可以进行对知识的任意技术性处理，使知识不但在生产和建构的时刻，同时也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其形态，转换其讯息形式和结构，也改变其真假的基本标准，改变这些知识论述的社会价值。

这样一来，知识就变成了地道的可以被操作的讯息和信息。信息化和讯息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的标准，也成为当代知识得以产生和传播的基本条件。

第六项　知识论述和信息系统的权力功能

当代知识论述结构的信息化和符码化，同样也改变了当代知识论述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曾说，知识就是力量，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到了后现代社会，信息就是力量和权力（Information is power）。信息化和符码化，如前所述，加强了知识论述的权力功能，同样也加强了控制这些知识论述的权力集团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知识论述结构的信息化和符码化，进一步加强了知识同权力的相互渗透。知识的社会功能，已经不是以论述和传播真理为主，而是以传达社会宰制势力的讯息化的意图为主。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知识论述的信息化，也加强了知识对于整个社会和全球范围内各国发展前景的决定作用。在目前情况下，判断各个权力集团和各个民主国家的标准，主要是他们窃取各种信息和情报的能力和速度。在掌握着社会基本权力的各个权力集团之间，决定着他们的命运的，是他们的“知识偿付”的能力和方式，是他们的“知识投资”和“智力投资”的程度。这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吊诡现象。表面上看，“知识偿付”、“知识投资”和“智力投资”都是当代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程序，因而也意味着“知识”问题对于各个权力集团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当代知识论述结构的上述变化，在“知识偿付”、“知识投资”和“智力投资”中，知识变成了非知识和非真理。所以，上述吊诡现象不但集中地表现了当代知识的危机，也表现了“后现代”社会的危机。

第七项　信息化对伦理价值体系的冲击

后现代社会信息的膨胀和泛滥及其功能的转变，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的运作、民主政治的原则，以及公民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的基本活动原则。

因此，当代信息的发展对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信息的发展要求重构社会伦理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关系到信息的真实性、报道者的诚实性、维护个人秘密的自由以及新闻媒体报道和传播的自由等方面。

正如福柯在《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1975）一书中所指出的，权力布满了社会空间的当代社会，其存在和运作本身，就是以权力无孔不入地控制整个社会并全面掌握社会信息作为基础。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任一角落所发生的任一件事，都可以迅速地被社会的权力机构所掌握。社会信息系统和权力发展的新特点，使不透明性（opacity）和透明性（transparence）、公众（public）和私人（private）以及信息制度（informational institution）等基本概念的内容和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Foucault，M.1975）。

所谓不透明性，是指社会空间中的某些部分或整个结构被排除在任何信息的网络之外，保持对于公众舆论的独立性。透明性则与此相反，容许信息流通和穿透，不为信息的传播制造任何障碍，并直接公之于社会大众。

在中世纪社会中，由于教会神职人员具有无上的权力，一方面为了维护教会的特权，教会组织机构需要以不透明性掩饰其黑暗的政策运作程序，另一方面为了加紧控制教徒和平民，教会组织滥施权力，侵犯个人维护私生活的权利，使个人私生活笼罩在教会和公众的监视下。所以，对于教会组织机构而言，它所缺乏的是透明性；对公众而言，它所缺乏的是不透明性。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制，保障了公权力和政府机构维持相当程度的透明性的结构和运作程序，以利于公民的监督以及政府同公民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为了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和私生活领域，特别是保障个人自由和隐私权，公权力和政府机构不但允许而且保护私人生活的不透明性结构。

到了后现代社会，社会的信息化及其网络化，使信息运作有可能进入到社会和私人生活的一切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对于公民个人或者对于公权力和政府机构而言，都需要重新调整不透明性和透明性的相互关系，重新界定不同领域的透明性和不透明性的程度和界限。信息的万能，不但向信息网络的权力独占者，而且向政府机构和公民个人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挑战。

所谓公众化，就是使所有的个人都有能力掌握信息。公众化的结构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社会空间建构的必要条件。透明化的最理想境界，就是使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有可能掌握必要的信息，同时，也使公权力的一切决策和执行过程透明化。但是，对于个人私生活领域，越是在信息万能和信息爆炸的后现代社会条件下，越要强调保持社会网络特定领域相当程度的不透明性。维持一定程度的不透明性成为维护个人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如何掌握私人生活不透明性的程度和范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后现代社会结构本身的复杂性，而且因为后现代个人生活及其自由的不确定性，后现代社会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的扩大，使个人自由和维护隐私权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例如，由于后现代社会性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性生活领域中，个人自由和媒体报道透明性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个人道德同信息公众化的关系，实际上涉及新的伦理原则的调整。

后现代社会信息和权力网络的双重发展，进一步显示在个人自由领域保持一定程度的绝对隐私权的重要性。例如，在个人经历、意见、投票意愿和性生活方面，都必须保证个人有绝对隐私权。

对于政府和公权力机构而言，规定公民个人向社会大众公布某些基本资料的权力应该有所限制。政府规定公民有义务定期报告有关个人身份基本资料，定期申报个人所得、户籍资料变化状况等，但是，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以及以何种程度保存、传播和公布这些数据，都应该通过法制规定加以限制。

在后现代社会的各种信息机构中，新闻媒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一方面应该成为社会舆论公众意见的阵地，在这方面必须充分保证新闻界发表意见的自由；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又应该发挥信息传播机构的作用，而在这方面它必须严格履行发表意见和监督的诚实性原则。为了充分保障新闻界的社会角色，新闻机构要保持对于政府和对于其他团体的独立性。

第八项　后现代语言游戏的基本特征

对后现代社会中的知识论述的传播及其正当性，利奥塔借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进行“解构”。本来，任何语言论述，不管是日常话语，还是科学论述，都是语言游戏活动。语言论述的意义及其真理标准，都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一定语言共同体各个成员之间进行语言游戏所决定的。利奥塔进一步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运用到后现代社会的分析中去。

如果说，语言的意义及其真理标准都是，也只能是在语言的使用中决定的，那么，在后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当社会结构进一步不确定化和多元化，当语言论述进一步被人为地符码化，特别是通过媒体信息系统的控制和宰制而商品化和功利主义化的时候，语言论述的意义及其真理标准，也就由现代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新型语言游戏活动所决定。

后现代社会的语言游戏，一方面继承了现代社会语言游戏的规则，另一方面又由于后现代社会的上述特征，产生了新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内在于语言之中，而是在语言使用者共同体内进行游戏的实际过程中，依据游戏实际活动随时随地所产生的社会功效，依据游戏活动中各成员所确认的合法性标准，存在于特定的游戏活动之中。

这因为在后现代条件下，社会中各成员间的语言游戏，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语言游戏共同体的不确定性，（二）科技专家对语言游戏的宰制，（三）语言游戏规则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四）语言游戏的竞争性和策略性，（五）语言游戏的冒险性和几率性。

第九项　语言游戏共同体的不确定性

语言游戏的共同体，不论是其范围、成员以及各成员间在其中的关系，比以往社会都更加不确定。这就意味着，后现代知识论述所通行和被接受的共同体变得更加不稳定。所谓语言游戏共同体的不稳定性，指的是知识性语言论述的通行范围，相对于以往社会，不再是普遍地涵盖社会。以往社会对于知识论述所能接受和加以推广的程度，一般地说，在整个社会中是普遍可能的。凡是属于同一社会的成员，在正常情况下，在以往的社会中，只要接受整个社会所承认的合法性标准，都有可能通过普遍的标准，通过一般性的社会化和整合化的程序，通过学习和受教育的过程，共同参与相关的语言论述游戏，承认并遵守游戏规则。因此，在以往的社会中，围绕科学语言论述、政治和道德论述等展开的语言游戏，其适用的共同体，大致可以扩及到整个社会范围内，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但是，到了后现代社会，由于上述社会结构和论述结构的变化，不论是科学论述，还是政治和道德论述，其语言游戏的共同体范围进一步不稳定化。这是因为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论述和政治论述，都随时依据其接受的共同体的性质及其范围，依据这些多变的共同体各成员间所通行的多变游戏规则，变成为可以依据不同标准而随时呈现或消失。例如，出于某个共同体语言游戏活动的利益竞争的结果，随时都可以产生或取消以特定符码所建构的语言论述。某一个商品的广告论述，以特定的符码表达出来，在特定的条件下，社会中某一个或大或小的共同体，也许可以依据其利益、爱好和品位，接受或欣赏该商品广告论述，从而使这个共同体参与和分享其语言游戏，也使得这个广告论述在该共同体所接受的程度内具备了正当性。但是，类似的这种商品广告论述，不但通行的寿命不长，而且接受之共同体也是多变的，再加上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势力和媒体传播系统等文化势力的干预和炒作，上述广告论述的语言游戏共同体就变得更加不确定。

第十项　科技人员和专家对语言游戏的控制

语言游戏的共同体中，真正知道，并能决定和操作知识论述的形式、意义和标准的人，只是少数具有特别权力关系的科技人员或专家，而共同体大多数成员，对于他们所承认的知识论述的形式、意义和标准，则满足于一般的盲目接受和拥护的态度。这些少数具有特别权力关系的科技人员或专家，知道“什么需要被决定”，也知道“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去决定什么”，还知道“如何达到正当性才是最有利和最有效”。共同体其他大多数成员，在语言游戏中往往处于异化的被动状态。他们在游戏中虽然仍有主动性和决定性，但这些主动性和决定性是有限制的，到头来却成为上述科技人员或专家在总体上决定游戏的最终参考性系数。

后现代语言游戏之所以有可能为少数科技专家特权阶层所控制，是因为信息制作和传播网络基本上为这些集团所控制，而且，后现代社会信息的人工符码化，也有利于这些控制过程。

第十一项　后现代语言游戏规则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

后现代社会各种论述的语言游戏共同体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后现代社会语言论述游戏规则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语言论述游戏的规则，决定于游戏活动由谁来展开，也决定于游戏展开后各个被卷入的游戏参与者之间的力量较量和利益竞争，同时决定于这种力量较量和利益竞争的发展倾向和斗争结局，还决定于参与游戏的共同体之外的其他社会势力对于该语言游戏的态度，尤其决定于贯穿和凌驾于该共同体的社会统治势力的态度。问题在于，后现代社会中上述各种共同体及其对于特定语言论述游戏活动的态度，往往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后现代社会中，在不同时期中和不同条件下，往往会出现多种倾向于或偏好于某一种游戏规则的语言论述共同体，也会出现多种试图宰制这些论述游戏活动的力量竞争。进一步导致整个社会范围内各种语言论述游戏活动及其有效的共同体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语言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性及其共同体的多变性，反过来又导致后现代社会本身，在结构和阶层关系方面，也出现多元化、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语言游戏的规则及其使用共同体，与其说在游戏规则发生效用和运作之前就存在并确定下来，不如说决定于游戏活动本身的展开和进行的程度。换句话说，是游戏活动决定游戏规则及其共同体，而不是相反。但是，后现代社会中各种语言论述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决定于整个社会经过普遍讨论和共识而认定的合理需要，而是随时随地靠各种语言论述本身对于多元共同体的需要和爱好的适应程度，也决定于各种统治势力的干预程度。对于已经稳固地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势力来说，后现代社会所通行的语言论述游戏，越多变和越不确定，就越有利于他们。而语言论述游戏的多变性，迅速地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和各种阶层关系。

第十二项　后现代语言游戏的斗争性和策略性

后现代社会语言游戏，把游戏的斗争性质进一步提升，并使游戏中的策略性变得更加复杂和精致。根据语言游戏的规则，游戏中的说话者，依据其社会地位和历史基础，将不同程度地决定着游戏的方向和结果。正因为这样，凡是具有宰制性的社会势力，在游戏中就可以发挥其命令者和规定者的角色，从而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不同范围的社会契约和协议的制定者，也成为具有正当性地位的各种法令规则的创建者和评判者。这种状况，又由于后现代社会语言论述的信息化和符码化，以及贯穿于社会中的媒体势力同宰制性社会势力的勾结，而逐渐演变成为社会不得不接受的普遍秩序。

第十三项　语言游戏的冒险性和几率性

语言游戏使后现代社会变成为一种带有更大冒险性和几率性的共同体。在这共同体中，各个成员可能达成共识的各种社会“契约”是开放式的。这意味着，第一，通过游戏而参与契约制定、监督和检察的社会成员并不是固定的，也并不永远都是全体性的。相反，不但契约的范围不可能达到绝对清楚，而且参与讨论契约的社会成员也不一定永远关系到整个社会。社会中有相当多的共同体成员，往往通过日常生活和其他无意识的沟通和交往活动，而且是在活动过程中甚至在活动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参与和承认某些契约，而且也只有在这种反复性的活动之后，才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契约的性质，意识到自身遵守契约的义务和责任。

第二，契约的有关内容既非永远都是全面的，也非永远都是清晰明白和预先可知的。社会中的新生事物并非都是原有事物发展的结果，也并非对旧物的简单取代。有许多新的事物和因素，其产生往往都是突然性的、自我产生的或者与其他事物无关而冒现出来。这种接近不可知或无法预知的新生事物，在趋向于更复杂包含更多人为因素的当代社会中，是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既然当代社会所出现的类似新生事物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频繁，旨在协调社会生活的社会契约，也就无法在社会的语言游戏中全面地进行沟通、探讨和达成结论，更不用说语言游戏所取得的社会契约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的全部问题。利奥塔强调指出，哪怕是在信息科学和控制论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某些重要而根本的社会问题，总是难免被遗漏，有时甚至是完全无法预知和不可知的。所以，后现代社会的语言游戏，应该包括对于各种不可知因素的承认。

后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契约，应该包含对于变与不变之间的边缘化事物的研究。前述后现代社会的语言游戏，从各个方面说明了其不确定性和可变性，但后现代社会本身不是单纯以不确定性或可变性作为其固定特征，而是永远处在变与不变的边缘，并在这种边缘性中凸显后现代社会对于各种可能性的特殊应变能力，尤其凸显后现代社会，在对上述边缘地区可能性事物的应变中，所表现出的高度主动创造精神。后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地方，不但在于不回避变与不变的边缘，而且还在于主动深入这些边缘领域，以在边缘中遭遇各种不可知新生事物的探险状况为乐。所以，后现代社会的语言游戏中所探讨的社会契约包含了大量的变与不变的边缘性问题。

第十四项　后现代社会的正义问题

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社会也同样面临着公正和正义的问题。但是，他不同意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从古典理论中推衍出正义的基本原则，也不同意单纯从专家、哲学家或权威人士的论述中寻求其正当性。同时，利奥塔也反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古典正义论，反对马克思的正义论。在利奥塔看来，上述种种古典理论都是依靠陈述性或意谓性的理论论述，依靠预设的哲学形而上学关于正义的论述，依靠作为“论述背后的后设论述”的逻辑。

利奥塔认为，真正的公正是在语言游戏中约定而成，而且这种约定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相对性和变动性。利奥塔反对用统一的固定公式或教条来理解正义和公正的问题。

对于任何人来说，社会契约以及有关正义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首先都不是认识问题或理论问题。任何人，只要他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从一出生就面对着一系列有关契约和正义的问题。在任何人学会说话和进行思考以前，就已经存在和通行着大家所共同承认的有关公正和正义的论述和话语。因此，公正和正义问题的产生、认识、讨论、实行和契约化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属于一种语言游戏。在这种语言游戏中，人们为了“说”和讨论正义问题，就个人而言，首先是“听”正义的问题，也就是在社会生活中反复聆听有关正义的一切讨论，包括具体的和抽象的各个方面。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说”和讨论正义。

维特根斯坦在分析语言游戏时，详细地描述了儿童学会说话的过程（Wittgenstein，L.1968［1953］：4），具体地引用工人使用工具箱进行劳动的过程（Ibid.：6），同时也借用一座城市的建构和变迁，说明语言和说话过程就是人的基本生活形式。因此，任何语言都相当于一座一座的古城市，从中可以看到一代一代的人的基本生活形式的演变（Ibid.：8）。维特根斯坦还借用下棋的过程说明语言的使用（Ibid.：47）。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服从一个规则，作一个报告，发出一个命令，玩一种棋，就是习惯（使用、制度）”（Ibid.：81）。从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语言游戏理论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像“正义”这样重要的社会基本问题，其约定的过程，就是游戏的过程。在这游戏过程中，既不能单纯从个人的角度，也不能以绝对隔离的观点试图寻求游戏的绝对开端。利奥塔在谈论“共通感”（sensus communis）的时候说：“共通感之于美学之中，就如同所有有理性的生存物都在伦理道德中实践一样。这里存在着向共同体发出呼吁的问题，而这个共同体是先天地自我形成的，并不需要直接表现的规则而进行自我判断。这仅仅是因为该共同体借助于一个理性的概念和自由的理念，而在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中被接受。”（Lyotard，J.F.1983：243）关于共通感的上述特征是利奥塔在讨论康德的美学品位概念的先天性和普遍性的时候谈论到的。其实，人们关于公正和正义的意识和观点，就是类似这种共通感的东西。它是无法通过哲学推论或认识过程，也无法通过科学观察和论证，而是在人们所参与的社会共同体的反复而无意识的实践中产生和发生效果的。对于正义的共通感，只能通过在适当阶段内运作的社会共同体，通过相当数量的人类群体的反复实践活动，才能有所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有关正义的约定过程。

利奥塔主张辩证地看待正义的约定活动。在这点上，利奥塔部分地赞同卢梭对契约的解释和说明。卢梭不同于柏拉图，不主张求助于科学探讨正义问题。卢梭明确地指出，正义和公正完全由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的。但是，利奥塔认为，卢梭的所有这些观点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如前所述，社会契约和正义的问题，都是在人的社会生活的实际运作中提出来，又在现实中以无意识的约定游戏和语言论述游戏实现的。正因为属于游戏问题，所以，契约和正义问题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绝对完善化和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

第十五项　后现代社会中公正和正义的不确定性

在利奥塔看来，公正和正义的问题并不存在客观的标准。这是因为正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在特定社会地位的人的利益和具体意见。它不像科学活动那样，有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

正义问题也不属于形而上学和理论问题。正义问题关系到特定的人或人群对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关系到表达和论证这些看法的不同语言论述。就其语言论述的性质和结构来说，正义问题不可能采取高度概括化和抽象化的后设语言论述形式。否则，正义问题就脱离了同具体社会活动和同人的具体利益的直接关系。实际上，历代哲学家和理论家以及统治集团的人物，就是利用这种抽象化的手法，把正义问题神秘化。

对于正义问题的各种看法，实际上是赋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的“意见”（opinion）。由于正义问题不属于科学，利奥塔把正义归结到“意见”的范畴。什么是意见？利奥塔引用康德关于“意见”的定义。根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81）中有关意见、科学和信念的论述，所谓意见，是一种不论在客观上或者在主观上都意识到不充分的那种信念。从这个观点来看，意见属于主观的领域，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属于缺少方法的主观意识。也正因为这样，在习惯上经常会把意见同先入之见和偏见相等同，有时也把意见看做是“前科学阶段的认识”。“意见”的这种性质，使思想家们往往把它的产生根源归结为教育或者是社会习惯的问题，而不是属于真理的问题（Kant，I.1781）。意见虽然不属于科学领域，但它又是包含着对于特定对象所作的具有价值意义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说，意见又不同于态度。意见往往是不稳定的，而且它往往是针对一些有限的对象和事物。也正因为这样，一般进行的民意调查，往往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对于一些短暂出现的现象进行了解，并不要求对于更深的原因和本质问题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所谓公众意见，无非是对于一群个人的标本进行调查，然后总结他们所表达的各种意见。所以，有时也把“意见”看做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事实判断。这样一来，这里所说的意见，就更接近“信念”。

“意见”的上述性质，自然就使意见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并随着发表意见的个人的不同地位、不同时期和不同主观情绪而变化，同时也随不同的意见对象而变化。

在讨论正义问题时，不同的人所发表的不同意见，还表现在他们发表意见所采用的语言论述形式。这就是说，讨论事物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或者讨论某个判断是否公正，都关系到语言论述的形式。在利奥塔看来，关于公正的问题，在语言论述中只能采用“逐例说明”的论述方式。换句话说，是否正义或公正，只能在讨论具体有限的事例中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说”公正不公正，只能是“说某事是否公正”。任何人都不能以同一绝对标准，同时说各种事都是公正或不公正。

正义问题不应该普遍化和永恒化。利奥塔认为，世界上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永远公正的社会和永远公正的个人，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情境的绝对公正标准。当然，利奥塔并不排除有些人可以做到经常地公正，但他不可能做到永远地公正。

正义问题作为某种社会约定，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历史效果，但这是通过语言游戏来实现的。反过来说，正义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是谈论正义问题的语言游戏的效果。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同的人群谈论正义问题和按照正义标准处理社会事物，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和在逻辑上要弄清正义是什么。

传统文化总是论证说，正义问题是在共同体一致认识正义的标准和正义的定义的基础上才被提出来和被贯彻。传统文化甚至提出了正义的哲学基础和后设语言论述原则。在西方，柏拉图就是试图这样论证的第一个思想家。但利奥塔认为，正义问题的存在及其社会效果，与其说依赖于科学、认识论和逻辑学论证的力量，不如说更密切地同语言游戏中的约定活动相关联。

利奥塔认为，语言游戏的约定功效与描述不同。约定从一开始在一个共同体内被提出来，就已经包含着产生约定效用的共同期望。这种发自约定语言论述本身的内在力量，同约定的语言论述的表达和沟通过程同时在共同体内的个人间呈现出来，因而也就在同一个共同体的个人间产生了某种强制性的，迫使他们接受的客观气氛。这种气氛虽然看不见或触摸不到，却客观地存在，而且形成了同每个人的内心责任感和共识感相通的一种压迫感，要求每个人对于他们所共同提出和讨论的正义问题产生服从和接受的情感。他认为这并不神秘，这是同社会中的语言游戏紧密相关的，既不必大惊小怪，也不需要动辄以科学真理的标准去衡量。

语言游戏既然是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无时无刻进行的活动，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和认识到这种语言游戏对于人的生命存在、文化和整个社会的正义问题的重要性，事实始终还是事实，语言游戏在实际上同时导致了正义问题的提出、判断和社会效果的实际状况。利奥塔很喜欢用上帝同犹太人的关系作比喻来说明上述约定语言游戏的性质和效果。

犹太人作为犹太教徒，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个共同体内，并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同一类的语言游戏，来维持他们一代又一代类似的生活方式，创造出他们共同体特有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所有这一切，都同他们所进行的语言游戏相关联的，甚至可以说，是语言游戏把上述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统一体。语言游戏的这种性质，使它成为犹太人共同体的社会历史文化生命的枢纽。犹太人之间的这种语言游戏，使每一个犹太人从学会说话的时候起，就信仰他们的上帝，尽管他们自己也说不出“上帝”究竟是什么。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当犹太教徒学会说话，并说出上帝的时候，从感情上和内心深处，就同时产生出对于上帝的敬仰和服从感。

同样的道理，对于约定式的语言论述所形成的各种带强制性的社会制度、规范和法律，人们并不是先从明了它们的定义，或者确确实实感受到它们的客观存在，或者真正地通过检验而肯定它们的实际威力之后，而是在说话论及这些社会制度、规范和法律的时候，人们就不知不觉地从内心中产生出必须遵守和服从它们的精神力量。当人们说某一种法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种法律究竟说什么，但人们却自然地产生必须服从这一法律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来自谈论法律的语言论述本身。

当然，对于各种各样的法律的语言论述所产生的强制感和服从感，不能简单地和孤立地归结为这一句或那一句具体讨论法律的语言论述，因为这种隐含在语言论述中的强制性服从力量，是在某一个共同体长期历史实践中，对于整个社会的正义结构的不断约定式论述游戏中积累的。而且，上述谈论具体法律的语言论述游戏所产生的强制性力量，又同整个社会和共同体关于所谓“法律的法律”，也就是“后设法律”，或者“法律本体论基础”的看法和情感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所谓“后设法律”就隐含着“法律是公正”的声称。在这里，“后设法律”何以有资格和有权力声称“法律是公正”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们谈及法律的时候就形成服从的行为，同时也产生“服从就意味着公正”的感觉。这一切，就是语言游戏的神秘力量，而它只能在游戏活动中体现出来，绝不能靠理性论证或科学检验发现。

第十六项　后现代语言游戏理论所追求的自由

语言游戏的理论，在利奥塔那里，不仅对于分析和批判现代性和传统西方社会，而且对于理解后现代社会的性质和结构，对于如何在后现代社会的条件下进行自由的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游戏不只是利奥塔的基本社会观，也是他分析的方法论基本原则，同时又是追求最自由的生活的指导原则。

以语言游戏的理论去看待人的生活和思想活动，使利奥塔选择艺术创造活动作为生活的蓝本和达到真正自由的领域。

利奥塔所追求的后现代艺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现代的范围内以表象自身的形式，使不可表现的事物实现出来。它本身也排斥优美形式的愉悦，排斥趣味的同一，因为那种同一有可能集体来分享对难以达到的往事的缅怀。同时，它往往寻求新的表现，其目的并非为了享有它们，倒是为了传达一种强烈的不可表现感。”“我们的任务并非提供实在，而是要创作出对不可表现之物的可以想象的暗指。”（Lyotard，J.F.1979）

由此可见，利奥塔对当代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期望，都是以寻求最新自由的可能性为主要原则。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虽然始终都是建立在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而且，没有任何一种新的成果可以摆脱已经取得的实际成果，但是，在实质上，人类社会和文化都是以寻求和扩大新的自由作为真正的动力。

在利奥塔看来，所谓新的自由，不仅应该是现实中未曾存在的可能性，也是未曾被预料的，同时又是不可表现和不可表达的可能性。然而，作为人的自由，具有所有这些特征的新自由，又应该通过它在现实社会和生活中的呈现而被人们意识到，并不断地被人们所追求。在所有新的自由的可能性中，只有不可表达的，才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前景，因为只有它才能成为人的想象的自由，为其追求者提供永远填不满的欲望的动力，又提供了永远没有界限的创造潜力。

在利奥塔看来，不可表现的可能性，应该是没有固定的形式，并在形式变化之后不断提供朝向新形式转化的可能性。一旦有了形式，一旦转变成形式，就不是不可表现的。

不可表现的事物成为永无止境的新自由的可能性象征。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观把这种不可表现的自由当成最核心的观念。

不可表现的可能自由，只有在真正自由的语言游戏中才能被体会，才能被实现。也就是说，要追求无止境的新自由，首先必须使自己参与真正自由的语言游戏。真正的语言游戏是开放的语言游戏活动，它是在参与和实际运作中才能呈现的游戏。任何人都无法为它界定其内容和形式，也无法界定其未来趋向。